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森与歧视的“科学”：意识形态阴影下的科学种族主义

昆汀·塔伦蒂诺执导的电影《被解救的姜戈》中有这样一个片段：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饰演的白人奴隶主，在席间把玩着人类头骨，用颅相学包装出来的“科学”论调，表达自己的种族主义观念，这自然也让一旁的黑人姜戈极度愤怒。用颅相学、优生学等所谓科学的方法，来论证种族的优劣，甚至为某种极端种族主义政策服务，在历史上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这种借助颅相学等“科学”手段，借助经验，对人类进行种族划分，并证明种族主义正当性、论证种族的优越或卑劣的取向，被称之为“科学种族主义”（scientific racism）。在科学种族主义的加持下，非洲、美国以及欧洲多国都实行过相应的种族政策，从严苛的移民法案，到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塑造，再到种族隔离甚至屠杀。

在2007年，因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获得诺贝尔奖的詹姆斯·沃森，就因为“人种决定智商”的言论，在欧美学界声望一落千丈，还被停掉了冷泉港实验室的行政职务，遭到了学界的“放逐”。而在今年初播出的一部纪录片里，沃森说智商测试表明，由于基因差异，黑人和白人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是可以遗传的，再度引发学界哗然，沃森也被认为是在发表种族歧视观点，并被剥夺多项荣誉头衔。但在近年来强调“政治正确”的风气之下，沃森的言论却被那些反政治正确、坚持种族主义的人们加以利用，成为论证种族歧视的合理论据。沃森的观点，以及类似的言论，在当下都在利用基因、智商等作为区分种族差异的标准；而在历史上，曾经的颅相学、优生学乃至精神病学，在科研和临床应用上，也会在意识形态阴影的笼罩下，让它们所标榜的“科学”成为服务于特定政治目的的话语，最终对许多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也给全人类留下难以抚平的伤痕。

纳粹种族政策与“无生存价值”的人

一般认为，科学种族主义盛行于17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二战时期，纳粹骇人听闻的种族暴行，也让反种族主义在战后成为国际各界急需达成的共识。早期的“科学”种族主义萌发于启蒙时期，尽管在当时，来自英国的一位自然哲学家、科学家的博伊尔（Robert Boyle）就信奉所谓的人类同源说（monogenism）；但在隔海相望的法国，法兰克贵族作为高等民族，对劣等的高卢土著享有天然的征服权的观点却一度风行。科学家们力图证明人种之间、族群或民族之间有着天然的优劣差距，以此来进一步论证文明-野蛮对立的必然，以及文明的、优等的人群对劣等族群所享有的统治权力。

当提到“科学种族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种族灭绝罪行时，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始终都是绕不开的话题，“科学”在纳粹的种族主义工程里，就像一个武器库，听凭纳粹意识形态的调遣。无论是被印上伪科学印章的颅相学，还是优生学、精神病学等，在纳粹德国时期，都被种族主义分子大加利用。纳粹德国的种族政策里，“雅利安人”是最为优秀的种族。最早雅利安人指的是今天所说的印度-雅利安人和伊朗-雅利安人，但随着雅利安人征服印度，以及雅利安人源自北欧等假说的提出，雅利安人开始和原始印欧人，包括北欧人关联在一起。纳粹在此基础上改变了“雅利安人”这个概念的意义，他们基于特定的种族主义理论，以科学合理之名，把在优生学计划中留存下来的、最为优秀的德意志人称为“雅利安人”，这个概念有别于最初的雅利安人种概念，是通过优生学计划和法案制造并明确的种族主义用法。这套政策与大量科学手段相结合，例如，纳粹当局借助了优生学的方法，对在他们看来属于劣等的民族施以强制绝育等手段，并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种族屠杀。与集中营和大屠杀相伴的，还有纳粹疯狂的、毫无人道可言的人体实验。在大屠杀期间，纳粹当局在集中营内对大量囚犯进行科学实验，其中包括大量犹太人、波兰人、苏联战俘，甚至包括不少残疾的德国人。这些人被用于接受外伤实验、病毒或细菌实验、生育实验、毒气实验、高空实验等等，目的是帮助纳粹德国开发新式武器，或救助军队伤员，并通过科学可靠的结果，证明及推进纳粹种族政策的合理性。

