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峪评《黄飞鸿传奇与岭南文化》｜影艺岭南，中华想象

《香江飞鸿——黄飞鸿传奇与岭南文化》，张彧著，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23年7月出版，296页，188.00港元

何谓岭南？岭南何为？

宋哲宗绍圣元年，苏轼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入蛮荒之地岭南两广，次年四月他在惠州初尝荔枝鲜味，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其中写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然而何谓岭南？岭南处于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岭以南，南海以北，是中国最南端的疆土。从地域与地理的角度，“岭南”在历史文献中多称为“五岭”，也就是南岭山脉的山岭。在东晋裴渊《广州记》中记载：“五岭云，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但后来社会统一认知的想法中，这五岭从东至西分别是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与《水经注》以水文解释这五岭的位置是一致的（参考罗乐然编：《再现岭南：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文化》，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3年，第3-5页）。

历史文化学者认为：“岭南一词之意义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地理位置概念，而是一种不断转化，并不断按不同时期社会的文化与政治需要，注入新定义的地域文化意象。”在唐宋或以前的方志中，岭南百粤一带是野蛮之境或瘴气之地，文人的南方想象较为片面，甚少对地域的各种风物作整全的论述。自明代开始，各种地方志开始在郡县志部分增设“风俗”一节，开始通过方志表述自己对岭南文化与中原文明标准之间关系的看法。在郭裴编著的《万历广东通志》中，对广州府的风俗表述与以往地方志有所不同，展现了一种与中原之地对等或相差不大的意识：“百粤衣冠礼乐，将于中州，昔人比之古邹鲁云。”（参考《再现岭南》，90-91页）

罗乐然编《再现岭南：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文化》

任教于中山大学多年，现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学的程美宝教授曾在一篇访谈中提出“岭南作为方法”（《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11月16日）。她认为近代“岭南”话语的建立始终处在国家意识和地方关怀的二重奏中，她尤其关注“省港澳”三地的互动关系，以及通过岭南能看见怎样的中国。在《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8年）一书中，程美宝教授通过对历史进程中各个时代、不同角色源于各种动机对“广东文化”的表述的考察，运用文化人类学与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重构了所谓“广东文化”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过程。她尤其关注晚清以来中国的地方文化观究竟是在一种怎样的机制与情景中被知识分子生产出来的，它所呈现的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样态与国家认同之间又是如何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参见唐小兵：《“广东文化”的建构——评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二十一世纪》2007年10月）。

程美宝著《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

曾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约克大学东亚系及历史系任教，目前回流香港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张彧博士在2023年出版了《香江飞鸿：黄飞鸿传奇与岭南文化》，该书图文并茂、文史结合，从人物生平、家族历史、影视制作等多个角度，充分展示了作为岭南文化代表的黄飞鸿如何在中华文化圈内外逐渐成为建构想象中国的重要元素。作为香港收藏家协会终身会员，张彧博士掌握了极为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还得到黄飞鸿遗孀莫桂兰谊子李灿窝的认可支持。此书正文共分为六章：一、岭南文化中的黄飞鸿；二、南来香港的黄飞鸿传人；三、朱愚斋和他的徒弟——黄飞鸿传记和广播剧的作者；四、黄飞鸿电影的诞生；五、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的黄飞鸿电影；六、1960年代末至1990年代的创新与突破。

岭南文化代表黄飞鸿及其后人

张彧在书中这样定义岭南文化：“在文化意义上，岭南代表的是一种南北兼容、中西交汇的人文精神，在人口迁徙、政治嬗变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下，形成了由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海南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澳门文化、香港文化、外省入粤文化及外国入粤文化共存及互相冲击的多元文化体系。”（25页）他通过分析黄飞鸿传奇的诞生和发展，展现了岭南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质。

黄飞鸿1850年出生于广东南海西樵（现属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成名于佛山、广州等地。根据此书考证，真实的黄飞鸿是一位武痴，十二岁时用棍法打败武师郑大雄，被誉为“少年英雄”，十九岁时在西樵官山墟某当铺夜宿时被贼人打劫，成功击退盗贼，在当地一举成名，虽然有一些实战记录，但他一生中并无太多传奇事迹，其主要事业体现为武术教练和跌打医师两个方面。他十六岁受邀到广州担任武术教头，二十二岁在广州西关回澜桥附近开馆，首次自立门户授徒，并经营跌打，二十六岁时被聘为广州水师武术教练，首次在军中任职。1886年父亲黄麒英去世后，黄飞鸿在广州十三行附近的仁安里开设跌打伤科医馆“宝芝林”。据传，1888年左右，黄飞鸿治愈黑旗军将军刘永福多年腿患，被对方赠匾致谢，还被聘请为黑旗军的医馆、福字军的技击总教练。1911年辛亥革命后，刘永福被推为广东民团总长，聘请黄飞鸿担任广东民团总教练。

