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飞：我为什么要重译《复活》

1907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马君武自德文转译的《心狱》，此书即托尔斯泰的《复活》之节译。在此后绵延百余年的《复活》中国译介史中，这部名著被数十次重译，各种版本层出不穷，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复活》译本多达300余种，译者中不乏大名鼎鼎的翻译家，如耿济之、高植、汝龙、力冈、草婴、乔振绪、刁少华、石枕川、李辉凡、王景生等等。在他们之后重译《复活》，我无力、也无意与他们一较高低，但毕竟也采取了一些个性化的尝试，梳理出几点体会。

首先是整体调性的传导。纵观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小说，会发现他越写越慢，越写篇幅越小，越写结构越简洁，而调性却越来越滞重。如果说《战争与和平》是一部乐观激昂的民族史诗，《安娜·卡列尼娜》是一出社会性的家庭悲剧，《复活》则是一部深刻的道德忏悔录。从1889年到1899年，托尔斯泰共花费10年时间才完成他的这部巨著，而在此之前，《战争与和平》只写了6年，《安娜·卡列尼娜》只写了4年，可篇幅比前两部小说都要小的《复活》，所用的时间却等于前两部小说所用时间之总和。《复活》这部小说的整体调性，就是史诗般磅礴的叙事和充满道德感的说教、小说精致的情节结构和作者激愤的主观立场、滞重凝练的文字推进和悲天悯人的情感覆盖这一切的相互交织。因此，我在翻译过程中便试图尽量译得滞缓一些，不想让托尔斯泰在中文中显得过于“通顺”，过于平缓，而试图借助某些不太常见的词语搭配或句法结构，以“降低”译文读者的阅读速度。我遵循杨绛先生提出的“点烦”原则，尽量节约用字，一律去除“的”、“了”等可有可无的字；在遇到原文中两个以上并列的形容词时，尽量避免“……的……的……的”的汉语呈现，以免在节奏和语感上显得拖沓，而尽量把那些形容词的修饰意义加以整合，多用符合汉语习惯的四字词组来表达；在翻译对话时，我也借鉴影视剧台词的翻译经验，用以节俭为原则的汉语口语习惯译出，并不追求对原文对话中某些语气词的逐一“等值”再现；对于俄语中大量出现的长从句，我也做了尽量简洁化的汉语句法处理。其结果，我的《复活》译本要比大多数其他汉译本少很多字。

其次，对小说中具有地道俄国味的风俗、称谓、度量衡等语言因素进行“去俄国化”的归化处理。小说第一部第十二节描写聂赫留多夫、卡秋莎与伙伴们一起玩俄式捉人游戏，这是两位主人公最初的相爱场景：“卡秋莎面带微笑，闪烁着像被露水打湿的黑加仑一样的黑眼睛，向聂赫留多夫飞奔而来。他俩跑到一起，双手紧握。”原文到此为止，因为熟悉这种游戏的俄国人知道其规则，而中国读者却未必清楚，因此，我在“双手紧握”后面又加了一句话：“这表明他俩赢了这场游戏。”俄国人相互之间的称谓五花八门，有尊称和卑称、爱称和昵称等，表示尊重的时候用名字加父称，表示亲切的时候指名不道姓，而且名字会根据亲昵程度的不同发生多种变化，小说中第一部第二节的一句话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些不同用法：“她们唤她时既不用卑称‘卡季卡’，也不用爱称‘卡坚卡’，而是中性的‘卡秋莎’。”这里的“卑称”、“爱称”等定语都是我加上去的。在更多情况下，我在处理各种称谓时多采取“中性”译法，让主人公更多地以同一个名字出现，比如“卡秋莎”，以减轻中国读者的阅读和记忆负担。

俄国独特的度量衡单位也会让汉语读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比如所谓“俄亩”、“俄里”、“俄斤”、“俄尺”、“俄寸”、“普特”等到底是什么概念呢？译到这些地方，我通常都要进行“换算”，将其译成通行的“公顷”、“亩”、“公里”、“公斤”等，以便于汉语读者理解。在第一部第二十三节，有人谈到遇害的商人斯梅尔科夫是个“巨人”：“他可是条壮汉，我听说，他超过1米95，有130多公斤！”在原文里，说话人称这位商人高“12俄寸”、重“8普特”，“12俄寸”即“2俄尺12俄寸”，俄人在说身高时通常会自动略去人人都有的2俄尺，1俄尺=0.71米，1俄寸=4.4厘米，经换算此人身高为194.8厘米；至于他的体重“8普特”，则1普特=16.38公斤，为131.04公斤。第一部第三十节写到关押玛丝洛娃的囚室“是个长方形房间，7米多长，宽不到5米”，这句译文也是换算的结果，原文为“长9俄尺，宽7俄尺”。翻译文学作品，有时也要手持一台计算器。当然，《复活》原文中用到的“卢布”“戈比”“公顷”等单位，因为早已为汉语读者所接受和理解，便也在我的译文中得到沿用。

