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四大日记之首《越缦堂日记》：为文人生活留下最后的剪影

原创 张桂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

晚清民国以来百余年间，日记著作层出不穷，《越缦堂日记》位列“晚清四大日记”之首，积四十年之力而成。李慈铭在二十四岁写作时就规定了日记的主要内容，包括国之大事、读书笔记、友朋交往、个人诗文作品等。民国间日记影印出版后，在读者间迅速引起轰动，包括蔡元培、张元济、胡适、鲁迅等大批学人争睹为快。十余年后，又印了这部日记的前十一册，皆告售罄，其风靡之状可想。

虽然《越缦堂日记》并非获得一致好评，鲁迅先生对这位乡贤的日记也颇不以为然，但它确实突破了传统日记的书写模式，经过民国间学人的阅读、评论、模仿，逐渐成为近代文坛的经典。

“日记百年万口传”

李慈铭十六岁开始写日记，时断时续，从二十五岁开始逐日记录，并确定题名，日记卷端题“越缦堂日记”，序云：

余幼而失学，浸寻岁月，无足纪述。顾素好弄笔，自乙巳即有日记，至戊申忽中辍，迄今忆之，梦缘断续，鸿迹迷茫，几不知前身后身、是人是我矣。嗣是而后，中年哀乐，易感于予心；卜砚光阴，多磨于人事。命宫缠蝎，陈迹踏牛，倘非日记其所存，曷鉴失时之不学？爰于今上咸丰四年甲寅三月十四日始逐日记之，略参国事，感天意之苍流；间采诗词，惧风骚之泯没。至鄙人之断句，亦赘附于行间；即良友之清谈，尚缀存于纸尾。贞淫杂咏，皆李玉溪寓意之言；细大必书，师赵阅道焚香之告。朝婴夕侧，讵资风月以助谈；积玉碎金，聊纪见闻于困学。语无伦次，所不暇详，功有累增，即兹可证。

"乙巳即有日记”，乃道光二十五年，才十六岁；“戊申忽中辍”，乃道光二十八年，十九岁。至二十五岁重头再记，并郑重保存下来。此时他是沉迷于辞赋且小有名气的文学青年，与同乡的十多位好友结成文学社团——言社，恰去王右军兰亭修禊千五百年，以风流自许，吟诗作文，定期雅集，与兴教寺诗僧澈凡唱酬，俨然太平盛世江南士子风流。他的家族号称越中四大巨室之一，郡中名望。但他的父亲出继族叔，田产无多，无功名且早逝。李慈铭是长子，有三弟三妹，他的母亲操持家政，节衣缩食，以助他悠游、沉浸于文学生活。但其时天下巨变，江南世族殷实的小康生活被天灾、战乱打破。他虽然才名早著，却迟迟未能中举，身处末世，前途迷茫，心怀寥落可想而知。

李氏日记自序开篇所称“余幼而失学”，颇可以窥见他的自省功夫，及以学业为职志的终身追求。他决定写日记，记录诗文作品，记述交游，记述省过、情绪，记学林见闻掌故及政事，不仅为备忘，且藉此考察“功有累增”，回顾学业积累、思想进步之历程，作为传世著述来写，其立意极为明确。

日记是一种非典型性的文体，虽然发源较早，近年出土的秦汉简牍中已有逐日记事的日记体内容，因其无需高超的写作技巧，虽如黄庭坚《宜州家乘》、陆游《入蜀记》之风致天然，广播士林，终难登堂入室，并未成为文学家正式的书写模式。

私密性是日记的天然特性，撰述者一般秘不示人，但从现存可见唐宋以来的日记著作（有时使用录、志、日历、日志、日注、纪闻、纪略等等名称）来看，这些日记的作者是有意传世，私密性便是相对而言。李慈铭以日记为立言，自然蕴含“三不朽”之意图，他对名的追求显而易见。

