【人物】留苏学长口述历史｜步润生：为中国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贡献力量

步润生：男，1937年3月出生，研究员。先后在国家体委体育科学研究所、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曾任国家田径队教练和上海田径队教练，马拉松国家集训队教练组组长。研究成果曾获国家体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三等奖。1955年至1959年间留学苏联，就读于莫斯科中央体育学院。

光阴如梭，转眼之间，距离我留学苏联已经过了六十多个年头。回想起来，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如果没有党和国家的培养，我不可能有赴苏联留学的机会，更不会有后来职业生涯取得的一系列成绩。

留苏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我小时候家里很穷，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兄弟姐妹七人，我排行老二。大哥因为要赚钱贴补家用，早早就辍学去工作了。父母辛苦供我读到高中。如果没有考上大学，那么我就和大哥一样步入社会开始工作了。留学苏联，给了我改变命运的宝贵机会，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我1951年考入上海市五爱高级中学，三年高中学习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班里同学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任课老师都非常敬业，孜孜不倦地教导我们要努力学习，将来报效祖国。我是班里的体育积极分子，担任过体育委员，每年组织班上同学参加全校田径运动会，我在运动会上屡获800米、1500米跑冠军，还曾是学校篮球队队长。当时新中国体育事业处在起步阶段，国家体委刚成立，中央体育学院(今北京体育大学)也刚成立，体育领域的人才十分匮乏。因此，1954年高中毕业前夕，学校接到通知，上海市给了我们两个赴苏联留学攻读体育专业的名额，两个毕业班每班一个名额。其中一个名额给了高三甲班的雷震寰，他的体操在中学生运动会上获得了突出成绩。另一个名额给了我。学校领导找我谈话，征询我的意愿。我毫不犹豫表示同意。

当时考大学主要分两类，一类是理工科，二类是文科。我们学校规定，到苏联留学的学生，统一报考第一类，考上以后，到苏联学体育。于是我在志愿表上填的医学，属于第一类。记得当年上海共有350名左右的高中毕业生，在同济大学进行集中的留苏统考，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过了一段时间，录取成绩在《人民日报》发榜。发榜当天，我仔仔细细找遍报纸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发现我的名字，于是马上跑到学校去，看到学校大黑板上誊录着高考成功的学生与对应录取学校的名单，依然没有看到我的名字。我心想坏了，是不是落榜了，心里一度充满了失落感。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回到家后，发现客厅里放着邮局送来的一封信，我打开一看，原来是我的录取通知书，上面写明，让我9月1日到北京留苏预备部报到。后来我又到学校里去，发现我的名字终于出现在黑板上，心想可能是我的录取信息有些滞后的原因。但彼时同学早已各自散去，所以很多同学都不知道我考上了苏联的大学。

1954年9月，我从上海出发，来到北京俄文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我高中时学的都是英语，成绩还不错，算是具备一定的语言天赋吧，但还是花了很大力气和时间在学习俄语上。国家投入了很多经费到留苏预备部，给我们在读学生每月发放34块钱的津贴，包括17块伙食费和17块零用钱，当时国内大学生普遍津贴是12块钱，相比之下国家给我们的待遇实在太优厚了。留苏前夕，学校还给我们每位学生做了两大箱衣服，包括中山装、两套西装、呢子大衣、毛衣、毛裤、袜子、皮鞋等，基本上满足了留学四年的穿衣需求，不需要在外国再买什么衣服。

出发前，外交部为全体留苏学生作了重要的嘱咐报告，要求我们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并告知我们，培养一个留学生所花的费用相当于国内培养20个大学生，要我们勤奋用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一定不要辜负祖国的深切期望。

和大学室友切尔宁合影

读书训练两不误的中国“瓦洛佳”

1955年9月3日，我们乘坐国际火车专列从北京到达莫斯科火车站，我即将就读的学校莫斯科中央体育学院派人把我从车站接回去。我被安排和苏联同学切尔宁住一个宿舍。我和苏联同学相处得很好，我的名字“步润生”用俄语发音非常别扭，于是他们就给我起了一个苏联名字，叫“瓦洛佳”，这是俄罗斯男人常用的名字弗拉基米尔的小名(或爱称)。

