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一半︱长江十年禁渔，千呼万唤始出来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三部委联合发布《长江流域重点水城禁捕和建立䃼偿制定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时，我正在洛杉矶参加一个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中国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合作的项目会议，主题之一就是流域规划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得到这个消息，会上我们兴奋地向外国专家分享中国政府对生态保护的高度重视，把习近平主席于2018年4月在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字一句翻译给外国专家们听，骄傲地告诉他们当下的中国不只重视经济发展，更关注生态环境。

下午会议结束时已是国内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朋友圈被这则新闻刷屏。

根据《方案》要求：2019年年底前，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区完成渔民退捕，率先实行全面禁捕；2020年底前，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保护区以外水域要完成渔民退捕，暂定实行10年禁捕。自此，母亲河长江全面进入十年休养生息期。

可以看到，《方案》将威胁水生生物资源的关键因素列入了工作计划，对非法渔业行为进行取缔，对退补后的渔民生计进行规划。从理论到实践，分步骤分片区实施，真正从长江生态恢复的迫切性出发，能最大程度确保禁捕工作落地。

长江是世界上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河流之一，浩浩江水哺育着424种鱼类，光特有鱼类就有183种，位列全球七大生物多样性丰富河流，滋养了沿岸生灵，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的重要驱动力。然而，过去几十年快速、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令长江付出沉重的环境代价，由于拦河筑坝、水域污染、过度捕捞、无序港口码头开发、航运疏浚、岸坡硬化、挖砂采石等种种原因，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已经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根据2018年长江淡水豚科考结果，长江中仅存的哺乳动物江豚（另一种哺乳动物白鱀豚已于2006年宣布功能性灭绝），其种群数量仅为1012头（2006年调查数据为1800头），而食物资源的匮乏是江豚数量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实现禁捕，让长江休养生息，迫在眉睫。

这则刷屏的消息也让我回忆起多年来推动禁渔工作的点滴，想到了为之奋斗的鱼类专家，政府官员和一线保护工作者们，尤其想到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曹文宣院士。

曹先生和鱼打了一辈子交道，熟悉长江里每一种鱼的习性，和它们有着叙不完的故事。每次跟曹院士聊天，他都会忧心忡忡地说到长江里的鱼越来越少了，建议推动十年禁渔，让长江休养生息。他曾认认真真算过一笔帐：长江禁渔将会有多少人受影响，有什么样的替代生计，需要哪些方面的经费，大概多少经费等。这些年来，他一直不辞劳苦四处呼吁，推动禁渔工作一步步落实。

6年前，在长江渔业资源保护专家研讨会上，恰逢曹先生生日，他的生日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看到十年禁渔的落实，长江渔业资源的恢复。《方案》的发布，使曹院士的愿望得偿，更是对众多推动长江大保护的专家和保护工作者们的巨大鼓舞。

从逐水而居的中国远古时代开始，人类就在慢慢地探索与鱼的相处之道，勿竭泽而渔便是最根本的一条准则，然而如今长江鱼类资源却呈现断崖式下降。长江渔业曾在我国淡水渔业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世纪60年代初，长江上游地区主要经济鱼类约有50余种，长江捕捞产量曾在1954年高达43万吨，占全国淡水捕捞产量的60%，到上世纪90年代已下降至10万吨左右，并呈逐年下降趋势。

长江里的鱼越来越少，人们的办法越来越多，最让我震惊的是在鄱阳湖调查时了解到的“天罗地网”。“天罗”由两条船和一张百米长数米高的渔网组成，捕渔时两条船分开牵着渔网的一侧一字排开，通上电，在水中拖动，所到之处，鱼儿“尽归”网中。“地网”是对“天罗”的补充，船只难以进入的湖边浅水区是漏网之鱼的庇护所，于是用一根竿连上一个超大号的网兜，依然通上电，沿岸边一路扫过，漏网之鱼又悉数被捕获。

此外，在长江口还有为捕捞刀鱼发明的一种网，它有个响当当的名字：“断子绝孙网”。当你亲眼看到这些层层叠叠被安置在江中的鱼网时，更能理解和感受这个名字的形象。在渔业资源逐渐匮乏的今天，这种持续性大规模的捕捞，无疑会成为压垮长江渔业资源的最后一根稻草。全面禁止长江干流及其重要支流的渔业捕捞活动，不仅能让渔业资源得以休养生息，也让其它修复措施的成果及时得以展现和巩固。

