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林春满在皖南：采访原上海小三线古田医院医务人员

采访整理者：石家齐

受访人：汤希伟、叶永祥、陈正康

时间：2023年7月24日

地点：上海汤希伟家中

上海小三线建设始于1966年，基建开始后，生产安全事故和交通事故在所难免，工人生病、受伤得不到及时抢救治疗。在这样的情况下，搞好医疗卫生工作已经成了急待解决的问题。1969年，为了在医疗服务上配套小三线的生产工作，保障后方职工的健康，根据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开始完善后方的医疗机构，其中由上海第二医学院及其附属仁济医院，负责筹建位于安徽宁国胡乐镇的上海后方古田医院。

当时的仁济医院青年妇产科医生汤希伟被选为筹建组的一员，作为先行部队，在初步选址完成后前往皖南进行勘探。在1969年7月5日第一次从上海出发，那一天令汤希伟印象颇深。由于暴雨引发山洪，道路被冲毁，车辆到了长兴以后再也无法前进，只能第二天徒步与驾车相结合，在7月6日抵达了目的地——安徽宁国胡乐镇。由于洪水刚退，租的房间里满是泥泞，汤希伟与同行组员一起将房间打扫干净住下。之后经过几天的勘探先遣队回到上海，几个月后正式常驻皖南开始了医院的基建。

古田医院航拍全景图

原古田医院大门

原古田医院住院部

原古田医院门诊急诊大楼

对于汤希伟来说基建是不容易的，由于此前从没接触过建筑行业，整个工作对他来说都是全新的挑战。当时的基建先要实现三通，即通路、通水、通电，之后铺平土地，才开始造房。此外还有医院的结构设计，需要设计师与医务人员沟通，征求医院方面的工作人员的意见，这些对于汤希伟来说都是从头开始。参与基建时他才开始学习包括砖头价格、水泥标号等知识，原先认为山里开路只要炸药爆破就行，到了现场后才知道是自己想的太简单了，炸药的作用可以说微乎其微，当时的需要花一上午的时间在山边岩石上用钢钎凿洞放雷管，爆破之后的石头也只是稍微有些裂缝，还是需要大量的人力去凿开。汤希伟作为先遣队一员也参与开山，负责工地医疗保健和雷管炸药的保管发放，虽然相比开山劳动量少，但是雷管炸药事关人命，需要严格控制发放的时间和数量，责任重大。同时作为医生，他还经常给当地老百姓看病，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情相待。这一段时间的基建工作对于汤希伟大来说虽然有挑战性，但是收获更大，学习到了医学以外的知识。

基建基本完成之后，根据上级指示，在毛主席“六·二六”指示，也就是“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发表五周年的时候，要医院正式开诊，时间非常紧张，在1970年临近六月二十三日的时候，仁济医院就派出了第一批医务人员19人，加上先遣部队一共23人，通过三天的奋战，1970年6月26日，古田医院正式开出门诊，开始了十几年在后方的医疗卫生事业。但是实际上医院各项设施基建都还没彻底完工，医务人员只能一面建设，一面开展医疗工作，条件非常艰苦。

仁济医院第一批支内职工19人名单

医院不仅为三线职工提供医疗服务，还为积极救助当地病患，为贫下中农服务。门诊刚开没几天，就遇到了一位危重病人。当地群众用板车推来一位中年男性，脸色非常苍白，吐血，奄奄一息，经过检查后，医生们认为两种可能性最大，一个是胃溃疡出血，一个是恶性肿瘤，需要手术刨腹探查，但是当时的环境、条件完全达不到手术要求，但是如果不手术，病人危在旦夕，随时会身亡，在开会讨论之后，最终还是决定迎难而上，准备手术。首先将病人的身体情况通过输液稳定下来，改善之后才能进行手术；其次是血源问题，手术是需要输血的，但是当地的宁国血站、旌德血站和古田医院还没有建立联系，而且距离很远，又到了半夜，于是只能靠医护人员献血，解决了血源；最后是家属工作，由支部书记陈一诚来和他们进行沟通，取得他们的同意。到了第二天上午，手术正式开始，但是当时的条件，地是泥地，窗只有框没有窗，也没门，只能用被单维护起来，而手术的器械、设备也都还没有运来，只能用铝锅煮开水消毒器械，手术床就用两个长凳加门板，上面铺了些东西，几乎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来参加。汤希伟负责站在椅子上，用手电筒照明，两位护士站在后面驱赶蚊虫，保证手术台上无菌状态。所幸手术进行顺利，病人也只是胃溃疡出血，止血之后将患者成功救治。古田医院在经过这样几个抢救实例之后，打出了名气，包括后方各厂、当地地方如有车祸、事故、重急病，都送到古田医院医治。

