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观察︱魁北克公办日托中心制20年，它带来了什么

《看上去很美》剧照 视觉中国 图

在中国，公办托儿所退出历史舞台始于1990年代末，国企改制中，它被视为一种“包袱”。

同一时期，加拿大则逐渐开始了公办日托中心的尝试。1996年，魁北克省提出一项福利制度，由政府资助兴办一批日托中心，低收费、面向所有公众。

许多学者曾研究我国托儿所的“退场”，它与国人对育儿观念的变化分不开，哈尔滨师范大学东语学院副教授郑杨曾分析，人们对“人生起跑线”的划定越来越早，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庭必须“精耕细作”，保证育儿质量。

但在1996年的魁北克，这项计划的提出旨在提高就业率，补足不断紧缺的劳动力供给。它曾提出一系列目标，促进幼儿成长发展，提高女性就业率，并最终通过工资税等形式增加政府的税收。

此后，绝大多数加拿大人都在这样的公办日托中心度过了自己的“社会第一站”。

20年后，魁北克成了许多地区的范本，包括日本、瑞典、丹麦、挪威、澳大利亚在内的多个地区都有过类似的尝试，鼓励生育，同样鼓励就业。

Pierre Fortin是魁北克大学的经济学家，他曾表示，至少在两个方面，魁北克达到了最初的目标，一是保证低收费，二是提高女性就业率。

目前，加拿大境内，魁北克省的日托中心收费最低，以蒙特利尔为例，一间这样的机构一天的收费是10加币（约合人民币51元）。其他地区同样有公办的日托中心，但收费相对较高，比如渥太华是47加币（约合人民币240元）、温哥华49加币（约合人民币250元），多伦多则是54加币每天（约合人民币276元）。

Fortin曾统计加拿大26至44岁女性的就业率，自1996年该制度推行以来，这一数据增长到了85%，为全世界最高。他还专门统计了5岁以下孩子的家庭，这类家庭中，母亲的就业率由1997年的64%增长到了80%。而在加拿大其他地区，增长率只有4%。

长期研究性别和不平等问题的Molly McCluskey在最近为CityLab的撰文中分析，育儿问题一直影响女性在职场中的平等。最近丹麦国家经济调查局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母亲在职场中受到性别歧视，影响其工资水平和晋升渠道。

Fortin称，魁北克的成功在于，它不止被当作一种非生产性的福利，而是与就业率增长挂钩，并通过工资税收反哺到公办日托系统。

在推行最初，政策制定者曾做过估算，通过育儿家庭的工资税收等方式，这套福利系统可以收回40%的成本。多年之后，Fortin称，通过税收方式已经可以100%收回投入成本。Fortin补充，就业率的提高还使得越来越少的家庭依赖救济金或是综援等社会福利。

但这套制度同样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日托中心的开放时间，年轻的父母们抱怨它和正常的工作时间完全一致，他们需要请假才能顺利接送孩子。另一头，日托中心的员工同样对工作时间表示不满，加班是常事。

2018年6月，蒙特利尔数百名日托中心的员工组织了罢工，一些抗议者称，“无法想象你的工资条上不标记你究竟工作了几个小时”。工资制度、模糊的工作时长，以及职业上升渠道是抗议焦点。20年后，针对这些模糊地带的争议仍在持续。

而公办中心的数量同样无法满足需求，在一些地区，家长需要轮候等待。在公办日托中心之外，他们也可以选择私营机构。私营机构收费较高，但政府也提出了另一种“补充”福利，即享受一部分退税。

但目前，加拿大私营日托中心的质量良莠不齐，人员和经营并不稳定，对更多加拿大人而言，公办日托中心仍是最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