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中的社会责任与教育使命

作家、学者黄灯历时一年，深入整理和反思她过去20年对乡村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完成了《大地上的亲人》一书。

全书聚焦于三个具有样本意义的村庄——嫁入丰三村、生在凤形村、长在隘口村，追踪了50位身边亲人的命运流徙。以社会学的精确视角和置身事内的深切温度，黄灯深入体察乡村个体的人生经验，勾勒出中国农民与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在她的笔下，那些面目不再模糊的人们，在柴米油盐、生儿育女、生老病死的细节中推进着自己的人生。他们在现代化的潮流中，起起伏伏，充满活力的同时也潜藏隐忧。

在时空的交错中，黄灯关注到现代性转型过程中村庄的命运。在时代的裂变中，大地上的亲人们承受着个体与整体共生的命运。通过这种群体性的描绘，黄灯希望呈现一个更加全面和真实的乡村社会图景。

黄灯在非虚构作品分享会现场

近日，黄灯来到广州方所，与学者、好友滕威和林峥一起，围绕《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等三部非虚构作品，讨论了如何开启非虚构写作，如何完成大学教师、人文学者的身份使命的议题。

黄灯：书写底层不等于消费底层

主持人，中山大学教授林峥说道，《我的二本学生》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它触及了当下社会大众共通的情感结构。在包括她在内的“80后”成长的年代，《哈佛女孩刘亦婷》一书曾非常流行，象征着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社会氛围——追求卓越、力争上游。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发现，尽管并非人人都是二本学生，但我们每个人某种程度上都能与之产生共鸣。二本学生不仅仅是一个标签，它更代表了一种社会位置和心态。

黄灯回应道：“回过头来看，我后来的写作中，所有的影子和种子在《大地上的亲人》里都能找到，所以关注的话题其实没有太多变化。”《大地上的亲人》中的那些事情发生时，黄灯已逾40岁，结婚多年，儿子也已经9岁。进入一个农村家庭，在与丈夫谈恋爱时，虽已模糊知晓对方家境贫穷，但婚后才真正理解贫穷的含义，才真正体会到其中的艰辛。贫穷不再是概念层面的，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大地上的亲人》书封

黄灯回忆了丈夫家中的悲剧，如丈夫的姐姐自杀、妹妹出家、另一位姐姐生病，这些事件在农村并不罕见，但对当事人而言，每一件都是沉重的打击。她指出，当这些悲剧通过文学的形式被表达出来，它们便被转化为艺术品，一旦公开，就成了公共讨论的对象，任何人都可以对其进行评价和审视。

在方所的分享会上，黄灯不禁主动谈起批评其作品消费底层的声音，她认为，这样的指责忽视了作家在描写底层生活时所承受的情感重负。她理解为何有人不愿将家庭的悲剧公之于众，因为那无异于重新揭开尚未愈合的伤口。但黄灯同时鼓励人们尝试书写自己最痛心的经历，体验那种不忍触碰的情感。

黄灯认为自己一直与弱势群体有较深的身份认同，她反思这是因为她曾经毕业的岳阳大学就是一个专科学校（后来变成二本），97年，她被下岗。虽然后来99年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但内心深处，她一直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专科生、下岗工人”。

进入重点大学后，黄灯发现自己内心总是想起曾经在工厂工作的师傅，怀念那个年代的工人情谊。所以在读博士时，黄灯就开始写随笔，会写到当年的工人生活。

黄灯坦承她写作的情感动力源于对历史遗忘的反抗——无论是写工人、写她的二本学生，还是写她的婆婆和农村的亲人。她不愿自己的文字仅仅成为学术研究或利益交换的工具，而是希望这些文字能传达更深层次的人文关怀。她希望通过自己的笔触，让那些在生活中默默承受苦难的老人，他们的故事和经历能够被更多人记住和理解。

林峥认为：“批评知识分子‘消费’底层的声音并不公平。忽视底层的声音会导致他们被社会遗忘。底层人民的声音和创作与知识分子的书写并存，形成多元的乡村叙事和表现。”

黄灯也不同意那些说她“为底层代言”的说法，因为她“是在为自己代言”。黄灯坚信，不应丑化底层，也不应认为知识分子没有资格书写底层故事。“底层人有智慧，他们聪明得很。工厂里的师傅解决问题比工程师还快。”黄灯说。

滕威对黄灯“三部曲”的评价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滕威在分享会上说，她与黄灯相识于微时，两人都是教师，对中国的教育和社会现实有着共识。黄灯后来因长文成名，陆续出版了非虚构作品，滕威称之为她的“三部曲”。她的作品从《图景》到《大地上的亲人》，关注农村孩子，特别是“农二代”，黄灯的作品揭示了教育与社会流动性的现实问题。