在纳粹德国，种族政策同优生学的绑定十分明显。优生学指的是通过非自然或人为的手段，对国民遗传基因进行改造的一个学科，这个学科旨在操控特定人口的演化方向，既根治遗传病，又可改良整体的人口素质。优生学也被称为“善种学”，在世界多国都有着悠久的传统，但由于操作过程中所采用的手段容易引发人权争议，优生学也遭到了不少批判。纳粹德国推行了一套优生学计划，其中最主要的手段是“种族优生”（Racial hygiene）。种族优生旨在通过政府筛选，挑出一个民族中最强建、最聪明和道德水平最高的人来培育下一代，这套学说也和医学有着紧密关联，并在20世纪早期受到欧洲不少科学家的支持。德国优生学家阿尔弗雷德·普罗兹（Alfred Ploetz）在1895年提出了种族优生的理论，原本是要用于解决当时德国的低生育率，但很快犹太人的问题和人种纯洁等议题开始伴随种族优生理论被热议，并逐渐在德国形成主流观念。普罗兹在他的主张中强调公权力对公民生育的干预权，不过早期他还从优生学视角出发，认为犹太人是欧洲排名第二的优秀种族，但后来他修正了这一观点，认为犹太人的“独特性”会玷污雅利安人的纯洁，赞成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并在1937年加入了纳粹党。

恩斯特·鲁丁（Ernst Rüdin）是当时最为优秀的精神病学家、遗传学家，他在痴呆症、躁郁症等领域成果显赫，而就精神分裂的遗传问题，他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被称为“精神遗传学之父”。但同时，作为“种族优生之父”普罗兹的妹夫和同事，鲁丁也相信普罗兹的理论，他认为20世纪初的德国人正在变得“驯服”，这会让该种族在人种上倒退，并退化且衍生出精神疾病。这一想法让他开始把自己的工作重心从科研转向政治，开始鼓吹种族优生，宣扬雅利安人的优越性，以及维护这种优越性的必要。种族优生在纳粹德国的大规模实施，连本民族的百姓也不放过，早在1933年，纳粹当局就通过法案，要求具有遗传性疾病的人进行非自愿绝育，对象包括：弱智、精神分裂、酗酒、精神错乱、失明、耳聋和身体畸形等，在短短4年内有30万人接受了绝育手术。而与“优生”或“善种”相对应的，是所谓的劣等、“贱种”以及“无生存价值”的人们。纳粹德国对优生学的贯彻，意味着这些“无生存价值”的人们几无立身之地，他们被剥夺生育权，以维持雅利安人种族血脉的纯洁、高贵以及优越性。

但一系列绝育措施，包括阉割、结扎等手段，虽然残忍且非人道，但对纳粹当局来说，在塑造完美的雅利安人种族这项大计面前，非自愿绝育的效率还是太低了。为了更快地提纯出一个纯洁的雅利安人集体，强迫性的安乐死行动也随之展开。患有精神分裂、梅毒、脑炎、癫痫等疾病的德国人，以及各类非雅利安血统人士，都会被安乐死计划盯上。在大大小小的医院里，衰老的、受伤的、生病的人们，其生存价值在“本民族”所提倡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面前，在承载平庸之恶的执行者们眼中，成为急需切除的赘余。剑桥大学历史学者理查德·伊文斯（Richard J Evans）曾在《电讯报》刊文，说明希特勒是如何干预并扭曲了纳粹德国的科学和医学发展的：到1939年，德国大学几乎一半的学生都在学习医学，纳粹为医学投入大量资源，提高了医生的工资，为“雅利安人”建立了新的医疗保健设施，在迅速扩大的武装部队中，为医疗人员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并在许多大学开设了种族优生机构。同一时期，大约三分之二的德国医生与纳粹党有某种联系。伊文斯还提到了著名的“死亡天使”门格勒（Josef Mengele），他既是党卫军军官，又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生，他的工作在当时的纳粹德国是“正常”的学术工作，门格勒会从政府领取科研经费，定期参加学术会议，发表论文并接受同行评议，并向他的老师、纳粹优生学政策鼓吹者费许尔（Otmar von Verschuer）汇报自己的研究进展，看起来和一般的科研工作者的日常并无二致。但其实，门格勒的工作内容是筛选集中营囚犯并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人体实验，例如从运抵集中营的犹太囚犯中挑选出双胞胎，并向他们注射化学药物，观察他们是否有不同反应，并通过这些“科研工作”来寻找改良人种的方法。费许尔和前面提到的普罗兹、鲁丁一样，都是生物学和遗传学领域的杰出学者，但也同样痴迷于种族优生理论，费许尔正是通过他的学生及助手门格勒来参与纳粹优生学的最新研究进展，讽刺的是，在战后费许尔依然活跃在遗传学领域，他在1951年建立了西德最大的遗传学研究中心，开始关注核辐射对人类遗传的影响。在1960年代，他“背叛”了自己的种族优生立场，转而关注基督教伦理，并提醒世人警惕优生学的危害。

