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克勤︱1962年中华上编工作一瞥——从陈向平两封信说起

陈向平（1909-1974）

前不久，老出版家陈向平的长女陈晓东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找到陈向平的两封信，拍照给我。陈向平（1909-1974），上海宝山人。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1957年7月调任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副社长。1958年6月，由古典文学出版社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成立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下简称“中华上编”）成立后，任副主任。中华上编由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金兆梓（1889-1975）任主任，李俊民（1905-1993）、陈向平、戚铭渠（1914-1990）任副主任，李俊民任总编辑，陈向平和戚铭渠两人也于1961年7月任副总编辑。李俊民和陈向平、戚铭渠还是中共中华上编分党组成员，其中李俊民是书记，他们三人组成了中华上编领导团队的“三驾马车”（参见拙撰《中华上编的 “三驾马车”》，《传薪者——上海古籍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陈向平（1909-1974）

这两封信均未署年份。从信中所述“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中华文史论丛”等内容判断（详见下文），应是1962年；又第一信中说“今天星期日”，1962年5月20日正是星期日。这两封信是陈向平与同事朱金城于1962年5月13日到24日在北京出差期间给中华上编领导、同事及上海市出版局领导的工作汇报，其中提供的信息极其丰富，从中可以看到1962年中华上编的工作情况。兹将这两封信分别过录于下，并作释读。

陈向平致李俊民等人的信（一）

俊民、铭渠同志并即转

罗局长，景唐同志，

来北京已一周。与总公司会谈了三次，与总公司、人文三家会谈了一次，除了协商解决彼此选题计划和书稿业务上一些矛盾、交叉问题之外，主要商量修改整理出版古籍八年重点规划问题，准备提出一个修改的草案的基础，提供中央考虑和规划小组讨论。看来还要会谈一二次。

为了考虑出版几种红楼梦的重要本子，作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学术界研究之用，我们同文学研究所约集了几个在京红学家和版本专家，举行了一个座谈会。曹死于壬午还是癸未，还没有一致结论。惟文研所诸同偏向于壬午说，即以63年为二百周年。大家共同意见是出版甲戌本、甲辰本、庚辰本、己卯本、乾隆抄本、内蒙古王府本、程甲本等七种本子，作为文研所编辑（上编出版）的古本小说丛刊第一辑，供大家研究之需。七种中庚辰本人文已于数年前出版，甲戌及乾隆抄本，上编在印制中。此外大家认为应先出的是甲辰本、内蒙古王府本及程甲本三种。

前天去看了齐部长，他谈了周扬同志的和他自己的几点指示：①古籍整理规划，过去郑振铎先生等搞三本，太庞大，后来（60年）搞的八年重点规划则又太少，特别对研究者、专家的需要不能满足，要修改补充；②近代人的著作遗稿可以多出一些，现在专家们的研究著作，尺度可放宽些；③目前从大专学校及中学中精简、下放出来的教师，文史哲修养较好，可做古籍整理工作的，可以设法吸收到中华书局去做编审、编辑工作。中华原有的老年而有本领的编审编辑不要精简出去。精简出来的教师中有翻译能力的，则充实商务等翻译机构。④今后出书要成套，多出几部丛书，出丛书要有计划、和主编人及编委。以上这些，齐说都是周扬同志的指示。关于从学校中精简出来的教师以充实中华商务问题，齐部长说，可向上海领导上反映，亦可按这个指示精神做。我已要求把原周扬同志谈话的记录，请总公司整理抄录一份，希望能带归一份。

北大今年应届毕业的古籍整理专业学生，只有四人，恐分配给上编一二人的希望不大。

在会谈研究的间隙中，访问了在京的一些作家：俞平伯的校样已寄上编，王文公集封面题签齐部长已写好交我们。赵万里的前言本星期里大致可交卷。乾隆抄本红楼梦的封面题签已请郭老去写。序言本月下旬内交卷。杨万里选集，周汝昌说明在七月中修改好交来。范成大前言月内写好交卷。周的红楼梦新证答应明年内修改好交我们。肇域志胶卷及牛郎织女补缺叶问题，北图允为即办。侯外庐领导搞的方以智集，因最近在北图及北大图发现新材料，以及具体整理者张德均同志要写王船山论文，故第一二两册，要到今年年底前弄好。其哲专著“东西均”，则可望于一二月内交来。

