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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拉柯夫斯基:暴力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2024-09-26 13:4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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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莱泽克 · 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1927-2009),20世纪波兰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和宗教史学家,也是作家和翻译家,享有国际声誉。先后任教于华沙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等,1970年起在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任高级研究员。2003年荣获“约翰·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柯拉柯夫斯基写有三十多部著作。这些以英语写成或翻译成英语的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三卷本,1978年);《宗教》(1982年);《柏格森》(1984年);《胡塞尔与确定性研究》(1976年);《形而上学的恐怖》(1988年);《神话的显现》(1989年);《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1995年);《上帝对我们毫无所欠:关于帕斯卡的宗教和詹森主义精神的简评》(1995年)。他以波兰文、法文和德文写作,把许多哲学文本翻译成多种不同的文字,还撰写了三本关于文学人物的著作。

柯拉柯夫斯基是英国皇家学院院士、法兰西文化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巴伐利亚艺术学院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还是国际哲学学会会员、PEN俱乐部会员、英国与波兰哲学联合会会员。

论暴力(节选)

文 | 柯拉柯夫斯基

来源 | 《自由、名誉、欺骗和背叛》

图 | Leszek Bujnowski

暴力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当鸟吞噬昆虫或狼撕咬鹿时,我们并不能说这些就是暴力行为。除非我们是追求动物权利的狂热者,否则我们也不能说烹调大虾是一个暴力行为。我们使用“暴力”这个词只是与人们相关联,只有人才能实施暴力和遭受暴力。行使某种暴力行为就是使用武力或使用武力威胁迫使人们按照某种方式进行活动,或者阻止人们从事某些事情,或者只是为了暴力而使人们遭受伤害。

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会区别合理使用暴力与不合理使用暴力:例如,国家的某些机构,诸如警察、法庭和法律系统,为了阻止或惩罚我们认为是犯罪的特定行为,可以合理地使用暴力。然而,还有一些人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包括国家使用的暴力,尽管很难想象没有法律惩治的世界会是怎样。那些相信以任何形式出现的暴力都是错误的人们,时常求助于登山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来证明他们的信念,在这一训诚中耶稣告诫我们不要以邪恶对抗邪恶,而是把左脸也转给他打(turn the other cheek)。然而,耶稣谈论的只是关于个人,关于个人遭受别人的暴力时应该怎样去做:耶稣以自己的榜样、以自己的殉难和死亡,向我们显示了我们可以拒绝以暴力对暴力,这样做不是由于恐惧而是由于信仰和精神的力量,并且可以征服世界。耶稣不是谈论关于国家的机制,他也没有留下什么政治学说;他确信世界的末日不是即将来临的,虽然他自己允诺进入这一世界,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一末日何时将要来临。然而,当耶稣把高利贷者从寺庙中驱逐出去时,他自己就诉诸暴力。

从人类历史一开始,暴力就已成为人类历史无法根除的一部分。战争就是如此,它简直就是一种组织起来的集体暴力形式。不能得出结论说战争和暴力应被认为是一件好事;不过,有很多人认为暴力不仅是生活的一个本质的方面,而且的确是生活的一个有用的方面,他们把暴力视为逐步灌输阳刚性的美德,诸如英勇和为自己部落牺牲的精神的良机。对于这些人来说,战争是在青年人当中推进高贵精神、英雄主义和坚毅耐劳的最佳方式。现在英勇不可否认的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些人士争辩说,战争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战争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发展在战争时代有用美德的良机。换言之,他们认为,不仅总是存在战争,而且将总会出现战争。

由于完全可以有把握地打赌,不同形式的暴力将持续不断地成为我们命运的经久不变的方面,那么就完全有可能的是战争也会继续不断地进行。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战争的确将继续下去。这些理由不仅包括旧有部落间敌对的存在,而且也包括真正冲突的发展,例如,当人口密度开始变得无法忍受时,关系到占有水源或者农田或者占有任何形式的领土疆域的冲突。但是,为了战争的目的而颂扬战争,对于那些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全部恐怖的绝大多数人士来说肯定是不可理喻的。皮埃尔·蒲鲁东(Pierre Proudhon)和后来的乔治·索列尔(Georges Sorel)曾经赞美过战争,但是当后代的人们,例如,像恩斯特·荣格(Ernst Junger)这样做时,他们是在记起第一次世界大战。

今天几乎没有什么人为了战争的缘故去赞美战争,非洲无穷无尽的部落大屠杀和波斯尼亚的恐怖并没有给战争艺术的魅力带来充分的论证。非常重要的是,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地球几乎每一个角落里发生的或大或小的无数战争中,没有一场战争是在民主国家之间进行的;因为战争产生于专制暴政。世界诸多的民主国家无疑曾经问心有愧,众所周知它们在自己的帝国政治中曾经诉诸武力;但是他们不在彼此之间进行战争。的确,他们创造出能够使得他们通过谈判和妥协来解决他们冲突的机制;而这些机制有时就包括勒索和欺诈,但它们并不包括大规模的杀戮。我们关于雅典与斯巴达之间冲突的成见(stereotyping)有很多充足的理由:我们的文化的确来自雅典,雅典用诗歌、哲学和艺术来教育自己的青年(即公民,当然不是奴隶),我们的文化不是来自于斯巴达,斯巴达是把战争技艺用来主导教育课程——尽管雅典也践行自己的帝国政治。暴力可能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并且我们总是对它有所期望;但是没有什么理由斯巴达化(lacedaemonize)——换言之,像斯巴达人那样思考——或者把暴力看做不幸的必然性之外的任何东西。

