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隐士真的是躺平了吗？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 1028 年，大宋天圣六年，大辽太平八年。

这一年，大宋朝是宋仁宗在位，刘太后垂帘听政，仍然是天下太平，安静无事。如果只看朝堂，那算得上是大事儿的只有一件，就是宰相张知白在工作岗位上突然去世了。

张知白是河北沧州人，真宗皇帝还在的时候，他就一直被赏识，一路提拔。大前年，也就是1025年，王钦若去世之后，他替代了王钦若，成了排名在王曾之后的第二位宰相。干了三年，今年的3月15号，张知白突然在办公室中风，抬回家之后，宋仁宗还上门看望，但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很快就去世了。

那这位张知白的为人怎么样呢？根据史书上的记载，这个人突出的特点有两个，第一个是在公事上没有私心，第二个是在私生活上非常清廉。清廉到什么程度？皇帝去看望他的时候，一看这位张宰相的卧室，哎呀，也是太俭朴了，皇帝非常动容，所以就给了他一个谥号叫“文节”。

按说，“文节”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谥号了，但还是有大臣觉得：不能因为张知白清廉这个特点很突出，就只从这个角度给谥号。他还有很多优点，比如做事坚守道义，公正无私，当官的作风也是不屈不挠。所以应该给他一个更好的谥号，比如“文正”。“文正”是古时候一个文臣能得到的最好、最顶级的谥号。但是很可惜，皇帝已经定好的谥号，最后决定还是不改了。但从这个细节你也能看出来，张知白在舆论中的形象是不错的。

但有意思的是，南宋的史学家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写到这段的时候，后面还补充了一段故事，反转来了——

张知白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官员，按官员晋升的规矩，到了要重新安排职位的时候。张知白就跟宰相王曾说，咱能不能先给这位朋友办？王曾说，那哪儿行？什么事都有规矩、有次序、有先来后到，凭什么给他先办？这事就搁下了。不久之后，宰相王曾生病请假了。参知政事副宰相鲁宗道就迎合张知白：你看，朝堂里就剩咱俩当家了，咱们给你那位朋友先办！张知白说好，这才痛快嘛。

这就是个普通的官场上的互相关照吗？不是。张知白还是大意了。鲁宗道转脸就把这事儿跟皇帝说了，说张知白为自己的朋友开后门。张知白知道之后，吓得不轻，又气得要死。据说就抑郁了，几个月之后就中风死了。死之前，那肯定是恨死了鲁宗道，经常跟人说：鲁宗道是个什么玩意儿！在低级官员中随便找一个最没用的，在开封府的大牢里随便找一个最垃圾的， 也比鲁宗道要好。

李焘写到这儿，轻描淡写地跟了一句：张知白呢，向来号称是“贤相”，鲁宗道呢，也有正直敢言的好名声——《文明之旅》以前节目里讲过这位鲁宗道，确实有胆量，好几次敢跟刘太后叫板——李焘说，这俩人名声这么好，刚才说的这件事也未必是真的，“恐未必尔”。你看，李焘既然写，说明他也未必觉得这不是真的啊。

你听完这个故事是什么感觉？

反躬自问。如果我年轻的时候听到这段故事，心里肯定会想：原来这才是真相。什么张知白？假清高！表面上无私清廉，私下里还不是蝇营狗苟？什么鲁宗道？伪君子！表面上正直敢言，私下里还不如一肚子坏水？

后来年纪渐长，如果再看到这段故事，可能就会觉得：哎，都是人，都很复杂，做事只要在底线之上，偶然不符合道德原则，也没有必要去苛求。

但是现在看到这段故事，我又是一番新的感受：每个人其实都是在各自的私心和欲念中挣扎煎熬，但是好在——有人类文明的照耀、有精神生活的指引、有圣贤事迹的感召，我们还是能够不断向上，成为自己期待中的更好的人。偶尔露点马脚，没关系，人性的下限其实都差不多。人一生的成就，是由他能摸到的人性的上限来决定的。张知白和鲁宗道的那点闹矛盾的故事，并不说明这两个人很不堪——真的把所有的桌子都掀了，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不堪——就算这事是真的，它恰恰在说明，人向上提升自己的空间，真的非常非常大。