李慈铭以日记为立言，其后四十年如一日，都是以此范式写日记，虽然他别有诗词稿、丛稿、丛抄等集子，但日记几乎包罗所有著述文字。他本人晚年也从日记中摘录出诗歌、游记、骈文、读书笔记等，结为专集，这也佐证他将日记作为著述来写作的特别之处。

日记是排日记事，但未必每日都记，也可能事后数天追记、补写，也会重温、修改，能始终坚持不辍，须有过人之毅力。

相对于诗文辞赋，日记的写作难度要低很多，但若将日记写的雅俗共赏、辞采斐然、篇幅可观，令人百读不厌，却非易事。作者经历丰富、见闻广博固然重要，文学才华更为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坚持。若无自律、持之以恒，断难写成规模可观、令人叹为观止的日记。

李氏特别颇注意对日记的保存，“装订乙丑至今日记，共十五册，分为两函，今日标写签柎，颇极精整”（《日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由于李慈铭写作日记、传之后世的坚定心态，在他病重时，托沈曾植等人妥为照管，逝后二十余年便得以影印出版，广为流传，赢得学界的高度关注。

李慈铭在二十几岁即自律地撰写日记，并非在三十几岁遭遇不幸后才以日记为阵地，批评时政、月旦人伦。他是冷静、敏感、自信、执着的性格，日记书写决非一时兴起，或遭遇巨变后突然产生的念头，含有以立言为不朽的写作意图。当然，他因捐官入京而交游广泛、见闻日增，日记内容更为丰富，又因遭遇不测而愤世嫉俗，表达情感更为激烈，牵涉人事更多，引发关注更高，以日记为立言传世的决心更为坚定，饱含“日记百年万口传”。

曾朴《孽海花》第二十回以浓墨描写李治民的生日宴会，地点在满族官员盛昱的“云卧园”。当时盛昱遍请京师名流，讨论学问，抽签联句，即行口占，要求诸人“炫宝”。李治民因贫病交加，只能吟一句写实的“日记百年万口传”，赢得了满堂喝彩。这是曾朴对李慈铭日记流传情况的一种理解，但毋庸置疑，此语真实反映了李慈铭本人的愿望。

个性化书写范式

咸丰、同治、光绪之际的京师，李慈铭的存在，是一道特别的风景，衣冠车马、奔走嚣尘之外，另有风雅、闲适，舆论自由，名士受宠。百年来，《越缦堂日记》盛名不衰，大约写清季京师旧事从容不迫，笔底传神，令人回味。辇毂之下，士人奔竞，他寓居保安寺街，足不出户，洞察朝野大事，褒贬人物；而春秋佳日流连园寺，追欢优伶，隐约可见承平风度。

关于私人日记的历史意义，张剑先生总结得很到位：如果说由后世史官撰写的历史，可以表现出一种理性宏大、居高临下的‘后见之明’，那么由时人撰写的日记，则虽视角受限，日常琐碎，但却感兴生动、切身关心，恰好能够在细节上弥合宏大叙事带来的缝隙，使骨骼嶙峋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变得情意流转、血肉丰满。

李慈铭自知文人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他屡次温情回忆康乾盛世文人雅士在京的鸿爪雪泥，他孜孜不倦的书写，是为文人生活留下最后的剪影，这是他日记写作核心的精神。

（一） 日常直录

李慈铭在日记中不厌其烦，细大不捐，载入天气、心情、饮食起居之细致。每年除夕，他的大门都要贴上绝妙的春联。如“上士闭心下士闭门，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余事只修文苑传，闲身且署户曹郎”，“放怀一百五日醉，回头四十九年非”，令人瞩目。而春花秋月，一夜雨来，怜香惜玉，小径徘徊，便生出田园山居般的意境，佳句连篇，令人误以为入深山，或悠游园林，实则半亩小园的写照。

写闲适如：夜饭后微云卷霄，初月映宇，须臾天衢碧净，清光满空，较之前夜，便有仙凡之别，因语家人曰：我生于世，虽穷极无憀，然此时之闲中消受，京师亦无第二人也。（《日记》光绪元年七月十三日）

