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勐先，一名乡村教师对村庄的承诺

一、逃走的孩子

上午9点，澜沧县还沉浸在一片晨雾之中，日光灼热以前，竹塘乡中心小学的学生们已经在操场上做完了课间的“抗艾防毒宣传操”。二十几个男孩分成小队，穿着凉拖鞋，在4个篮筐间来回奔跑。 

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位于边境地区，因东邻澜沧江而得名，从县中心驱车27公里深入山林，便可抵达竹塘乡。操场上的孩子们在嬉笑中四散而去，一对拉祜族兄妹隐在人群里，显得很沉默。他们披着穿了一半的脏校服，不跟脚的凉鞋左右晃荡，慢慢穿过长长的操场。

竹塘乡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北京青年报记者纪佳文 摄）

在此之前，兄妹俩失踪了整整四个星期。校长李永生告诉记者，孩子们的继亲因为坐牢，母亲又改嫁到了西盟县，“刚开始每个星期还有奶奶会送他们来学校，后来就彻底不来了。” 

几番打探和寻觅后，6月5日，李校长和几位老师最终在西盟县一处高架桥的桥洞下，发现了在野外流浪的兄妹一家。那个场景李永生只能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一棵树勉强遮住烈日，孩子的母亲就地躺在被褥上，地上放着一口锅，继父坐在旁边，衣服也没有穿，“看起来非常颓废”。

孩子现今只能以校为家，由校长和老师轮流照看。“按一人一顿饭10块钱来算，一个学期大概要2000块。”妹妹才二年级，哥哥已经五年级了，“孩子以后肯定是要继续上初中的，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李永生盘算着，发起愁来。

“比起留守儿童，我们这边更严重的问题其实是离婚的比较多，单亲、重组家庭的孩子比较多。”一位其他村小的语文老师告诉记者。数据显示，云南省2020年的离结比达到32.71%，亦即，每100次婚姻的缔结伴随着近33场婚姻的破裂。据2018年云南省离婚数据显示，云南省离婚人群中初中文化程度比例占离婚登记人数37.4%，小学文化程度的则占23.2%，这意味着，超过六成的婚姻破裂发生在受教育程度更低的家庭之中。

2022年7月，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邀请研究机构对全国范围内的边疆学校展开需求调研，深度访谈了包括云南在内的边疆地区的24位学校管理者。研究发现，语言障碍、高比例留守、单亲及贫困家庭是边疆地区教育现阶段的重要阻碍。学生自主性差，与此同时，家庭教育缺失，家校协同难度高。

竹塘乡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北京青年报记者纪佳文 摄）

竹塘乡中心小学现有在校学生1668人，其中寄宿学生有1261人，寄宿率超75%。我国2022年小学寄宿率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的小学生寄宿数达到967万人，据教育学学者董世华推算，“其中农村的学生大概有900万”。 

昱辰不喜欢篮球，做完课间操，他回到宿舍休息，坐在床沿发呆。这是一间大约40平米的宿舍，目之所及处摆满了双层的铁艺床架，可以容纳大约30余个孩子。按照许多村小的惯例，每间宿舍里高年级的孩子带着低年级的一起料理内务，相互照应。毛巾和牙具在铁架上挂放整齐，被子被叠成方形块状，置于床头，个别枕套上透出淡淡发白的口水印。

低年级的孩子们说话时句子常常很短，交流中，很难分辨那是出于羞涩、寡言，还是因为普通话说得并不流利。教体局副局长徐佳荣表示，澜沧县全县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学前教育。在少数民族占全县户籍总人口79%的澜沧县，这意味着，有相当大一部分的孩子进入小学后要花大力气去理解老师说的汉语。

每天早晚，昱辰需要用一个占据他身体三分之一的大水桶去宿舍外打满水，再搬回宿舍。宿舍的夜晚总体是安静的，这两天，对床的男孩常常会复述《熊出没》的剧情给其他小朋友听，昱辰说，那是他周末回家从电视机里看来的。

在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勐先河自北向南贯穿，河岸两侧，农田星罗棋布，村寨依山而建，勐先镇的村民们傍水而栖。在西南边陲地区，这些如画的自然风光有时竟成了孩子逃学的天堂。

“要么跑出校门，跑回家去，一个月不来上学，要么就是和村子里那些游手好闲的大孩子混在一起。也会去做一些坏事，比如偷别人家的鸡，烧了吃。”勐先镇中心小学的语文教师董祝至今依旧清晰地记得她的那位“特殊学生”。

