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从一则轶闻到一篇小说，追忆他为人和作品的真诚

今年恰逢巴金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作家韦泱从一则巴金轶闻和一篇他不为人熟知的中篇小说《星》入手，追忆他真诚的为人和作品。

巴金先生

文/韦泱

刊于2024年9月19日文学报

一则巴金轶闻

闲翻旧刊，在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幸福世界》目录页上，有“补白”一栏，其中一篇叫《巴金逃席记》，读后甚感有趣。巴金的这件旧事，以后没有见诸过其他报刊书籍。这类史料，不易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却往往具有真实性和趣味性，可补正史之不足。

这本《幸福世界》，1947年11月30日出版，是该刊第二卷第一期，编辑者汪波，由环球出版社出版。补白文章区区几百字，文虽不长，却完整地叙述了巴金的一件小事，也透露出不少文学信息。

《幸福世界》刊《巴金逃席记》

短文开头写道：“巴金偕同《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自沪抵苏，辟室于城外花园饭店，畅游姑苏名胜。”是在1934年春，从时间上推算，应该在三月间。因前一年九月，巴金到北平，协助靳以筹办《文学季刊》，一直到次年一月，他才回到上海。一二月，在上海还不能算春天，而三月巴金又到北平，和靳以一起住在《文学季刊》编辑部，一直到七月才回上海。所以，巴金受黎烈文所邀，到苏州作短期旅行，是在三月底去北平之前的日子，可说是忙里偷闲了。黎烈文是巴金结识不到一年的文坛朋友。去苏州前一年，黎烈文通过朋友向巴金约稿，两人遂成莫逆。在鲁迅先生的葬礼上，两人挨在一起抬棺的场景，成了他们惟一的合影。巴金为他编辑出版过译著《冰岛渔夫》等。黎烈文后在台湾大学外文系任教，1972年病逝，巴金在《随想录》中有一篇《怀念烈文》。

短文接着说道，有苏州私立振华女中毕业生、女作家彭雪珍，曾做过沈九兹主编的《妇女生活》杂志编务，她是黎烈文的旧友，由此巴金也认识了彭。一天，女中部分校友在彭家聚餐，彭无意中说到巴金在苏州，“于是大家都要一瞻大作家的风度”，彭“一口答应，便去和巴金接洽妥当”，算是由彭作主持人，开一个茶话会，地点就放在虎丘的冷香阁。这一天，十几位仰慕巴金的时代女青年到来，“不一会巴金也姗姗而来，就由彭小姐居中代她们一一介绍，大家随意坐定，这样，茶话会就算开始了。”一般来说，茶话会的气氛是随意而充满热情的。接下来巴金的举止，却让这些她们十分意外：“怎耐他沉默寡言，不大开口，全无青年人的锋芒，使在座的人，都感到失望。”

这样的僵局，总要有人来打破，于是出现下面的对话：

“巴金先生，我们都很爱读你的作品呢”，其中有一个人立起来这样说。

“那是少爷小姐们的无聊消遣。”巴金苦笑着，吐出来的话语，是那般的没精打采。

这样，谈话就无法继续，空气是沉闷极了。

“好吧，这里的风景很是不差，我们来替巴先生留一个影吧”，有人把手中的照相机扬了扬，跃跃欲试地说。

“赞成。”又有几人异口同声地附和着，想借此打破这窒息的环境。

“拍照吗？”巴金皱了皱眉，接着便不假思索地说：“好，我去去就来。”边说边即离座而起，向别人略一招呼，从容下去了。

接下来的场景，又是让大家不可思议。

“这时，大家相顾愕然，谁都不便动问，只好耐心等着。不料他这一去，竟鸿飞冥冥，杳如黄鹤，累得她们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从早上九时，直等到中午十二时，坐得一班热心女郎，饥肠辘辘，腰酸背痛，亏得后来彭小姐见机，料想他再也不会来了，便发施号令，宣布散会，在座者如逢大赦，便相将作鸟兽散。”

一场本该十分欢喜，十分精彩的聚会，就这样不欢而散。短文最后写道：

“在归途中，无人不怨声载道，认为巴金性情怪癖，不近人情，把先前未见面时的一团高兴，全部化为乌有。次日，巴金因摄影逃席，便哄传于吴门文化界了。”

冷香阁，资料图

此短文的作者叫君沛，不知何方高人。我猜想是她们中的一位女郎。其文字精悍生动，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真是妙不可言，把巴金的神态、性格写得入木三分，逼真可信。