在二战之后，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尽管因为其罪行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有关希特勒种族主义理念根源的探索却源源不断。人们好奇是什么让这个男人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可怕的大魔头。《纽约客》曾经刊登一篇文章，梳理了希特勒种族主义理念和美国种族歧视问题的关联。文章提到，托马斯·杰斐逊曾经就美国原住民问题发表过种族主义观点，认为应该“消灭”印第安人。美国人针对原住民的屠杀，似乎为后来纳粹德国的大屠杀提供了又一个参考范例；也有证据表明，希特勒对于美国的种族法案深表赞同。另外，美国的优生学理论，以及在移民法案方面对亚裔归化人群的打压，都在某种程度上给希特勒和他的帮凶们提供了“灵感”。纳粹的种族政策就像种族主义的“百科全书”，从一个统摄全局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出发，再到一系列的宣传鼓动，并辅以“科学”这套话语体系，为推行种族主义政策增添合法性的砝码。

而即便美国人在同纳粹的战斗中同样付出了数十万条生命的代价，但直到今天，对于少数族裔（犹太人、穆斯林等）的歧视依然严重。或许更值得让今天的我们担忧的，不是历史上出现过的种族主义暴行，以及为之辩护、服务的科学手段，而是依然如幽灵般潜伏在我们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偏见。

颅相学在非洲：殖民统治与卢旺达大屠杀

18世纪，一位瑞士牧师约翰·拉瓦特（Johann Kaspar Lavater）开始探索起颅相学（Phrenology）研究，他的后继者包括德国医生弗朗茨·加尔（Franz Gall），还有美国的福勒兄弟（Fowlers）。这些颅相学的“先驱”们试图论证大脑是“心灵的集合”，用在当时看来非常严谨周密的手段，包括解剖等方法对他们的理论加以论证。加尔通过收集、观察颅骨来判断个人的心理和道德个性，并认为大脑会决定人们的27项能力，包括记忆力、艺术天分甚至谋杀本能。颅相学理论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开始被广泛认可，成为一门学科。人们借助颅相学认知人类的精神健康，客观来讲，这门伪科学也在当时推动了法医学和解剖学的发展。

在西方强国大肆扩张殖民地的时代，不同人种的交汇，也让来自西方科学家们开始着迷于人种差异的科学论证。20世纪初期，颅相学也在西方人对于进化论和人种差异问题的兴趣驱使下，再度成为一门显学。但也正是在欧洲殖民者的推波助澜下，颅相学在非洲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大规模的种族歧视和压迫事件。

卢旺达大屠杀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惨无人道的暴行之一。1994年4月到7月，短短一百天里，这个国家700多万人口中，有将近一百万死于种族屠杀。自14世纪以来，卢旺达主要由三个族群组成，其中拥有牛羊牲口的人群被称作图西人（Tutsi），而农民则被叫作胡图人（Hutu），另有一小部分名为Twa，据信是俾格米人的旁系。尽管胡图人和图西人都有自己的富裕阶层，但长期以来，图西人还是形成了更加富有的精英文化。不过，两个族群之间尽管始终对彼此怀有偏见和矛盾，但“种族”的差异并没有在两个族群间被刻意强调，通过种族划分优劣的手段事实上是在殖民者来到这块土地之后，才被有意塑造起来的。