更进一步地说：人这辈子活出来的，其实不是什么是非对错的组合，让后人来评价的。人最终活出来的，不过是一种方向感：这是大家都差不多的底线，那就按照自己期待的方向往前进啊，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啊。张知白和鲁宗道，都有过自己在人性上的高光时刻，都有彪炳史册的事迹，那是非常不容易才达到的成就。

说到人生方向感的问题，我就要提到另外一个人了。这个人也是在今年——公元1028年、大宋天圣六年去世的。不过，他不是张知白这样的朝廷重臣，而是一个平头老百姓，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平头老百姓。他的名字叫林逋。

提到林逋，你可能会马上联想到一个词——“梅妻鹤子”，把梅花当成妻子，把养的仙鹤当成儿子，这是他留下来的一段佳话。你也可能还会想到两句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句诗号称是古今吟咏梅花的诗中的第一名。

林逋既是诗人，也是大宋朝最著名的隐士，提到他，总是各种各样的溢美之词，官员羡慕他，文人佩服他，今年他去世，连皇帝宋仁宗也表彰他，给了林逋一个谥号，叫“和靖先生”。在古代，皇帝通常只会给官员谥号，还得是有一个平头老百姓，居然也有这样的殊荣，太罕见了。

说到这儿，不知道你是不是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林逋是什么人？隐士啊。什么是隐士？简单说，就是有才能但是不出来当官，这是一副和皇权不合作的姿态啊。皇帝对这样的人，即使不去迫害，最多也就是宽容，而像宋仁宗对林逋，不仅接受他的存在，而且隐隐然还有一种表彰的态度。你不理我，我偏要理你，不仅理你，还要拼命地夸你。你不觉得，这事有点奇怪吗？

好，那就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穿越回公元1028年，去了解一下这位林逋林和靖，以及他背后的隐士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

隐士林逋

这位林逋，和靖先生，是浙江宁波人，隐居在杭州。他做隐士做得很彻底，不仅不当官，也不娶妻生子，于是留下了一个“梅妻鹤子”的传说。你别小看了“梅妻鹤子”这四个字，其他的隐士既然隐居了，就没有故事讲了嘛，生活方式就很抽象，而林逋的梅妻鹤子，很具体，很有画面感，留给后人的印象可就深了。

拿梅花当妻子，不仅是因为梅花好看，还因为梅花能为林逋解决日常的生计问题。传说他在院子里种了360多棵梅树。梅树的果子是可以卖钱的。你看，360多棵梅树，一年365天嘛，他就用一棵树的梅子卖的钱，养活自己一天。听着特别浪漫吧？

把鹤当儿子，也有一个典故：话说林逋平时坐着船，在西湖上玩耍，如果有客人来了，他家的仆人就会表演一个魔术一般的场景：先让客人坐，然后把笼子打开，把两只鹤放到天上。林逋一看，就知道来客人了，就会坐船回来。你看，这像不像两个儿子喊老爸回家？

到了公元1028年年底，正是梅花开放的时节，林逋自知不久于人世，就摸着他的鹤，说我要走了，从此往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你想飞哪儿就飞哪儿吧！又望着满院的梅花，说这二十年来，我享尽了你给的供奉，自此之后，是荣是枯，你可随自己的心意了。这就是他的临终遗言，享年62岁。你感受一下这个结局，对于一个隐士来说，可真是太诗意太完美了。

当然了，这都是传说。有学者就考证说，林逋根本就没有种那么多梅花，而且“梅妻鹤子”的说法在宋朝的文献里根本就找不到，其实是明朝人想象附会出来的。你看，这就很扫兴。而且就算不是真的，又怎么样？这就像我们在《文明之旅》1018年那一期讲“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几句歪诗不是宋真宗写的，其实一点用也不会有。大家相信了那么多年而且也愿意相信的事，是很难轻易改变的。

但是，林逋这个人真正的疑点不在这里，而是他当隐士的方式。

首先，他隐居的地方就很有意思，叫孤山，是西湖里面唯一的一个岛，听起来确实像是隐士住的地方，孤独的小岛嘛。但是，我第一次去孤山的时候，不看地图，我都没意识到那是一个岛。一座西泠桥，一条白堤，把孤山和西湖边的陆地连得紧紧的，不用坐船的，溜达着就到孤山了。孤山面积只有300亩，其实不大，但是上面的古迹，比杭州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密集。像清代皇帝的行宫、藏四库全书的文澜阁、浙江省博物馆、号称天下第一名社的西泠印社等等。民国时代，著名的秋瑾和苏曼殊的墓也在这里。

