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野草》与鲁迅独异的生命哲学

从叙事学上讲，《祝福》有两个极具鲁迅个性的形式难题，迄今为止没有引起鲁学界的足够重视。当这两个叙事形式上的疑难问题得到比较圆满阐释的时候，我们不无惊奇地发现，《祝福》与《野草》中《过客》《这样的战士》《死火》《影的告别》等文本的哲学内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风格迥异的作品从不同层面，表达了鲁迅一种独异的生命哲学，各有其彼此无法替代的功能和价值。这就是为绝境中的普通人开出一条生路。相比鲁学界普遍认为的“揭露中国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这恐怕更是《祝福》独特的价值内涵所在。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11期。

《祝福》是鲁迅作品中“经典的经典”，而其公认的思想主题，依然延续九十年前的阐释思路，认为这个悲剧故事承续着《狂人日记》“深刻揭露中国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不过，倘若我们在提炼《祝福》的主题思想的时候，能直面其叙事形式上的两个疑难问题，那么“吃人”一说也许尚不是《祝福》最有价值之处。事实上，《祝福》独特的价值内涵在于为处身绝境中的平凡的普通人开出生路，它与《野草》中的《过客》《这样的战士》《死火》《影的告别》等在哲学内涵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

《祝福》叙事形式的第一个疑难问题是，鲁迅为何独独在祥林嫂身上“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曾直言不讳地批评《新潮》作家群的虚构作品“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就鲁迅自己的小说而言，确实摒弃了传统小说“无巧不成书”的写法，几乎不用“巧合”的技术手段，由此也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种极具创新性的悲剧书写模式，即所谓日常生活中“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不过，以此悲剧模式对照鲁迅的全部小说，《祝福》却是一个例外。

正如鲁迅所批评的那样, 在《祝福》的祥林嫂身上，生生汇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祥林嫂自小无父无母，无兄弟无姊妹，沦为人世间最卑贱的童养媳，但这仅仅只是祥林嫂悲剧一生的开端。婚姻生活尚未开始，比自己年轻10岁的小丈夫突然弃世，好不容易逃离婆家又被恶婆婆抓回去，不仅霸占了祥林嫂在鲁镇劳动的全部所得，还生生把她牲畜一样，强行卖给深山老林中的贺老六，换取八十吊银钱。嫁进深山老林里，安静的日子没过几天，贺老六又得伤寒去世，儿子在一个春天被狼吃了，恶毒的大伯强行霸占住房，把祥林嫂赶出家门，祥林嫂又一次一无所有，流离失所。丧夫、丧子、丧家直到最后失业，老天爷最终把这个弱女子一切外在的生存条件悉数夺走……

孤苦无依的祥林嫂确实是被“吃掉”了。不过，祥林嫂与其说被封建社会“吃掉”了，还不如说是被小说文本过分离奇的“巧合”吃掉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祥林嫂的悲剧故事仅仅只是展示“封建社会吃人”的思想主题，那么《祝福》实在算不上多么高妙的作品。

众所周知，鲁迅早在1920年代即被沈雁冰赞为“创造‘新形式’先锋”，也曾以“Stylist（文体家）”自许。为此，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便是：在怎样的前提条件下，悲剧故事的真实性及其叙事的逻辑力量不会因为“过于巧合”而受损？或者说，演绎怎样的思想主题可以不必规避“过于巧合”的传统手法？

时间进入21世纪，学界终于发现，“鲁迅的《祝福》并非出自他对现实生活的观察，而是出自佛经。只要我们将《祝福》的故事与佛经《贤愚因缘经》中的《微妙比丘尼品》的故事进行对照，即可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

《微妙比丘尼品》是佛经中一篇讲述女性苦难的名篇，祥林嫂的悲剧故事与微妙的苦难故事相似度极高。微妙的父母死于一场大火，公婆也相继离世，无兄弟姐妹。微妙四次婚姻，相应的便有四位丈夫。第一位丈夫被蟒蛇咬死，第三位暴病身亡，第四位被剿杀，第二位丈夫系丧失人性的暴徒，酒后使性，竟残忍地将婴儿放入锅中煎煮，逼微妙吃下，微妙不堪凌虐逃离。微妙三个孩子或被大水冲走，或被狼叼走，或被煮煎而死。