当地卫生院妇产科的郭玉林医生在知道汤希伟是妇产科医生之后，与他取得联系，希望在遇到疑难杂症或者危重病人的时候提供帮助。汤希伟大也欣然答应。据他了解这位郭医生中专毕业之后分配到当地医院工作，医院很小，没有住院部只有门诊，她的工作除了在医院门诊之外，主要的工作就是出诊，到附近老百姓家里医治，可以说是一种高一档的“赤脚医生”。她时常一个人，随身带着一个药箱，里面除了药、针之外，还有一把产钳来帮助难产产妇生产，并在大多数情况下能解决困难，但是如若碰到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她也束手无策，只能送往宁国医院。但是当时山路难走，半路身亡的也非常多，有上海医生在那能救活的几率就大大提升了。汤希伟十分欣赏她的胆量和业务水平，非常愿意帮忙，与她一起出诊，帮助当地群众。

在随郭医生出诊后，汤希伟对当时皖南山区的医疗条件之差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有一次村民难产出诊，郭医生找到汤希伟大一起前往，将自行车停放在山脚下爬山到村民家，了解到患者是婴儿出生后胎盘不下来，如果不采取措施很可能会引起大出血，威胁产妇生命，而等汤希伟大过去察看情况竟发现床上除了产妇还有胎儿之外，还有两个小孩，这样的生产条件对于一直在医院妇产科工作的汤希伟大来说是之前没有遇到过的，而在抱走另外两名孩子，检查新生儿状况之后，他又发现脐带上连着一个什么东西，仔细一看发现是一只半新旧的草鞋，在询问了家属之后才知道这是当地的习俗，认为草鞋系着，是让他自己能走了胎盘会下来。虽然感慨这种迷信思想不仅不能达到效果，反而会加重产妇的感染的风险，但他也深知村民们也没有其他办法。好在汤希伟大检查产妇情况后，发现她膀胱很胀，很有可能是因此才堵住了胎盘，想到这种可能性，汤希伟立即决定先给产妇导尿，然后再轻松的按压，胎盘很快就顺利脱落了，产妇也脱离了生命危险。汤希伟大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医术挽救了当地老百姓的生命，但也让他看到当地医疗条件，特别是妇女卫生条件的落后。

往往产妇难产一般都是上午发现，下午才能送到医院，导致死亡率很高。一开始汤希伟还疑惑，为什么不及时送医，后来才得知在发现难产之后还要经过报告生产队长，找会计拿钱，现做担架，找青壮年劳动力，做饭让他们有足够的精力抬担架，最后才上路，这样一直抬，就是一个乡里的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到能医院。并且他们都无力承担医疗费用，一般的小病基本不来医院，实在坚持不住了才到医院，等身体基本恢复，用担架从医院背后山上的小路翻走来逃避医疗费用。

看到如此糟糕的医疗情况，古田医院也致力于改变当地卫生条件。改善当地妇女卫生情况是其中重要一部分，当地妇女由于产后修复不到位，加上频繁生产，时间一长，都有漏尿的情况，有些甚至严重到日常生活，但是当地人对此束手无策，于是古田医院从仁济医院请来教授专门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成立课题组，汤希伟作为主要参与者，对这些有严重产后后遗症的妇女进行了手术修复，并且将手术过程拍照，做成教学视频，解决了那些当地妇女十几年的痛苦。

医院还成立医疗队上山下乡巡回医疗，宣传卫生知识，改变当地一些不卫生的风俗习惯。他们看到当地农民日常的水源只靠附近的溪流，饮用、洗衣、做饭全在一起，感到水源问题会严重危害到当地人的健康。于是他们指导、帮助农民进行水源的改造，因地制宜，利用山上常见的毛竹，劈开打通，接到家里，利用竹子的吸附作用作为最简单的过滤器，解决了饮用水的卫生问题。