我们想挤时间到北大、人大及高教部招待所等处去访问一次。情况容再报。

我们13日晚到京后，至17日止，住在西郊翠微路总公司内。但进城访问实在不便。故从17日晚起，用上海市人委介绍信，迁到崇文门内新侨饭店164号居住。预计再住三、四天，拟在星期四去天津。

今天星期日，我们自己放假一天，去看看熟友及到书店走走。

北京天气比上海热，街巷内孩子们已经赤膊。我们带的只有夹衣，有点背时。不琐琐。

敬礼！

向平  5/20

金城同志嘱问好！

陈向平致李俊民等人第一封信（一）

陈向平致李俊民等人第一封信（二）

陈向平致李俊民等人第一封信（三）

陈向平致李俊民等人第一封信（四）

陈向平致李俊民等人第一封信（五）

陈向平致李俊民等人第一封信（六）

第一封信的收信人“俊民”为李俊民，“铭渠”为戚铭渠，“罗局长”为时任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长罗竹风（1911-1996），“景唐”为时任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丁景唐（1920-2017）。信中提到的“齐部长”是齐燕铭（1907-1978），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周扬（1908-1989），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信末“金城”为朱金城（1921-2011），时为中华上编编辑。第一封信上面贴有一便条，分别写着：“请罗局长丁局长阅后退回。铭渠 五·廿三。”“请季宏、晓云同志阅   丁 5/24”。“季宏”为汤季宏（1916-2002），“晓云”为汪晓云（1912-1981），当时均为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兹按信中所述内容，依次释读。

（一）三家选题分工和古籍八年重点规划

在1958年至1978年期间，新中国专门从事古籍整理出版的专业出版社只有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三家，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只有古典文学编辑室从事古籍整理出版，所以又有“两家半”之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是新中国最早从事文学古籍整理出版的出版社，著名作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聂绀弩（1903-1986）曾任副总编辑兼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1958年2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由十九人组成，下设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分组，三组成员共八十一人，几乎囊括了当时文史研究领域的全部顶级学者专家。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任组长，中华书局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兼办公室主任。文化部明确中华书局定位为整理出版古籍和当代文史哲研究著作的专业出版社，同时在上海设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从此，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了全面的规划和统一的部署。中华上编受上海市出版局和中华书局总公司双重领导，与中华书局在人事和经济方面各自独立，而在编辑出版业务上接受总公司的领导，两家共用一个社名，但中华上编出版的图书在版权页上则注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因此，中华上编虽然名义上是中华书局的分支机构，但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出版机构。在编辑出版业务上，中华上编除了新出选题外，一般一年一度向总公司上报选题计划，总公司不过问中华上编具体选题的操作。中华上编与总公司在选题上有分工，中华上编的选题以古典文学为主，总公司的选题以历史、哲学为主。为了避免选题撞车，三家经常在一起讨论，有合作有分工，还请上级主管部门国家出版局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签订详细的纪要以备案。如1959年3月，陈向平赴京与中华书局总公司会谈；4月，金灿然来沪与中华上编会谈，商量总公司和中华上编的关系与出版分工办法。1960年5月，陈向平赴京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总公司就文学古籍的整理出版分工原则进行会谈。这封信开头说的“与总公司、人文三家会谈”说的就是商量三家选题分工这件事。

“古籍八年重点规划”指的是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1960年10月公布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三年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该规划共列入选题四百三十四种，分为“干部和学生的读物”“科学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的参考书”两部分。“干部和学生的读物选题”有一百零四种，主要是古籍选注本，还有古籍今译本和改写本。“科学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的参考书选题”分为三类：历代名著两百种、专题史料汇编一百种、工具书三十种。历代名著主要采取校点、校注、集解或新注的整理方式；有些名著既要出版新注本，又要出版集解本，因此，实际出版种数将会超过计划中的数字。专题史料汇编包括古典作家和作品评述资料、历代文论选、诗话丛编、词话丛编、曲话丛编、晚清文学丛钞、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经济史料等。工具书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家辞典、中国哲学史辞典、中国历史人名辞典、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中国历代官制辞典等。