《我的二本学生》书封

例如，黄灯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里，这些孩子虽然考上了大学，但最终可能因为城市的排斥而被迫返乡。这种现象挑战了“知识改变命运”的传统观念。黄灯通过《去家访》一书，描绘了三代人从乡村到城市再返回乡村的命运变迁，反映了近30年来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阅读这些作品深刻而沉重“很难一口气读完”。

滕威说，她看到了黄灯在描写底层人群、二本学生和社会边缘人物时，持有自我反思的态度，黄灯身上也没有所谓“精英的傲慢”，她在作品中与被描写者保持平等，让他们自己发声，而非仅仅作为写作素材。黄灯补充回应说，她本来就是“专科”出身，又经历下岗，也并没有通过写作出名而成为家族骄傲，因此她认为自己本就是和这些学生同呼吸共命运的，与被描写者之间的深厚联系是不容否认的。滕威继而说道，黄灯的非虚构写作引发了关于如何以负责任和尊重的方式再现他人生活的叙事权力和边界的重要讨论。

滕威表示，黄灯在描写乡村和普通大学生时也同时避免了浪漫化和猎奇，而是在共情和批判性审视中找到平衡。滕威的文化研究背景也使她尤其从黄灯的作品中读出了学术性和思想深度，例如黄灯提出了农村凋敝、城乡二元结构、家族和情感结构变化等社会问题，虽未给出答案，但能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深刻的社会批评。因此，滕威非常推崇黄灯的“三部曲”，尤其是其思想性和敏锐性。

滕威虽然与黄灯的经历完全不同，但黄灯的书让她共鸣，因为她描写了现代化过程中被遗忘的亲人们。滕威作为哈尔滨人，也曾见证整个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衰败。滕威评价道：“黄灯经历了下岗和乡村凋敝，等于一个人体验了城乡现代化过程的所有问题。我则是旁观者。作为人文学者，我们应不应该发声？应该怎样发声？我也有冲动去写作，记录父母这一代工业建设者的故事。如果黄灯写第四本书，补全图景，我会更有共鸣。”

教育应当促进平等对话和相互尊重

因为三位嘉宾都是大学老师，分享现场也很自然触及了年轻人的处境和教育的问题。黄灯的生活经历比较丰富，这些经验告诉她理论有时是空泛的。进入重点大学后，那段工厂的经历，让她在面对精英教育时，保持了一种反思和怀疑。

滕威指出，当前的教育体系存在问题，通过绩点和排名等方式将学生分层，可能会导致一些人成为新的压迫者。教育应当促进平等对话和相互尊重，而不是制造压迫者。不同大学的教育工作者面对的是同样的年轻学生，需要思考如何改进教育，以帮助他们摆脱当前教育体系中的紧张和挣扎。现行教育体制往往通过过多的考核和程序限制了学生的自由，导致自我压迫的悖论。在这样的环境下，教育的目的似乎不再是引导学生走向自由和公平，而是陷入了官僚主义的循环。

《去家访》书封

黄灯的作品《去家访》和《我的二本学生》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展示了即使在教育体系的边缘，人们仍能找到自己的道路和生活方式。书中的人物尽管没有在城市中取得所谓的成功，但通过自己的方式重建了生活价值。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是帮助学生认识到，他们可以选择不同于主流的生活方式，这种选择值得尊重和鼓励。在大学课堂中，应该教授学生如何批判性地思考，如何找到自己的立场，以及如何在社会中保持自我，而不是被外界的压力所左右。黄灯的写作不仅是文学创作，也是对社会现象的深刻反思。教育工作者可以从中汲取灵感，将这种批判性思维和文化自觉带入教学，帮助学生形成更为全面和多元的世界观。

滕威引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一书作者马克·费舍描述了这种“抑郁式快乐”现象，指出短暂快乐后的更大空虚和抑郁，质疑社会对这种病态生活方式的视而不见。精神症候如颓废、丧文化、躺平态度，都是现代压力和不满的表现。“黄灯用作品扩展了教育的边界，将校园与社会紧密联系。她强调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坚守原则的能力。通过阅读，我们连接更广泛的世界，认识到许多问题根植于社会，而非个人。”滕威说。

黄灯说：“我的叔叔、哥哥们是第一代打工的人，他们的孩子是第二代，再到‘90后’这一代。我在写《大地上的亲人》的时候，内心最焦虑的是他们的未来如何。我看着他们滑向困境，却无力相助，这种煎熬非常强烈。”她继续说道：“在亲人天聋地哑无法表达的境况中，我的写作，是关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的侵蚀和城市化对村庄深刻影响的记录。我通过亲人的遭遇，展现出身为农民的复杂图景，追问中国村庄的来路与去向，也袒露内心的困惑与不解。”

滕威也回应说：“作为教育工作者，应以同理心与学生对话，帮助他们认识到不同于主流的选择也是值得追求和尊重的。”黄灯的作品启示我们，教育工作者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社会观察者和变革推动者。通过批判性思维和多元视角的引领，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全面的世界观，与他们一起在困境中寻找突破，彼此温暖，彼此拥抱，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