你看，孤山在地理上虽然是个岛，但是和陆地紧紧相连，四通八达；名字里虽然有个“孤”，但实际上热热闹闹，挤挤挨挨。你可能会说，这是今天的情况，北宋时候的杭州孤山应该没有这么热闹吧？

连接孤山和陆地的白堤至少唐朝时候就有了。因为这个“白堤”的白字，就是纪念唐朝诗人白居易的嘛。白居易写孤山，写这道堤，有一首著名的诗，就是“孤山寺北贾亭西”那首，最著名的是最后几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说明孤山在唐朝的时候就有名气了。

那个时候的孤山僻静吗？还是白居易的诗，有这么几句：“三年闲闷在余杭，曾为梅花醉几场。伍相庙边繁似雪，孤山园里丽如妆。”说我在杭州待的这三年，又闲又闷，所以就经常跑到梅花下面去喝酒。主要是两个地方，一个是伍子胥的庙旁边，一个就是孤山。孤山的梅花啊，真的是好看啊，像精心打扮的美人。你看，在唐朝的时候，孤山就是杭州赏梅花的胜地了，哪还能僻静？很热闹嘛。

这时候我们再去看《宋史》里面对林逋的夸奖，好像也没那么了不起。宋史说他自从在孤山隐居，二十年脚都没有踏进过城市，这是说他自甘寂寞。问题是，他确实不进城市，但是，他住在一个很热闹的风景区里啊。而且很显然客人还挺多的，要不怎么经常需要他的仙鹤儿子去西湖上叫他回家呢？这是不是和咱们理解的隐士的作风不太一样？

还有一点，林逋有儿子吗？理论上是没有，要不怎么认了仙鹤当儿子呢？但问题是，宋仁宗在给他谥号的时候，还顺便给了他家五十担米，五十匹绸缎。哎，奇怪，按说他一辈子不曾婚娶，也没有儿子，后继无人，皇帝的粮食和绸缎又是给谁的呢？《宋史》里面有交代，林逋是没有儿子，但是他哥哥有个儿子林宥，被林逋带在身边，教育得很好，后来还考中了进士。朝廷最后给林逋的粮食和绸缎，应该就是给了这个孩子。

但是，慢着！脑子有点乱：一个隐士，自己不出去当官，但是，精心培养出了一个可以考中进士的侄子。要知道，备考进士，和一般人出于兴趣的读书，那可是两回事啊。考科举，那是专门的能力。需要长时间的专门训练。一个隐士按说不应该有这个本事啊。那你说，这个家庭日常传递给孩子的价值观到底什么样的呢？是云淡风轻、不慕名利的隐士风格呢？还是鼓励孩子吃寒窗苦、做人上人的进士风格呢？这二者之间有没有冲突呢？

更进一步地看，林逋和皇帝、和官场的关系，其实非常深。宋真宗和宋仁宗这父子两代皇帝，知道了林逋的事迹，应该也是喜欢他的文采，就经常派人去看望林逋，送粮食、送绸缎。

这还不算。更重要的是，林逋对于当时的政治，其实没有那么疏远。《宋史》林逋传，一共也不到400字，但是里面至少记载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林逋曾经遇见过一个进士，马上就说，这个人将来是个当宰相的料啊。后来果然。你看，这份眼光，应该是对官场很了解的人才会有的。至少，他说出这个判断的口气，是当成好事来说的。这也和隐士的形象相去甚远。

第二件事，是林逋临死的时候写的一句诗，“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这里面用了一个汉代的典故。话说大文豪司马相如晚年住在茂陵，汉武帝说，哟，他身体可不大好，赶紧派人去他家把他所有的书都拿来，现在不拿，以后遗失了就太可惜了。结果派人上门一看，司马相如已经死了。临死的时候，司马相如写了一卷书，而且留下话来，如果皇帝派人来取，就把这一卷书给他。这就是著名的《封禅书》，里面的内容主要是劝皇帝封禅泰山。所以，林逋这首诗的意思就是，我死之后，如果皇帝要派人来搜集我的遗作，我可没有这种讨好皇帝，劝皇帝封禅的文字。