在莫斯科中央体育学院上的第一堂大课就是学习《共产党宣言》。为了让自己听得更清楚，我们中国留学生大都坐在第一排，但因俄语之前只学了八个月，几乎完全听不懂。第二堂课学的是化学，第三堂课上解剖学，这些课涉及到许多俄文的专业词汇，听得更是云里雾里。后来，学校专门安排教授给我们上小课，尽量把内容讲得更简短一些，语速慢一些，方便我们记录。第一年的考试，也是专门针对我们留学生出的考题。莫斯科中央体育学院和国内大学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只有口试，没有笔试。解剖学、生理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医学、病理学、体育理论等课程最终都需要通过口试。这种考试方式更凸显了学好俄语、熟练沟通交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苏联同学的帮助和我自身的努力下，到了第二年，语言关算是成功迈过了。

莫斯科中央体育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合影，左二为步润生

莫斯科中央体育学院毕竟是苏联著名的体育院校，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很全面，除了学科(体育训练中的各种知识性科目)成绩要考好，游泳、滑雪、跳水、滑冰、摔跤、拳击、举重等术科(体育训练中的各种技术性科目)也必须要过关，达到一定标准。前面提到的和我一起到苏联留学的高中同学雷震寰，起初也在莫斯科中央体育学院就读，后来在大强度的训练中不慎手臂受伤，只好转到莫斯科门捷列夫化工学院继续读书，回国后成为我国电缆研究方面的专家。幸运的是，学校给我安排的教练富卢克多夫是苏联国家队功勋教练，他培养的运动员获得过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20公里竞走冠军。富卢克多夫教练指导教会了我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让我受益良多。另外，学校还专门安排我们留学生参观苏联国家队的日常训练，这是苏联学生没有的待遇。苏联国家队内设有综合训练科学小组，包括生理学、医学等方面的专家，辅助配合运动员开展训练。后来我在国内当教练时，也引入了这一整套训练体系，通过体系训练出来的运动员打破了全国纪录。

除了抓紧时间读书取得良好学科成绩，我还暗暗下定决心，在术科方面也不能落后于苏联同学。我高中时练过长跑，耐力很好。大学班里很多同学是学体操和游泳的，耐力比不过我，于是我从零开始苦练滑雪，经过两个月集训，最终通过了该项目的考验，滑雪15公里用时仅1小时13分。为此，苏联老师还特别表扬了我，他对苏联学生说：“步(润生)是中国人，他在家乡连雪都没见过，却通过了滑雪考试，俄罗斯的小伙子们，你们不感到害臊吗?”有个苏联女同学，名叫莉达，曾是全苏青少年400米冠军，和我在同一个训练小组。我们两人关系非常好，经常在一起学习和训练，她对我的俄语水平和专业运动项目的提升帮助非常大。

留学期间，让我终身难忘的是，1957年11月17日，我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现场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主席接见我们中国留苏学生时意味深长的话语激励着现场的每一个年轻人，联想到本科留苏学生每人每月有500卢布的生活津贴，研究生是700卢布，这些钱都是我们国家用苹果鸡蛋换回来的，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在异国他乡发愤图强，努力学习，决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培养。大学四年，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学习非常刻苦，基本上做到了心无旁骛，平时都是拼命读书，拼命训练，从宿舍到学校，从学校到宿舍，两点一线，考试都能拿到4分、5分(满分)，给苏联老师和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学校旁边不远的地方有教堂、湖泊，但我上学时从来没去过，直到多年后访问苏联故地重游时才猛然发现，原来学校附近还有这么美的景色。

1958年暑假，我们学院的留学生全部到哈萨克斯坦垦荒地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劳作，帮助当地农民割麦子、干农活，获得的报酬全部交给当地俱乐部，我们一分钱也不拿。念书用功，行为得体，还热爱劳动，苏联人民对我们中国留学生印象特别好。1959年，我以所有科目几乎都是5分的成绩圆满地完成了在苏联学习的任务，回到了阔别四年的祖国。

