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战略稳定观︱战略维稳：需要吗，不需要吗？

前文说到，1960年末美苏实现了初始状态的“第一次打击稳定”，美国不再担心突然袭击的问题。即便如此，这种关系仍是低水平的、脆弱的，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差错都可能引发错误的军事行动，即使决策者并不想这样做。此外，力量的分散部署也会增加偶然或未经授权的发射行动的可能性。

很快，挑战就来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非理性因素随时可能导致危机失控，引爆全球性核战争。虽然美军在危机中展现出更大的优势，海基和陆基导弹技术及精确性能都比苏联更为先进，但肯尼迪总统仍不免于恐惧，“（这）不是基于对赫鲁晓夫意图的恐惧，而是对可能发生错误事件的恐惧”。

“相互确保摧毁”与“危机稳定”

经过古巴导弹危机，美国政策精英大都认识到维持战略稳定是一个关键问题。时任防长的麦克纳马拉主张通过威慑稳定来制止核战争，他强调“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观。

在1964 年12月3日提交的核力量问题备忘录中，麦克纳马拉提出“确保摧毁”的核心战略方针。其侧重点是打击苏联的城市目标，在报复力量的规模方面，要求建立一支打击城市目标的第二次打击力量，即在遭到苏联核袭击后仍能通过还击，一举毁灭苏联的20％ ～25％ 的人口和50％ 的核设施，以摧毁苏联的大城市作为威慑，遏制苏联发动核战争。

古巴导弹危机后，避免爆发核冲突、核战争成为美苏共识。两国通过建立首脑热线，建立沟通机制，开启了越顶外交。在危机中，基于对手具有充足的惩罚性核报复能力这一事实，双方确认没有哪一方有发动核战争的动机，因此不管分歧有多大，危机的程度多么严重，双方都致力于减少各种压力，包括心理压力，以避免危机失控。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危机稳定”局面，亦即美苏战略稳定关系的第二阶段。

“危机稳定”侧重于确保第一次打击稳定和避免危机失控，在时间和效果上具有聚焦效应。但它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双方长期存在的安全困境和战略竞争。

反导条约与“军备竞赛稳定”

古巴导弹危机曝露了苏联在核力量上的劣势，莫斯科随即提速追赶。与此同时，美国的主要精力被越南问题所消耗，核竞赛渐渐成为一种负担。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的核武库在数量上已经接近美国的规模，双方形成大致的战略均势。而且，苏联导弹的重量更大，种类更多，在大型陆基导弹方面处于优势。

美国政府、战略界乃至公众，再一次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之中。只是这一次的焦点不是“突然袭击”，而在于核军备竞赛——怎样应对军备竞赛造成的不稳定，成为美国战略家的当务之急。

拜越南战争所赐，美国笃信力量优势的强硬派的影响力下降，温和派获得战略主导，通过战略缓和寻找战略妥协成为可能对外政策选项。例如托马斯•谢林主张通过战略博弈来实现军备控制；基辛格则从国际体系的角度出发，致力于建构包括苏联在内的主要大国都接受的政治秩序和战略安排，并希望通过这种安排限制苏联的军备发展，重塑美国的主导地位。

而使美国强硬派真正接受“军控”路径的，还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具有战略功能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分导式多弹头导弹进攻系统的出现。苏联在前者占有先机，美国在后者占主导地位。对于强硬派而言，借助有关军控谈判来限制苏联在防御技术上的突破，成为一种“合理”的政策选择。

1960年代末，通过军备控制来实现长远的战略平衡，成为美国的战略共识。1969年，尼克松政府上台，实现“军备竞赛稳定”正式进入优先决策议程。所谓“军备竞赛稳定”，指每一方的武器发展都明确地设计为保持某种长期的相互脆弱性现实，而非通过单方面的努力去赢得战略优势，这样一来，成本高昂甚至可能是致命的军备竞赛升级就得以避免。

随后开启的谈判试图从两个方面，建立以军备竞赛稳定为内涵的美苏战略稳定关系：

一是技术和力量层面，这反映了美国的一贯主张，包括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两个方面，即《反导条约》和《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临时协定》。前者通过禁止部署全国性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阻止苏联占有先机的反导防御系统的扩展，使美苏在防御性武器的研发部署方面形成大致对等局面，避免任何一方获得明显优势。后者以维持现状的方式，把美苏两国陆基和潜射导弹数量分别冻结在已建或在建现有水平。这样，由于双方战略防御性能均维持在较低水平，没有哪一方有动机去发展进攻性打击力量，即实现了所谓的“军备竞赛稳定”。

