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章永乐《铸典宣化：“文明等级论”之下的“旧邦新造”》

《铸典宣化：“文明等级论”之下的“旧邦新造”》是我的第五本独著专著，它聚焦的核心问题是“内外关系”。在后冷战时期，“内外关系”问题一度居于边缘地位。毕竟，如果将“融入”单极霸权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看作不可抗拒的潮流，将“中美国”（Chimerica）视作值得追求的前景，国内秩序的构造，也不可能不顺应这一大势，那么“内外关系”的处理，只要“顺势而为”即可。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单极霸权秩序逐渐松动，国际体系多极化趋势日益显现，“内外关系”问题在中国思想界重新恢复了其活跃度。

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东西方列强自居“文明国”，在行动上经常协调一致，共同压抑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不仅在军事上压制、经济上剥削，而且还指后者为“半文明”“野蛮”，在精神上进行支配。在这一体系下，很难看到接受列强治道、寻求列强承认之外的可能性。在“一战”之前的中国思想界、舆论界，以列强的“文明”观念，批评中国秦汉以来的传统压抑竞争、阻碍进步，导致中国在“优胜劣败”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可谓蔚然成风。而变法、立宪乃至革命，往往被理解为改变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半文明国家”地位，跻身于列强行列的进阶之梯。明治日本通过自我改造而被列强承认为“文明国家”的经历，成为许多中国精英参照的对象。

然而，“一战”打破了列强之间的协调关系，全球殖民秩序出现显著的“薄弱环节”，在中国舆论界，“文明”的观念也发生了急剧的转变，战前流行的一元的、等级性的、强调竞争的“文明”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思想根源。越来越多的论者讨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这种并列本身就表明了战前一元的、等级性的“文明”观念正在趋于多元与平等。不同思想流派对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的意见，但是反对殖民帝国用以支持殖民秩序的一元的、等级性的“文明”观，逐渐成为共识。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主张，需要同时推进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的重构，而非在被动接受既有国际秩序的前提之下寻求列强的承认。

学术研究如同打仗，总是需要在前人研究的“薄弱环节”做突破，而近代宪法变迁与“文明”观念之间的关系，就是本书找到的一个“薄弱环节”。学界阐述制定和实施成文宪法是政治文明重要标志的文章并不少见，但潜心研究近代历史行动者究竟是如何在涉及立宪的言谈和行动中运用“文明”一词的尝试，仍属凤毛麟角。本书所用的史料，绝大多数不属于稀有史料，但将它们串在一起并加以阐释，则需要一些新的理论思考。本书做出了冲击学术研究“薄弱环节”的尝试，但是否真正有实质性的理论推进，则留待学界同人与广大读者来评价。而本后记的主要使命是为读者了解本书的写作过程和主旨，提供一些粗略的线索。

本书的研究思路，实质上是拙著《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的延续。在《万国竞争》的写作过程中，我对“一战”的转折意义形成了清晰的认识：康有为在“一战”之前形成的许多信念，正是在“一战”之中遭到沉重打击，时势迫使他对自己的宪法思想做出重大调整。在后续研究中，我看到更多的近代宪法思想家因为“一战”而改变了自己的论述。由此，可以提炼出这样一种表述：国际体系的变迁重塑了宪法思想，而具有新思想的历史行动者，重塑了战后的宪法变革路径。

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汪晖教授的《世纪的诞生》给予了我很大的启发。汪晖教授指出，真正处于19世纪的中国士大夫们并没有用“世纪”来衡量时间，“世纪”的概念恰恰是在19、20世纪之交兴起的，像梁启超这样的近代中国精英实际上是先有了“20世纪”的概念，进而追溯式地总结“19世纪”的特征。这一论述启发我追问：在法学思想领域，是否存在类似的现象？通过对史料的阅读和梳理，我发现在“一战”结束之后，中国兴起了一个“20世纪之宪法”思潮，而它的推动者就是梁启超以及以其为中心的“研究系”群体。这一发现催生了为本书奠基的论文《发现“二十世纪之宪法”》，发表于《清华法学》2021年第3期。这篇论文可以被视为本书的提纲，既涉及了“一战”之后的新思潮，也涉及了“一战”之前中国知识界、舆论界的主流“文明”观形态与立宪典范。

在写作《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之时，我的笔触多次涉及19世纪的“文明等级论”及其国际法载体，但尚未将其作为一本书的核心概念。自从2017年以来，“文明”概念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日益上升，当时由邓小南、渠敬东、杨立华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围绕着“文明”概念展开了大量理论探讨，我参与了其中一些讨论，自己也组织了若干围绕着“文明”概念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之中，问题也逐渐变得更明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维新变法”、“立宪”乃至“革命”，究竟被赋予了什么样的文明论意义？