这句话的精神内核，当然是很骄傲的，但也是很政治化的。你细琢磨一下：一个隐士，临终时刻想的，居然是皇帝要派人来收集他的文字的事儿。你说，这是一个隐士该有的样子吗？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大体描述一下林逋的生活了：不当官，不成家，平时做的都是种梅花、写诗文这样风雅的事，社交圈子里有很多官员朋友，经济上偶尔靠皇帝的资助，自己不参加科举但是能辅导孩子参加科举，自己不当官但是对于朝廷里的事既熟悉也关注。这就是大宋朝，甚至是整个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隐士林逋林和靖先生的生活。

请注意，我这里没有一丁点要贬低林逋的意思。他选择这样的生活，他自己舒服，别人也羡慕，无可指责。但是你发现没有？隐士这个传统到了宋代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和我们一般理解的隐士不太一样。

从对抗到逃逸

中华文化中原本的隐士应该什么样？

那是一种非常对抗性的政治态度啊。比如，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隐士许由，尧征召他去做官，他觉得，哎，这个话听起来怎么这么不舒服呢？脏了我的耳朵，所以就跑到河边去洗耳朵。正好他的一个朋友牵着一头小牛在河里面喝水，就说：你要是躲到深山老林里当隐士，人家能找得着你吗？还是你太招摇过市，太在乎名声了。得了，你这一洗耳朵，把我这小牛喝的水也弄脏了。呸！赶紧把小牛牵到上游去。

你听听，这种政治态度是非常激烈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伯夷叔齐。这两个人都反对周武王造纣王的反，反对无效之后，就跑到首阳山去隐居，说天下不都服从周朝了吗？我们俩不服。不服的方式，就是我们俩不吃你们周朝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饿死也不吃。后来果然就饿死了。那个时代的隐士就这么刚。

隐士摆出来的这种姿势，在先秦时代还好，到了后来的皇权时代，皇帝当然是不高兴的。这种矛盾也确实激化过。比如，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司马昭反复劝他出来当官，他就是不干。那怎么办呢？站在司马昭的角度来说，你社会声望那么高，你对我又摆出那么坚决的不合作的姿态，我司马家还正好想篡位当皇帝，你让我怎么收服天下人心？那对不起，我只好把你杀了啊。

当然了，隐士和皇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不见得非要搞到要杀人的地步。但在魏晋时期，一个人如果非要当隐士，代价还是挺大的。比如陶渊明，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不是“田园将芜胡不归”吗？那你就受穷吧。陶渊明那是真的穷到要饭的程度的。

像我们刚才讲的林逋的故事，因为你是隐士，所以全社会就高看你一眼，朝廷就不断地要主动照顾你，给钱给粮食，反正陶渊明那个时代，没有这种好事。

那为什么到了宋朝的时候，朝廷对隐士突然态度好起来了呢？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隐士对朝廷的态度，没有那么激烈了。什么跑到河边洗耳朵，什么坚决不吃你地上长的粮食，这种高度对抗性的事，后来就不怎么有了。隐士不当官，不再是一种政治姿态，而是一个价值追求，我不愿意跟你们那样追名逐利而已，不意味着我不认同政权和皇帝。甚至不过就是不愿意遭那份罪而已。嵇康说自己不愿意当官，一连写了9条，你看那些理由，都是什么我早上起不来床啊，我经常要挠痒痒不能正襟危坐啊，等等。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皇权也渐渐发展出来了一套解释系统，可以兼容隐士的存在。简单说就是：孔老夫子不是说了吗？“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那好了，作为皇帝，我要证明天下有道，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所有的隐士都出来工作嘛，所谓“野无遗贤”嘛。所以，只要我一遍遍地礼贤下士，一次次地敦请你们这些隐士出山，那天下就是在走向良性发展的路上。咱们就极限拉扯呗：

你出山啊！

——不出！

你出山啊！

——不出！

你看，咱俩这么一客气，既证明你是隐居的高人，又证明我是有道的明君，大家各得其所，多好？

大宋朝不仅对林逋是这个态度，此前有一个种放，后面还有一个邵雍，都是一样，都是反复邀请他们出来做官，他们也都是反复推辞，最后都是成就一段佳话。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不是这个。隐士文化之所以没落，皇权和隐士的矛盾之所以缓和，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贵族社会的终结和科举制度的崛起。

