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为什么独独在湖南崛起？

湘军是晚清的一支重要地方武装，它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捻军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起义，挽救了摇摇欲坠的清朝政府。为什么，独独湖南出现了这样一支对晚清影响至深的军队？

《湘军史稿》的作者龙盛运根据丰富的资料，从清代湖南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以及阶级斗争的特点，探求出湘军在湖南产生的原因。这与湖南地主阶级的作用密不可分。

书 名：《湘军史稿》

作 者：龙盛运 著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8月

以下选摘自《湘军史稿》，内容有删减。

在嘉、道两朝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湖南地主阶级为了要保护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有条件做出强烈的反应。这种反应是复杂的，主要表现在战场上等方面。由于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湖南各地的阶级斗争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

首先，湘西和湘南是多民族杂居地区，既存在尖锐的阶级矛盾，又存在较深的民族隔阂，苗、瑶等族甚至还经常发动武装反抗。这就使湘西和湘南的汉族地主养成了尚武斗狠，注意观察地方情况的传统。地主阶级这种传统，在镇压苗民和白莲教起义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进入道光朝，阶级斗争更趋激烈，湖南地主也更加积极地协助官府镇压群众斗争，其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鸦片战争后，在镇压一些起义时，士绅更是发挥了主要作用。如王宗献起义就主要是由士绅唐玉成等镇压下去的。

湘西风景

在镇压赵金龙及之后的各次起义中，湖南地主团练起了重要的甚至主要的作用，而清军却显得怯弱而无战斗力。这种情况势必使湖南地主萌发自救自卫的念头。随着多次重演，这一念头就成了相当坚定的信念。事实上，在镇压雷再浩起义时，江忠源就曾经表示不需清军前来相助。而镇压雷再浩、李沅发等起义的过程也表明，湖南一部分地主团练已经趋于成熟，其主要标志就是有比较固定的头目或核心，有相对稳定的勇丁。如新宁团练，江氏兄弟、刘长佑和邓树堃是这支武装的核心。他们平时是士绅地主，以族权、绅权、财权控制着一部分农民，加以初步组织，使之与流行的秘密宗教青莲教相隔离。早在雷再浩起义前几年，江忠源就说：“新宁有青莲教匪，乱端兆矣！”并说：“阴戒所亲无得染彼教，团结丁壮，密缮兵仗。”正因为有了警觉和准备，一旦有事，便能带领团练出战，他们也就成了团练的指挥官。经过这次实战锻炼，这支武装更稳固了。

这就是说，湖南，特别是湘西、湘南地主，好武狠斗，凶悍狡诈，在镇压群众斗争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并出现了江忠源式比较固定的武装集团。

江忠源

其次，湖南士人有固守程朱理学，反对汉学，又热心经世致用之学的传统。如罗典既恪守程朱之学，又“教学者以坚定德性，明习时务”。由于嘉道间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热心经世之学的人也日益增多。

再次，军事学在这股经世之学的浪潮中占据突出地位，兵法、军事地理、军队现状和战争史成为研究的热门。这种情况在赵金龙起义时就已经出现。这次起义打破了湖南二十多年的平静气氛，暴露了军队的腐败。当提督和总兵同时阵亡的消息传来，就有人“心胆寒”，并发出“时平将才乏，武匿兵力孱”的哀叹；瞻望未来，更不能不忧愁交加，“隐忧方未阑，孰提武冈卒”。而这时就读于岳麓书院的江忠源和周寿昌，则在大谈如何练乡勇，“时瑶匪构逆，与君夜卧谈练勇事，彻夜不倦”。由此也可见清军此役初期的惨败，对湖南士人刺激之深。所谓练乡勇，就是组织武装自救自保。

鸦片战争的发生，以及战后国内的动乱，更使湖南士人忧心忡忡，愈益醉心军事学，“近日尤怪事，往往爱谈兵”，甚至还要执干戈以卫社稷，“何人备筹策，几士作干城？书生尔何意，毋乃兵气萌”。左宗棠则指出：“和议不成，其势必将出于战”，但财力人心俱不可恃，更何况“国威屡挫之余，乱民益无所忌”。这样的国内外形势，就不能不“思之令人心悸”。刘蓉更进一步认为，问题不在“寇边之患”，而在国内“从教者遍天下”，“大者以千计，小者亦以百计”的乱民，如“不幸一有水旱螟蝗之灾”，就会爆发“攘臂一呼，而应之者数十万”的大乱。抱有类似看法或心情的还有郭嵩焘、周子佩（进士）、邓瑶（举人）、马维蕃（教谕、刘长佑师）、杨任光（举人）、贺桂龄（举人）等一批士人。正因为感到农民大起义即将爆发，左宗棠在鸦片战争开始不久，就想仿照明末孙夏峰入易州五公山避乱的先例，“拟营一险僻之处，为他日保全宗族亲党计”。胡林翼与贺长龄、贺熙龄兄弟也有同感，急于寻找避难之所，并为此与左宗棠函商。