信中下文齐部长所说“古籍整理规划，过去郑振铎先生等搞三本，太庞大”，指的是1958年6月，由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分组分头起草的《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分文学、历史、哲学各一本，其中文学部分三千三百八十三种，历史部分两千零九十五种，哲学部分一千三百十三种，合计六千七百九十一种，基本囊括了中国重要古籍。郑振铎（1898-1958）时为文化部副部长，也是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和文学组的召集人，参与了上述《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的起草。这个草案的品种确实“太庞大”了，显然是一个长期规划，不是十年二十年能完成的。据《古籍整理图书目录1949-1991》（中华书局，1992年）统计，1949年10月以后到1957年八年多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也就七百四十六种，1958年到1966年九年间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也就一千零四十六种。与《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的品种相较，“古籍八年重点规划”确实如齐燕铭所说“则又太少，特别对研究者、专家的需要不能满足，要修改补充”。在这之前的1962年3月1日，中华上编已经在原订《古籍整理出版三至八年（1960-1967）》的基础上，按照新的要求，经过修改充实后形成《古籍整理出版十年（1962-1971）选题规划》（草案），邀请学者专家二十五人举行座谈会听取意见。然后再作修改上报。

（二）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和《红楼梦》各版本的出版

曹雪芹的逝世年份，有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1763年2月12日）说，另有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1764年2月1日）说等。1962年，文化部决定在1963年举办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活动。1963年8月17日到11月17日，文化部、全国文联、中国作协和故宫博物院在故宫文华殿联合主办“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展览”。为配合这一活动，中华上编拟“出版几种红楼梦的重要本子，作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学术界研究之用”，为此陈向平“同文学研究所约集了几个在京红学家和版本专家举行了一个座谈会”，讨论出版《红楼梦》的各个版本。信中提到的甲戌本、甲辰本、庚辰本、己卯本、乾隆抄本、内蒙古王府本、程甲本等七种本子都是《红楼梦》早期抄本中的重要本子。其中《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962年7月由中华上编影印出版，线装。该本一附俞平伯所撰后记，信中下文所说“俞平伯的校样已寄上编”可能即指此后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1962年7月也由中华上编影印出版，线装。《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1963年2月由中华上编影印出版，线装。1986年我进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后，还不断接到读者求购《红楼梦》各版本的来信来电。后来这些本子多次以线装或精装的方式重版。这些本子出版后，中华上编直至后来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成为出版《红楼梦》本子最多的出版社。

信中还说到出版《红楼梦》的七种本子，“作为文研所编辑（上编出版）的古本小说丛刊第一辑”，说明当时文研所和中华上编已经有编辑出版《古本小说丛刊》的计划。二十多年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收录作品一百六十九种的《古本小说丛刊》四十一辑两百零五册由中华书局出版；而由中华上编改名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则分五辑出版了收录宋元明清小说四百二十八种的《古本小说集成》，影印精装六百九十三册，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影印出版的双璧。《古本小说集成》收录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抄本一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抄本四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抄本四册等。

（三）一些选题的进展情况

信中还提到中华上编一些选题的进展情况，兹列举几种说明。

1.《王文公文集》

“王文公集”即《王文公文集》，为现存王安石文集的最早刊行本。清末，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发现此书的宋椠本。1962年，中华上编用江安傅氏从食旧德斋原藏本（现藏上海博物馆）摄存玻璃片影印，缺卷以北京图书馆藏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本照片补足，版匡尺寸悉准原书。请北京图书馆赵万里（1905-1980）撰写前言。赵先生撰有《宋龙舒本王文公文集题记》，于此书的版本源流等情况叙述颇详。

2.《杨万里选集》等

《杨万里选集》是周汝昌（1918-2012）选注的，1962年12月由中华上编出版。周汝昌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范成大前言”指的是他为中华上编1962年8月出版的范成大诗词集《范石湖集》写的前言。《范石湖集》是由中华上编编辑富寿荪标校的。中华上编和此后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籍整理著作，有请名家写前言的做法。周汝昌对范成大诗深有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就出版了他选注的《范成大诗选》。因此请他写前言是一时之选。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1953年最早是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的，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之一。棠棣出版社1953年加入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后者又于1956年2月并入新文艺出版社。古典文学出版社就是1956年11月在新文艺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的基础上成立的。