你想啊，为什么你是隐士？如果一个老农民没有当官，是隐士吗？当然不是啊，那就是个老农民啊。隐士得有一个前提，你是应该当官，但是没有当，所以你是隐士。比如嵇康，是曹操的曾孙女婿，陶渊明，是东晋名将陶侃的后人。都是有来头的人，他们出来做官是常态，不做官才是奇怪。所以才叫隐士嘛。

到了唐宋时代，豪族社会终结了，科举制普及了，大家都是平头老百姓。要做官，你就得通过科举考试。你不做官？哦，那应该是水平差，考不取吧？那你不做就不做吧。你一个考场上失败的人，你凭啥说自己是隐士呢？

唐朝就有一个传说。孟浩然，就是写“春眠不觉晓”的那个诗人。年轻的时候当过隐士，40多岁才想着到长安来找找当官的机会。有一天，他正在王维家里玩，忽然唐玄宗来了。孟浩然一紧张，钻到了床底下，唐玄宗把他叫了出来，问他最近写了什么诗，其实就相当于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孟浩然可能是隐居太久了，脑子一抽抽，就念了一首，其中有一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我这人没什么本事，所以皇帝不要我。唐玄宗一听就不高兴了：“是你自己跑到山里去当隐士，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要你？你这不是诬蔑人么？”于是拍拍衣服站起来就走了。对啊，这个时候已经有科举了，你想当官你就来考啊。你不来考，或者考不取，这又不赖皇帝，你凭啥说皇帝不要你呢？

你看，咱们文明节目这么多期讲到宋代科举制的发展，你大概想不到，它竟然还给隐士的存在来了个釜底抽薪。

到了宋朝，尤其是宋真宗和林逋在的这个阶段，科举制进一步成熟。出不出来做官，从一种人生选择，彻底变成了一种能力测试。就算你是真不想，在旁人看来，你也只是在掩盖自己的不能和不会。你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就这么一次偷梁换柱，就把中国几千年隐逸传统中的骄傲感摧毁殆尽了。

这个时候再去当什么隐士，其实是很尴尬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林逋，你那么大的社会声望，你还接受皇帝的经济补贴，你还在风景区里住着，天天热热闹闹地见客人，你还跟朝廷里的官员关系那么好，哦，你就这么当的隐士啊？

那个比林逋岁数还大一点隐士，叫种放，就更尴尬。他是一会儿出来做官，一会又要归隐，反复横跳几次之后，弄得自己声名狼藉。有人公开讽刺他，最后还是宋真宗站出来维护种放，说种放这人不错啊，他私下里给我了提了很多有用的建议，只是我没有告诉你们罢了。

你看，这个时候的隐士，在无所不在的皇权的笼罩下，在科举制的釜底抽薪下，既没有独立的政治姿态，也没有独立的社会角色，再想拗出隐士的姿势，可就太难了。

到了清代，戏曲家蒋士铨写过一首诗，嘲笑明朝的所谓隐士：

对啊，你一个隐士，应该像一只仙鹤那样在云雾中高来高走，你怎么还在宰相府邸，各种衙门里飞来飞去呢？

允许隐士的存在，其实是古代皇权政治保留的某种弹性。在这本书《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里，作者做了一个统计，正史里面有记录的著名隐士218名，高峰时期的魏晋南北朝有37个人，唐代有52个人，宋朝有56个人。但到了明朝，有记录的隐士只有13个人，因为开国皇帝朱元璋发布的《大诰》里，明明白白地有这么一句：“天下士夫不为君用罪”，很显然，这个弹性消失了，而清朝呢？可怜，只有5个人。

到了这个地步，隐士文化就彻底衰落了，隐士和皇权的矛盾也彻底终结了。

隐士的勇猛精进

隐士文化其实还有另外一重麻烦，就是和儒家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

隐士、隐士，毕竟也是“士”。

什么叫“士”？简单说，就是怀抱着超越性的理念去积极地影响世界的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你听听这些名言金句，这都是中国文化对精英分子的基本要求。言下之意都是：你得振作，你不能躺平。