照鲁迅批评新潮作家的标准，微妙的苦难故事显然“过于巧合”。然而佛经正是借助这个“过于巧合”的故事演绎了一个重大人生哲学问题，即渡人生苦海的方舟究竟在哪里？佛家最终的回答，简而言之，即皈依佛门。而对于佛经曾经“用功很猛”且推崇释迦牟尼为“真大哲”的鲁迅，借助祥林嫂“过于巧合”的悲剧故事试图演绎同样一个人生哲学的重大问题，即渡人生苦海的方舟究竟是什么？

那么，鲁迅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呢？为什么鲁迅居然会特别采取自己向来反对的“过于巧合”的手段呢？

巧的是，《祝福》叙事形式上的第二个疑难问题不仅能够进一步印证鲁迅对于这个人生哲学问题的演绎思路，而且还将让我们看到，正是对于这样一个人生重大问题的演绎，“过分巧合”的传统技术手段不仅必要，而且丝毫无损于其逻辑力量。

二、《祝福》能掐头去尾吗？

《祝福》叙事形式上的第二个疑难问题与其独特的结构设置有关。

近年来有学者注意到：“如果《祝福》仅止于讲一个女人的苦难故事的话，叙述者‘我’的存在就没什么必然性，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完全可以完成对故事的讲述?把现在的《祝福》掐头去尾，庶几可成。”

《祝福》共五个部分，其中祥林嫂的苦难叙事集中在中间三个部分。如果“揭露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是《祝福》的惟一主题，那么中间三个部分已经很形象生动地完成了“吃人”主题的叙述任务，就目前《祝福》的篇章结构而言，掐头去尾，委实不影响《祝福》“吃人”主题的表达，那么仅此一项，《祝福》的文字就可以删简四千多字，占《祝福》全篇文字的三分之一，以文笔简洁精练著称的鲁迅断不可能如此浪费。那么头尾两个部分到底说些什么？

《祝福》的“头”可不短，有三千八百多字，在五个部分中篇幅最长，由三组镜头组成，第一组： “我”回到故乡鲁镇，暂寓在本家鲁四老爷家；第二组：祥林嫂与“我”关于灵魂有无等生死问题的对话，结果“我”落荒而逃；第三组：祥林嫂死后，鲁四老爷、鲁四老爷家短工以及“我”各自不同的反应；其中的核心是第二组镜头，即“我”与祥林嫂关于生死灵魂的问题的对话，正是这组对话确立了全篇哲学叙事的灵魂，而其他两组镜头显然以此为中心展开。

有学者把祥林嫂称为“鲁镇上的哲学家”，这未免夸大其词。但是，仅从祥林嫂连珠炮似的向 “我”提出的三个问题来看，这个称号并非完全不着边际：“一个人死后，究竟有没有魂灵？”“有没有地狱？”“死掉的一家人能否见面？”我们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因为祥林嫂系一介村妇文盲而轻视她这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一头连接着祥林嫂的苦难人生，另一头连接着人生哲学的重大问题；既是每一个普通人无法回避的人生问题，也是古今中外的大哲学家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正如钱穆所说：“人生问题中最大的，还是一个人死问题。人死问题便从人生论转入宇宙论，这已不属‘人’而属‘天’。死生之际，便是天人之际。人人都不愿有死，人人都想不朽、永生，逃避此死的一关，这是世界人类思想史上最古最早共同遇到、共同要想解决的问题。”

能从人死问题进入人生论进而转入宇宙论的，固然不是文盲村妇祥林嫂而是哲学家，但这绝不意味着只有哲学家的人生里才有哲学。祥林嫂的人生里同样有丰富的哲学，因为祥林嫂的人生里的生死问题与哲学家人生里的生死问题并无二致。仔细想来，祥林嫂的这三个问题逐层展开、层层递进、环环相扣，逻辑十分严谨。

人人都不想死，然而人人必死无疑，世间没有比如何逃离死亡恐惧更大的人生难题了；正因为如此，钱穆认为从人死问题能够进入人生论并转而进入宇宙论的哲学问题，而人类思想史上最古最早共同遇到、共同要想解决的哲学问题则多以“人死”为其问题的逻辑起点，而从“人死”的绝境中开出路径来亦是生命哲学的常规思维方式。