比利时人在1912年占领卢旺达-乌隆迪（Rwanda-Urundi），开启了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的殖民统治。也是在这一时期，有关图西人作为当地更优等民族的神话开始被大肆宣扬。1863年，英国探险家斯派克（John H. Speke）留下了这样的记载，称胡图人是“原始种族”（primitive race），是“真正的卷毛头、扁鼻子、嘴巴鼓鼓的黑人”；相比之下，图西人有着更好的血统，是更加优等的民族。比利时殖民者利用了这样的说法，名为《我所知道的刚果》（The Congo I Knew）的纪录片也对加剧这种歧视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比利时人还从本国邀请来科学家，借助颅相学的方法，给当地民众进行颅面和体型测量，根据测量结果进一步“科学地”区分出图西人和胡图人两个“种族”。从1933年开始，比利时殖民者开始给卢旺达-乌隆迪当地的居民发身份证，证件上会标注每个人的种族。在比利时人的操作下，图西人的“高贵血统”愈发得到强调，他们的身材更高（尽管和图西人营养更好有关），鼻子更长更窄，肤色更浅，头部和眼部的形状特征也让他们看上去更接近白人。也正因如此，殖民者更重视图西人的权益，图西人也一度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不过在二战之后，非洲分离运动愈演愈烈。在卢旺达独立前夕，比利时人希望尽可能地延续本国在卢旺达当地的殖民统治。过去饱受欺压的胡图人如今也得到了殖民者的重视，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进入到了当地社会的上层阶级，比利时人希望借此缓和胡图人对殖民者的敌意，并且将本来用于宣传图西人优越性的种族神话和颅相学根据，反过来用以挑起胡图人对图西人的仇恨。这种仇恨的直接结果是，1959年胡图人推翻图西人统治，卢旺达-乌隆迪这块殖民地上，分裂出了两个独立国家，卢旺达和布隆迪，前者是一个胡图人居多数的共和国。两国独立后，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的冲突越发严重，图西人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些图西族难民在1986年成立了卢旺达爱国阵线，与卢旺达的胡图人政府军之间爆发了内战。胡图人则在政府军的宣传下，受到名为“胡图人的权力”（Hutu Power）的意识形态鼓动。停火协议在胡图人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Juvénal Habyarimana）遇害后被撕毁，胡图人开始大肆屠杀图西人，以及不少因为拥护和平而被视为叛徒的本族人。

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学者Charles André在他所写的《颅相学与卢旺达大屠杀》（Phrenology and the Rwandan Genocide）一文中指出，卢旺达的种族问题根深蒂固，因此把责任全部丢给比利时殖民者也并非公允，但事实上，在比利时人来到卢旺达-乌隆迪之前，胡图人和图西人并不认为彼此是不同的种族，是比利时人借助颅相学等伪科学手段，强行区分了两个族群，并在他们之间烙上了种族优劣的烙印。他也借助这个例子提醒读者，当今社会，尤其在互联网的推动下，容易出现一些污名化、简单化和歧视性的话语，并借助一些伪科学概念，试图一蹴而就地解释甚至解决复杂的社会现象，在他看来这是相当不可取的。

巴尔干极端民族主义的精神病学外衣

在一篇名为《医生与亚美尼亚及波斯尼亚大屠杀》（Doctors and the Armenian and Bosnian Genocides）的文章中，作为一个公共卫生领域的杰出学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M. Kaplan）对科学种族主义的反思，较之科研工作又更进一步，他站在医学工作者的视角，反思医生和医学是如何在看似合理的科学话语下，为极端民族主义服务，甚至丢尽一切医疗道德准则。卡普兰列举了在亚美尼亚种族屠杀和波斯尼亚种族灭绝两个案例。他认为，随着欧洲多国财富增长，中产阶级群体壮大，中产阶级对自身存在的危机感被民族主义者加以利用，这些中产阶级大多重视自身的私有财产以及社会地位，担忧失去他们所拥有的。随着作为“边缘群体”的犹太人、吉普赛人和斯拉夫人进入西欧，这种欧洲内部移民可能对西欧社会和文明造成的瓦解，也就成为民族主义者大做文章的地方。种族被作为区分少数族群他者的工具加以使用，优生学对维持既定人群基因优秀程度的主张，也同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捆绑在了一起。卡普兰观察到，在优生学被用于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医生这个群体面临的道德争议相当之大，甚至要为亚美尼亚和波斯尼亚的种族暴行负起相当大的责任。

在前苏联及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精神病学在对待持不同政见者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而在苏东剧变之后，精神病学在巴尔干半岛的种族迫害惨剧中，被一些塞尔维亚精神病学家兼政客加以发挥，成为波斯尼亚种族屠杀的又一推手。