第三，一律不加译者注释。古今中外的小说家在写作其小说时均很少加注释，因为他们完全有能力把要解释的东西置入作品的字里行间，不需另做说明。但在翻译作品中，所谓“译注”却成为译者手中一件似乎不可或缺的工具，当下汉语译著几乎无一部无译注，有的竟每页加注。当然，对于学术著作而言，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等，注释本身就是学术性的体现，甚至就是该书的出版意义之所在，但是那些面向普通读者的文学名著译本，其中的译注似不宜太多太烦，因为读者往往不得不中断阅读，去查看译者添加在页面底端的或多或少的注释。翻阅当下的外国文学名著译本，发现其中的很多译注似乎是可有可无的，而一些必须加注的内容似乎也可通过对译文的灵活处理来加以表达。我在重译《复活》时做了一种或许极端的尝试，即一律不加译注，而把需要做出的相应解释置入译文正文。《复活》第二部第三十节写道：“起初，聂赫留多夫想在书本里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于是便购买了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所有书籍。他买了意大利犯罪学家龙勃罗梭、加罗法洛和菲利的书，还买了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英国心理学家摩德斯莱和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的书，并仔细阅读。”此处提及的6位欧洲学者，在原文中原本都是没有“头衔”的，他们名字前的身份都是我加进去的，目的是避免加注。第一部第四节有一句话：“聂赫留多夫嘲笑自己，称自己是布里丹的驴子。”我则处理成：“聂赫留多夫嘲笑自己，称自己是法国哲学家布里丹笔下被饿死的驴子，它面对两捆同样的干草不知所措。”还有一种处理，即对原文读者而言众所皆知、而中国读者却未必耳熟能详的俄国历史事件，我也将需要做出的解释尽量放到译文中去。比如，第三部第五节有这样一句话：“自俄国革命运动发端时起，尤其在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之后，聂赫留多夫对革命者一直没有好感，抱有蔑视。”在原文中仅有的一个日期“3月1日”的前后，我分别加入了“1881年”和“亚历山大遇刺”两个补充。

第四，保留作品中的法、英、德等外文，但把汉译加括号置入正文。托尔斯泰用外文不外这么几个用意：一是为了现实地再现当时的社会氛围和生活现实，因为当时的俄国上流社会人士在沙龙、舞会、会议等场合常说外文，尤其是法文；二是为了塑造人物性格，让某位人物说某种外文，其实与让他身穿什么样的衣服、做出什么样的行为一样，也是意在让读者更贴切、更生动地感受到这个人物的音容笑貌，乃至内心深处；三是借助外文单词来突出地强调某个细节，或营造幽默、嘲讽、奇异化等语言效果。也就是说，让人物说外语，在托尔斯泰这里无疑是一种有意识的语言表现手段。对于原文作品中的外文，中译一般有三种处理方式：一是在译文中保留原文，以脚注的形式在页面底端给出汉译；二是在正文中直接译成中文，再在脚注中标明“原文为XX语”；三是在译文正文中用异体字排出外文的汉译。这三种方式各有利弊，但似乎均无法同时达到两个目的：既能表达出原作者使用外文的用意，同时也不对汉语读者的阅读造成过多干扰。我在重译《复活》时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式，即外文原文照排，在外文之后的括号中提供中译，并注明原为何种语言，试图在不打断读者阅读流畅的同时让读者感受到原作中作者特意运用的语言塑造手段。

最后，参考英译本。我手边的《复活》英译本被视为最权威的英译之一（Leo Tolstoy，Resurrection，translated by Louise Maud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2），译者露易丝·莫德（Louise Maude，1855–1939）是英语世界最著名的托尔斯泰译家之一，她与其丈夫艾尔默·莫德（Aylmer Maude，1858–1938）曾长期生活在俄国（露易丝更是生于莫斯科，在俄国长大），是托尔斯泰的密友，艾尔默·莫德还写出最著名的托尔斯泰传记之一《托尔斯泰传》。露易丝的俄语和英语几乎都是母语，再加上他们夫妇与托尔斯泰的密切往来，她翻译的《复活》自然很可信，据说托尔斯泰曾认定，英文中不可能再有超过露易丝·莫德的托尔斯泰作品译文。《复活》第三部第六节有一段克雷里佐夫的讲述：Я познакомился，между прочим，с знаменитым Петровым (он потом зарезался стеклом в крепости) и еще с другими.这里括号中的“在狱中用玻璃自杀”（зарезался стеклом в крепости）究竟是“割腕”还是“割喉”呢？拿不定主意的我去参看英译本，见英译为：who afterwards killed himself with a piece of glass in the fortress，英译并不点明所割的人体部位，只说明“用一块玻璃自杀”，于是我就译成“割破血管”：“我在那里还认识了著名的彼得罗夫（他后来在狱中用碎玻璃割破血管自杀了）和其他一些人。”在第三部第八节，聂赫留多夫请求押解官允许他去探访玛丝洛娃，押解官问道：Маленькая, черненькая？这里的черненькая（有点黑）有可能引起歧义：是指玛丝洛娃有点黑的头发或眼睛（前文多次提及玛丝洛娃的黑头发和黑眼睛），还是指她有点黑的肤色（流放途中的长时间跋涉会使玛丝洛娃肤色变黑）？查看英译，发现露易丝·莫德处理为A little dark one，也就是说，把具体的所指泛化、模糊化，于是我便译成：“个子不高、有点黑的那个姑娘？”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参考其他语种的译本，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因为一部文学作品中较难翻译的东西，往往会令所有语种的翻译家都感到棘手。在翻译时参考其他语种译本，触类旁通，借助旁观者来迂回理解，或可成为一道路径。