于此，我们便可理解，鲁迅为何不选择智识者而选择村妇文盲祥林嫂向读者提出如此重大的哲学命题来，并如此反常地在这个底层老百姓身上“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如果鲁迅的生命哲学必须从“人死”的绝境中开出路径来，那么祥林嫂从苦水里泡出来的那些个关于生死的疑问，固然饱蘸着浓烈而又鲜活的生命汁液，鲁迅以此为逻辑起点探寻“渡人生苦海的方舟”，不仅无损于其逻辑力量，相反只会使其哲学的逻辑基础更加坚实，因为其生命哲学根植在社会最普通、最底层的老百姓的苦难人生中，是在最底层老百姓的苦难人生中泡出来的人生哲学。

或许让读者不无惊奇的是，尽管《祝福》篇幅并不长，然而当鲁迅把“一切难堪的不幸”聚集在祥林嫂身上时，却没有给读者带来丝毫的突兀感。《祝福》面世九十余年来，迄今没有读者质疑过祥林嫂悲剧故事有何离奇之处便是最好的证明。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在《祝福》的叙事中，鲁迅选择倒叙的方式，开篇就讲述祥林嫂中年而亡的故事，让祥林嫂的死亡在读者眼里成为一个既成事实。从叙事理论上讲，祥林嫂的“死亡”是全篇小说的“所设”，而在文学叙事中，“所设永远是一个假定，是个给定的推理条件，它设定什么，就是什么，它的专利受到保护，永远不会被推翻”。有了这么一个不容推翻的“所设”，《祝福》后面所有关于祥林嫂的苦难叙事便水到渠成地成为对于祥林嫂死亡的因果演绎，成为对于祥林嫂死亡这个既成“事实”的诠释，而承担着诠释功能的每一个苦难故事都推动着读者步步接近祥林嫂已经死亡的这样一个冰冷的事实、以及蕴藏在这个冰冷事实背后的哲学智慧。对于这些虽然有些“过于巧合”然而却承担着诠释功能的悲剧故事，读者不仅不会感觉 “过于巧合”，相反只会感觉到整篇小说叙事有了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一个人死了，会有一千个缘故，一百种分析方法，但对于祥林嫂的死亡，鲁迅要让读者关注的维度显然不在别的，而在于人生苦难与生存理念的哲学关系。这一意图在《祝福》第一部分的叙事中就交代得十分清楚。乞丐一般的祥林嫂一遇到“我”，“没有精彩的眼光忽然发光了”，仿佛久旱逢甘霖。不过，让“我”不免意外的是，垂死的祥林嫂没有向“我”要钱要饭，而是连珠炮似的向“我”提出人生哲学的三个重大问题。读者并不知道，祥林嫂有没有从“我”莫衷一是的回答中得到自己的答案。更巧的是，祥林嫂在当天傍晚就死了。于是，祥林嫂的死留给读者的只能是思考和追问：这世界究竟有没有帮助祥林嫂渡离苦海的方舟？特别是小说中的“我”面对祥林嫂的疑问左支右绌，事后更是惶恐不安，这就使得读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追索变得更加迫切，也更加严峻。

那么，鲁迅能不能、有没有为绝境中的“祥林嫂们”开出新路径呢？

我们暂且放下《祝福》，关心他另一部更坦白表露心迹的《野草》。

三、敢问路在何方？

鲁迅说，他的哲学都包括在《野草》里面，而《野草》中最引人注目的哲学篇目莫过于《过客》。钱理群认为《过客》是“鲁迅对自己的生命哲学的一个总结”。

关于鲁迅在《过客》中“反抗绝望”的超人哲学，国内外早有学者阐述过，其中国外以日本学者竹内好的《近代的超克》为代表，国内以汪晖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为代表；而关于《过客》中“行走”的哲学，新世纪也有几位年轻学者做过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探讨，如胡梅仙的《行动者的鲁迅和鲁迅的行动哲学》、陈丽霞的《“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林雪飞的《鲁迅杂文中“路”的意象和“走”的人生哲学》等。林雪飞认为： “‘走’成为了鲁迅的一种生命哲学。”然而，把“行走”“反抗绝望”以及“普通人物”等关键词从哲学上建立逻辑关联的相关论述迄今罕见。其实，鲁迅在《过客》中不只是提出了反抗绝望的哲学命题，而且探讨了比反抗绝望更加重大的哲学命题，即如何反抗绝望。简言之，鲁迅认为反抗绝望唯一明智的选择便是迈开自己的双脚，即“行走”，这是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包括底层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并不为英雄壮士所专属。