巴尔干半岛的极端民族主义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对当地百姓造成严重的伤害，尽管半岛上各个民族矛盾的出现要早得多。尽管都属于移民到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种，在历史上，哈布斯堡王朝利用克罗地亚人对欧洲的强烈归属感，通过宣传手段让克罗地亚人相信他们比塞族人更加“优等”，但又许给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人以一定的特权，挑拨两个民族的矛盾。在宗教上，罗马天主教会也极力主张克罗地亚人由奥匈帝国统治，并主张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是俄罗斯人的同盟。1918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联合王国（后更名为南斯拉夫王国）成立，但该国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倾向让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非常不满，他们也主张本民族的平等权利，有一些人相信，正是克族的右翼民族主义者刺杀了推行大塞族主义的国王亚历山大一世。而到了二战时期，过去一度被塞族欺压的克族人，在纳粹势力的扶植下，成立了克罗地亚独立国。该国的纳粹组织乌斯塔沙（Ustaša）开始了和纳粹老大哥类似的种族政策，通过“国籍法”在把克族人定性为高贵的雅利安人的同时，大肆迫害塞族人，约70万塞族人被送到集中营并遭到屠杀，一同受难的还有相当规模的犹太人和吉普赛人。

尽管战后在铁托的主导下，前南斯拉夫试图建立起“社会主义新民族”，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兄弟情谊”，但往日你死我活的种族仇杀记忆，再度被民族主义政党调动了起来，让铁托死后的南斯拉夫又陷于不太平。大塞尔维亚主义在前南斯拉夫解体前后，与巴尔干半岛上的其他各种极端民族主义再度粉墨登场。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拥有相当数量的塞族人、克族人人和穆斯林，民族矛盾也变得愈发尖锐。在波黑独立之后，波黑境内抵制独立的塞族人建立起了塞族自治区，波黑当局的镇压最终引发了武力冲突，克族与穆斯林一同对抗力求维持民族独立地位的塞族人，内战也因此爆发。其中，1994年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造成了8000个平民的死亡，其中多为穆斯林，是二战后欧洲最为严重的种族屠杀行为。

卡普兰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精神病学和种族主义的关联。事实上，颅相学、优生学和精神病学这三个领域的发展，在种族主义的历史上，经常互相影响。例如，颅相学的一个理论基础，就是认为根据人类头颅的形状能够确定一个人的心智和道德水平；优生学目的虽是对遗传疾病进行干预治疗，但除了疾病之外，也涉及到人类精神健康和道德水平的干预；而精神病学的诊疗则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优生学，尤其是种族优生，因为通过精神病学的诊断，不符合优生学要求的人群会被区分出来，加以治疗干预，甚至像纳粹当政时期一样，被强制绝育或送去安乐死。秉持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塞尔维亚民主党SDS，其建立有着浓厚的医学，尤其是临床精神病学背景。拉斯科维奇（Jovan Raskovic）是当时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的塞族精神病学家和精神病医生，正是他在1990年领导成立了SDS。作为前南地区颇有名气的精神病学家，拉斯科维奇的理论却充斥着极端的种族主义气息，他发展出一种用以解释种族差异和“命运”（destiny）的理论，并表示这套理论是历经长时间的工作，运用科学的精神病学手段和经验，在塞族、克族和穆斯林聚居区的边界，经过反复观察得出的科学论断。原本同为斯拉夫人的塞族、克族和穆斯林在拉斯科维奇的理论中，有着各自不同的精神构造，例如，塞族人具有俄狄浦斯情结，克族人则有阉割焦虑，而穆斯林则注定与贫穷为伍，并始终保持好斗性。根据拉斯科维奇的理论，克族人会在某种“悲剧化的命运”驱动下挑战塞族人的权威和统治。简而言之，拉斯科维奇的理论是用以证明塞族人对克族人的优越性，并维护塞族的侵略、压迫的合理性。不过，克族精神病学家也并没有闲着，他们也利用精神分析等手段，得出塞族人“好战、文化水平低、有自卑情结”等精神特质，并大加攻击。

事实上，精神病学家们在前南斯拉夫解体后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扮演着以科学为名的种族主义者的角色，虽然他们试图用民族主义的说辞，以及对本民族的忠诚为理由替自己的行为开脱，但他们的科学论证却基本上是在替本族人主导的种族罪行辩护。塞族和克族的精神病学家还试图用精神分析来建构出对立族群的天然缺陷，例如克族精神病学家会论证塞族人在政治上的偏执心态，以及对武器所表现出的“近乎色情”的迷恋。而当国际舆论对塞族人主导大屠杀表示谴责时，塞族精神病学家们则同政府联合起来，在1993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战争的压力》（The Stresses of War）的文件，记录了战争对塞族百姓的影响，声称国际舆论是在“妖魔化塞族人”，并且受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驱使，可能导致潜在的、针对塞族人展开的种族屠杀。