孔子不是说吗？“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小人可以躺下来，就像草那样，任由别人对自己施加影响。但是士君子不行，你得像风啊，你得去主动地影响周边的草啊，所谓风行草偃嘛：有士君子的地方，周边的人就有了主心骨，有了方向。

可如果你要当隐士，不当官、不做为，这不就是躺平了嘛，那你还怎么承担得起这份士君子的责任呢？

这可能是对隐士文化最大的误解。

你就这么想：当大家都在蝇营狗苟想当官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说我要回家，我不跟你们玩了。你说，这个人是躺平了？还是做出了一个更勇敢、更艰难的决定？当然是后者啊。随大流，是最不费劲的事。不从流俗，一意孤行，那反而是需要巨大的心力才能办到的。

就像有人开玩笑说的：一个人连减肥都能做到，连戒烟都能做到，你可就要小心了。这种人什么做不出来？对，在人生选择那么少的古代，一个人连归隐都能做到，你就别小看他，他怎么可能没有自己执着的目标？

有些隐士，比如伯夷叔齐、阮籍嵇康，他们执着的，是不服从的姿态。

那陶渊明呢？表面上天天喝酒写诗，他执着什么？陶渊明不反对什么，也不跟什么对抗，他就是愿意和一切大家都喜欢的东西若即若离，隔上一层。你看他写的诗：“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我就喜欢山水，跑到尘世上去，那才是我走错了路的30年啊。“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你听，旧林、故渊，那才是我的老地方。“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我就是喜欢这个调调儿。所以有学者把陶渊明的这种状态，称作叫“边境”状态，热闹是你们的，我就在旁边待着。维持这种疏离的状态，自己有自己的王国，容易吗？不容易。这反而是需要巨大的努力才能做到的事，是一种非常积极的状态。

不理解陶渊明的积极状态，就相当于今天的父母理解不了孩子打游戏。表面看起来，一个孩子关在房间里打游戏，很颓废啊。但在孩子的心里，这怎么是颓废呢？游戏的世界，那才是一个公道、热血、可以不断向上攀升的积极的世界啊。我们以为别人的躺平，其实是因为看不到他在另外一个维度上的执着而已。

再举一个著名的例子：白居易。

在中国古代的隐士传统中，有一句话叫“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朝”。小隐士，精神境界不够高，才要跑到荒郊野外去隐居呢。大隐士，心量够大，一边能当朝廷里的大官，同时心里本质上还是一个隐士。你一听就知道，这明显是既舍不得不当官，又羡慕当隐士的人，给自己戴的一顶高帽子。

这时候白居易说话了：大家都别吹牛。荒郊野外太冷落了，朝廷里又太喧嚣了，大隐小隐都不合适啊。这么着吧，我来发明一个“中隐”。就是担任个闲职，人在家中躺倒，工资每月照发。日子不忙不闲，还能不饿肚子。既不大，又不小，这叫中隐。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鼻子都气歪了。拿钱不干活，你还有理了？既要享用隐士的好处，又不想遭隐士的罪，太没节操了。

但是后来捋了一遍白居易的生平，我才知道，顺着“中隐”这个词，其实是无法理解晚年的白居易到底在想什么的。他晚年不仅没有躺平，而且是一刻不停地在操办一件大事。

白居易晚年在洛阳，一共住了17年。到了这个阶段，他名气大了，也有钱了，住着一套二手豪宅。他当的官儿品级不低，薪水丰厚，也没什么事，所以才说“中隐”嘛。但是别忘了，他毕竟年过半百了，儿子死了，弟弟也死了，身体也一点点垮了。你说这个时候他能在意什么呢？

来看一首诗吧。他新做了一个书柜，把一辈子写的东西放在里头，边看边叹气：我这一生，就是干文字工作的，从小写到老啊。这一生的著作，我数了数，前前后后共有七十卷，大大小小的也有三千来篇。我知道书啊文啊，不容易保存，一不小心就丢了，所以一张都没有敢扔，保存得好好的。每次打开这个柜子，我一定不会忘记再亲手给它锁上，钥匙专门就放在我书斋的帷帐前边，就怕里面的文稿丢了，就上心到这个程度。很可怜啊。白居易觉得自己没有儿子，这些书怕是要传不下去了，他被笼罩在一种巨大的恐惧中。他编好了自己的诗集，一共十五卷，发狠说：“生前富贵应无分，死后文章合有名。”我生前的富贵追到这儿也就这样了，我现在要追求的是我的文章能够流传后世。说干就干。他晚年就忙这个。