《过客》中那座坟墓无疑是人生绝境的象征物, 而迎着坟墓执著前行的过客便作为反抗绝望的英雄而接受我们的礼敬。这是情理中的事情，正如鲁迅所说：“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不过，当我们向这位“悲壮者”投去敬意的目光时，我们的哲学视线不幸也被这“敬意”遮挡了。

从哲学上讲，人生绝境是人生苦境的极端形式。因此，反抗绝望虽然重要，但比反抗绝望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反抗，人生哲学的重要问题是从苦境（包括绝境）中开出路径来。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仅仅以情感的方式在“悲壮者”面前止步，而应该以哲学的思维方式继续追问：过客是怎样反抗绝望的？过客凭什么反抗绝望？他反抗绝望的利器是什么？尤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无论是苦境，还是绝境，并不为英雄壮士所专属。平凡的普通人，既会有苦境，也会有绝境。反抗绝望是英雄壮士极其重要的人生课题，亦是平凡的普通人极其重要的人生课题；更为关键的是，哲学家为绝境中的英雄壮士开出的路径是否亦适宜平凡的普通人？

据荆有麟回忆，鲁迅曾对他说过：“《野草》中的《过客》一篇，在他脑筋中酝酿了将近十年。”这酝酿了近十年的哲学名篇，其酝酿的重心也应该是如何反抗绝望，也即如何从人生苦境中开出路径来。那么，这路径是什么呢？

“从我还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只有一个人。”没有亲友故旧可以依靠，没有权杖可以依傍，没有物质金钱的储备可以依助，随身所有仅仅一支等身的竹杖，一只破碗。如果现实世界中真有一救其脱离苦境（包括绝境）的方舟，那么这方舟不可能来自自身以外的任何他者，除非耶稣基督或释迦牟尼佛等。然而，无论耶稣基督抑或释迦牟尼佛，都不是现实中的存在，过客显然也没有投靠自身以外任何他者的想法，过客只想依靠自己，而自身可以依靠的无非两样东西，一是自己的手脚，二是自己的脑袋；换言之，一是行，二是知。

知与行，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孰易孰难？这就像蛋与鸡的关系，从来是哲学上的一大难题，各有各的说法。然而，当鲁迅把两者推到坟墓面前的时候，它们的关系却是了然的。坟墓不仅照亮了苦境（包括绝境）中的人生之路到底该如何选择，也照亮了知与行的关系。

坟墓意味着人人所恐惧的死亡，然而人人最终的归宿必然是一座坟墓，坐下、躺着、后退、左避、右闪……无论多么高妙的手段都无力改变这个事实。既然如此，那么像过客那样迎着坟墓前“行”，就是唯一正确也是唯一可能的人生选择了。

“知”晓这一点固然重要，然而“知”晓这一点却并不困难，它不需要哲学家的卓越智力，只需要普通人的正常智商。像祥林嫂那样的文盲就足以清楚明白地知道这个道理，因为它只是一个生活常识而已。正如鲁迅所说：“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

人生有不少已知的常识常理，比如，人生的终点是坟墓；人生还有更多未知的难题，比如，从此到那坟的人生长路该怎么走？那么，面对未知的难题怎么办呢？

过客的选择没有任何改变，依旧很简单，那就是“行走”。即：不管不顾，执著而韧性地迈动着双脚西行。

这不单是过客的选择。在《这样的战士》中，“无物之阵”无法可破，然而“战士”的选择却十分简单，一复一日地举起投枪，直至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在《故乡》中，闰土和水生父子之间有一个代际不断循环的悲剧，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而破解这个难题的希望同样在“行走”：“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在《出关》中，孔老相争，结果孔胜老败，老子被“毫无爱惜”地放逐关外，留在关内继续发挥其影响力的却是孔子。鲁迅曾专门撰文解释其中的缘故，认为其“关键”就在于“为”与“无为”的区别： “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而老（子）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因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对此，鲁迅在1925年3月11日（也即在《过客》刚刚完稿不到10天的日子）给许广平书信中的阐释更加清楚明白：

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的，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但我却也像在歧路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

固然有不少智者自许或被许为“前辈”“导师”或“引路人”，但鲁迅却“料定”他们不可信，所以打定主意不问路。如果人生之路布满了“未知”，那么从“未知”到“知”的过程即“行走”的过程。显然，在鲁迅的生命哲学中，知或不知的问题实质上依然是“行走”的问题。或者说，知或不知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为”或“不为”的问题，有“为”才可能有“知”，不“为”结果只能停留在“无知”的状态。

