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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必要的哀矜
文|云也退

不知不觉,那时的我已是奥兹的一个常备读者。《我的米海尔》、《鬼使山庄》、《爱与黑暗的故事》、《莫称之为夜晚》、《黑匣子》……读了不少,为了这次访问,我还特地速读了《费玛》、《何去何从》。《我的米海尔》并不是我最喜欢的书,可是,作为奥兹的成名作,它却是一本标准的自传体——可以看到奥兹全家的影子。平生第一次,我发现自己那么愿意同一个人说话,因为在见面之前,他已经用一些诗情画意的文字,把自己及父老乡亲的种种事迹心曲,交到我心里了。

为一个尚不存在的民族国家而奋斗,以它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这样的事业会带给人怎样的成就感呢?更让我着迷的是,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米海尔拥有的那些性格特点:严肃,自律,自我节制,对事对己都一丝不苟,很少迸发出笑声。他很早就明了了自己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承继父辈的基业,但他又深知,以色列为了建国,占领了阿拉伯原住民的土地和房屋。他们将这块地盘改造得山青水绿,他们的创业者气质很能打动人,可是身外有阿拉伯强敌,心里则长存罪疚。

奥兹只能写他自己,当2002年出版《爱与黑暗的故事》的时候,他是把他全部家当都搬出来了,他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他自己,三代人早就被他写过好多遍了,而在亲属们都远远离去,他觉得自己重提旧事,脸上能够浮现出微笑,而不是心痛或愠怒的时候,才提起笔来,从头写一部最长的。由于夺土建国的历史污点,以色列人一向习惯“朝前看”,但奥兹这样的左派作家一直保持着一个回望的姿势。汉娜担下了对阿拉伯人的负疚感,再用它来刺痛那些不愿提及过去的男人,以色列的一切文治武功,都会因为汉娜或奥兹们坚持负罪的抉择而失色。

我记得,奥兹说到“insecurity”(不安全)这个词时,总是把音拖长半拍。这是一种集体命运,以色列人为此而团结,也为此而懂得哀矜勿喜的道理。在我的访问中,他是这样讲的:

在场的其他人,也多有问到不安全感的,然而这个印象无非来自那些国际新闻。只有深入奥兹的故事之中,才能知道那是种怎样的感觉。在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胡狼嗥叫的地方》里,奥兹用这样的景物描写,来叙说这片土地上的人所感受到的威胁:
“海上疾风来袭,将厚重无边的喀新风撕扯出道道口子,冷风伺机而入。几股柔风以略带踌躇的姿态率先登陆,引得柏树枝头轻佻地阵阵战栗,仿佛一股电流自树根直往上蹿,穿过树身,撼动身体。”

《鬼使山庄》,新版本改译为《恶意山》
他以形形色色的方式书写风的威力,书写草木在风下的颤栗,呼应着1960年代,以色列备战备荒、草木皆兵的集体感受。“胡狼嗥叫”这个意象说明了一切:敌人就藏在自然环境里,每一头嗥叫的狼都在提醒他们保卫家园和自己的性命。然而,敌人的存在也分化了以色列人,比如米海尔和汉娜就渐行渐远,因为他们就这个国家、就犹太民族应该成为什么样子的看法发生了不可弥合的分歧。不是什么人都愿意背负罪感的,但以色列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有很多人自觉地保护着内心的罪感,在体验不安全的时候,他们不愤怒,也不仇外,而是一再地内省并悲伤。
汉娜有一个表述,将不安全感和负罪感融合到了一起,那就是“这里不是我的家”。“我不知道有谁会把耶路撒冷当成家园,”她说,“我写下‘我生在耶路撒冷’,却不能写‘耶路撒冷是我的城市’。我不知道在俄罗斯庭院深处,在施耐勒军营的墙后,在埃因凯里姆修道院的隐蔽所在,在恶意山上的高级专员官邸,有何种凶险在恭候着我。”

