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学家邓嗣禹：胡适在芝加哥大学讲课二三事

口述｜邓嗣禹

整理｜彭靖

编辑｜薛雍乐

整理者按：1944年是胡适学术生涯中很重要的一年。他在这一年的三、四月份，曾首次赴芝加哥大学讲述“中国思想史”课程。他此后在哈佛讲课的经历已有学者介绍，但由于这一时期的胡适日记或有失落，他在芝大的经历却鲜为人知。胡适在1944年3月的一封信中曾记录了他去芝大当时开设的ASTP“中国语言文史特别训练班”讲课的具体时间，可界定为1943年3月29日—4月13日。这段经历目前在《胡适日记全编》、《胡适年谱》中均属于被遗漏的内容。

不过，当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邓嗣禹，有过邀请胡适前往芝大任教的口述文章，其中有许多胡适任教期间的细节与故事，弥补了胡适1944年日记遗缺之憾。

传记文学社征求胡适之先生书信，检旧日函件，幸得二通，即以应征，因忙未即寄。独行及失眠之时，回想40年代与胡先生之交游，往事历历，如在目前。特偷闲写出，以见他能友青年的秘诀。

若干在美国教书的同事，退休之后，迁居温暖地区，以便终年可以打网球、打高尔夫球、游泳，等等，岂非不亦乐乎？但重聚细谈，多谓搬住别处，难交朋友，尤其是青年，青年人见熟识之老人多敬而远之。客气者略点头为礼；否则，视如路人。而胡适之先生一生能与许多少壮学子往来通信，实是难能可贵。谨先追述一、二件故事，然后观察与分析其中的理由。

胡适讲述的日本禅宗大师

胡先生大使任期满后（1938-1942年），在美国几处大学作短期讲演。当时我在芝加哥大学教书，兼任东方研究院院长，并主持过美国陆军特训班的工作，教美国大兵们说中国话，兼让他们了解一点中国历史社会、风土人情，准备他们遇必要时，去中国对日本人作战时之需。

1944年初春（整理者注：从胡适出发前写给王重民的信函中计算，时间为1943年3月29日-4月13日），我们东方研究院礼聘胡先生去芝加哥大学讲学十余日，所以他把自己比做打工之人，戏称我为“邓老板”。每日讲演一次，每周五次。其他时间，他喜欢有人陪同聊天，古今中外，无所不谈。尤其是关于民国初年史事，他知道幕后背景，个中底细，普通书中不易看到。他能从早谈到晚，滔滔不绝，娓娓动听；使人久闻不厌，而且毕生难忘，此非对于文学小说，修养有素，再加以说书者之技巧，听之入彀，绝难吸引人之注意如胡先生之成功。

胡先生说：某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与日本铃木禅宗大师辩论禅宗佛学，铃木教授说得玄之又玄，听众莫名其妙。而胡先生讲训练禅宗学徒的方法与故事。学徒初入讲堂，听不懂，问问题，所答非所问，莫名其妙，再发问，讨一记耳光，骂他愚笨，不堪造就，只好作些挑水、砍柴、做饭、扫地等苦工，如此经月累年，有时去听讲发问，又讨了很多耳光，挨了无数次打骂，才令离开嵩山，走入泰山。僧丐远道跋涉，日晒夜露，忍饥挨冻，偶遇善心人，赏给他一点残菜剩饭，聊以果腹。或遇强盗罪犯，引诱作恶，加入三教九流，不从又挨打挨枪，经过无数的磨炼，才慢慢地达到另一名山，从另一名师学禅宗佛法，其教授之方，与第一名师不相上下，即挨打挨骂，做苦工，受困惑，兼受高年级门徒的欺凌，如美国大学压迫一年级新生。又经过若干岁月，今步行至另一名山，学禅于另一名师。千辛万苦，走尽中国五大名山，耗磨十来年岁月，才令返回原来的嵩山。

此时，僧徒双膝跪在老佛爷面前，很感动地说：“老佛爷，您没有教给我什么，可是我现在已学会了一切！我已大觉大悟，看破凡尘。”胡先生讲的极为生动而通俗，并说，这是实践的哲学，致良知良能的方法，是开了第三只慧眼的秘诀。若是僧徒不虔诚，无决心，早已放弃学佛的念头，加入三教九流，做歹人或暴发户去了。现在美国的年轻人，多半是禅宗的信徒。他们不听父母之言，叫他们闭着嘴，儿女好坏，不要他们管，只要自己去学会一切，等到三十以后，他们才能看破凡尘，什么都懂了。杜威说：“教育是生活，社会上的磨炼，是人生问题的试验室，最好的大学。”