《过客》最容易被读者忽视的一个细节是，过客在遇到老者之前并不知道前方等着自己的是坟墓。过客既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将到哪里去，单知道自己必须西行，而西行的前路有些什么，他也并不知道。不过，并不知道坟墓的过客唯一坚持的一件事情就是：行走。他说：“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来到这里了。”

这就说明，行走是过客存在的基本方式，它在过客人生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本体地位，它界定了过客人生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活着的“过客”必然“行走”，“行走”着的过客才是活着的过客，两者之间相互界定。深长思之，正因为如此这般，“行走”才能成为过客反抗绝望的利器。当过客并不知道前路是坟墓的时候，他向西行走，他只是向西行走；当他知道前方就是坟墓的时候，他依然向西行走，依然只是向西行走，前后之间没有任何改变。既然过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已经被行走所界定，那么死神自可视为无物；或者说，既然过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已经被行走所界定，那么就算死神无可战胜，那又有何干？！

因此，在鲁迅的人生哲学中，人生的支柱是“行”，或者说“为”。“为”是过客反抗绝望的利器， “为”同时也是过客走出人生苦境（包括绝境）的希望，正是：苦海无涯“为”作舟。

四、平凡人的生命哲学

必须强调的是，无论是反抗绝望的过客，还是挑战“无物之阵”的战士，抑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他们都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人物。因为被膜拜，所以在普通人眼里他们难免成为了可望不可即的大人物。然而，他们成为所谓的“大人物”所凭借的不是他们卓越超拔的智识，而是人人都具备的“行走”的能力，是普普通通的人们无不具备的“手足”。换言之，人人有“手足”，因此，人人可以反抗绝望，人人可以挑战“无物之阵”，人人可以“知不可为而为之”；进而言之，如果“行走”果真是人们脱离苦海唯一正确的选择，那么人人可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人人有能力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行走所凭借的只是自己的手足，祥林嫂有自己的手足，我们同样有自己的手足。换言之，在哲学上，鲁迅从无边的苦境（包括绝境）中开出的人生路径，是平凡的普通人的人生路径，而不是大人物的专属路径，不是战士的专属路径，不是英雄的专属路径，更不是超人的专属路径。一句话，鲁迅的生命哲学不是超人哲学，而是平凡人的生命哲学。

“酝酿了将近十年”的《过客》成稿于1925年3月2日，而《祝福》成篇于《过客》已经酝酿成熟的后期，即1924年2月7日。不仅如此，过客“约三四十岁”，祥林嫂与其年龄相仿，死前才“四十上下”年纪。过客一生无亲无友、赤足破鞋、衣裤破碎、状态极困顿、随身相伴的也仅手中一支等身的竹杖，仿佛一乞丐；祥林嫂一生同样六亲无靠、孤苦无依，最终只剩下一支竹杖，一只破碗相伴，“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过客在自己前半生的行旅中，并没有意识到坟墓的存在，直到遇着老者方才清醒地明白，在前方等着自己的就是一座坟墓，而面对坟墓，过客的问题是?“走完那坟地之后呢？”祥林嫂一生承受着连绵不断的灾祸，一步步被逼进“死亡”的绝境中，面临死亡，祥林嫂的问题同样是“人死后有无灵魂”？若仔细比较，祥林嫂与过客的相似处远不止这些……

然而，过客与祥林嫂在鲁学界的命运却截然不同，过客作为“反抗绝望”的超人而接受人们的膜拜，祥林嫂却作为被“吃”的可怜人而接受人们无限同情以致于怜悯。然而，祥林嫂完全具备过客那样在绝境中反抗绝望的充足条件，因为祥林嫂手足俱全，过客拥有的一切，祥林嫂一样不缺。那么，祥林嫂有没有像过客那样在绝境中以“为”反抗绝望呢？更为关键的是，祥林嫂有没有像过客那样反抗绝望的充足条件呢？