不安全感发生在真刀真枪的暴力之外,所以破裂的家庭是奥兹最擅长的题材。他从来没有正面描写过战争,甚至自然死亡,都不是他乐意触及的景象。奥兹说过,他曾两度尝试写战争,却两度陷入停滞,把已完成的篇幅废掉了。他坦率地说,这个题目不但不能容纳一点点的虚构和不真诚,而且“我的性格气质不适合写它”。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他也到过叙以前线的戈兰高地,目睹过死亡,心里做好了没法活着回去的准备,但越是如此,他越是发现自己写不了战争。他对《纽约客》前主编大卫·兰姆尼克说,战争之外的一切,“性、基布兹、欲望、日落、嚎叫的胡狼,我都能写。”

我真的去了。我住在一位比奥兹更老的老人的家里。他叫泽埃夫,1950年代,他住在以色列北方靠近黎巴嫩边境的地方,和其他的社员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基布兹。他就是一个十分严肃,几乎从来不笑的人,可他的骄傲穿透了严肃的外壳,如芒刺一般根根直立。他为自己能够常年保家卫国而骄傲,他说,这个基布兹为以色列拓展了北方边境,而戍守在那里并代代生息的人,毫无疑问都是勇者。

父亲告诉我们,一切道德,以及摩西十诫,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不要伤害。
如果不可避免,那么就伤害得少些。
可他不喜欢奥兹,我同他谈论奥兹,他脸上甚至有了愠色,他说,奥兹是一个“心存幻想”的人。有不安全感是必须的,但何必负罪?何必念念不忘那些被我们赶走了的人?泽埃夫是一个典型的右派,相信现实高于一切,这个现实就是,以色列人如果不能保卫自己的地盘,则国家不存,还谈什么和平。向后看,活在记忆之中的人,都免不了“妇人之仁”吧。奥兹是主张分治的,即一地两国,给那些巴勒斯坦人一块地方住。为此,在国内,有多少人支持他的善意,就有多少人嘲笑他的幼稚。
我在两类人中都走了一大圈。然而,我发现即使是嘲骂他的人,也不否认奥兹是个好作家,一个能够代表以色列形象的爱国者。以色列人是明事理的,他们善于识别和肯定一个人的真诚。《爱与黑暗的故事》,这部为奥兹赢得巨大声誉的自传体小说,最受以色列读者肯定的,不是情节、文笔这类技术问题,而是创作的勇气。虽然奥兹多次说过,小说都是虚构,书中的故事都是“加工”的产品,但我所遇到的以色列人还是一再地说,奥兹能够开挖内心最柔软、最痛苦的记忆,这太了不起了。

奥兹所写的种种不幸家庭,基本的原型都是他自己的父母:他的母亲是自杀的,因为她发现,在血与火中问世的这个宝贵的国家,并不是她理想中的样子,而她和自己丈夫之间更是“道不同”。她的自杀,至少以奥兹动人的表述来看,是一种殉教,她为基布兹理想遭到了现实的背叛而死。我发现,奥兹的读者都相信,这些记述乃是奥兹从自己的记忆里活生生撕下来的。
奥兹是踏着母亲足迹前进的人。他自己从15岁开始(其母在他12岁时自杀)生活在一个名叫胡尔达的基布兹里,一直到40岁之后,才因为幼子患有哮喘病,必须换一个环境生活,才搬到了沙漠小城阿拉德,但他经常回去看看,见见老邻居,老熟人。他说自己从不写真人真事,然而,别人都不这么认为,他有个老邻居,每次路过他家的窗前,都会先把头发梳理整齐,为的是万一被奥兹看见,写入小说里,自己的形象可以好看些。说真的,我不记得奥兹写过的哪个人,无论外貌还是性格,属于邋里邋遢的讨厌鬼之类,他似乎对自己的人物持有最基本的善意,这种善意,在他这里,正是“哀矜勿喜”的一部分。

(本文首发于《北京青年报》,载于“云也退”公众号:yunyetuit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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