2005年，广州博物馆人员于香港寻得本肖像，据其背面书有“黄飞鸿像邝祺添”之字样而疑其为黄飞鸿肖像，而邝祺添乃黄飞鸿之徒弟凌云楷门人之一。

在个人生活方面，黄飞鸿一生娶妻四位，儿女十人。他二十四岁娶妻罗氏，数月后罗氏病逝，四十六岁娶马氏为第二任妻子，马氏生下汉林、汉琛（一称汉森）等子女后病逝，五十二岁娶第三任妻子岑氏，生下汉枢、汉熙等子女后，岑氏又病逝。幼子黄汉熙排第十。六十岁时，黄飞鸿娶第四任妻子莫桂兰，但由于被认为剋妻，当时以妾室的名义迎娶。两人相识过程颇具戏剧性，简单而言，是黄飞鸿受邀参加佛山镇附近的二公庙宝诞，亲自表演压轴好戏“瑶家大耙”，舞到最后一式时提腿一踢，脚底布鞋不慎飞脱，击中台下一位少女的额头。身材娇小的少女身手矫健，拿着布鞋飞登上台，将布鞋掷到黄飞鸿面前，一言不发给了他两记耳光。黄飞鸿对少女抱拳道歉，后来莫家派人到宝芝林向黄飞鸿道歉，黄飞鸿便趁机提亲。这位莫氏夫人自幼习武，有医学根底，也是武痴一名，嫁入黄家之后每天跟丈夫学武，包办宝芝林日常事务如众人伙食、制药、治病和教拳。黄飞鸿晚年多经磨难，爱子汉琛尽得其武艺真传，却被奸人谋害，英年早逝，于是他不再将武艺传授给子嗣。在黄飞鸿去世之后，遗孀莫氏跟随黄飞鸿女弟子邓秀琼于1936年经澳门抵达香港定居，当时她四十五岁，目不识丁，孤身一人，但仍克服困难，于1937年2月在香港湾仔成立了黄飞鸿国术馆，行医授艺，并向谊子李灿窝传授衣钵，将黄氏武术发扬光大。她们两位后来还参与了黄飞鸿系列电影的制作。

黄飞鸿之子黄汉熙

黄飞鸿主要活动范围在岭南地区，主要是西樵、佛山、广州等地区，也曾多次往返省港两地。正如程美宝教授指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可以说是文化上省（广州）港（香港）不分的年代。虽然他在香港并未长期定居，其传奇故事却在此地延续流传。根据张彧统计，自1949年10月8日以来，在香港上映了超过一百部以黄飞鸿为题材的电影，可谓是香港乃至华语电影行业的奇迹。1949年到1970年年底，由关德兴主演的黄飞鸿系列电影共拍摄了六十八部，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全球集数最多的电影系列。到1980年，黄飞鸿系列电影的总数已超过八十五部，此外还制作了十三集电视剧集。进入八十年代，黄飞鸿电影系列开始式微，只制作了八部相关影片。但在九十年代前半期，黄飞鸿电影迎来了新的高峰。1991年由徐克导演、李连杰主演的电影《黄飞鸿》（Once Upon A Time in China）在第十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及第二十八届金马奖均有斩获。此后，由徐克、袁和平、刘家良等执导的黄飞鸿电影都叫好又叫座，在海外市场大受欢迎，其成功原因何在，值得探讨。

寄托国族想象的黄飞鸿电影

总括而言，从1949年到1990年末，香港共制作了九十八部黄飞鸿电影，其中关德兴主演了七十五部，余下的由其他十二位演员分别饰演黄飞鸿。从国族想象建构的角度而言，黄飞鸿电影系列的制作、传播与接受过程，展现了岭南文化已经成为海内外市场共同构建的中国想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元素。《香江飞鸿》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梳理了黄飞鸿电影系列发展脉络，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七天，在香港首映的粤语片《黄飞鸿传》（导演胡鹏、主演关德兴），该片是1949年香港四大卖座粤语片之一。张彧从几个角度分析了其成功原因：首先，1949至1970年时期的黄飞鸿电影充分运用了粤剧资源。在选角方面考虑到了粤剧演员关德兴（1950-1996）师傅在外埠，尤其是在南洋华埠的号召力。在饰演黄飞鸿电影之前，关德兴就已经以“新靓就”为艺名在南洋和美洲华埠演出，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地华埠筹款捐资支持祖国，并组织粤剧救亡服务团回国服务，是粤剧界参加抗战的第一人。在电影音乐方面，黄飞鸿电影利用了极为丰富的华南民间音乐资源，如民间曲艺、戏曲、谱子、粤乐、潮乐、国乐等。其次，它善用岭南文化资源。黄飞鸿电影一方面运用了中国古典文学里英雄救美人的传统情节，加以“硬桥硬马，真军演出”的岭南武术打斗场面，更以岭南文化风俗作为重要卖点，如在电影广告里重点突出岭南风格的醒狮技艺，并列出多种黄飞鸿成名绝技，特别说明这些绝技将由居港岭南国术名家演出。再次，关德兴在该片中加入了个人创意元素，如飞鞭桥段。这个灵感来自他1932年在美国三藩市唐人街登台演出时观看西部牛仔电影，他购买了牛仔装、皮鞭等，在美国练习了十四个月，鞭无虚发。可见，这部电影充分体现了古今中西结合、多元杂交的岭南文化风格。