虽然在理论上把合理的暴力与不合理的暴力加以区分,或者举出一个这种区别的特别事例,对进攻性的战争与防御性的战争加以区分,看来是相当简单的;但是实际上的情况却很少是如此明晰。当然,在20世纪,只有过“侵略的受害者”:没有什么国家喜欢称自己为侵略者,尽管其侵略行动拥有意识形态的根据,正如在纳粹德国和在苏联出现的情况那样。在某些情况下,确认侵略者是很容易的:1939年的德国、1941年的日本等。在另一些情况下就不那么明确;确定“谁先发起的”就像在孩子的玩耍场上梳理一场混战那样困难(“他推我!”“可是他踢我!”——“可是他先推我!”——“那是因为他叫我猪!”——“这不是真的,他先叫我的外号!”——等等,不一而足)。

所以,区别合理的暴力与不合理的暴力尽管在许多特别事例中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对此作出界定却并不容易。虽然对孩子的体罚作为孩子成长中的一个经常性的方面无疑是非必要的暴力的一个例子,但是我们并不能把我们为了不让小孩子们自己伤害自己而对他们进行的各种形式的身体限制说成是暴力。那么对孩子的教化(indoctrination)呢?这是一种把我们的信念强加给没有精神力量予以抵制的孩子们身上的暴力吗?当我们把我们的文化传递给孩子们时,我们是在教化他们;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应该说教化可以采取两种形式,即好的和坏的形式,而只有这第二种形式才可以说成是暴力吗?但是,如果我们依据我们所认为的正当信念、原则和规范来区分好的教化与坏的教化,那么,我们对于暴力的界定就是依据于我们自己的世界观;这一定是行不通的。

非肉体的压制一般地可以被描述成“道德暴力”吗?

勒索显然是暴力的一个事例,而一次旨在或许使政府被迫作出某种让步的绝食就显然不是一个明显的暴力案例。如果绝食用于反抗非人的监狱状况,我们也许会把它看做是合理的,因为绝食是囚犯唯一可以利用的反抗形式;但是,如果绝食被企图用来迫使民主国家的政府作出政治让步,那么我们也许就会说这是一种暴力。

看来很清楚,为了区分合理的暴力与不合理的暴力,我们必须能够对使用暴力的目的进行评价。在这种目标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地方,假如为达到这一目标除了暴力而别无他途,那么暴力就可以被看做是合理的(虽然并不总是慎重的)。例如,对于专制只能用暴力来进行斗争,即使基督教神学家们也论证说杀死一个暴君是合理的。在极权国家,虽然我们见证过即使没有暴力,某个斗争也会取得胜利,但是这种斗争发生时,极权主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削弱;而当极权主义强大和有可能不受惩罚地变得冷酷无情时,非暴力的斗争就没有胜利的机遇,因为极权主义统治制度会在这种斗争最初的阶段就使用种种手段来镇压一切不顺从的企图,阻止有关这种斗争的种种消息传播开来。

为使用暴力而进行合理辩护的目标必须是具体的、明确限定的和清晰界定的:为使屈从于另一强权的国家赢得独立,杀死暴君,惩治罪犯。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运动无论怎样都没有合理性可言,其参与者诉诸他们称之为“革命的”暴力的东西,是为了建立一个“另类社会(alternative society)”(尽管这是一种他们无法确切说明的社会,但是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骄傲的问题而不是关切的问题),而他们的导师们,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萨特和马尔库塞也没有什么合理性可言;他们只是抱有摧毁民主制度和建立他们自己的暴政的自欺欺人的观点。幸运的是,他们没有成功。然而,在同一时期,在某些国家,青年们只能用言语作为他们的武器来反对暴政:一切暴力都与极权统治为伍。最终,他们的斗争证明是成功的,这在于这一斗争逐渐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方式,向人们显示出恐惧是可以克服的,并且把极权统治的谎言和无法无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这些青年人的斗争中,使用某种形式的暴力或许是合理的,尽管这可能是没有实效的。

对我们而言,声称我们想要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很容易,但是还没有什么人能为这样一个世界提供切实可行的窍门。绝对地、不加区别地谴责所有形式的暴力就是谴责生活。然而,去为一个只是把暴力矛头指向犯罪、奴役、侵略和专制的世界而奋斗,并不是一件荒谬的事情——即使我们有许许多多充分的理由去怀疑这样一种结局的可能性,它都不是一件荒谬的事情。

THE END

原标题:《柯拉柯夫斯基:暴力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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