我和胡先生相互调侃

胡先生在芝大讲学时，其中有一礼拜天。当时一位原籍德国教中国美术史的教授，预呈胡先生一张美丽的请帖，订于晚八点，在他家欢迎胡博士，请我作陪，尽带路之责。中午他同一哲学家在芝大教职员俱乐部共餐，他叫我也加入。胡先生吃得很少，我劝他努力加餐，他正在谈话，未理会。请他为哲学会讲演，他以无新意贡献，婉辞谢却。饭后仍在他房中继续闲谈，至六时，我提议去吃饭，他说有宴会不必吃了。我怀疑恐怕是茶点欢迎，他肯定地说：“正式宴会总在晚上八点，我在外交界多年，知道很清楚。你是乡下人，所以不明白，哈哈！”我从前虽在北大作过他的“偷听生”，但并不熟悉。此次长谈数日，彼此可以开玩笑。

七点三刻，我提议雇车去宴会，当时有雨，街道滑湿。他问路途多远，大约一英里，他坚持步行。到主人门口，看表刚八点，他很高兴地说：“这一次外国人不会说我们不守时刻。”可是客人很少，胡先生不介意，又高谈阔论。不知为何，忽然听他谈到西洋棋与中国围棋的比较，也很有意思。

不知不觉客厅已挤满了客人，主妇推开餐厅门，见桌上所陈列的是三明治，每一片面包切成八块，上加干酪、沙丁鱼或咸鱼子之类。另有花生米、糖果、零碎糕点、咖啡，等等。胡先生看我一眼，我们有点会心的微笑。主人把各种三明治，传送两三次，喜欢吃者取一片，否则婉谢。胡博士饥形于色，他拿三明治盘向男女来宾传递，有拒绝者，他说：“您不吃，我吃一块。”有接受者，他笑着说：“我也陪你吃一块。”盘中物转眼将尽，主人已明白，客人未吃晚饭，急入厨房，再加一盘三明治。然无论如何，非肉不饱。

过了十一点，我乘机进言，明早礼拜一，主人与来宾，多要上课，我们回家吧？谈话仍继续十余分钟，才各自归家。在门口，我告诉胡先生：“五十五街，有一家中国小饭馆，要到十二点才关门，我们赶快去。”他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出门不远，拦阻了一辆计程车，车夫说：“休车了，除非长距离，短程不去。”“我多给小费。”说着，已坐在车中了。 

至饭馆门口，胡先生一直走入厨房，李掌柜正在洗刷，预备关门，胡先生自我介绍：“我是胡适。”伸手待握，我赶紧说：“这是中国鼎鼎大名的学者，胡适之大使。”李掌柜把油滑的手在衣上擦一擦，即握手，胡先生的手也湿了，我说：“何必如此？”

胡先生说：“我在任大使时，就常跟华盛顿的大师傅握手”。这又引起一个故事，我赶紧要李老板预备两位客饭，然后静听故事。他说，他做大使时，外交政策，多由政府要人办理。大使却常须穿大礼服、戴高帽，参加婚丧或其他典礼宴会。那时的中国使馆，在十九街黑人区，附近有一中餐馆，往往晚宴之后，他在餐馆门口下车，把高帽扔在柜台上，跟老板握手，叫一杯咖啡或一盘水果，跟他聊天，慢喝慢吃，无忧无虑。在此休息半点钟，扬眉吐气，然后回使馆。

可是，据胡先生说，有一午夜，忽来一人，向餐馆老板借钱。老板说“可以”，他打开收钱箱，伸手掏摸，掏出来的不是钱，而是一支早已装好子弹的手枪，马上对要钱人肩上打一枪，把他吓跑了。此后胡先生也不太敢去了。

我说：“1937—1938年，我在国会图书馆做事，有时去使馆访友，也去过那家餐馆一、二次，略识其老板与胖儿子”。

胡先生说：“他现在是北京楼的经理了，在Chavy Chase Circle。”(1963—1964年，我在华府任客座教授一年，有一次在北京楼请客，先去订菜，告知经理我认识他父亲及其遇盗事，他给我们预备一只北京烤鸭，皮厚如银元，清脆味美，为一生在世界各处吃到最好的烤鸭，且又送一瓶香槟酒，可谓礼失而求诸野。)