回国投身体育实践和科研

回国之后，我被分配在国家体委体育科学研究所运动训练研究室工作，后因夫妻长期分居两地，“文革”后调入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我除了在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外，还曾兼任中国田径队、上海田径队教练，国家马拉松集训队教练组组长，运用从苏联学到的科学训练方法培养的运动员曾打破田径男子3000米、5000米全国纪录和上海市男、女马拉松纪录。1964年，我率领的综合研究组运动员在全国田径运动会上获3000米、5000米、10000米三枚金牌，在第二届全运会田径比赛中获10000米金牌。

在研究方面共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1964年在第一届全国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上报告的《周期性耐力项目运动负荷与运动成绩的关系》一文系国内运动训练学的首篇论文。1989年，我参与研究的课题“运动训练科学化探索”获国家体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另一课题“优秀运动队(组)训练工作综合评价的研究”获国家体委科技进步三等奖，其它论文多次获上海市体委科技进步奖。

颇有纪念意义的是，在我38年体育职业生涯中，有多次经历是国内体育界的首次实践。例如，1978年，我参加了中国首次组成的体育科研考察组访问日本。1980年，我以马拉松教练身份率运动员参加日本福冈举行的国际马拉松赛，这是中国选手第一次参加国际马拉松比赛。1985年，我作为中国马拉松队教练参加英国伦敦国际马拉松赛。1990年，我代表中国田径教练(中长跑)首次参加在法国埃克斯列邦举行的世界田径教练员会议。开会期间，中国青年中长跑田径选手获世界越野跑锦标赛青年组冠、亚军，团体获第三，令参会的外国教练对中国田径刮目相看。1991年，欧洲田径联合会首次邀请中国教练参加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田径教练员会议，国家体委再次派我参会。回国后，我在全国中长跑教练员会议上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报告，详细介绍世界各国的训练经验，在场听报告的有当时运动成绩还没有崛起的教练马俊仁。会后，全体教练员参加了由我出题的考试。

为新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尽一份力

在我的体育职业生涯中，有几次对外交往与苏联(俄罗斯)密切相关，和我的苏联老师同学产生过交集。

1979年8月，中国首次派遣我与国家田径队总教练黄健组成的田径考察组赴加拿大蒙特利尔考察第二届田径世界杯比赛。黄健1951年毕业于莫斯科中央体育学院，是我的学长。意想不到的是，在蒙特利尔运动场上我竟碰到了莫斯科中央体育学院的老同学，他当时担任苏联国家队投掷组教练，和他一起的还有苏联国家体委的副主任。时隔二十年后再遇老同学百感交集。一天晚上，他们两人邀请我和黄健到他们房间，谈了很多话题，其中就涉及到中国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某些国际势力刻意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我国于1958年宣布中断和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原本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奥委会席位被台湾当局长期窃据。随着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重返奥运会的计划也被提上日程。在出访蒙特利尔的当下，即将于两个月后召开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议也将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投票表决。而苏联东欧等国家的票数占比很大，据说有56票，分量很重。我的老同学当时跟我说：“欢迎你们明年(1980年)参加莫斯科奥运会。”我们不卑不亢地说：“欢迎什么啊，我们的席位现在还被台湾当局占着。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即将召开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议上，你们苏联(包括东欧国家)把票投给我们。”当晚，我们四人的谈话很成功，苏联国家体委副主任表示，回国后立即向上级反映，欢迎中国重返奥运会。我们也跟我们国家体委领导汇报了这次谈话。领导们觉得非常重要，并且马上把这个信息知会了外交部。外交部领导也认为我们做得很对。果然，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召开会议，作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一个月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经过全体委员的通信表决，以多数票通过关于中国代表权的决议。回首过往，我们在蒙特利尔的那次谈话，或许从一定程度上为新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贡献了一份绵薄之力。

