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 | 追问我们所“熟知”的鲁迅

给同学们讲“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最难说清楚的竟是基本问题：“为何要读鲁迅？”可说的太多，一言难尽。况且这似乎主要针对学生，所以更不能越俎代庖，替他们回答。那就换个角度，谈谈自己为何从2001年起，廿年如一日，几乎每年都要开设一门以鲁迅为主题的面向本科生的通识教育课程。

鲁迅的价值和意义，大学生们通过各种渠道，甚至在初高中阶段，就已经听过无数大同小异的说法。这些说法“千锤百炼”，极具真理性和共识度。如果再说鲁迅怎样重要、怎样伟大，也难以讲出新意。同学们在修读鲁迅研究的课程之前，都已经拥有相当的知识。网络时代，他们还将通过自学，不断扩大这方面的知识储备。既如此，为什么还需要开设鲁迅课程呢？

这正是我所讲授的该门课程的切入点。既然同学们已经、正在、将来还会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关于鲁迅的多种知识，既然大家都自以为“熟知”鲁迅，那该门课程的设置就是希望做一块“磨刀石”，跟同学们“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看看教学双方或多方（“课外讨论”时同学们相互之间）对鲁迅的“熟知”能否称得上“真知”。

这并非说教师掌握着“真知”，足以检验同学们的“熟知”，而是说既然我们都拥有关于鲁迅的“熟知”，就不妨像老熟人与老熟人交流一样，彼此校验，看看哪些理解更为佳胜。教师的职责并非单向灌输的传道受业解惑，教学关系必须是一种对话，一种“阐释的循环”，即阐释学意义上的“视界融合”——大家都能由此从原本拥有的“熟知”向前更进一步，更加接近“真知”。

《鲁迅精读》郜元宝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教育理念基础上的，因此其主干内容、中心或次中心，就是对各种“熟知”的一系列追问与挑战。

首先，学生读“鲁迅”最大的收获，就是不仅要知晓鲁迅不等于各种选本的鲁迅，而是要了解《鲁迅全集》各版本编纂过程，以及各版本《鲁迅全集》的著译构成。当然不会要求同学们一字不落读完《鲁迅全集》，但至少要认真读过其中的一些篇章，并且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

强调作家全集的重要性，是大学文学教育不可缺少的一环，也是贯彻鲁迅借孟子名言所主张的“知人论世”的文学史研究法则。有没有亲眼看过亲手摸过《鲁迅全集》，是否了解《鲁迅全集》编纂过程与著译构成，是大不一样的。该门课程的第一要务就是作为桥梁，帮助同学们从各种“选本鲁迅”（包括各类零碎的单行本）的“熟知”的此岸渡到《鲁迅全集》的彼岸，以此训练同学们掌握以“知人论世”为核心的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鲁迅如此，那些已经和即将有全集问世的中国现当代作家也概莫能外。《鲁迅全集》不仅呈现完整而真实的鲁迅，它作为编辑和注释最完备的现当代经典作家全集还有特殊意义，就是为现当代作家全集编纂注释工作提供了最好的模本，也为后世读者了解现当代中国作家设立了最高目标。

在学科细化、知识爆炸、各种“学术”压倒一切的研究型大学中，讲鲁迅，难道只是给学生们换换脑筋或调节一下心态、活跃一下情绪吗？如何继续谈论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语言而不至于被学究们讥为没学问？如何通过围绕鲁迅的教学来提醒大学生们留意，为何必须（以及应该怎样）在一般人文学术框架内涵养“文学”这门特殊的学问？可以想象没有鲁迅的现代中国之人文学术吗？乾嘉文人以不说话“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恐怕是折了本”—此话可真是鲁迅说的。

其次，1906年从仙台“弃医从文”回东京之后，鲁迅开始“提倡文艺运动”，在1907—1908年间撰写了若干长篇论文。他“不悔少作”，将这些论文编入后来的文集，但自我评价好像并不高。有些学者因此说这些论文的价值不宜高估。另一些学者认为鲁迅早期论文远未得到充分研究，不懂早期的周树人，何以谈后来的鲁迅？