本书的主体部分，是在2022年下半年和2023年初完成的。我的写作思路，是将《发现“二十世纪之宪法”》的逻辑论证进一步展开，形成若干章节：第一章讨论19世纪认识“立宪”与“文明”的一般范式；第二章具体探讨立宪派与革命派围绕着日本《明治宪法》的讨论，既总结其差异，也提炼其共同的理论视野；第三章集中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冲击，追溯一系列重要思想人物如何在“一战”过程中改变自己的论述；第四章论述“一战”之后对于宪法的文明论意义的新认识，并总结“一战”所带来的转向对于20世纪中国道路的开拓的巨大意义。

本书的四字标题“铸典宣化”，实为对副标题之意的浓缩表达。近代一些论者认为“谟”“典”“誓”代表着中国早期的宪法，虽是比附，但也使得本书用“铸典”来指代“立宪”，至少有了一点修辞上的根据；“宣化”是今天河北张家口一个区的名字，最早得名于金朝，后在清代被重新启用，具有“宣扬教化”之意，这里的“化”，其背景正是中国古代帝制之下的儒家“教化”与“文明”观念。在近代，civilisation被翻译成“文明”，但有时候也被翻译成“开化”，在西方列强的“文明等级论”中，中国被归为“半文明”或“半开化”国家。“铸典宣化”指向的是近代中国的行动者试图通过立宪提升中国在“文明等级”中的地位的努力。本书试图重构这一努力的历史语境和内在理路，但同时更以百年后的“后见之明”（但也许是“后见之不明”），探讨其历史局限性。

本书既是一部法律/政治思想史的著作，同时也具有“区域国别学”研究的意涵，其主要论述的区域是东亚，但也涉及土耳其、德国等国的立宪经验与思想。近代“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兴起，本身就与殖民帝国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文明”则是殖民帝国用以建立自身意识形态霸权的“标识性概念”。19世纪的殖民帝国正是根据“文明等级”理论，对广大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进行分类，从而展开其“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因而，一种真正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也必然要从如何破除殖民帝国的意识形态霸权开始。而追溯中国如何走出19世纪的主流“文明”观，正是这一工作的重要部分。

“铸典宣化”不仅是对一段历史经历的概括，同时也是对一种政治行为模式的概括。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中，弱小国家与民族经常按照强国所设定的标准来进行自我改革，以期获得强国的承认。这是一种“应试式”的寻求承认的行为模式。然而寻求承认还有其他的路径，比如在一场生死搏斗中，通过展示自身的意志和能力，使得强者不得不做出让步。这种承认不是“应试式”的，而是“出题式”的，从根本上冲击强者所设定的规则。但采取这样一种路径，从根本上需要弱小国家与民族进行有效的自我组织，而传统社会结构和组织方式，无法产生这样的组织程度的飞跃。因而，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中，“铸典宣化”的行为模式要远比“出题式”的寻求更高承认的斗争姿势更为普遍，在今日仍然如此。

对于像我这样的心力不足的思考者而言，学术共同体如同空气与水一样不可或缺。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获得了汪晖、黄平、王绍光、渠敬东、强世功、杨立华、贝淡宁、王献华、关凯、宋念申、殷之光、田雷、张泰苏、阎小骏、刘晗、昝涛、阎天、左亦鲁、张敏、马建标、陈玉聃、赖骏楠、王锐、罗祎楠、周展安、傅正、邵六益、杨博文、吴双等师友的支持与启发。李西凌、郑涛、李旭、吴应娟等同学参与了本书部分章节的校对工作，在此一并致谢。感谢三联书店编辑尽心竭力的工作，以及凯风公益基金会、平衡学会对我的学术工作进行的支持。没有各位师友的支持、鼓励乃至催促，本书很可能还只是一场头脑风暴，或者在走向成形的过程中胎死腹中。

我将本书献给亡友刘海波，他经过艰苦卓绝的思想探索，走出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流行的“铸典宣化”思维模式，力倡中国应当“自成体系，自建光荣”。在今天，他的主张已经获得了广泛接受，而他却已长眠地下，无法看到他的思想在实践中开花结果。本书既是对他的“自成体系，自建光荣”主张的历史阐释，也是一个“接着讲”的探索，既然是探索，就一定会有失误。海波知我，当能原谅其中的错漏。

（作者：章永乐 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为作者新书后记，原标题为《冲击“立宪与文明”研究的薄弱环节》，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