3.《肇域志》

顾炎武撰写的《肇域志》早在1957年就列入了古典文学出版社的选题计划，中华上编时期也在运作，如信中所说的访求“肇域志胶卷”，但整理工作多年未能完成。直到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批准《肇域志》整理工作立项后，由复旦大学谭其骧、王文楚等校点，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8年，该书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4.《方以智全书》等

“方以智集”指《方以智全书》，中华上编1960年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编辑，侯外庐（1903-1987）主编，中华上编责任编辑胡道静（1913-2003）。第一册《通雅》，初标者何肇华、范御龙，张德钧复阅，中华上编请瞿蜕园决审，文字部分还请复旦大学吴文祺先生等复核。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李剑雄（1942-2017）提出继续编辑《方以智全书》，先出版《通雅》。经与历史研究所联系，历史所复由黄宣民、冒怀辛具体负责。1988年，作为《方以智全书》之一的《通雅》（上下两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全书的整理出版就不了了之了。

《东西均》是方以智的未刊稿，是他的一部哲学著作。由侯外庐、李学勤（1933-2019）据安徽省博物馆所藏抄本校注的《东西均》，1962年11月由中华上编编辑出版。

2000年前后，安徽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开始启动组织《方以智全书》的整理，由黄德宽、诸伟奇主编。2019年，《方以智全书》（全十册）由黄山书社出版，完成了前辈的宿愿。2021年该书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

陈向平致李俊民等人的信（二）

俊民、铭渠、拜山、圣传同志，

在这两天里，访问了人大、北大、文研所、历史所住在城里的一些文史专家。今天到北大去。准备后天（周四—廿四日）离京去天津。在津留二日，周六去济南。

告诉一个消息：总公司大约鉴于我们论丛计划的切合需要，也准备于最近编印“中华文史论丛”。齐部长要总公司把收到的文史论丛稿寄上编，灿然同志认为还是各出一份的好。我想起：论丛第一辑中最好把“杜臆”一书介绍一书；附一二张书影，请顾廷龙写。北京大家对此书极重视。再，第一辑目录，最好请周仲明同志逐一交“顾问”们看一下，征询一下意见后发排。因为我们说过要开会的。

附信请交贞白同志，托他代办一件事情。因邵荃麟同志急须要几部书。余俟再报。敬礼!

向平5/22

陈向平致李俊民等人第二封信

第二封信的收信人中“拜山”为刘拜山（1909-1965），时为中华上编编审。“圣传”为李圣传（1905-1987），时任中华上编办公室主任兼第一编辑组组长。信中提到的“贞白”为吕贞白（1907-1984），时为中华上编编审。这封信主要谈到《中华文史论丛》创刊一事。

《中华文史论丛》是中华上编酝酿已久的一本学术刊物。1959年12月6日 ，中华上编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座谈会，为本所制订的《中华活叶文选》《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及《中华文史论丛》三个编辑计划征求专家意见。应邀出席的专家有李平心、王运熙、万云骏、赵景深、瞿蜕园、罗竹风、刘大杰、魏金枝、胡云翼、陈守实、杨宽、马茂元、朱东润、郭绍虞、吴文祺、周谷城、谭其骧、周予同、关德栋等二十九人，几乎囊括了当时上海知名的文史专家。与会的专家多认为办这个刊物很有必要，对办好这个刊物提了很好的意见，如李平心说：“《文史论丛》，这是很急迫的工作，到目前止，北京和上海都没有一个这样专门性的学术刊物，能够及时的提供资料，反映学术研究动态，以促进和繁荣学术研究工作。” （参见李志茗《〈中华文史论丛〉创复刊始末》，《澎湃新闻》2016年10月25日）

经过一年多的进一步酝酿和准备，1962年2月17日，中华上编又召开《中华文史论丛》座谈会。应邀出席的专家有周谷城、刘大杰、陈虞孙、罗竹风、周予同、马茂元、朱东润、郭绍虞、顾廷龙等十六人。会上就计划如何进行，头两辑如何出版，以及稿件如何落实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并进行组稿。会后，到6月中旬止，集稿八十九篇，一百十一万字。