道光后半期，特别是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已有明显暴露，全国有识之士有所觉察，并发出了警告，但像湖南士人这样有紧迫感的，却不多见。有长期阶级斗争，甚至是武装斗争经验的湖南地主，自然不会因此而束手待毙。他们在窥察形势的同时，积极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和军事学。

与此同时，邓显鹤等又大力提倡忠节，先后在长沙、宝庆、宁乡等地，为宋、明两代殉节于湘的人建祠，每年举行祭典，刊刻明末遗民王船山等的遗集。其他县也起而仿行，如宁远建周子祠和忠义节孝各祠。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正如邓显鹤在议修前后五忠祠时致布政使信中所说，“于末世人心风俗摩厉激劝之微权，亦不无小补矣”。这实际上就是教育鼓舞地主士人忠于清王朝，勇于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与农民革命对抗到底！

以上多方面的举措，使湖南地主士人具有了自己的某些特色，这一点，到了道光后期一些外省人也感觉出来了。如湖北陈秋门就对郭嵩焘说：“楚北人才不足与比方，楚以南有由然矣。南士游京师者，类能任事务实行，以文章气节相高。人心习尚如此，欲无兴得乎？”长期与湖南士人交往密切的江西人陈广敷兄弟更认为，“东南行将大乱，而戡定之人皆在湖南”。

郭嵩焘

最后，湘中、湘北，特别是长沙府，是全省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和政治中心，其地主阶级是全省政治、文化、思想的领导者，这种情况在道光时又有了新的发展。

道光朝时，湖南最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人，共计十八人。严如熤、何凌汉和魏源为湘西人，其中，魏源的官位低，又长期旅居在外，后定居扬州，因而只能以其编著传播其观点，而不能对湖南士人直接施加影响。其余十五人则为湘中、湘北人（内有长沙府九人）。其中，赵慎畛和陶澍在当时及后来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是清代著名的大吏。唐鉴、贺长龄既为高官又是理学家，唐鉴尤为著名，致仕后仍受咸丰帝召见多达十五次，可见其声誉之隆。欧阳厚均、贺熙龄、邓显鹤和丁善庆，或为岳麓、城南书院的山长，或长期为学官、地方文献学家，门徒遍及省内。周系英、曾国藩、李星沅、杨健、罗绕典、常大淳等，乃是侍郎或巡抚，有很高的政治地位。

以上是就整个道光朝而言，如就之后的十年来考察，则其中严、何、陶、周、赵、杨已于道光二十年（1840）前去世；唐、邓、欧阳与二贺又年老多病，其中三人于道光末年病死；丁、魏官位甚低，魏又多年与故乡分离；李则告病在家不问外事；余下为曾国藩、罗绕典，这二人虽均在外为大官，但曾国藩却有值得注意的特点。

曾国藩（1811－1872），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年（1840）庶吉士散馆，授职检讨。在翰林院期间，得到军机大臣穆彰阿的赏识和保荐，“每于御前奏称曾某遇事留心，可大用，……自是骎骎向用矣”。不到十年即升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这样的升官速度在官场中是罕见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期尚无一人”。此后三年中，又升至礼部侍郎，并兼署兵、工两部侍郎，成为红极一时的新晋大吏。但曾国藩并不满足于做达官贵人，还努力追求封建士大夫更高的志趣，一心要为名臣、作家和学者。为此，在这十年的京官生活中，曾国藩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在全国，特别是在湖南的声望日高，成为省内士人的崇拜对象。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他在“省城之闻望日隆”，在京同乡士人说他“兼经师人师之望”，宁愿舍弃优厚待遇，到曾国藩家为塾师，过清贫生活，“得从之游足矣”。有湘人甚至说曾国藩：“文祖韩愈也，诗法黄庭坚也，奏疏所陈，欧阳修、苏轼之伦；志量所蓄，陆贽、范仲淹之亚也。”江忠源、陈士杰还先后拜曾国藩为师。这表明，在道光末年的湖南士人中，出现了以曾国藩为中心的倾向。

电视剧《天平天国》 曾国藩

经济、文化取得很大成就的湖南地主阶级，在嘉、道两朝，积极参加镇压省内的群众起义，并发挥了显著作用，也由此萌发了自立自救，不依赖官府的信心。同时，他们也因此而积累了各种军事经验，提高了对经世之学，特别是其中的军事学的兴趣，从而涌现一批有实践经验、有书本知识的士人。而这批人又逐渐向曾国藩靠拢，出现了以曾国藩为中心的苗头。由曾国藩筹建湖南地方武装——湘军，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

原标题：《湘军，为什么独独在湖南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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