托尔斯泰开始写作《复活》时年过六旬，我在接近他的这个年纪重译他的这部书，感觉像是与他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漫长交谈。

【译文】

刘文飞译自《复活》第二部第四十章

大雨只下了一小会儿。一部分乌云变成雨水落下来，一部分乌云飘走了，最后一阵垂直的、细密的雨点打在潮湿的土地上。太阳又露出脸来，一切都在闪亮，东方的地平线上方现出一道彩虹，彩虹并不太高，却很耀眼，紫色最为浓重，彩虹的一端若隐若现。

“是啊，我刚才想了些什么？”待大自然的种种变幻告一段落，火车驶入一道两边都是高坡的沟壑，聂赫留多夫问自己道，“是的，我想到，所有这些人，包括典狱长、押解人员和各种公职人员，大多是温顺善良之人，他们之所以变得如此恶毒，盖因他们担任了公职。” 他想起马斯连尼科夫在听他谈起监狱里的情形时所表现出的冷漠，也想起典狱长的严厉和押解队队长的残忍，后者不准体弱者上大车，对在火车上痛苦不堪的产妇熟视无睹。“所有这些人显然都是铁石心肠，没有最起码的同情心，这只是因为他们担任了公职。作为公职人员的他们，仁爱之情难以渗入他们的心灵，一如雨水难以渗入铺满石块的土地。”聂赫留多夫看着铺满彩色石块的斜坡，雨水未能渗入地下，而呈一道道溪水流淌下来，他心里想道，“或许，这陡坡必须铺上石头，可是看到这寸草不生的土地毕竟让人伤心，它原本也像坡顶的土地一样，能长出粮食、青草、灌木和树木。人也这样，”聂赫留多夫想道，“或许，这些省长、典狱长和警察都不可或缺，可是看到这些人丧失了人类最主要的品质，即相互友爱和相互怜悯，毕竟令人恐怖。”

“问题在于，”聂赫留多夫想道，“这些人将不是法律的东西视为法律，却不将上帝置于人心中的亘古不变、不可或缺的法则视为法则。正因为如此，我和这些人在一起时便感觉特别难受。”聂赫留多夫想道，“我就是害怕他们。的确，这些人很可怕。比强盗更可怕。强盗毕竟还有恻隐之心，这些人却不会怜悯，全无同情心，一如这些寸草不知的石头。他们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都说农民起义首领普加乔夫、拉辛可怕。这些人却可怕一千倍。”他继续想道，“如果提出一个心理学问题，即如何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让这些基督徒、人道的人和善良的人干下最可怕的恶行，却不觉得自己有罪，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保持现状，就是让这些人去做省长、典狱长、军官和警察，也就是说，首先要他们坚信，有一种被称作国家职务的事务，在做这件事时可以像对待物一样对待人，不用对人持有人性的、兄弟般的态度；其次，让这些担任国家公职的人构成一个整体，这样一来便不会有人单独承担他们残忍待人的各种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没有这些前提，我们这个时代就不可能出现如我今天所见的这些可怕事件。问题在于，有些人认为在某些情形下可以不以爱心待人，其实这样的情形是不存在的。可以不以爱心待物，比如可以不带仁爱之心砍树、做砖和打铁，但对待人却不能没有爱心，就像对待蜜蜂不能没有谨慎。蜜蜂有此天性。如果你对待蜜蜂不够谨慎，便会使蜜蜂和你自己都受到伤害。对待人也是这样。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法则。的确，人无法强迫自己去爱，一如他不能强迫自己去工作，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人可以不以爱心待人，尤其在他被人寄予厚望的时候。你若没有爱人之心，就老老实实地坐着，”聂赫留多夫想到，他指的是自己，“随意对待自己，对待物，但独独不能随意对待他人。只有在想吃东西的时候吃东西，方才有益而无害，同样，只有在具有爱心的时候与人交往，方才无害又有益。只要纵容自己不以爱心待人，就像自己昨天对待姐夫那样，那么，如我今天所见的那种面对他人的残忍和野蛮便会无边无际，给自己带来的痛苦也会无边无际，我通过自己的生活已深知这一点。是的，是的，是这样的，”聂赫留多夫想道，“这很好，太好了！”他一遍遍地对自己说，体验到了双重快乐：清凉替换了令人痛苦的暑热；他思虑已久的一个问题得到了极其清晰的解答。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9年1月16日7版。刘文飞，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曾获得俄罗斯利哈乔夫院士奖，第二届“阅读俄罗斯”奖和俄罗斯人民友谊勋章。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俄语诗史》《诗歌漂流瓶》等，主要译著有《三诗人书简》《“百事”一代》《萨宁》《俄罗斯美女》《抒情诗的呼吸》《俄国文学史》《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悲伤与理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