我们吃吃谈谈，快到早上一点。猛然一声响，老板娘李太太下逐客令了。我们赶急付钱走人！我送胡大使回芝大教职员俱乐部，没说晚安，但问大使：“今天谁是乡下人？”举手哈哈而别。

胡校长办公室是世界最民主的俱乐部

1947年胡校长从美国请马祖圣、蒋硕杰、邓嗣禹去北大教书，希望我们采严格主义，设法提高学生的程度。他的办公室，釆公开政策，教授随时可以进去，不必有预约。凡是进去的人，工友照例倒一杯茶，送上热毛巾，然后随便谈天。上自国家大政，下至家中琐事，凡可供谈助者，皆百无禁忌。也有人跟校长为难，当面批评他。如向达教授，骂他把北大的购书经费，皆用在买《水经注》上。他答辩，这是夸大不确实，但不生气。我坐得很久了，无缘谈私事，起立告辞。他照例送客人至校长室外，问有何事，即记在小日记簿上，回答说：“我尽量办理。”

从珍珠港事变时起，嗣禹在美国各大学任教四十余年，从未见有如他这样的民主化的大学校长。他总是满面笑容，绝未予人“我是校长，你当服从”之态。我知道美国某一大学，见校长之难如见皇帝！教授如有问题，问系主任，系主任问院长，院长问副校长，副校长问校长，阶级森严，手续复杂得可怕。从在一年一次的社交场中，可与校长见一面，握一次手，除寒暄数语外，形同木偶。与北大胡校长比较，同事们随时可去找他，可跟他开玩笑，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遇有英美来宾，—块聚餐，胡先生常邀我作陪。餐后，他说：“敝校长月薪美金34元，邓嗣禹正教授29元，请大家倾囊相助。”大家凑钱响应，合成一大堆钞票，方能付清饭费。美国大学，教职员的薪金，皆讳莫如深，严守秘密。但在北大，上自校长，下至校工，他们每人每月的薪金，皆印在一张长七八尺的纸单上，领到月薪后，在上面签名盖章。全校的人，如有兴趣，皆可以查看，绝对公开，无守秘之必要，反观美国，教授们所得，相差甚巨，薪金高下，无固定标准，全凭个人的创作与活动能力为转移。讲到平等待遇，薪资公开，美国虽是民主，与中国当时的北大比，真是望尘莫及。

胡先生为何能与青年人交朋友

凡此种种，胡先生能友青年之道，已思之过半。若加分析，要点如下：

一、他能礼贤下士，无学阀官僚架子，所谓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二、他能爱护青年，虽自视甚高，好品评古人、前辈、同辈，而对于晚辈，多褒而少贬，所谓后生可畏。与年龄相差甚多之青年人通信，亦常称兄道弟，聚会时以平辈相待。

三、他渴求与吾国青年人士为友，凡闻某校有一特殊人才，不管何科何系、文理工等，必欲面谈或通信笔谈。如在芝大，他打听了邹谠、卢懿庄、马祖圣等（其时杨振宁尚未去芝大念书，故无从得知），即主动与之联系。后辈给他写信，他皆亲笔回答，甚至加以考据，长数页，打夜作写成，乐此不疲，使接信者兴奋鼓舞。“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胡先生函件，据浅见寡闻，很少批评青年，妄出主意，而只是发挥己见，供人采择。同青年面谈，亦随青年的志趣为转移，如嗣禹喜欢近代史，他常谈民国初年的军阀政客掌故。若青年有春温，谈点桃色新闻，他也愿意参加，讲点陆小曼与徐志摩的恋爱故事。总之，他力求发现人才，与青年人为伍，求不落后，避免老朽。诚如他所说：“老虽老，却是河南枣，外面皮打皱，里面瓤头好。”他要给青年人叫个“我也是你们当中的一分子”的印象。

四、他能竭诚款客，在纽约作寓公时，来访客人不绝。有一次杨联陞兄同我去见他，他健谈，转瞬至吃饭的时候，起立告辞，不让走。当时收入甚微，以芽菜豆腐款客。伍廷芳倡猪血养生论，胡博士谈豆芽菜中的维他命，豆腐之容易消化，等等。实则“司马昭之心”，我们深知，益发感动。所以胡适之“我的朋友”遍天下，实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