鲁迅早期论文（包括同时开展的外国文学译介）果真价值不高？抑或一出手就透出“天才气”，并且跟后来思想创作密不可分，从中可以看出“原鲁迅”（鲁迅全部思想的本相与出发点）？本门课程不想绕过鲁迅研究这个难题，而是愿意投入足够的时间跟同学们一起啃这块硬骨头。

再次，鲁迅后来为何不多写小说而是抱住杂文不放？1926年《彷徨》出版之后，鲁迅果真“中断”了小说创作吗？鲁迅是否江郎才尽，不愿也不能继续写小说？抑或出于别的考虑而暂时停下写小说的笔，一边写杂文，一边摸索小说的新写法？《故事新编》是鲁迅小说创造力复活的标志，还是衰歇的征兆？鲁迅还有哪些小说“腹稿”，因天不假年而付诸东流？现代中国小说和杂文仅仅是两种不同的文体，还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态度乃至“现实战斗”的方式？对比鲁迅小说和杂文，后来的小说杂文多了些什么，又少了些什么？这一多一少对中国现代文化意味着什么？

复次，尽管鲁迅1927年一到上海就做过《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坦言文学和政治的分野，但他本人为何加入“左联”，直接跳入政治漩涡？他的文学和他所理解的政治究竟有何关系？鲁迅只是不涉及政治的文学家，抑或高度政治化了的文学家？如果说存在着“政治鲁迅”，那么“政治鲁迅”有没有来自文学的限制？抛开文学，鲁迅的政治和其他作家、其他革命者的政治理想政治实践有何区别？

还有鲁迅的爱国心。尽管从1930年代鲁迅在世时就不断有人攻击鲁迅不爱国，但这并不影响绝大多数读者坚信鲁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但说鲁迅爱国究竟是什么意思？鲁迅主要从哪些角度（文化/国内政治/国际关系）显示了他的爱国心？在《鲁迅全集》中能找到煽动性的廉价的“爱国”的“豪语”或“宣传与做戏”吗？他早期所谓“兽性爱国”，“五四”时期所谓“合群的自大”，临终所谓中国人要“自做工夫”，尤其阿Q的精神胜利法，究竟有何特殊的时代背景与超时代的民族自省意识？他死后为何会被尊为“民族魂”，甚至在信仰淡化的整个20世纪成为中国读书人替代性的精神皈依？

《本味何由知——〈野草〉研索新集》 郜元宝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都说鲁迅既冷又热，既世故又天真，既乐观又悲观，既现实又虚空，既注重个人反抗又不乏群体合作精神，恰如《野草·死火》描写的“火的冰”。自古“冰炭难容”，何以在鲁迅这里却成了一体之两面？这样的思想人格如何养成？其具体历史背景和超越的精神价值为何？鲁迅所有作品（不仅《野草》）都体现了这种只能用“冤亲词”才能表现的奇特精神现象吗？这果真奇特吗，还是常人常情的某种强烈凸显？

鲁迅精神如何凝定为鲁迅所特有的不可复制的天才的文学表达？鲁迅在文学上的魅力或魔力来自何处？广博的学识？深沉的思想？分明的是非？炽热的爱憎？天马行空的想象？抑或蔡元培所谓“用字之正确”，或者《摩罗诗力说》所谓“为热带人语冰”、“直语其事实法则”、让读者“与人生即会”的文学之为文学的特质？

说到鲁迅文学，不能不正视鲁迅语言。但身处当下语言环境，还能体会鲁迅及其同时代人所探索的被鲁迅称为“中间物”的语言之路吗？

谈到鲁迅的文学和语言，更不能不进入他的绝非“可以顷刻读了的”众多文学作品的深处与细部。别的不说，滋养鲁迅文学的除中国文化传统之外，“域外”的“拿来”，果真仅限于东北欧弱小民族，还是也包括英、法、德、意等文艺复兴以来几个并不“弱小”的西方民族国家的优秀文化？鲁迅杂文是一种别样的文体，还是几十种文章“体式”的共名？可以用“呐喊”“彷徨”直接概括鲁迅两部小说集的思想基调吗？《呐喊》都在“呐喊”，《彷徨》都在“彷徨”吗？究竟何谓鲁迅的“呐喊”与“彷徨”？

