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名男子失踪记：被强迫劳动限制人身自由，有的长达六年

与家人失联的5年时间里，90后孙海达是这样度过的：每天干苦力至少12小时，甚至连干两三个通宵；没有一分钱工资，不能与外界联系；不能喊累，更无法逃离。时刻为他准备的，是监工的拳头、木棍和铁钩。

今年28岁的孙海达是黑龙江省依安县人。和他一样遭遇的，还有另外51名男子。他们分别被四个犯罪团伙控制，先后被带至黑龙江和内蒙古的建筑工地、林场、工厂从事体力劳动，直到2018年4月底被警方解救。

2019年1月4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系列刑事判决书显示，四个团伙的13名犯罪分子因犯强迫劳动罪，被一审法院分别判刑1年至6年。这四起强迫劳动案的52名被害人中，不少人是智障、聋哑、文盲、流浪人员，他们在遭遇诱骗、拘禁、殴打之后，被犯罪分子控制，失去自由和尊严，不得不长年累月进行重体力劳动。

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到黑龙江、辽宁等地采访被害人，探寻事发工地，揭开这些“劳奴”的苦难一幕。

“劳奴”：每天干活至少12小时，有人累了歇息被打得吐血

今年36岁的周刚是孙海达的工友，家住距沈阳约80公里的法库县内。2018年4月回家后，周刚一直呆在家里，偶尔跟父亲到附近的工地干些零活。家人忘不了他失踪4年后归来的模样：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看起来比他60多岁的父亲还老。

“我现在哪里也不敢去了。”周刚心有余悸地说。

过去4年，他去过了很多地方。他和一些工友去了黑河市北安粮库“扛麻袋”——卸货、搬运粮食，去哈尔滨的多个建筑工地干苦力，去大兴安岭采金银花，去内蒙古盖牛棚、锯木，还去了位于哈尔滨延寿县和双城区的化肥厂。

往返黑龙江和内蒙古的这段“旅程”，对周刚、孙海达他们而言，留下的是屈辱和苦难的记忆。

“天天干活，连过年那一天都没有休息。”孙海达说，他们白天除每顿吃饭的半小时，其他时间几乎没有歇息，经常干到晚上十一二点钟，有时甚至得通宵地干。

孙海达记得，在哈尔滨双城区的化肥厂，他和工友连续干活的最长时间是两天两夜。周刚则记得，在北安粮库扛麻袋时，他和一些工友曾连续干了三天三宿。

因为干得太累，孙海达有次在卸货时，没留意车上掉下的铁块，他后脑砸出了血，被送到医院治了一个多月，至今后脑留有明显的疤痕和凹沟。

超负荷的体力劳动，让工人们苦不堪言。但大家都不敢反抗——他们惧怕工头和监工的拳头，以及他们手上的木棍、铁锹。

裁判文书显示，多名被害人证实，工头李云刚手下的监工窦义坤，曾用一种叫“炉钩子”的铁具殴打过工人杨某、沈某，导致两人受伤出血；被刘振华等人控制的工人“老穆”，曾被“打得吐血”；从工地逃回敬老院的汤琐（化名），牙齿曾被打掉三颗，头部有五六道伤痕，两只脚磨出了水泡。

在被强迫劳动的5年间，孙海达经常挨打。他第一次挨打，是因为连续几小时扛一百斤一袋的粮食，累得坐在地上歇息。工头刘振华冲过来就踢了他几脚，边踢边骂。孙海达说，几乎在每个工地他都挨过打，被打的原因都是“不好好干活”。

周刚记得，他第一次被监工张文辉殴打，是因为起床迟了几分钟。在他印象里，另一监工王友打人“老狠”，有次把他打得鼻子出血，躺在地上抽搐。

周刚第一次抽搐，是在建筑工地砌砖时，他突然倒地，浑身发抖。后来，可能是体力透支以及精神上恐惧疲倦，他又发作了六次。每次工头会让他休息一两天，但从不送他上医院。

由于环境恶劣和超负荷劳动，不少劳工出现病症，但没有药吃，只能硬挺。

在哈尔滨双城的化肥厂干活期间，孙海达和十多名工友住在厂区附近的一间民房。孙海达说，2018年春节前的一天早上，寝室里一个20多岁的工友病死了，刘振华让他和几名工友将死者抬上一辆面包车，运走了。

周刚和孙海达都证实，在化肥厂干活的时候，有个“烧锅炉”的工友，姓王，50多岁，曾送往医院治疗，一天后死亡。“是我背他上车的，不知道是生病还是煤烟中毒。”周刚说。

不过，澎湃新闻发现，对于周刚、孙海达所称两名工友死亡之事，刘振华一案的刑事判决书里并未提及。

务工陷阱：包吃包住的“力工活”