三年前，董祝带的六年级的班上，有个从竹山小学转学来的男孩，父母都患有精神疾病，一旦发病，就会撇下孩子，不见踪影。家里的糟心事很影响孩子的心情，父母发病，孩子也没有心思来上学了，家中甚至连个做饭的人也没有。男孩前五年的小学生涯里，没有一个学期是完完整整读完的。男孩转校来到董祝班级的第一天，董祝就开始了“特别关注”。她和男孩进行了一番深入的交流，然后约定，“从今往后，无论发生什么事，你一定要来找我，不要跑，也不要躲起来。”

有一次，董祝看见男孩的凉鞋坏了，走起路来鞋子歪七扭八，脚趾黑黢黢的，身上的校服也破旧不堪。董祝特意去市场上给男孩买了双鞋，又找同事要来家里多余的两套校服。孩子话比较少，也没有什么特别感动的反应，甚至有点愣愣的。但在那之后，学校中午发的营养餐，男孩总是舍不得自己吃，常常把一个苹果或者一根香蕉留着，拿来给董祝。六年级一整个学年，他没有再逃跑过。

几年后，孩子上了初中，董祝偶尔还是会从初中的教师口中听闻他的消息，听说他又逃学了，又常常不来上课。董祝很珍视和每一个学生的缘分，却也知道自己终究只能和他们同行一段路途。“孩子从我这里毕业之后会受到怎样的教育，遇到什么样的老师，变成怎样的人，我是没办法控制的。”董祝有些感伤和无奈。 

二、在这里，梦想比成绩单更重要 

成年人无法获悉逃走的孩子们的内心世界，离开校园的围栏，是否可以如他们所愿，见到更大的世界？

在来到竹塘乡中心小学之前，李永生曾在一所离县城一百余公里的小学任教，现在的学校离县城只有27公里，可学校里几乎一半的孩子都没有去过县城。李永生发现，即便是在离县城更近的校园里，孩子们走出去的意愿也并没有更强烈。

2023年9月，澜沧县最得天独厚的一方宝地“景迈山古茶林”在世界遗产大会上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第一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作为曾经的深度贫困县，澜沧县昔日代际贫穷的命运正在发生改变。如今，景迈山和贝加尔湖、北海道一同被美国《国家地理》评选为2022年世界最佳旅行地。

沿着洁净的石板步道，穿过鳞次栉比的村寨、商铺和民宿，只需3公里，便可到达景区之外的芒景小学。就读于此处的孩子们，父母大多是以茶谋生的茶商或茶农。 

“我不想上大学。”

在芒景小学课间的连廊上，类似这样的对话正在发生。当被问及是否见过大学生时，绝大部分孩子都摇了摇头。

二年级的张维维家就住在不远处的芒景村，每周一至周五，她都寄宿在学校。张维维告诉记者，周末回到家里时，父母都在外面采茶，并没有多少见面时间。她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正在上初一的大哥会负责做饭给大家吃。

当被问及未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时，一名三年级的女孩兴奋地讲起自己的哥哥。“他不用做事，每天有很多时间可以在家里玩手机。”拥有“手机自由”是许多孩子眼中最接近幸福的生活样本。

澜沧县糯扎渡中心小学的孩子们正在睡午觉（北京青年报记者纪佳文 摄）

从面积上看，澜沧县是云南省第二大县，而2023年澜沧县的一本上线率却不到3%，提起这个数字，教体局副局长徐佳荣显得有些难为情。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创始人潘江雪表示，“我们提到乡村教育，最简单也是最快能够看到效果的举措，是把硬件给过去，但实际上乡村孩子最缺乏的恰恰是软性的东西，是爱和陪伴。”

“有的捐赠人跟我说，让我给他找一所‘看了就想掉眼泪’的学校。我说，不好意思，真的没有。”庞宗平是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的总干事，这些年，他看着乡村学校的硬件越来越好，“很多小学建设得甚至不比一些大学差”。 庞宗平认为，今天的乡村教育早已不再停留在硬件层面，更应该在课程和教师培训上加大投入。在上海援滇挂职干部、澜沧副县长禹旭晨看来，“梦想教育”才是扭转澜沧孩子命运的真正核心，“越是到了高年级，学习就越需要长久的内驱力，否则他们就会觉得还不如回家干活，或者出去打工。”

梦想中心正是在这样的境遇下应运而生的。通过改建一间教室，让孩子有一个可以做梦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叫“梦想中心”。从2008年，第一家“梦想中心”在四川阿坝州的马尔康藏区建成，一直到今天，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将近6000所学校里都有了这样一间不断迭代的学习空间，与空间配套的，还有38门专注素养教育的梦想课程，以及面向乡村教师打造的“梦想教师五星成长体系”。 基金会秘书长宿彦慧解释道，“我们不是送个电脑就走了，而是把自己卷入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性产品中。”