关德兴

在五十到七十年代，黄飞鸿电影系列发展有所停滞。其时，中美关系恶化，西方国家对华实施禁运，内地禁止进口港产片，导致港产粤语片失去原本占据票房两成收入的广东、广西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原本投资粤语片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侨商人对继续投资黄飞鸿电影持观望态度。1953年，黄飞鸿门下弟子林世荣的徒弟刘湛（即香港功夫演员刘家良、刘家荣的父亲）决定投资创办雄风影业公司，希望能够让黄飞鸿电影“重振雄风”。他邀请关德兴再次扮演黄飞鸿，拍摄了《黄飞鸿一棍伏三霸》，随后在1954年又制作了《黄飞鸿初试无影脚》和《黄飞鸿与林世荣》。自此，关德兴、胡鹏和王风形成了“演、导、编”的铁三角组合，再加上曹达华、刘湛和石坚的演出，构成了五六十年代黄飞鸿系列电影大量生产的核心制作班底。在这一阶段，黄飞鸿电影还进行了“文化杂交”的大胆尝试，最具代表性的是1960年上映的《猩猩王大战黄飞鸿》，该片融入了1933年好莱坞电影《金刚》（King Kong）中的大猩猩元素。尽管王风在1968至1969年间连续执导九部黄飞鸿电影，但这一高峰只是昙花一现。

第二个阶段是七十年代，或称为“后李小龙时代”（以1973年李小龙逝世为标志）。张彧在其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可能性：1972年，李小龙曾在嘉禾片场以不同造型试镜拍照，据传其中包括铁桥三和黄飞鸿的造型。如果李小龙没有在1973年7月20日英年早逝，他是否真的有可能饰演黄飞鸿这个角色？在“后李小龙时代”制作的九部黄飞鸿电影中，有三部由倪匡编写，两部由王晶编写，另外三部分别由司徒安、奚华安和吴思远编写，均为香港电影界的中坚力量。这一时期的黄飞鸿电影主要是为了填补李小龙逝世后功夫片市场的空白。在这九部电影中，关德兴仍然饰演黄飞鸿的有四部，足见其地位不易取代。在另外两部电影中，黄飞鸿的扮演者包括刘家辉和成龙。电影的武术指导主要由袁小田及其儿子们组成的“袁家班”、刘家良和他的谊弟刘家辉领导的“刘家班”负责。

第三个阶段从九十年代开始，这一系列的黄飞鸿电影由李连杰主演。徐克执导的电影系列包括1991年的《黄飞鸿》、1992年的《黄飞鸿之二：男儿当自强》以及1993年的《黄飞鸿之三：狮王争霸》，它们在香港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随后，李连杰又拍摄了王晶执导的《黄飞鸿之铁鸡斗蜈蚣》和洪金宝、刘家荣执导的《黄飞鸿之六：西域雄狮》，同样获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重成功。自1998年起，李连杰开始进军美国好莱坞，成为李小龙、成龙之后的又一位国际武打巨星。值得一提的是，香港音乐人黄霑将中国传统音乐《将军令》重新编曲并作词为《男儿当自强》，成为徐克的黄飞鸿电影系列的主题曲。这首曲子不仅在九十年代广为传唱，至今仍是海内外华人凝聚人心的重要乐曲。这一批黄飞鸿电影继续借助岭南民俗文化和武术传统，讲述了黄飞鸿在晚清历史情境中，为平民打抱不平、反击侵华洋人、抗击清政府并保护孙中山等革命志士、在海外唐人街以武功树立华人形象的故事，其中蕴含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它们也成为海外华人回望故土、构建国族想象的重要文化资源。

李连杰

作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黄飞鸿出生于佛山；作为影视中的传奇形象，黄飞鸿则源自香港。在这一传奇的塑造过程中，岭南的风俗文化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中华文化在海内外的传承与发展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去年（2023年）举办的第三十三届香港书展上，主办方联同岭艺会、香港书法家协会等多个机构，携手推出了“岭南瑰宝·绚丽探索”展览。作为岭南文化的代表人物，黄飞鸿也被设立了专门的展区。张彧博士的著作《香江飞鸿：黄飞鸿传奇与岭南文化》被香港中华书局选为参展书籍，凸显了其重要意义。这本书对黄飞鸿传奇进行了深度解读，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岭南文化，还为我们从全球中国文化传播的视角，思考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一重要课题提供了宝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