写自宽：比来窘甚，向不能治生，亦不以此为意，釜尘娄积，常晏如也。今年颇自戚戚，入夜尤甚，盖衰征也。生理渐绝，暮气已至，宣圣所云戒之在得者，非特言居货利者不知餍足，亦言安淡泊者将事营求。故苦节之士或白首而不贞，固穷之贤或暮景而致滥，史册所书，不可殚述，学无真得，深以悚然。写诗自适。……近日新栗甚佳，连日鬻食之，今日益以新雁头米，香美尤绝，身为废材，加以穷老，而尚享兹口福，滋余之罪，是姬侍辈之过也。（《日记》光绪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写病：早大溲后觉痛少差，强起。作书致书玉。下午书玉来诊，复觉腹痛，饮藕汁亦不能进。夜初痛甚，肝疝交发，上攻心背，牵掣要吕，连属右颈，遍体痛不可触，遂不自持，目瞪口开，危在顷刻。家人环泣，书玉、资泉、沈子培皆趋至相视，以青橘皮拌盐及茶叶乘热数十次迭熨之，觉匈背间稍平，三更后唇吻渴甚，娄进玫瑰花露，呻吟待旦。是日冈鹿门自西山归来访，欲作重九之会，辞以病甚。（《日记》光绪十年九月初八日）

他的日记如同直播，将日常展示给读者。这些琐屑日记中俯首皆是，但不令人生厌，读者有兴趣了解作者的私生活，况且他的记录情文并茂。雅是李慈铭日记的内涵，文学性书写增强了日记的可读性。

上巳至极乐寺、慈仁寺观海棠，夏至南花泡子赏荷，重九至陶然亭登高，呼朋引伴，醵资宴饮，分韵赋诗，互相传观，洒脱超然之举，令人侧目。

午出城，诣天宁寺，以今日与爽秋、云门、孺初、铁香、仙坪、右臣、云舫期饯献之也。集于山下听事，竹树妍静，炎歊涤除，所惜客好谈诗，山憎俗状耳。傍晚，驱车至南泺，都人所谓南花泡子也。旧有亭，久破凉，数年前袁侍郎保恒葺小屋三间，为庚戌同年消夏公宴地，而太湫隘，又不临流，无足延憩。池分左边，其左少广，周围约里许，荷花已老，略有余红。因偕仙坪、铁香坐小舟泛之，水清可鉴，薲藻交萦，其下出泉，鱼游空际，夕阳返映，荷叶弄香，延缘苇间，足以清心洗俗矣。以迫曛暮，不克句留，匆匆及岸，遂即入城。（《日记》光绪六年八月朔）

排日看花，选寺斗酒，雅集清谈，尽显京官之闲、文人之雅。三五好友，诗酒文会，在他笔下雅致隽永，令人向往。他营造出小品式的旷达冲淡的日常，对琐碎日常作出艺术化的编排，即便是喋喋不休的叙述愁怨、忧患、穷困、疾病，也令人不忍释卷。

（二） 宦海得失

李慈铭的名士气息太重，青年时周星譼即规劝他作诗莫贪、见人莫气。入京后坐馆周祖培府上，周也称他“能做学问，不能做官”。潘祖荫、张之洞、李鸿章、翁同龢，看中他的也是文士身份。他既不是含蓄内敛如平步青，也不是胸怀大略如黎庶昌，宦途坎坷过于常人。