2010年，重庆一所留守儿童比例高达75%的学校里，一名梦想教师给潘江雪打来电话，说自己班上有三个孩子离家出走了，他们想去城里找在外打工的父母。孩子们偷了家里的鸡蛋，变卖成钱，一直到了火车站，最终因为不知道怎么买票而被人发现、送回了学校。

“我当时听了这个案例以后，我就在想，其实我们并不能够阻止孩子们到城里寻亲的脚步，但是我们想帮助他们更好地走出家乡，走向城市。”潘江雪感慨，“农村地区的孩子，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他可能第一次走出大山就是到外面去打工，他总体上是缺乏对城市的认知的。”这便是梦想课程《去远方》的缘起。

“去远方”课程共12课时，面向所有三-九年级的孩子，每6个孩子为一个学习小组，他们需要在给定的18000元预算内，设计一份七天研学的完整方案。

2017年暑假，董祝带领5个乡村孩子“去远方”，赴北京研学（受访者供图）

“我不希望这些孩子是因为没得选，而不得不留在乡村”，潘江雪说，“我们希望当他看过更大的世界以后，他依旧愿意留下来，因为他相信自己留下来可以做得更好。”“自信、从容、有尊严地成长”被真爱梦想的公益人们反复强调。教育学学者董世华亦认为，比起一味鼓励农村孩子走向城市，更应当做的，其实是培养孩子对农民、农业和农村的自尊与自信，唤起他们对故乡和土地的感情。

三、母与女：离开的，留下的

6月，在勐先镇中心小学的一节梦想课的尾声，作为梦想教师的董祝问孩子们：“你感受到了什么？”

“我想回家煮速冻水饺吃。家里冰箱里正好还有。”

孩子的回答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董祝又点名让一位一贯调皮捣蛋的男孩站起来回答，男孩呆呆地沉默了很久，最终没挤出一句话。董祝让男孩转过身去，面向同学们。

“大家看到他的笑脸了吗？很好。坐下。”

董祝告诉记者，梦想课就是这样，没有标准答案，没有预设，也没有排演，一切反应和感情都是真实的。“有些孩子并不擅长表达，但你能看到他的那个笑容，是很真实的，这就够了，你知道他是有感受的。这难道不是一种收获吗？”

董祝给孩子们上梦想课（受访者供图）

董祝已经教了20年书了，她清楚地感觉到素养教育给孩子性情带来的改变，“早年间，我们这里的孩子见到陌生人是会捂起脸来跑掉的，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拉着你们的胳膊邀请你们一起来上课。”截至目前，云南省仅有两位四星梦想教师，董祝便是其中一位。

2009年从董祝班级毕业的罗航回忆，六年级时，班级每周四会有一次去茶园里采茶挣班费的活动，采茶时，总有一些同学喜欢围着董老师采，而他总是站在远处。“可有一次，董老师注意到了我，问我怎么这段时间有点心不在焉，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那段时间，罗航的家庭发生变故，父母准备离异，家庭的破碎让他看不到希望，他不像之前那么爱笑了。罗航觉得自己已经极力掩饰情绪，但董老师却是第一个能觉察到他心理变化的人。

在2009届勐先上寺小学的19名毕业生里，罗航是唯一一个后来考取了本科大学的学生。多年后，董祝听说罗航也成了一名老师，回到了普洱市，在思茅一中教书。

罗航至今记得，他去学校领小学毕业证的那天，天气特别好，他提前几天叮嘱妈妈，让她带他上街一起挑一个保温杯送给董老师。家里没什么钱，杯子的质量也不太好，可交接礼物的时刻，罗航还是看见董祝抹起了眼泪。那天，她让罗航在宿舍门口等了她一会，并拿出一本笔记本和一顶白色的棒球帽送给他。他想，她应该是希望他在家干活的时候不要被太阳晒伤了。

在勐先小学附近的所有村庄里，到处都流传着董祝的“传说”。家长们从孩子出生起就盼望着能把孩子交到董祝手里，孩子们在周记本里写，自己从小就憧憬着能成为董老师的学生。而读到这一切盼望的董祝，也隐隐觉得自己像是承担着某种责任。

董祝的女儿车连起也曾经就读于勐先小学，从她入学起，就常常有董祝班级的学生跑来问她，“你妈妈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她喜欢什么东西？”。女同学们都异常羡慕车连起能有这样好的母亲，她却有时觉得苦恼。

2017年，升入六年级的车连起进入到董祝的班级，“刚开始上课举手回答问题的时候，她从来都不叫我回答。有一次我很生气，回家质问她为什么这样。”长大后她慢慢理解母亲，“她对我的学习情况比较了解，她觉得应该把机会留给其他还没有掌握的同学。”