长江全面禁渔是各方不断探索出的不得而为之的方案。早在20年前开始，农业农村部（原农业部）在长江流域就陆续划定了53个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和279个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涉及到长江流域接近1/3的天然水面。虽然在种质资源保护上起到了一定效果，但渔业资源的整体下降趋势仍未能逆转，如湖北监利段四大家鱼鱼苗径流量从1997年的35.87亿尾，下降到2007年0.89亿尾，十年时间下降90%以上。

自2002年开始，长江开始春季休渔制度，又称“长江禁渔期制度”。当年农业部在长江中下游试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禁渔，2003年起经国务院批准后在长江流域正式实施。这项举措，共涉及长江流域11个省（区、市）、8100多公里江段。禁渔范围为云南省德钦县以下至长江口的长江干流、部分一级支流和鄱阳湖区、洞庭湖区。2017年开始，禁渔期进一步延长到4个月。春季休渔制度给大多数春季繁殖鱼类提供了时间保障，但休渔期后对渔业资源的继续无度索取，所保护渔业资源往往在解禁后短时间内被捕捞耗尽，包括在禁渔期增殖放流的大量鱼类。加之其它威胁的持续影响，也未能有效缓解渔业资源的进一步枯竭。

长江禁渔以及现实渔业资源枯竭的情况对于27万余渔民来说不可避免地带来两个影响：一方面，渔民由于生活环境、渔业资源、禁渔政策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渔民放弃祖祖辈辈从事的渔业，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 三产业(如建筑)。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技术、资金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制约，大量的渔民将滞留在捕捞业上，他们的发展没有跟上我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对渔业资源的保护工作带来一定压力。根据调查研究，长江干流的渔民多数年龄偏大，一半以上集中在40-60岁；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一半以上仅为小学或初中。另外，在春季休渔期，有的渔民会从事其它农业活动或外出打工，但年纪偏大的更倾向于在家休整。因此，在转产转业过程中，需要根据渔民自身特点，目标明确的进行帮扶和指导。

我所在的机构WWF在鄱阳湖南矶山试行渔民转产转业工作，在我看来，这是实现渔民扎根上岸的关键。对于参与转产转业可以从以下这些方面入手：加强就业培训，对渔民创业实施适当的政策倾斜，拓宽就业空间、引导他们从事水产养殖、水产品加工、休闲渔业等涉渔行业，以形成地方上的特色优势。

另外，地方政府还要着眼于提高渔民素养，增加他们的收入，这也是促使渔民转变思想观念，实现由政府外推向自主要求转变的关键。渔民普通受教育程度低，而且受教育程度随着渔民的年龄增加而呈现降低趋势。需要加大教育和文化投入，尤其是在区、乡一级层面，增强渔民群体的政策扶植力度。此外，要加大渔家子女上学问题尤其是上大学的支持力度，通过解决“渔二代”的教育、就业来推动渔民家庭思想观念以及经济状况的改变，从而为解决渔业社区提供根本解决之道。

再次，政府应当考虑推动部分渔民从渔业资源使用者到渔业资源养护者的转型，尤其是年纪偏大且接收新事物较慢的渔民。目前，在前期实施全面禁渔的保护区已有较为成功的尝试。这不但能解决部分渔民转产转业难的问题，同时，与鱼朝夕相处的渔民也是最了解鱼的。在长江渔业资源养护过程中，充分发挥渔民的优势和主观能动性，能对渔业资源的养护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最后，在渔民转产转业过程中，特别需要完善渔民社会保障体系。渔民因其长期在湖上作业，大多患有风湿类、关节痛和血吸虫病等慢性病，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保证渔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政府应根据人们生活的变化及时调整低保和禁渔期临时生活补贴，缓解渔民的生存压力，使渔民不至于为了生存宁愿冒险在禁渔期捕捞，形成恶性循环。地方宜加大推广商业保险的力度，尤其是在疾病相对比较普通的渔民社区，避免“一场大病全家一贫如洗”的困局。

长江，以6300多千米的伟岸身躯，富饶而多样的资源，受到世界关注。十年禁渔，是我们向母亲河一个负责任的承诺。但长江的生态恢复，十年禁捕仅仅是一个开始，环境污染、非法挖砂、非法、不合理的小水电等威胁长江生态安全的因素，仍在不少流域内继续存在。恢复生命长江之路，需要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升级转型，需要更系统科学的流域综合管理，需要更健康的江湖连通的水文条件，需要更全面的政策协同机制，需要更广泛的社会认知、支持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