陈向平的第二封信提到：“总公司大约鉴于我们论丛计划的切合需要，也准备于最近编印‘中华文史论丛’。齐部长要总公司把收到的文史论丛稿寄上编，灿然同志认为还是各出一份的好。”这里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中华书局总公司也准备编印《中华文史论丛》，但齐燕铭支持中华上编编印《中华文史论丛》，“要总公司把收到的文史论丛稿寄上编”，但金灿然“认为还是各出一份的好”，中华书局总公司后来编印的就是《文史》，这样，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两本名刊《中华文史论丛》《文史》就几乎同时应运而生了。

1962年8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的《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由中华书局出版，刊发了平心、杨宽、蒙文通、任铭善、蒋天枢、朱季海、陈子展、夏承焘、陈奇猷、丘琼荪、周予同、汤志钧、吴泽、唐长孺、俞平伯等十五位作者的十四篇论文，其中周予同、汤志钧合著《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初探》，无陈向平信中建议的《杜臆》一书介绍和书影。首印三千册，很快售完，10月又印三千册。《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刊登了署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中华文史论丛〉编例》，时间是“一九六二年六月”。编例共五项，其中有：“我们从本年起编辑出版这一学术研究性质的不定期丛刊——《中华文史论丛》。其目的在于联系、团结研究文史、整理古籍的专家学者，交流心得和创见，为推动我国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批判继承工作，并为体现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尽其绵薄”；“《论丛》以刊登研究我国古代、近代历史、古典文学以及古籍和古籍整理工作的专门论著为主；在时期上起自先秦，止于近代史的终结。凡今人的论著，不论其为理论文章、研究著述、考证文字、图书评论或问题商讨、读书札记、资料钩沉等等，只要内容充实，见解明确，有助于总结旧说，发展新知的，均极欢迎”；“《论丛》提倡踏实朴素、深入钻研的学术风气，资料与观点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勇于提出心得、创见，虚心讨论问题、坚持真理的态度，以及准确、鲜明、简炼、流畅的文字风格”等。《中华文史论丛》是由中华上编编辑的，刘拜山“是事实上的首任主编，但不署名” （钱伯城《1961-1962年：知识分子的短暂春天》，《问思集》，2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刘拜山生平参见拙撰《中华上编的 “四大编审”》，《传薪者——上海古籍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中华文史论丛》到1965年出版了六辑，随后停刊。1978年复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

1962年10月，新建设编辑部编的《文史》第一辑由中华书局出版。首辑作者有陈垣、游国恩、于省吾、段熙仲、朱谦之、杨宽等著名学者。首印也是三千册，也很快销售一空（参见沈玉成《〈文史〉诞生的艰难历程》，《回忆中华书局· 下编》，中华书局，1987年）。《文史》第一辑有《编者题记》：“《文史》第一辑同大家见面了。从这一辑的内容中，读者可以看到，《文史》所收辑的文章大抵偏重于资料和考据。学术研究工作是一个认识过程。积累资料和辨析资料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步。大量占有资料，才能使研究工作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考据就是对资料进行鉴别，去伪存真，辨其精粗美恶。我们不应该夸大资料工作和考据工作的作用，但是必须充分重视它们的作用。有不少学者和学术工作者，曾经在这一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获得丰硕的成果。《文史》的出版，就是为发表这些成果开辟一个园地。《文史》准备收辑研究我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和某些科学技术史等方面的文章，如：一、以资料和考据为主的专题研究；二、稀见资料的辑集、整理，或此类资料的调查报告；三、古籍中某些篇章的笺释训诂；四、有关版本、目录、校勘、训诂的研究论文；五、读书心得；六、参考书目；七、从资料和考据角度出发的书评。凡是属于上述范围的文章，不拘题材，不拘形式，不限文体，不限字数，均所欢迎。……我们要求《文史》具有这样一种鲜明的性格：崇尚实学，去绝浮言。” 这篇《编者题记》可以说是《文史》的办刊宗旨。《文史》到1965年出版了四辑，随后停刊。这四辑由中华书局与《新建设》杂志编辑部合作编辑，设编辑委员会，由吴晗、冯定、何其芳、金灿然、吉伟青五人组成，吴晗负责召集。1978年复刊。由于《新建设》杂志当时已停办，中华书局就独立承担了编辑出版工作。

从《中华文史论丛》和《文史》两家刊物首辑作者的阵容来看，均为文史学界的一时之选，所刊文章质量较高，这一特点此后得到了长期的保持，也因此这两种刊物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此成为我国文史学界相当一个时期内一南一北最有影响的两家学术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