以上都是“宏大叙述”。一旦接触具体作品，可切磋的问题就太多了。有些是悬而未决的老问题，有些是新问题。这些问题无不以鲁迅所特有的小说、散文、散文诗的活灵活现的描写，尖锐地指向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核心元素。

比如“狂人”果真发狂了吗？发狂的人如何充当“精神界之战士”？“精神界之战士”必须发狂、必然会发狂吗？“发狂”本意为何？可否以“狂人”为对应物来重新认识被文明与习俗所界定的“正常人”？“狂人”果真痊愈了吗？“赴某地候补”是混迹官场，与先前反抗的现实沆瀣一气，抑或像小说所影射的秋瑾、徐锡麟等志士那样韬光养晦，伺机一搏？作者设计《狂人日记》文言小序和白话正文的关系，是让两个世界彼此隔绝，抑或有意以“反讽”之法暗通消息？

究竟如何理解狂人、夏瑜、魏连殳、吕纬甫、N先生们为何总是“孤独”地“抉心自食”、“啮碎了自己的心”？即使找不到爱人与朋友，相互之间为何也不能引为知己，却陷入无休止的“文人相轻”？这些“狂人”和“孤独者”可以跟鲁迅直接画等号吗？

应该怎样理解阿Q、祥林嫂悲剧的成因和“主谋”？祥林嫂被逐出“四叔家”，为何还能苦苦支撑五年，最后却因为跟“我”的一场关于死后的对话而突然“老了”？赵太爷、假洋鬼子、吴妈这些次要人物对理解主要人物阿Q有何帮助？他们自身又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特点？涓生在何种意义上应该对子君之死负责，在何种意义上又可能是“无辜”的？《肥皂》里的四铭果真是“假道学”吗？《社戏》开头可以像中学课本那样被随意删去？像《弟兄》这样的小说会不会“夹带私货”，影射“兄弟失和”？“夹带私货”跟文学作品之普遍性永久性是截然对立，还是可以一石二鸟？究竟谁偷埋了《故乡》中的“碗碟”？作者为何对这个问题似乎刻意回避？

再比如，《朝花夕拾》是“自传式回忆录”，还是包含了许多虚构？鲁迅为何要在北京、厦门和广州三地的流离生活中忙里偷闲，写出这样一本在其全部著作中最为温煦的抒情之书？《野草》果真有鲁迅的“哲学”？那扬言要“告别”身体的“影”究竟指什么？如果身体打破沉默，会对影子说出怎样的话？鲁迅果真要“彷徨于无地”或“独自远行”吗？如何理解《风筝》奇怪的结尾？弟弟忘了哥哥早年加给他的精神伤害，其幸乎不幸可以断然分开吗？哥哥为何因弟弟“全然忘却”，反而心情愈加沉重？鲁迅果真“一个都不宽恕”吗？为何《野草》的两篇《复仇》不仅不那么决绝，反而改写了“复仇”概念，呈现出令人感到陌生的两种“复仇”模式？《故事新编》果真“油滑”吗？《铸剑》中黑色人所唱的“阿乎呜乎歌”有甚可解或不可解？

上述问题，有些是“鲁研界”老生常谈，有些则未必。关键是在大学课堂上，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这些或旧或新、或大或小、或浅或深的问题。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鲁迅阐释尽管备受訾议，却往往能提出专业鲁迅研究者所忽略的有趣话题。大学课堂上的鲁迅阐释，理应为中国乃至世界的“鲁迅之接受”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许多问题不会有固定的最佳答案。追问和回答彼此纠缠。追问时或许已包含回答，回答又似乎不得不采用继续追问的方式。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让我和同学们既感困惑难堪又兴奋不已的，正是这种生活和艺术的辩证法。

这也是真正引导课堂气氛的鲁迅式经验、智慧及其“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

文本来源：《复旦通识100(卷一)》 孙向晨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