古田医院巡回医疗队员在向小山村行进中

外科姚培炎1975年12月在安徽宁国鸿门乡立新大队巡回医疗中

2024年4月19日原古田医院专家组回到胡乐镇开展义务健康咨询活动

帮助当地改善医疗卫生状况的同时，古田医院还积极投入科研，治疗肺血虫病是后方影响最大，范围最广的一向科研成果。由于上海支援后方的职工喜欢食用醉蟹醉虾等“生腌”制品，1975年起许多小三线职工相继出现了低热、精神萎靡、腿软、有气无力等症状，而且每个厂都有，医院检查发现噬衰性的细胞指数非常高，正常不超过百分之二，他们的都要达到千倍，医院怀疑是寄生虫类引起，但不知道具体原因，这就引发了后方职工的惶恐，影响正常生产，为此后方卫生工作组跟上海后方基地专门召集了后方的医务人员、领导开会，要求各医院去做调查，古田医院也成立了一个肺血虫病领导小组，由顾月明医生主管，叶永祥为副主管，到所在小三线厂附近的河流里面去抓小螃蟹，将其捣成浆过筛后，肉眼能看得到这个肺血虫病的幼卵，经过实验后，确定了是肺血虫引发的。由此开始了广泛的普查，涉及到景德、宁国、义县、绩溪、休宁、歙县等县，筛查出肺血虫病患者，但是如何治疗又是摆在工作组面前的一个难题，虽然有成药不用研制，但是药从哪里来？由于当时处于文革期间，加上肺血虫病并不常见，许多药厂早已停产。古田医院医生多处打听，发现四川西南制药厂有，联系他们后将库房里的存药寄来，将药用于患者，使得患者及时得到救治，脱离了生命危险。同时古田医院还加强宣传，将肺血虫如何形成和人的感染过程做成宣传图片，专门去做宣传。医院将肺血虫病防治的成果写成论文，于1976年投稿到《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和《动物学报》等，受到高度评价。

2024年4月19日原古田医院专家组回到胡乐镇开展义务健康咨询活动

除了科研，作为仁济医院的分部，古田医院还承担教学任务，接受第二医学院的大学生的实习，如规定七六届的工农兵大学生一定要到古田医院实习，由医务人员带教，跟他们一起工作，一起学习。另外，由于医院医护力量紧缺，从上海分配来的人员有限，古田医院自己开设护士班，培训护士等中级医护人员。三线厂医、当地医院的医务人员也时常来进修、交流。

古田医院医训班师生合影留念

古田医院在皖南的十几年对小三线和当地的医疗卫生建设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其为后方各厂以及当地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同时，帮助解决当地卫生问题，普及医学常识。对于古田医院的医护人员来说，支援小三线是使命所在，是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离开上海优渥的环境，到那些需要医疗帮助的山区，这种“白求恩精神”一直激励他们在皖南山区从一而终的坚持为人民服务。而着十几年的古田医院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是精神与能力的双重锻炼，汤希伟在谈到在古田医院的经历时也提到自己在皖南的收获远比困难多，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是一个独立处理病情，对能力、决断和胆量的考验，必须既要考虑很细心周到，又要敢担责，够细心。汤希伟大认为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唯一的想法就说想办法做好工作，等回来以后，就感觉当时觉得是很艰苦，压力很重，现在回头看，这个锻炼是非常好的，那么重的病例那么多，在上海遇不到，根本轮不到你，这个就是医学角度上讲，独立工作能力锻炼出来了，另外就是以后的工作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有了前面这些经历，好像抗压能力强了。虽然也有人认为他们最好的黄金年代都到乡下去了，为他们感到惋惜，但是汤希伟大认为这段经历有得有失，得到的并不比失去的少，对他以后的工作帮助非常大。

作者（居中）采访汤希伟、陈正康（右一）

作者（左一）与汤希伟、叶永祥（右一）合影

采访人：

石家齐（上海大学历史系2022级中国史硕士研究生）

受访人：

1.汤希伟，中共党员，1969年7月参加筹建古田医院支内进山，曾任古田医院妇产科负责人之一。1981年随上海小三线撤离皖南回沪后，任职上海仁济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妇产科科主任，两届仁济医院纪检委委员。2013年底退休返聘特需门诊。2017年二次退休。

2.叶永祥，1975年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同年分配上海后方古田医院，从事中西医医疗工作，担任主治医师、副院长等职。1986年撤离皖南回沪，担任上海南市区肿瘤防治院筹建负责人之一，以后在上海南市区传染病医院任主治医师、副院长。1993年起任上海医科大学妇产科医院副院长、卫生管理副研究员。

3.陈正康，1971年7月去上海小三线，任职上海后方古田医院政宣组干事。1986年4月撤回上海后，先后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纪委、监察审计处、二医大分部、校办产业处、后勤处、二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2010年11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