答案是肯定的，《祝福》其后各部分均聚焦在这一点上，分别从两个相对的方向展开：一面是在绝境中积极 “做工”的祥林嫂确实是从绝境中一次次走了出来，也曾为祥林嫂的生命焕发出蓬勃的活力；另一方面，在绝境中把拯救自己的生存希望寄托在鬼神身上的祥林嫂却陷进了更深的绝望，最终堕入了毁灭的深渊，中道而卒，卒于鲁镇的祝福之夜。祥林嫂的一生无疑诠释了自己的“行走”之于走出绝境中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形象地诠释了过客为何那么固执地拒绝小姑娘一番“极少见的好意”?赠送他一片裹伤的布条。

第一次丧夫的祥林嫂，逃到鲁镇做工。正是这“做工”把祥林嫂从困境中迅速打捞出来。起初因为她的寡妇身份，讲礼教的鲁四老爷并不乐意接受，为祥林嫂冲破这层礼教藩篱的不是别的，正因为她是一个本分的做工者?“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像一个安分勤劳的人”。这一点很快得到应验，“试工期内，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所以第三天就定局，每月工钱五百文”。这“做工”无疑是祥林嫂存在的重要价值，当这个价值实现的时候，祥林嫂很快得到了大家一致的称许，困境中的祥林嫂也便迅速恢复了生机：

日子很快地过去了，她的做工却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

不过，厄运并没有就此放过祥林嫂，她被婆婆强行捆绑着转卖到贺家墺，又一次陷入困境中；而再一次把祥林嫂从困境中打捞出来的依然是“做工”，她在贺家勤俭持家，苦心育儿，因此仿佛“交了好运”，“他们娘儿俩，母亲也胖，儿子也胖”。

贺老六伤寒而死，厄运第三次紧紧抓住这位弱女子，然而第三次把祥林嫂从厄运中打捞出来的依然是 “做工”：“打柴摘茶养蚕都来得”。

儿子在春天被狼吃掉、大伯收屋，厄运第四次把祥林嫂推入人生的困境中，祥林嫂不得不第二次到鲁镇做工，正是这种亲力亲为的“做工”帮助了祥林嫂，使得第四次陷于困境中的祥林嫂并没有立即被死亡抓住。然而，祥林嫂的第二次做工却远不及第一次投入，第一次到鲁家做工，她几乎把全部时间和精力全情投入到劳动中，再次到鲁家做工的祥林嫂却没能做到这一点。千万别小看了这一点，如果说“做工”价值的实现是祥林嫂在这个世界上仅存的真正价值，那么，正是由于祥林嫂再也无法全情全力做工，她做工的质量不断受到东家的质疑和不满，最后竟至于几乎丧失劳动力价值，不得不沦为乞丐，最终死于祝福之夜。

那么，究竟什么缘故致使祥林嫂第二次到鲁镇做工无法全情全力投入呢？

丧子的祥林嫂与丧夫的祥林嫂一样，没有缺胳膊少腿。换言之，丧子的祥林嫂依然手足健全，与丧夫的祥林嫂一样，依然具备在绝望中反抗绝望的充足条件。不过，丧子的祥林嫂与丧夫的祥林嫂还是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区别就在于，丧夫的祥林嫂只想着依靠自身劳动拯救自身，然而丧子的祥林嫂却已对此感到怀疑并试图依靠自身之外的他者拯救自己，正是这种对他者的依靠才是影响祥林嫂全情全力投入劳动的最深刻的原因，也是祥林嫂最终死亡的最深刻的原因，正是因为这一点，最终导致祥林嫂丧失自身的价值。

祥林嫂最经典的诉说，即与大家“讲她自己日夜不忘的”丧子故事，把其个人痛苦的缓解寄望于对他者的倾诉上。诚然，这并非完全无效，刚开始确实博取了他者同情的眼泪，一定程度上也达到缓解个人痛苦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祥林嫂逢人必讲自己的丧子故事。这就说明，在深层次的无意识里，她显然对他者有着无法摆脱的依赖心理。不过，由于缺失了自身的有力支撑，祥林嫂对他者的依赖，无疑是靠不住的。她不断重复的诉说，也仅仅不过几天时间，就沦为了大家娱乐的渣滓，“只值得厌烦和唾弃”。对此，祥林嫂并非完全没有觉悟，她“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她单是一瞥他们，并不回答一句话”。