作致金甫书。……入都门以后，乖迕时好，益自沮丧，遂反而为考订章句之学。既苦健忘，又累寒饿，病与懒臻，终无所得。当庚申、辛酉间，时事益棘，痛愤之深，往往酒后与一二知交者言，稍自流露，士友过听，或以为有用世之具，而弟实无所知也。新政以来，朝局一变，上书言事者肩背相望，爱我者争相从臾，谓可骤进。弟深耻之。窃以为朱朴、陈亮辈能少出一人，亦国家之福也。……但弟素性蹇拙，不乐自见。近日曹长如倭公、罗公、宝公，或于弟微有渊原，或有交游，为之地道。罗公尤喜荐达，或讽弟以所业贽之，弟终不往。少司寇灵公累致殷勤，将欲往见，适灵公来摄少农，遂中止。同乡如朱太宰辈，五年未通一刺，此皆戚友所共知者。（《日记》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他对自己的剖析、反省可谓深刻。“乖迕时好”“素性蹇拙”“病与懒臻”，集于一身，在仕途上便难以顺遂，他不愿入幕，不愿意为地方官，也拒绝走关系谋差事，拒与隶卒为伍，其名士气质使然。屡次拒绝曾国藩、钱观光等幕宾之邀，居无定所、负债如山之下，入张之洞幕府，却百般不适，两月后即匆匆归里。他性情褊急，不能和光同尘，一言不合即面折人过、冷嘲热讽，难以与人共事。

他难以割舍对京师的依赖，绍兴老家已经无房无田；更重要的是，他视读书为第一事业的夙愿，只有在京师才能得到更好更完整的实现。他凭借生花妙笔，恣意毒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表达自己的不满，如乡试被弃，吐槽考官胸无点墨： 岘卿来，言昨托人至礼部求得予覆试卷观之，其卷为侍郎魁龄所阅定，惟于文中一致字旁帖黄签，盖其意以致右从攵不从夂也。人不识字至此，伏猎金银，累累省阁，于侍郎何诛焉？前日试殿上者九十二人，连铺接席皆伧楚耳，予自以脚间夹笔，足以扫之。又以故事必派一二品官十二人阅卷，进拟其差弟，皆以律诗，故于八十字中颇推敲之，以求其易解，乃犹在下等，此辈肺肝真不可测。（《日记》同治十年三月初六日）

对于积极适应社会变化、学习洋务之人，极尽讽刺：通商衙门之设，朝廷之不得已，国之大耻也，而保举行走者以为利薮，且夸其名曰洋军机，蒙面丧心，可谓极矣。乃今日复有各国通商差官以保举，而奔竞者复如骛焉。吾知朝廷如开一梼杌馆、设一魑魅差，而少饵以微利，其钻之者复如蝇矣。（《日记》光绪元年六月初八日）

他的立身之本是文章与学问，以日记记录见闻及个人日常，自省备忘之外，更想引发关注，获得资源，改善经济状况，甚至试图影响舆论。京师宦海，以失意之人，吐属不俗，易得文人共鸣，如顾颉刚云：看《越缦堂日记》竟日。李慈铭好学而体弱，又不能不在宦海中讨生活，精神苦痛甚。予学不如彼，而境遇如一，志愿且更奢，安得不困厄乎！看其日记，如写我心也。

他的生存状态、社会地位、情感情绪、价值观念等因素，决定了他的褒贬态度，《越缦堂日记》作为一部个人史，毋庸置疑作者的偏见、感性等主观因素必然会造成曲解，他在涉及政敌、竞争对手的评价，如对清流派、洋务派，以及官僚的评价，不免夹带私心。

日记属于有意史料，记录气象、观剧、购物、送礼、游览、美食等等，因与主体的利益相关度较弱，无关褒贬，往往不会有意虚构。李慈铭是把日记给朋友传观，也预备给世人、后人阅览，日记中标榜、预设、褒贬的内容便是有意为之，因此难为定论，这也是日记史料无法避免的局限性。

评价与经典化

《越缦堂日记》的魅力在于李慈铭本人的真性情、真才华，引起读者共鸣。虽然他的日记有意建构集才华、性情于一身的自我形象，但他的确成功做到这种人设，且日记久负盛名，几乎一问世就畅销，成了民国阅读史上的经典。然而，这种有意传播的私人日记，始终未能得到正统的诗文辞赋同等的地位。