1983年，我国田径历史上首次派出10人组成的中国田径教练团考察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一届世界田径锦标赛，我负责耐力项目考察。到了赫尔辛基，我遇到了留苏期间的老师，苏联功勋教练富卢克多夫。他率领苏联竞走国家队前来参赛。二十多年后再相逢，我们都特别高兴。我从他那里了解到很多竞走训练方法和训练负荷，后来和我们教练团交流分享了这些经验。

1985年中苏关系缓和后，国家体委派遣“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中国体育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地，主要任务是探讨苏联培养优秀运动员的体制。我作为代表团成员回到了母校，见到了留苏四年的班主任老师科科诺夫教授。他对我的到来喜出望外，带我参观了留学时没机会去的博物馆，并激动地说道：“我教过的外国学生很多，其中有个阿富汗学生后来担任了阿富汗国防部长，而你现在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见到你真高兴，你也是‘马拉捷次’(俄语молодец，意为好样的)!”我还回到了学院的生理教研室，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个曾经奋斗过的地方，教研室的老师竟从抽屉里拿出了我二十多年前拍过的照片。翻阅着一张张承载着青春过往的老照片，一时间感慨万千。

1985年访苏期间与苏联科科诺夫教授合影

中俄交流，“两个5分”

1993年，我与徐根宝教练赴俄罗斯圣彼得堡招募足球外援，这是中国足球第一次出国引援。引进的外援萨沙和瓦洛佳在第一年就为上海申花获得甲A联赛第三名立下汗马功劳，第二年就帮助申花队获得联赛冠军。

1998年，我的苏联老师马特维耶夫教授受邀访问中国，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为中国国家队教练员和运动员讲课，我受命担任他的翻译。马特维耶夫曾是苏联著名的运动训练学教授，编写过苏联体育学院的相关专业教科书。回想留学期间，我基本上每门考试都能拿到5分，但唯独一门体育理论只得了4分，马特维耶夫就是任课老师。这让我记忆尤为深刻。此次他来华，距离我的“4分之痛”已时隔三十多年。此时的我已经当过国家队的教练，在体育训练方面有了扎实的基础和经验。在为他的讲课作翻译时，他对我提出了疑问：“瓦洛佳，为什么我讲了五分钟，你翻译了十分钟，我讲了十分钟，你翻译了二十分钟，你怎么比我讲得还多?”我坦然地回答道：“马特维耶夫教授，你用俄语讲的专业词汇很晦涩，很难懂，所以当年你只给了我4分，我如果直接翻译会很别扭，场下的教练也听不懂，因此我是翻译了双倍，你的原文我讲了一遍，我又用自己的话解释了一遍，他们就能听懂了。”马特维耶夫教授恍然大悟，幽默地说道：“原来是这样，那么现在我应该给你两个5分!”行程结束时，他向上海体委汇报，称赞我的翻译工作做得很棒。

步润生为马特维耶夫教授来华讲课作翻译

2007年，我还随同以韩正市长为团长的上海代表团赴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加中国年上海周活动，为增进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应有贡献。

2013年8月的一天，华东医院突然找到我，希望我能帮个忙。原来，他们医院有位病人，是一个27岁的俄罗斯姑娘，叫娜塔莉，只身一人来沪旅行时突发病毒性脑炎，在医院救治时因为语言不通，导致治疗一度陷入僵局。院方想让我临时担任一下俄语翻译。我自然一口答应，立即赶到医院。听到我口中说出熟悉的乡音，这个俄罗斯姑娘的情绪马上安定下来，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经过详尽的翻译解释，娜塔莉顺利地进行了治疗，病情逐渐好转。看到小姑娘康复了，我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下来，随后将我的手机号码留给院方，表示以后病人如需俄语翻译，自己随时可来帮忙。

事实上，正是由于青年时代四年的留苏经历，我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一直怀有深厚的难以割舍的感情。这份感情将陪伴我一生。

(作者：黄金平、张鼎：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王利亚：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