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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义赈：丁戊奇荒，为啥朝廷允许民间自救?

2024-09-18 18:0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三喵先生循迹晓讲

主讲：三喵先生

策划：三喵先生

责编：马戏团长

全文约3500字阅读需要10分钟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讲过中国古代的赈灾体系，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朝廷要主导一切，虽然各种天灾最早冲击的是民间，高高在上的朝廷面对天灾响应往往是滞后的，而且官僚体系层层盘剥，上下其手，又会导致赈灾效率极其低下，钱是花出去了，但肥了中间的官吏，苦了底下的百姓。即使有种种弊端，朝廷还是对民间自发的赈灾机构充满警惕，因为这种自发的民间组织会对朝廷的权力构成严重威胁，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明清两朝，民间赈灾组织自然会受到皇权的各种打压。

但是到了清朝晚期情况就不一样了，大清的皇权在内忧外患之中不复往日威严，面对天灾，朝廷无力组织有效的救助，各种民间赈灾组织也就在赈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那么这次天灾是怎么回事？民间的赈灾力量是怎么赈灾的？今天就聊聊这个话题。

◇ 陈忠实所著的小说《白鹿原》，其背景所在的晚清民国，正是全国鸦片流毒最严重的时期，而陕西地区又因为优越的地理条件，成为北方种烟吸烟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以至于当时流传着“十个陕西人，十一个大烟鬼”的戏言图为电视剧《白鹿原》剧照

清朝光绪元年到光绪四年，也就是公元1875到1878年，北方的几个省份，包括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发生了长期的旱灾。长期的干旱导致大面积的庄稼颗粒无收，再加上当时北方各省有不少民众为了利益将大片田地种植鸦片，进一步减少了本就寥寥无几的粮食产量。民众吃不上东西就会导致大面积的饿死人，然后就是由于尸体导致的瘟疫，一来二去，就是一个大规模死人的恶性循环。

◇ 丁戊奇荒的惨状不仅被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所记录，大量在华传教士也把当时的所见所闻记录在案图为李提摩太(1845年10月10日－1919年4月17日)，字菩岳，英国传教士

在如此末世景象之中，所有人必须为了生存击穿一切底线。当时人家的儿童妇女实在养不活就只能出卖，“佳丽者不过千钱，稍次者不值一文，人命不如鸡犬”。即使如此，能被卖出去还算幸运的，因为能有碗汤喝，兴许就能活下来。而没人买的那些大概率只能等死。而对于亡者来说，死亡不意味着解脱，他们的尸体甚至会被分食。

◇ 图为反映丁戊奇荒惨状的《饥荒铁泪图》

当时有一个村民的父亲死了，他把父亲埋在坟地，然后看到同村几个人拿着锄头往墓地赶去，这位心说不好，跑过去一看，父亲尸体果然被挖走了。他赶紧报官，官府倒是把那几个邻居给抓了起来，并把老爹尸体给还了回来。但晚上这几个邻居越狱逃跑，还是把他老爹尸体给偷吃了。这样的惨剧在但是绝非个例。

灾荒持续了数年，光是太原府一百万人就死了九十五万。而在整个北方，灾难造成的人口损失精确数量是无法估计的，最普遍的说法是一千万人左右的人口损失，此种级别无论在哪个年代都是骇人听闻的。

◇ 图为反映丁戊奇荒惨状的“鹄面鸠形迎风倒毙”《豫饥铁泪图》

面对天灾，清政府的官方赈灾体系显得力不从心。首先灾情的上报就非常迟缓，光绪元年山西的灾情就很严重了，但时任山西巡抚在奏折中轻描淡写，只是说歉收而已。等到三年后局势不可收拾之时，当地民众已经开始吃观音土了。其次，北方这么大规模的灾荒，清政府倒是高度重视，因为如果不去赈灾，那就会有大量的流民，保不齐再出个李自成张献忠那样的，大清可能就得给交代了，所以朝廷命令各省尽一切可能赈灾，甚至动用了海防银，慈禧太后也拿出了自己的私房钱，可是这次灾情实在太大，就算朝廷砸锅卖铁，“竭天下之财”而“拯救不过十二三”。