来自萨拉热窝的精神病医生拉多万·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zic）在拉斯科维奇退出政坛之后接过了他的位子，领导SDS，这位带有些许神秘气息的政客，后来成为波黑境内塞族共和国总统，并且一手推动了大规模的种族灭绝。斯雷布雷尼察屠杀里，8000名穆斯林惨遭杀害，而在卡拉季奇治下，基于种族、政治和宗教缘由的杀戮成了家常便饭。在这个过程中，卡拉季奇的精神病学背景，被认为是有效煽动民族仇恨并导致种族屠杀的一大原因。一些人相信，卡拉季奇利用他的精神病学经验，利用言语和心理攻势让他的部下认同种族歧视的意识形态，在种族屠杀中，精神病学在卡拉季奇手下变成一种带有邪教色彩的力量，甚至让这些参与屠杀的人们“暴力程度”急剧上升。

精神病学成为了两族民族主义对抗的又一战场，两个民族在历史、文化和宗教因素之外，试图寻求科学手段来为本民族的优越性提供合理依据，并维持各自的极端民族主义立场。这种做法事实上也建构出了以民族或种族为划分标准的社会结构。在克罗地亚，那里也有相当数量的塞族人，而在塞尔维亚也有颇具规模的克族人，以及像波黑这样既有克族和塞族，还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政治实体，但族群之间的对立，在近乎意识形态宣传的精神病学理论煽动下，延伸出一条以科学之名划定的隔阂。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歧视与仇恨变得更加言之成理，因为除了历史上的血债之外，还多了“科学”依据为之背书。

科学种族主义的幽灵

在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风行的今天，也有一部分人持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人种的优劣是可以通过科学手段加以证明的。这种看似“理客中”的论调，也常出现在性别议题上。2007年，因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获得诺贝尔奖的詹姆斯·沃森，公开表示黑人的先天智力不如白人，一同遭到沃森开炮的还包括肥胖者和相貌不佳的女性等，沃森表示这些都需要“基因工程”加以干预。这样的言论让沃森在海外学界变得声名狼藉，不过仍有不少人支持他的种族主义论断，并言之凿凿，以“科学”为名复述着沃森的主张。这其中，或许也有某种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在当今社会政治格局中作祟。但需要每一个人警惕的，或许应该是这样一种假科学之名、行种族歧视之实的“科学种族主义”。

沃森的拥趸们所操持的理客中论调，更像是某种科学种族主义的回归。今年1月17日，《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就发表了题为《科学种族主义的回归》（The Return of Scientific Racism）一文，提醒人们要小心当下科学种族主义的卷土重来，并把矛头对准了特朗普上台前后，洋溢在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气息，以及对“政治正确”的反击。文章提到，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些人试图用科学的手段证明一些族群在生理上优于其他族群，尽管经历了一次次失败，但这种科学种族主义的尝试却屡屡出现。如今，大行其道的智商测试同样被应用到了证明种族优劣之上，然而事实表明，用于比较黑人与白人种族差异的智商指数，在黑人群体受教育程度日渐提高之后，其差距已经明显缩小。换句话说，与其拼死证明黑人在智商上较之白人的“低下”，或许人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教育公平等议题上。

对于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在种族主义问题上的影响，Alexander Thomas和Samuel Sillen在他们合著的《种族主义与精神病学》（Racism and Psychiatry）一书中，明确指出了“科学种族主义”在建构上的不可靠，认为基于科学种族主义的种种证据往往都带有相当的模糊性。在种族问题面前，精神病学尽管扮演过“邪恶”的角色，但目前对于精神病学家们来说，重要的或许还是尽可能地摆脱种族主义神话的影响，跨越这层隔阂，让精神病学的方法能够更广泛地应用、服务于原先被区隔开的黑人等深受歧视的群体，更好地满足过他们的精神健康需求，这才是科学和医学应用的正道。

而在《国际社会主义评论》那篇文章的结尾处，作者也提到了一个现实，就是“种族”至今依然作为一个生物学层面的概念分类存在，科学对于种族划分的信任，让种族神话依然延续着。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生活在一个被构建起来的种族社会中，但在面对种族差异时，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这样一个社会结构所产生的系统性压迫，而非那些看似“科学”的证据。当然，更为可耻的，是继续坚持用看似理性、客观、中立的“科学”，为由民族主义、宗教偏见等因素所激发的社会压迫背书。如果我们将永远生活在一个科学的种族主义社会之中的话，谁能保证自己不会迎来“无生存价值”的那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