当年离家外出找“力工活”时，周刚等人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劳奴”。

来自辽宁农村的周刚生活压力比较大。2008年他在一场车祸中受伤，住院昏睡42天才醒来。“从那以后，他脑子反应有些迟钝。”她的表姐告诉澎湃新闻，周刚妻子后来离家出走，抚养老人、孩子的重担都落在他的肩上。他除了干农活，还经常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

2014年4月16日，周刚去沈阳的长白劳务市场找“力工活”。此后四年，他没有回家，也未跟家人联系。他的父母发动亲戚朋友到各地寻找，上电视台播放寻人启事。可那四年，周刚像从人间蒸发一样，音讯全无。

他是被一个“老板”带走的。据周刚回忆，当年他在沈阳长白劳务市场呆了几天，和其他“站大岗”的农民工一样，在路边等候苦力差事。有一天，一个身材发胖的中年男子来到他们中间。后来他才知道这“老板”叫刘振华。

“他说工地上要人，包吃包住，每天140块钱，按月结工资。”周刚当时提出每年要回家两趟——他不放心家里的父母和7岁女儿，刘振华爽快答应了。于是，周刚和另外10名农民工随刘振华坐火车去了哈尔滨。他和4个工友被安排到市郊一处建筑工地。半个月后，他们被刘振华用面包车拉到了黑河市北安的一个粮库。

在粮库的工地，周刚认识了已在这里干了大半年的孙海达。比周刚小8岁的孙海达，被骗来工地之前曾在农场和榨油场打工两年，都没拿到工钱，只好出走另找工作。

孙海达当年为了找事做，在哈尔滨火车站呆了五天。他说，当时身上没钱了，只能在车站一带乞讨。有一天，一个中年妇女跟他搭讪，还买盒饭给他吃，让他去工地干活，“有吃有住还有工资”。孙海达便跟她走了。

没多久，他被“转”给一个中年男子，那人正是“老板”刘振华。孙海达被直接带到黑河市北安粮库，和其他工友一起“扛麻袋”。

后来，孙海达、周刚一起辗转黑龙江、内蒙古多个工地，成为“难兄难弟”。和他们一起干活的，一般有一二十个工人，干的都是体力活。

这些一起干活的工友，大多和周刚、孙海达一样，被犯罪团伙从劳务市场、火车站等地骗过来。

比如被打断牙齿后逃跑的汤锁，原本在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区的敬老院生活了二十多年。2016年3月29日，他向敬老院请假去亲戚家，从此失去联系。刘振华在庭审时交待，他是在加格达奇火车站将汤锁骗走的。

裁判文书显示，一共有52名受害人被刘振华等四个犯罪团伙控制和强迫劳动。

其实，当年被带到工地没多久，孙海达、周刚就发现，所谓的“力工活”完全是场骗局——他们的工钱根本就没有指望。

在几十个工友中，周刚应该是拿到“报酬”最多的。他干活力气大，还会开叉车，受到工头刘振华的“器重”。四年里，他领到了第一个月的3千元工资，后来陆续领了2千元零用钱。其他工友，有的拿过30元、50元，有的拿过几百元，更多的人从没拿过钱。

“干了五年，一分钱都没给过我。”孙海达说，“老板”刘振华起初以各种借口不付工钱，后来则干脆不再解释。

在该系列强迫劳动案中，52名受害劳工大部分来自东北三省，有的来自江苏、天津等地，其中有些系智障、聋哑、文盲或流浪人员。比如刘振华一案的19名劳工中，就有3名聋哑人。这些劳工被强迫劳动的时间，长则五六年，短则两三个月。周刚和孙海达都证实，与他们一起干活的黑龙江人田海江，在工地劳动的时间有六年。

周刚告诉澎湃新闻，在一起干活的19人当中，他和孙海达是“最健全清醒”的，尽管他曾因车祸导致二级残疾，孙海达则几乎是文盲——只读过“三个一年级”。

逃跑和认命：失去自由和尊严的日子

周刚、孙海达和工友们拿不到工钱，而更令他们绝望的是，他们失去了自由。

在刘振华等人的控制下，工人们不能跟外界联系，只能日复一日地劳动。许多劳工想逃离，但他们首先得摆脱工头的监视。

被骗来的工人到了工地后，刘振华会在附近租民房，让十多个劳工挤在一个房间睡。他安排监工张文辉或王友同住一个院子，院里的铁门会上锁，钥匙均由他们掌管。

工人们干活的时候，刘振华和他手下的监工会在旁边监督。厂区的铁门一般也是上锁的，工人想逃离现场十分困难。

有一年，工人们被安排到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采金银花、挖山药。周刚以为找到了逃跑机会。