他先是把自己一生写的那些东西抄了5份，留在哪呢？首先庐山东林寺留了一套，大雪之夜，派仆人送上门啊。他当过江州司马，跟这里的和尚熟。再有一套诗集留在了苏州，叫南禅寺，他在苏州当过刺史，应该也是跟南禅寺和尚有交情。再有一套是留在了洛阳圣善寺。圣善寺不得了，是皇家寺院，杨贵妃一度出家就是在那儿。那还有两套呢？一套留给了自己的侄子，叫龟郎，因为你姓白，我的东西你能不好好保管吗？还有一套是留给了他的外孙，叫谈阁童。小子，你妈是我生的。你替我好好看着。

这也不能放心。他在托付每一套诗集的时候都写了诗。表面是感谢，但是多少也有一点昭告天下的意思，不要抵赖，全天下人都知道我把诗集送到你那儿了。我一共留了五套，都在哪、在哪，写得明明白白。这是我们今天才知道用的区块链技术，叫分布式记账，叫不可篡改的数据库。白居易当年就无师自通。

这一套操作下来，结果怎么样？反正白居易成了唐代留下诗文最多的作者。李白留下来的诗不到1000首，杜甫多一点，1500首。杜牧比白居易的岁数还要小一点，也只留下来400首。而白居易呢，他自己编订的3000首诗，几乎全部完整地保留下来了，今天都能看到。在一个没有印刷术的时代，这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管别人怎么喊：我要躺平了，我要归隐了，不管他是大隐小隐还是中隐，只要他选择的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那他一定有自己执着的目标。他一定腾挪出了巨大的心力冗余，在自己的隐秘世界里，向那个目标勇猛精进。我们旁人看不到而已。从这个角度上说，他还是一个积极行动的“士”，一个影响他人影响世界的“君子”。

问题是：从大宋朝开始，中国进入了全民科举时代，最大程度地统一了全民的努力方向——有钱就该读书，读书就该参加科举，科举就应该去当官——这个方向好像天经地义，以至于很少有人注意到，人生还可以往别处去，去定其他的目标。

这也是我们看中国的隐士的视角。

他们不一定在政治上多正确，在道德上对我们有多少优越感，他们不过是找到了一个不同于我们的努力方向而已。

比如，明朝的大旅行家徐霞客，他一辈子东跑西颠地，好像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隐士。他54岁临终的时候，有人问他，你这跑来跑去一辈子，何苦呢？他说，历史上有这么几个人，汉代的张骞，唐代的玄奘大师，元代的耶律楚材，都是因为皇帝有命令，跑遍了天下。我一个普通老百姓，天南地北地跑，能和他们三个人放在一起，凑齐四个人，我是死了也能瞑目啊。

你看，所有这种人，不管是林逋、徐霞客，还是嵇康、白居易，只要他们走上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奔着一个当时少有人能理解的目标，活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生可能性，他都是我心中的伟大“隐士”。你我如果能做到，我们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隐士。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起一个西方人讲的故事。

话说，有一位信徒问神父，“祈祷的时候可以抽烟吗？”神父瞪了他一眼说：“不可以。”后来，他换了一种问法：“那抽烟时可以祈祷吗？”神父说说：“可以。”

这个故事本来是用来嘲笑那些古板的人的：祈祷时候抽烟和抽烟时候祈祷，不是一回事吗？

不。当然不是一回事。人这一辈子，活的就是一个方向感。你在做一件神圣的事的时候，允许自己小小地堕落一下。和你在做一件堕落的事的时候，心里仰望一下神圣的所在。人面朝的方向不一样，人的本质就不一样。

正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和一辈子拜佛结果最后却拿起了屠刀，看起来罪恶的总量一样，但人生的方向不一样。

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爬行或是飞奔。能走多远，咱们自己说了不算。我们唯一说了算的，就是那条路通往的方向。

好，这就是我们在公元1028年聊的话题。我们明年，1029年再见。

参考文献：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清）古吴墨浪子：《西湖佳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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