另一个属于政治层面，即《防止核战争协定》，这反映了苏联的一贯政治立场。协定宣布双方致力于消除核战争危险和使用核武危险。但是，美国不同意苏联一开始提出的彼此明确承诺不使用核武器的要求，使得该协定对美苏战略稳定关系作用并不明确。美国国内一贯强调实力地位和技术优势的强硬派，愿意就技术和力量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限制对手，却不愿意达成政治协议而限制自身，特别是当他们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之时。

稳定的终结

对于1970年代的战略妥协性安排，美国国内的强硬派日益感到不满，他们发展弹道导弹防御力量的诉求从未停止，这使美国政府维持了对导弹防御的研发投入。到70年代后期，随着分导式多弹头技术的成熟发展，他们又极力促成给现存导弹加装分导式多弹头，这极大地撼动了美苏战略平衡，意味着新的不稳定时代的到来。

与此同时，美国对反导系统的技术研究取得新进展，主要的防务公司加入强硬派的行列，力主改变现状，推动新型反导系统的部署。温和派逐渐失去战略主导的位子。

1979年6月，美国总统卡特和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签署《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II），对各自的战略武器的总额、分导式多弹头的数量、重型导弹、苏联的逆火式轰炸机、美国的巡航导弹、战略武器的改进等做出一系列的限制，以便维系彼此之间的“军备竞赛稳定”。然而，由于强硬派日渐占据上风，美国国会始终没有批准该条约。

在强硬派营造的社会政治氛围中，里根当选美国总统。里根认为，美国已经在和苏联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呈现出所谓“脆弱之窗”，必须进行“一场强有力的防务建设”，予以纠正。在他看来，“相互确保摧毁”是一种战略失常，美国的目标不是稳定关系，而是消除苏联战略核导弹的威胁。

1983年3月23日，里根提出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它在军事上并不依靠核力量，而是充分利用激光、粒子束武器、地基和空基导弹系统等各种新兴的高水准武器系统，以及各种传感器、指挥与控制、高性能计算机等技术系统，构建一个由成百上千个战斗中心和卫星系统组成的、覆盖全球的、兼具防御性和进攻性的武器综合体。

说白了，里根政府试图利用美国先进的军工技术、强大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对苏联进行战略压制，彻底改变冷战以来长期持续的以相互军事威慑为特征的战略稳定关系，将美苏关系带入了一个不确定、不稳定的新阶段。

这种非稳定性战略，不仅仅局限于军事层面，而是一种全面的进攻性战略。有学者称之为“强制外交”或“强制战略”，里根政府内部则称其为“成本强加战略”（cost-imposing strategy），即用美国的大规模军备建设迫使苏联去投资其无法支持的新武器项目，继而开启新的重大军事竞争领域，使苏联之前的武器投入过时，最终陷入进退失据的战略泥沼之中。

面对美国的战略竞争压力，苏联很快陷入了“帝国困境”。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很清楚，里根的政策意在推翻两强均势，极大地削弱苏联甚至是要结束社会主义阵营，正如安德罗波夫在1983年就指出的，“如果我们开始做出让步，失败将是不可避免的”。

但苏联还是让步了。当里根政府将“成本加强战略”推进到极限边缘，转而提出重启武器谈判的建议时，苏联无法拒绝。在三年之内三位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之后，苏联进入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年代”。这位年轻的苏共总书记在內推行改革，在外与美国重新进行武器谈判，而谈判的结果将反映出新的实力现实。

1985年11 月21 日，美苏最高领导人在日内瓦发表共同声明，“双方同意，无法赢得核战争，也绝不打核战争”。冷战时期建立在彼此恐惧突袭、相互确保摧毁基础之上的美苏战略稳定关系，就此宣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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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作者刊于《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3期）的论文《美国战略稳定观：基于冷战进程的诠释》。为阅读方便，略去注释。作者葛腾飞系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澎湃”经授权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