那天，周刚和另一工友在山上挖野生药材。趁监工没留意，他和那名工友往山下跑了40多里。周刚说，当时为了凑路费，他还扛着一袋药材，估摸着可卖得三百块钱。可就在山下卖药时，他和工友被“举报”。刘振华等人开车赶来，把他俩抓走。

被押回工地的周刚挨了一顿打。他记得，监工张文辉用铁锹殴打，致使他腰部受伤，痛了很长时间。

大概半年后，在化肥厂干活的周刚又尝试逃离。他从厂区悄悄出来，一路狂跑。可一小时不到，他就被开车追来的监工抓了回去。

性格相对懦弱的孙海达也逃过一次。那时他在双城的化肥厂干活，因为“不好好干活”，他被刘振华用木棍殴打得受不了。几天后，他瞅住机会，悄悄溜出化肥厂的厂区。他跑了大半天，来到哈尔滨市区。

那时天快黑了，又累又渴的孙海达坐在路边休息，被开车追寻的刘振华发现，抓了回去。

孙海达说，也有少数工友逃跑成功的，但他自己“运气不好”。他记得，刚被骗到工地不久，刘振华等人就以“办保险”为由收走了他和工友的身份证。大伙没有身份证，没有钱，只能听从摆布，日复一日地重复三件事：干活、吃饭、睡觉。

刘振华会安排人手给工人们做饭，不过伙食很差。孙海达记得，米饭倒可以“管饱”，但菜不好，几乎都是白菜、茄子类的蔬菜，难见肉腥，“跟喂猪差不多”。

“一个月吃一次肉，每人就吃一块。”孙海达的拇指和食指弯成一小圈，比划了一下。他说，到了后期，一月一餐的猪肉没有了，改成两月一餐的烤鸭，“两个月吃一次，两个人吃一只”。

刘振华偶尔会给工人带来一些破旧衣服和鞋子，但很少为他们买生活用品。孙海达说，那四五年刘振华只买过两条毛巾，给19个工人共用。大伙没有牙刷牙膏，“就是用水漱漱口”。

这群工人的劳作地点位于黑龙江或内蒙古境内，气温很低。可工人没有热水洗澡。在孙海达印象中，很多工友几年都没洗过澡。由于卫生条件不好，工人身上“长虱子”是常见的事。

孙海达记得，大家身上痒得难受，有时会将衣服脱下来，拿到煤炉边去烤，“一些虱子从衣服蹦到火炉里，烧得吱吱响”。

有一年，周刚实在“痒得受不了”，跑到工地附近一个水库，脱光衣服跳进刺骨的冷水里。他说，那是他四年里唯一的一次洗澡。

劳工生意：输送劳力到工地强迫劳动，有劳工变成监工

周刚、孙海达们苦难经历的背后，是刘振华等四个团伙的“劳工生意”。

1976年出生的刘振华是黑龙江省克东县人，曾因介绍卖淫和协助组织卖淫先后被判过两次刑，2008年刑满释放。大概从2013年起，刘振华伙同他人干起了强迫工人劳动、赚取劳工血汗钱的“生意”。

裁判文书显示，2013年至2018年4月，刘振华伙同他人在哈尔滨的劳务市场、火车站等地，以欺骗手段招募工人，并纠集王友、张文辉等人，通过扣押身份证、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等手段，强迫周刚、田海江、孙海达等19名被害人到黑龙江、内蒙古等地劳动，拒不支付报酬，获得赃款30余万元。

2017年7月至2018年4月，另一团伙的主犯李云刚将骗来的9名劳工交给从犯窦义坤管理，强迫他们到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劳动，其中7人在案发前被马德太安排到化肥厂劳动。此案李云刚等人非法获利13万多元。

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被告人辛天武伙同金玉明、辛光强等人，强迫12名被害人劳动，获得赃款30余万元。

2014年至2018年5月，被告人王彦伙同郝广杰、赵玉辉、麻晶，强迫12名劳工从事超负荷体力劳动，获得赃款10余万元。

上述四个团伙中，前三个团伙均曾安排劳工到哈尔滨市双城区的化肥厂——那是周刚、孙海达等人被强迫劳动的最后一处工地，距哈尔滨市区约70公里。

2019年1月7日，澎湃新闻记者来到这家化肥厂——哈尔滨中哈高科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哈高科）。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这家私营企业成立于2014年，注册资本100万元。该公司官网称，这是一家集化肥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专业肥料企业。

澎湃新闻记者在厂区看到，一些工人爬上十多米高的原料堆，将一袋袋原料搬下来，由叉车运到车间加工。这正是以前周刚、孙海达他们干的活。

中哈高科负责人张立伟介绍，2017年12月，化肥厂将劳务承包给一个叫邢军国的包工头，“按市场价承包，我们一分钱都没拖欠”。

事实上，邢军国除了自己带些工人来干活，还将一些劳务分别包给刘振华和马德太。“工钱都付给了他俩，半个月结一次。”邢军国称，他是案发后才知道，刘振华和马德太非法控制工人且不付工资。