2017年夏天，在第一次出发去远方之前，车连起早早去山里采够了茶叶，麻烦外婆帮她炒干，包起来。她和伙伴们计划着，在北上的列车上一路兜售茶叶，赚钱给没能远行的同学们买纪念品。每年，真爱梦想的公益人们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多份方案，而基金会的爱心善款只能支持部分小队践行方案，2024年一共支持了约600支团队的出行。

准备出发去北京的那个早晨，小队在学校集合，同学们趴在学校走廊的栏杆上眼巴巴地望着，挥手目送队伍离开。

“如果输了的话，就买一包我们的茶叶吧。”车连起在高铁上拿出准备好的象棋，无数次向陌生乘客发出对决邀请。但孩子们的小算盘并不奏效。中年男乘客输了棋，却不买茶叶；带队老师董祝也并不了解铁路相关规定，孩子们的小生意受到乘务员的呵斥。“后来，一位阿姨听说了我们去远方的故事，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赚钱之后，就说要把所有茶叶都买下来。她很感动，一直哭。”车连起回忆。

在北京的那几天，最快乐的记忆发生在她心心念念的清华大学。那天，她坐在清华园的池塘边，不自禁地想起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她幻想自己在一个完整的下午，坐在池塘边看完一本书。微风拂面，无比自在。

研学的经验对带队老师董祝来说同样陌生而兴奋。2013年，她30岁那年，为了去上海参加教学培训，才第一次去到真正的远方。

1998年夏天，15岁的董祝一个人扛着行李坐上了前往澜沧民族师范学校的大巴。那时候，从宁洱去澜沧需要整整一天的车程，父母想送送这位唯一“跃出农门”的乖孩子，却被心疼车票钱的董祝严厉劝下了。 

董祝家有四个女儿，她排行老三。儿时，每一次家人受村民邀请去吃酒席，她总是主动跟父母提议，带姐姐和妹妹去吃，她要自己留下看家，“吃席如果带上一大家子人，会被人看不起。”她会搬一个小板凳坐在家门口等，等太阳落山了，父母和姐妹们就会饱餐归来。

在她读书的年代，课业之外的农活很繁重，插秧的季节就要去插秧，打谷的季节就要去打谷，煮饭、采茶、放牛，一个不落。那时，一家6口人的生计几乎都寄托在一头母牛身上。母牛可以耕田，也可以下崽。每年，母牛产下一头小崽，卖掉小崽，姐妹们上初中的学费便勉强凑够。

放牛时，董祝会裁开尿素袋，铺在土地上，防水又防脏，她早已研究出了一套独门秘籍，让自己趴着写字也能写得好看。她渴望知识，这种渴望在物质的匮乏里烧得更热烈。她会刻意跟那些家庭较为富裕的同学搞好关系，只为了能借到一本《格林童话》。

这些关于贫穷和匮乏的经验距离女儿车连起的生活已经颇为遥远了。可在北京的精品店里买纪念品时，眼看着递出的五十元钞票瞬间被破成碎银几两，车连起还是会被一种很深的愧疚感裹挟。

那是一只镂空的金色怀表，当她把这只表送给母亲时，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淌了下来，“觉得自己不应该乱花钱。那时候才知道他们赚钱其实很不容易。”

后来，车连起和表妹聊起自己去远方的经历，表妹的回应却让她很意外。表妹说，上海外滩的繁华让她感到一种强烈的不适，她好想逃跑，觉得自己和那里格格不入。她并不能理解表妹的感觉。

今年高考结束后，车连起来到上海，梧桐树下的斑驳阳光、往来穿梭的车流和人群，一切都令她觉得很美。这个夏天，她已经被东南大学录取，即将前往南京求学，讲起这一消息，她的语气里满是兴奋。

当被问及“从远方回到故乡时会不会有落差感”，车连起毫不犹豫地回答，“不会。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在北京研学时，志愿者曾带孩子们到招商局参观，透过洁净的巨大落地窗，可以鸟瞰整个北京，车连起觉得“太震撼了”。可转念，她却又想到，“从这里望出去，看不见山。”在云南时，每次学习学得累了，她就和朋友们一起站在走廊上看看远处的山，她喜欢山。

和女儿的行走欲不同，母亲董祝却似乎偏执地“停下了脚步”。好几次，慕名而来的县领导邀请她到县城里教书，可董祝却以各式理由拒绝了。董祝自己也觉得有点难以解释，“别人可能会觉得我有点偏执。但是我就是真的放不下这里。”董祝觉得自己有一种没来由的使命感，“不能愧对父老乡亲”。想到村里还有无数她素未谋面的孩子，正眨巴着又黑又亮的眼睛，憧憬着进入“董老师的班级”，她顿了顿，又像是对着自己喃喃自语似的，碎碎念道，“我走了孩子们怎么办呢？”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昱辰为化名，其余皆为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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