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成长的路径

〔明〕沈周、纸本设色、册页《东庄图册》，南京博物院藏。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春秋之时的孔子在《论语》留下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历代多有注解，大致可分为两种，其一为君子的修养性的成长，其二是指治政抚民的牧民之道。但结合春秋的时代背景，那么如果前后概念是作为可成相关性的成长演进过程，那么“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以分为三个范畴：1.“兴－立－成”；2.“诗—礼—乐”；3.“兴诗—立礼—成乐”。这三种范畴相互关联也相互包含。是从人的修德性的成长到具体的实践领域，再到由此及彼的美育过程。

首先，兴是情，是指通过作品的欣赏引发联想与精神的奋发，如朱熹所言的情之所动为“感发志意”（朱熹《论语集注》）。兴也是起意，是人对事物所引起的“好奇”或者是“意好”，因此孔颖达正义有言“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而这种兴是修德性的起源，在王夫之看来“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 （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一）由此，反身言之孔子在《论语·阳货》所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把《诗》可引起的“兴”与“兴”作为认识的原点。

立是为立身，孔子所言“三十而立”此立就是立其身。孔子在《论语·季氏》曾言“不学礼无以立”包咸注曰：“礼者所以立身”。朱熹《集笺》也言“故学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必于此而得之。”礼是为立身，而此立身却不是“独身自立”，而是在关系中的“显身示立”，同时又不为礼而礼，为和而和，如《论语·学而》中所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因此，从此视角言之，“立”是自己与外界关系之中的相适。

成是指向圆满、完成、完善。孔子在《论语·宪问》之中有言：“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故成是能学之礼乐之人，也是久而不忘其心志之人，因此孔子补充言之“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再次强调个人的意志与品德。因此“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第一重范畴“兴－立－成”其意在关注个体的成长与道德性修养的达成。

第二重范畴“诗—礼—乐”则指向春秋时代中的礼乐的演奏过程与实际需要的场景的功用。孔子曾言《诗》的功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诗经》是为春秋之时为各国所用的辞令文本，是风尚也是通行各国贵族之间共同所学的经典，即所谓“不学诗无以言”。因此作为春秋礼仪下的宴饮，其辞令当然需要“兴于《诗》”，并在其交往中明确其礼仪行为。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有言其礼：“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也可见礼在社会中的规范作用与引导作用。因此，结合春秋的贵族封建之世，当作为一名贵族，在出行对外的礼仪性活动的时候，在宴饮礼乐活动的时候，了解上下尊卑，知晓礼仪规范并相适应。故而从实用角度而言，礼是其立身之本，具有功利价值的涵义。而最后的“乐”，则是“合德之乐”，《礼记》言“行而乐之，乐也”。《诗》文本中记礼乐“风雅颂”，而乐在《国语》之中有“乐以风德”之说。乐是其一国之礼的展示面，也是诸国外事内情的体现。而此观孔子在《论语·阳货》之言：“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可感“乐”作为一国在外事内情上的巨大功用与孔子在“乐”中得到的信息，由此《礼记·乐记》写道“唯君子为能知乐……审乐以知政”。换而言之，春秋之时对君子的实际能力要求是“知乐”，也是对邦国的义利、雅淫的辨察。因此“诗—礼—乐”也是指向政通人和的礼仪之象，同时也是将功用与“为人”的融合。

第三种范畴“兴诗—立礼—成乐”的意味，就是最终的指向外在性礼仪与内生性道德性的和谐连接。从传统士大夫的成长路径而言“兴诗—立礼—成乐”就是其美育成为君子的道路。就如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之中写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真、善、美的完美统一，《诗》是艺术美，礼是社会与政治美，而乐则是相合而生发的人生美”。

从成为儒学的君子的角度出发，人的成长路径可以认为是将践行引向立身，并知其行，成其美 。然而以现代社会的情形来说，许多都已经改变，学习《诗》《乐》也不再具有实际功用，那么如何再次走向“成人”的美育路径，这是一项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