最后，朝廷赈灾很多时候因为官僚体系和惯性思维，反而会激发新的矛盾。比如当时李鸿章上了奏折，希望北方禁止酿酒以节约粮食，但户部认为一旦禁止酿酒，商户会闹事，局面更加不可收拾。所以“明年但准歇业，不准新开”，算是一个不痛不痒不解决问题的态度。而李鸿章自己在天津开设粥厂，以接济从灾区逃荒的灾民。当地的官员管理不善，又不注意防火，由此导致的粥棚火灾一下子夺走了两千多人的生命。凡此种种，如果仅仅依靠官府的力量，根本无法解决这次灾情，而由此产生的流民也会成为大清不能承受之重。

事实上当时已经有大批的流民从遭灾的各省流往全国了。当时袁保恒和从子袁世凯赶往山西赈灾，看到大批的灾民游荡。袁保恒问他们将要逃往何方，灾民们茫然不知。大批的灾民凭借本能往东南方逃荒，从河南陕西山西跑到苏北，接着就是江南。

◇ 图为李金镛祠堂中的李金镛雕像（1835年—1890年9月14日），字秋亭，号丽卿、翼御，清末官员、慈善家

当时的江南虽然没有遭灾，但灾民的出现却极大地冲击着这里的社会秩序。此时江南指望朝廷已经完全不现实，而当地的士绅主动承担起了赈灾职责，这说到底也是为了维护本地秩序。常州士绅李金镛在上海积极筹款，而轮船招商局的总办唐廷枢和上海士绅胡光墉迅速响应，这些江南头面人物筹集到了十几万两银子，并深入苏北赈灾，开创了清朝民间义赈的先例。

在苏北赈灾的过程中，李金镛等人打破了官府赈灾的繁琐程序，不用本地官府层层手续，而是深入乡镇，查清灾民状况之后点对点发放赈济物资钱财，极大地提高了赈灾效率。后来，李金镛把这次赈灾的流程总结标准化，制定《海州查赈章程》，这成了今后民间义赈的标准参考文件。

有了李金镛等人的先驱性工作，江南其他地方的士绅也得以了解灾情的严重情况，纷纷参照前例组成民间义赈组织。这些组织的资金来源一方面来自士绅的家财，另一方面也来自他们在江南组织的捐助活动。募捐得到的钱财物资通过这些民间义赈发放给灾民，成效斐然。

◇ 图为香港东华医院的“神威普佑”牌匾

这样以东南士绅为主体的赈灾一直持续到1881年，总共募集发放救灾物资钱财合计一百余万两白银，全活“百十万之命”。除了江浙沪以外，广东香港地区也在士绅的影响下自发参与赈灾。当时香港的士绅们甚至远赴南洋筹款，总计折合库平银十一万两，并且他们的医院还主动派出医生去帮助灾民。这些民间力量赈灾有效地消解了大规模流民可能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到了这个时候大清朝廷也只能对这样的民间义赈采取鼓励嘉奖的态度。

1879年，朝廷奖励香港东华医院一块“神威普佑”的牌匾，这块牌匾到现在几经迁徙，陈列在上环的文武庙内，算是香港义赈的历史见证。

民间义赈替代官府来安抚灾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壮举。它改变了中国自古以来官方赈灾一统天下的局面，也深刻地影响了官方的赈灾体系。从此之后不少官员也看清楚了，义赈比官赈好，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任上就放任辖区内的义赈活动，甚至搞起了“化官为义”的办法，也就是官府牵头赈灾，但具体实施和负责款项发放的也还是民间的赈灾组织，毕竟他们的效率比官府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