案卷资料显示，犯罪团伙之间有时根据用工需要，以每人数百元或上千元的价格“买卖”劳工。

这些犯罪团伙在强迫工人劳动的过程中，限制人身自由是常用的手段。王彦、郝广杰犯罪团伙曾将十余名劳工先后带至宾县和齐齐哈尔市的民房，锁门不让其外出，限制工人人身自由达30余日。

这一系列强迫劳动案的犯罪团伙，均被法院认定为“恶势力”：在劳动用工行业形成恶势力组织，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在劳务市场、火车站等地以欺骗手段招募工人，以暴力、威胁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强迫他人劳动，其行为构成强迫劳动罪。

包括主犯刘振华、李云刚、辛天武、王彦在内的13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刑一年至六年并处罚金。其中，王彦、刘振华、李云刚分别被判刑六年、四年、三年六个月。

在这一系列案件中，9名从犯里有4人曾是被强迫劳动的工人，后来在工头威逼利诱下变成监工或打手。比如长春人麻晶，自己在劳动中曾被机器削掉小拇指，两根手指骨折，导致十级伤残。后来，他成为王彦雇佣的监工，经常殴打工友。

庭审时，公诉人指出麻晶等人成为主犯帮凶的“可悲”：“自己好了伤疤忘了疼。”

回家：52名被害人脱离苦海，有人忘记自己是谁

黑龙江这四起强迫劳动案的犯罪团伙，是因为一名工人的出逃，才浮出水面。

2018年4月底的一天下午，正在干活的孙海达看到几辆警车开进了化肥厂工地。有警察拿着喇叭喊，让所有人停止生产，配合调查。

孙海达、周刚等人被奴役的苦难日子，终于熬到了头。

“救”大家的，是一位姓沈的工人。52岁的沈某是江苏人，他和一些工友被工头李云刚安排到中哈高科劳动。2018年3月27日，他从化肥厂工地逃出来，沿着铁路沿线逃跑。幸运的是，他被哈尔滨铁路公安局双城堡派出所的民警发现。

同年4月24日，经黑龙江省公安厅指定，哈尔滨铁路公安局侦办这一系列强迫劳动案，称为“4·24强迫劳动案”。随后，系列强迫劳动案四个团伙的13名成员归案，他们分别来自黑龙江和吉林。同年12月上旬，四起强迫劳动案先后在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当月底，法院陆续作出一审判决。

奴役工人的犯罪分子得到惩处。另外，周刚、孙海达等人被强迫劳动的最后一处工地——中哈高科，事发后曾停产接受调查，目前已经恢复生产。该公司投资人张立伟说：“我们现在汲取教训，用的都是正规劳务公司的工人。”

然而，对于饱受苦难的劳工们来说，他们身体和心理的伤疤，短时间内都难以消弭。

52名劳工被警方解救后，其中一些智障者和聋哑人说不清姓名和住址，民警只好通过提取指纹、对比DNA等技术手段，确定其身份。此后，有的被害人被家人接回家，有的通过救助站送回原籍地。

2018年4月26日，失踪4年的周刚回到沈阳法库的家中。母亲抱着他痛哭了一场，11岁的女儿则不认识他了。父母以为周刚已不在人世，那段时间正为他女儿申办孤儿证。

周刚母亲记得，当时回到家的周刚穿着破烂，身形削瘦，“胡子拉碴，乱蓬蓬，看起来比他爸还老”。

周刚父亲告诉澎湃新闻，周刚回家后还发生过三次抽搐，“每次抽三四个小时，口吐白沫”。周刚父亲介绍，医生认为周刚大脑受过刺激，需要慢慢恢复。

2018年5月24日，孙海达被送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依安县救助站，他的姨父把他接回了乡下家中。孙海达被强迫劳动五年，加上此前外出务工的两年，已经七年没回过家。

采访中，孙海达和周刚的家人都表示，想请律师起诉刘振华等人，讨回几年来被侵吞的劳动工资。

“真是太遭罪了。他现在谈到这事还常常流眼泪。”孙海达的嫂子邵珠梅说，弟弟刚回到家的时候，已经记不起他自己的名字，“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二十五”。

孙海达告诉澎湃新闻，“二十五”应该是他这些年在工地干活的工号。不过，据周刚介绍，他们并没有工号，“老板说他不识字，傻傻的有点‘两百五’，就叫他二十五，后来大家都这样叫他”。

从2013年到2018年，与外界失联的那五个年头，孙海达几乎没听过自己的名字。慢慢地，他只记住了“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