光阴不居，如今读到这则写巴金在上世纪30年代的轶闻，依然使人觉得所写绝无虚言。因为，文中写到的三方面内容，对巴金而言，是始终如一的。一是巴金确是一个“讷于言”的人，他没有口若悬河、夸夸其谈的演说家本领。熟悉他的人，还知道他有点口吃的毛病。巴金不喜欢参加会议、人员集聚等群体活动。所以大庭广众之下，他更是不善言辞，沉默寡言了。面对一众喜欢自己的“粉丝”，换了别人，可能会趋之若鹜，求之不得。可巴金赴会，多半是看在好友黎烈文的情面上，其实也是勉为其难了。二是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巴金从来没把它们看得多么高大上，从不王婆卖瓜，自吹自擂。他觉得，自己作品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年轻的知识分子，比如大中学生、白领青年等，所以他说“那是少爷小姐们的无聊消遣”，作品的功能首先是修身养性，是一种人生休闲。三是巴金不喜欢拍照，一拍照就是闹猛的场面，巴金喜欢独处，喜欢思考。所以遇到请他拍照，只得溜之大吉，逃之夭夭。后来他有了不少的头衔，直到晚年，仍然不喜欢上镜，不喜欢宣传个人。

《幸福世界》刊载的这则短文，虽排在“补白”的位置，却向读者提供了关于巴金的可读信息，一种心灵的愉悦。同期精彩文章不少，如刘以鬯、施济美、叶明、曾庆嘉、陈蝶衣、董鼎山等人的作品。但《巴金逃席记》作为一篇纪实散文，置于其间，毫不逊色。

最后说说这本《幸福世界》，我曾有专文写过这本刊物，编辑此刊的汪波就是沈寂先生。他创办《幸福》后，知道刘以鬯曾在之前办有同名刊物，并打算复刊，就把《幸福》改为《幸福世界》，以免有盗名之嫌。刘看了沈办的刊物，觉得比他办得好，就让人转告沈寂，请沈仍使用原刊名，他的刊物就不复刊了，这堪称“文人相亲”的文坛佳话。这样，沈寂又恢复了原《幸福》刊名。可见，刊物办得好，最重要的还是内容为王，读者爱读。

《幸福》/《幸福世界》部分封面

鲜为人知的《星》

巴金写过一部中篇小说《星》，其影响力却无法与他的其他中篇小说相比，如《灭亡》《新生》《砂丁》《电》等。因为，他的中篇小说大都由开明、良友等知名出版社出过单行本，且一版再版，发行量很大，读者的知晓度当然也大。但是，《星》却没有这个幸运，可说是鲜为人知。但也不全然如此。我读到的《星》，却是另一形式的印本。

《星》一书的封面上印着：“巴金原著，任玲逊英译，世界英语编译社刊，汉英对照”这些字样，这很清楚地说明，这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版本，用现今的话说，是“双语读物”。版权页前有一则《后记》，照录如下：

本社编印“汉英对照文艺小丛书”，目的想把国内文坛上有价值的作品介绍到海外去，同时还有一种副作用，就是要使爱好文艺的青年把它作为阅读、揣摩以及练习翻译的资料，因此已出版的各册中（如《手》《高老夫子》《伤逝》等）在编排方面都采取了汉英逐节对照的形式，因为那些文字全是直译的。

本书系中篇小说，全文共分为七章，自第一章至第四章也是直译的，第五章以后，译者为顾全外国读者阅读的便利起见，把原文中的对白缩短了，改成直接的叙述事实，而且删除了那些繁琐的部分，所以在编排方面，只能采取另一种接排的形式了。不过由于译笔的谨严，对于巴金先生原文的精华，是无损秋毫的。

巴金先生的作品洋溢着高度的热情，有人说他的作品正表现出现代青年口中所要说的话。因此能受千万读者的爱戴并不是偶然的，在绍介了鲁迅先生、萧红女士的作品后，我们就选定了他的作品。

最后，本社虔诚地希望海内外读者不吝赐教。

齿轮编译社识

廿九年岁暮

英译本《星》

这个“齿轮编译社”系香港的一家出版机构，这说明此书在1940年末或次年初出版过，或者说，其可能是世界英语编译社的一个分支机构。另悉桂林远方书店于1943年五月在“现代名家创作集丛”中出版过此书，可惜均未见诸。