在屡诉屡败中，祥林嫂终于明白了，鲁镇人不是她的救难者；于是，她便转而投靠鲁镇的土宗教，期望通过捐赠一座门槛来赎清自己半生的“罪孽”。

对于祥林嫂而言，她确实只是“投靠”土宗教而不是信仰土宗教，因为她在土地庙里捐赠门槛，只是把这土宗教当做工具，其目的是以此赎清自己的罪孽，她内心中并不真正信仰宗教。因此这工具性质的宗教对于祥林嫂而言，也只是无法真正依靠的“他者”，也就不可能真正转化为自救的力量。因此，当鲁四嫂认为这座门槛并没有赎清其罪孽的时候，祥林嫂的精神便会彻底垮塌：“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只是一个木偶人。”祥林嫂作为一个好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由此便基本上丧失掉。而当她不能靠自己的手足劳作、行走的时候，她还靠什么活着？！

从祥林嫂的悲剧回望过客，在绝望中反抗绝望的过客，其全部的依靠仅仅只是自身健全的手足和独立的意志，这样健全的手足，祥林嫂同样有；但是，这份自觉而独立的意志，她却不曾拥有。因此，祥林嫂悲剧的实质就在于她始终不曾觉悟到，所谓“亲人”和鲁镇人固然不是她苦难的拯救者，那些虚妄的神灵同样不是，终其一生，她并没有遭遇自身苦难的真正拯救者。

我们不妨做一次反推，假如祥林嫂在遭遇丧子的打击后，即使看到人生只是一出彻底的悲剧，结局不过是“坟”，却能像过客那样，紧紧依靠自己能劳动的手足，依靠自身独立的心智，在继续的作工中找到自身的存在感，这样，她在鲁四老爷家即便不能参加祭祀任何活动，也丝毫不影响她劳动力价值的实现，丝毫不影响她在世界上找到存在感，祥林嫂还会沦为乞丐吗？祥林嫂还会纠缠在死后怎样等之类的玄学问题上吗？

人生绝境中的真正救赎者不是任何他者，而是自己，是自己能劳动的手足，是以“劳作”对这虚无世界的坚持。或许，这就是《祝福》中所蕴含的鲁迅独异的生命哲学，它与《过客》异曲同工，同时又有各自无法替代的功能和价值。如果没有《祝福》，我们对《过客》以及鲁迅生命哲学的理解很容易停留在唯意志论的超人哲学层面，正是《祝福》的存在，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鲁迅的生命哲学与其说是超人哲学，不如说是凡人哲学，它是最平凡最普通人们的生命哲学。以《过客》为例，它不单表达了在绝望中反抗绝望的生命意志，它同时也告诉我们最普通最平凡的人，如何在绝望中反抗绝望，即只要依靠我们自己，依靠我们自己能劳动的手足，我们就可以在绝望中反抗绝望。反抗绝望不是超人的事业，而是普通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事业。

鲁迅的生命哲学至少有两个独异点：一是在知行并重的哲学传统中，鲁迅的生命哲学格外凸显“行”在走出人生绝境中的功能价值。面对人生必死无疑的绝望，过客的哲学选择是，简简单单地依凭自己能行走的两只脚，默然前行；置身于“无物之阵”中，“这样的战士”只是心无旁骛，一再重复地举起投枪，屡败屡战；在《死火》中，死火宁愿选择“有为”地烧完也绝不在“无为”中冻灭；在《影的告别》中， “影”宁愿彷徨于无地也要执著地告别“人”前行；在《铸剑》中，眉间尺不管复仇之路有多少无法克服的艰难险阻，依然坚定不移地走在复仇之路上；在《出关》中，孔老相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赢在了关内，而“徒作大言的空谈家”的老子则被永远地流放到关外；在《祝福》中，祥林嫂假如自始至终依靠自己能劳动的手足，就一定能够接受任何厄运的挑战；自然，这又衍生出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她为什么不能依靠自己？而这已不是本文所能解答的问题了。

鲁迅生命哲学的另一个独异点是在家族文化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里，人们从来把家族、民族、国家、鬼神、天命、天理、公理抑或圣贤超人等他者视为人生苦难的救赎者，而鲁迅生命哲学认为人生苦难的真正救赎者不是任何他者而是自身，是自己的手足，是自己手足的行走。从这个意义上讲，《祝福》中的“吃人”更落实到使人失去自己行走和劳作的能力这个层面上。而这也与多年前章太炎的哲学思想一脉相承：“要之，仆所奉持，以‘依自不依他’为臬极。”

（本文转载自《学术月刊》2018年第11期，未收录原文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