李慈铭在日记中品评人物，稍嫌刻薄，那些厌恶其苛刻、狂傲的批评家，即以同样的刻薄方式来批评他。鲁迅称：《日记》近来已经风行了。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点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呢？一是钞上谕，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响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二是许多墨涂。写了尚且涂去，该有许多不写的罢？三是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

鲁迅先生所讲三点，有必要稍作诠释。第一，李氏“钞上谕”是“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不免过度揣测。李氏钞上谕，一则存史料，并小字注出官员升迁履历、籍贯字号、家世等，一则作辛辣点评、抨击，若蒙“御览”，怕是要酿出文字狱的如《日记》光绪元年十月二十三日邸抄：“两宫皇太后懿旨：以普祥峪吉地办理具有规模，加恩在工出力各员奖励有差。从惇亲王等奏请也。”李慈铭小字议论云：“优叙者凡百余人……盖清流之士无一与者，此亦可见公道矣。旨云办理具有规模，又云著有微劳，而奖励之优已如是，它日工竣而劳不微，将何以酬之乎？……不论何项应转应升，王言之委曲繁重亦已甚矣。”显然讽刺以皇太后、惇亲王、醇亲王为首的政府借修陵工程保举过滥。第二，“许多墨涂”，日记是原稿，作者在手稿上修改增补，涂抹一二，符合常理，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无法示人的私语；“该有许多不写的罢”，任何著述都无法要求作者书写全部内心，即使是日记，作者有剪裁的选择权。第三，“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读者需要对文本作多角度的了解、探析。

钱锺书称：李书矜心好诋，妄人俗学，横被先贤。

钱玄同称：有人说清代绍兴有三个名人，都是口吻刻薄，喜欢骂人的。一毛大可，二章实斋，三李莼客。我以为此三人之中学问最高者为章氏，次则毛氏。毛氏虽常常要诡辩，但特识亦甚多，论到思想开展，恐非清儒所能为。惟李氏最不足道，他除了会做几句骈文以外，究竟有什么学问！论到思想见解，则更可笑，一生逮住一个郑康成，以为上接孔子之道统而已。他自谤是治史学的，不知他的史学在那里，比钱竹汀还差得远哩，不必说赵瓯北了，更不能和章实斋相提并论了。

如钱玄同所言，李慈铭固不足以与毛奇龄、钱大昕、章学诚相比，但他具有自身独特历史价值。

能对日记本身内容作客观评价的，当属胡适，他以新史学家的眼光，看到了这部私人日记的价值，并用一组六言白话诗来描述他的观感。

胡适先生肯定了李氏日记的史料价值，钦佩他潜心力学，同情他清贫却不正直，即使思想守旧，仍不失为文人的典范。着眼于日记的历史文献价值、作者本性，可谓同情之理解，异代之知音。

日记由原始的史料性发展到文学性，由原始的私密性发展到公开性的著述，这中间的过渡则是史料性兼文学性的日记体散文，这也是明清日记的特色。日记中的山水游记、新鲜见闻、书画品读、民俗风情、情感宣泄等内容，在保留社会风貌的同时，加入了文学的因素，语言骈散结合，描写细腻生动，叙事曲折，抒情自然酣畅，这些散落在日记中的片段词采斐然、生动流丽，可读性强、受读面广，而影响也就越大。

李慈铭是一位才情烂漫的文人，自称面淡口钝，却在日记中对异己不乏口诛笔伐，也勇于揭露自己的隐秘，凸显出名士气质。其日记在生前身后都很风行，虽然鲁迅、施蛰存、钱锺书等著名学人并不认同李氏日记的书写模式，认为是预留给后人看，然而这正是日记文体发展演变中的关键：它在编年纪事的框架里融入了叙事情感、创作意图，具有浓重的抒情意味，也是日记文学性日渐增加的表现。《越缦堂日记》在写作目的、内容、方式方面均有所创新，突破了传统日记的书写模式，经过民国间学人的阅读、评论、模仿，逐渐成为近代文坛的经典。

复旦大学古籍所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学术丛书
《近代文献研究丛稿》
张桂丽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