这篇《后记》文字，表情达意都十分清晰。译者是把《星》作为中篇小说来翻译的。原文约有四五万字，译者认为过于长了些，就作了压缩，便于外国读者的阅读，这当然可行。

此书译者任玲逊，曾赴美留学，学的是新闻专业，回国后任《北平英文时事日报》编辑。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专门请他担任该社首任英文部主任，时年他才二十六岁。二战期间，他任该社伦敦分社主任，是与萧乾等赴欧的七个中国记者之一。他翻译巴金的《星》，先于1937年八月刊在温源宁主编的《天下月刊》（主要向海外介绍中国文化的英文刊物）第五卷第一期，后列入“汉英对照文艺小丛书”出版。在这套丛书中，他还翻译出版了萧红的《手》。

《发的故事》

那么，作为中国读者，我要读巴金这部《星》的中篇小说全文，却始终未能找到。一次，在翻阅《发的故事》中，偶然见到《星》，巴金是把它作为短篇小说收入这部书中的，并在《前记》中写道：

“这虽是百忙中仓卒写成的四个短篇，但我自己很爱它们（这一次我下笔时已经绕了许多圈子，然而它们依旧是热情的产物。有人责备我不能控制感情，我承认这句话。我始终没有停止过我的挣扎）。这是一些回忆，我的，他的，他们的，别的许多人的。我们的记忆是不会消灭的。在记忆中常常有星光闪耀。我常常听见一个声音：‘我要给你们以晨星’。我相信我终有一天会看见晨星的。所以我也想过拿这‘晨星’来做这短篇集的名字。”

巴金虽然最终没有以“晨星”作为这部小说集的书名，但《前记》的最后那句话“我要给你们以晨星”，却是引自小说《星》中的。四篇小说的前三篇《发的故事》《雨》《窗下》，文字数相加在一起，在集子中也只占了不到一半的篇幅，这三篇小说平均一万字一篇，第四篇《星》约四万多字。所以，有人把这篇看作是巴金的中篇小说，也在情理之中。小说的长篇、中篇和短篇之划分，虽以字数为尺度，但却没有严格的规定。如宽泛一点来算，三万字以下可称短篇，三万至六万字可称中篇，六万字以上，则可称小长篇或长篇了。当今小说编辑，有把三四万字左右的小说当短篇的，也有当中篇的。巴金的小说《星》，当然可看作短篇，也可划到中篇范围内。可惜的是，《星》一直“埋没”在一大堆短篇小说中，无法“金鸡独立”，就引不起读者与评论家的关注。它长期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

其实，《星》是巴金创作的一部非常优秀的中篇小说。在看似平淡的故事情节中，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小说的背景应该是上世纪30年代初的福建泉州附近，文中多处写到榕树、龙眼树。情节是当地土匪头目汪国刚欲攻打县城，县工会和妇女协会及学校都行动起来，准备与县保卫团一起抗击土匪进犯。在此时，小说家志良与早年的同学家桢和秋星相见，志良曾一直暗恋着女同学秋星，可多年不见，在妇女协会工作的秋星，与在工会工作的家桢，因共同的工作与理想，相恋并同居了。志良在感到失落之际，仍不忘把秋星带回舒适的上海，却被秋星坚决回绝了。在紧要关头，秋星委托家桢，一路细心地护送志良离开这个危险区域。在车站等车的最后时刻，志良听到车站站长说家桢“真正是一个好人”，又想到过去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说的一句话：“我要给你们以晨星”，志良“这时候简直想不到一个走字”。小说至此结束，既干脆又留有余韵。写作这篇小说，巴金用了意识流手法，即在志良以写日记来记述故事进展中，插入回忆情节，画面时空切换，颇有蒙太奇效果。

巴金在写作，陆正伟/摄

巴金在上世纪30年代初，曾多次到泉州旅行，他住过那里的黎明学校和平民中学，访问过盛产龙眼的延陵乡、青濛乡，结识了不少文友，如王鲁彦、丽尼等。这些生活积累让他有了《星》的创作源泉和灵感。这篇小说首刊开明书店出版的《十年》，这是该店创办十周年的纪念文集，后由巴金编入短篇小说集《发的故事》。以后这小说就悄无声息，难得受人注意了。更鲜有知道，当年还单独出版了《星》的“汉英对照”读物。这个版本，有的可能更多的是海外读者，因为出版这套小丛书，“目的想把国内文坛上有价值的作品介绍到海外去”，这可谓“墙里开花墙外香”吧。

新媒体编辑：何晶

配图：作者提供

原标题：《巴金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从一则轶闻到一篇小说，追忆他为人和作品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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