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沙龙：从贵妇人的客厅到思想启蒙之地

眼下，各种文化沙龙已经成为中国城市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们或是由某家独立书店牵头，或是依托一所高校，或是文艺青年组织，邀请知名的文化人物，围绕图书或公共议题，进行交流对谈。那么，“沙龙”在历史上是如何产生的？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又是如何进入中国的？历史上的文化沙龙与今天的文化活动又有什么形式上的区别呢？

风雅的魅力：贵妇人与大文豪

沙龙（salon）一词最早于1664年在法国出现，源于意大利文（salone），本义是一种大型房屋的客厅。十七十八世纪，法国贵族妇女常常邀请社会上的名流，围坐在自家客厅中聊天，交流文学、音乐与绘画，他们或朗读自己的著作，或讨论新出版的图书，或交流对某一部戏剧、某一幅绘画的看法，观点交锋，思想碰撞。由于活动通常是在贵族家的沙龙中举行，所以沙龙就变成了这种文化活动的代称。

贵族女性在沙龙中有重要的地位，沙龙往往以某位贵族夫人为核心，依靠贵妇人的地位和个人魅力，形成一个长期而稳定的社交圈子。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有大段对于盖尔芒特夫人家中沙龙的描写，主人公马塞尔渴慕进入盖尔芒特夫人的沙龙，既是对盖尔芒特夫人风雅气质的仰慕，也是对进入盖尔芒特贵族社交圈的渴望。经由上流人士引荐进入贵族社交圈，就可以和当时一流的作家、音乐家、画师、剧作家同处一室，谈天说地，这在马塞尔看来是莫大的荣耀。

当时著名的沙龙有乔芙兰夫人、德·唐辛夫人、内克夫人、杜·德芳夫人等沙龙。沙龙女主人作为沙龙的组织者和掌控者，通常才貌双全，与经常出入沙龙的文人们有密切的联系，许多著名的文人都曾在作品中公开赞扬沙龙女主人的风度和聪慧，卢梭就曾经谈到：“和一群哲学家讨论道德问题不如和一个巴黎的美妇人讨论。”

伏尔泰也是各种沙龙的座上常客，他与夏特莱夫人有过一段佳话。夏特莱夫人自幼接受击剑、骑术训练，以及科学和文学教育，十二岁便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而且容貌姣好。伏尔泰遇到夏特莱夫人后，很快坠入爱河，他将夫人比作星空女神于拉妮：“噢，亲爱的于拉妮，我崇拜你！为什么要等到今天才燃起我心中之火？我生命那些美妙的时日都白白丢去，（在你之前）我没有爱过。”二人在西雷庄园的隐居期间，伏尔泰写了大量著作，这些著作无一例外在卷首献给了夏特莱夫人。

除了这些风流佳话外，直接反映贵族沙龙生活的沙龙文学在这一时期也蔚为大观，贵族生活成为文学的重要养料。李劼人在论述《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中援引了西方的一种观点：“古典主义的文学，只是为沙龙（salon）作的；罗曼主义文学，只是为文会作的。”此外，随着以沙龙命名的艺术展不断兴盛，也出现了公开的艺术批评，狄德罗在这一时期写作的艺术批评，也被称为沙龙随笔，沙龙作为文化和艺术的聚会，在讨论和交流中，也开启了后世文学批评和艺术批评的先河。

莫里哀写过一篇名为《可笑的女才子》的喜剧，也是以沙龙生活为原型，不过，在这里，就更多具有讽刺意义了。

启蒙与斗争：法国沙龙的启蒙意义

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学者哈贝马斯在他的代表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沙龙这种文化活动形式评价很高，他认为沙龙作为一种文化公共领域，对公民意识（自由、平等、独立）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沙龙以私人阅读体验为中介，以交流和讨论为核心形式，在私人阅读中培养了近代意义上的文化评论和读者群体，并在形式上平等的讨论中培养了公民的平等、独立和自由意识。

乔芙林夫人的哲学沙龙、德·莱斯比纳丝小姐的百科全书派沙龙是启蒙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沙龙。这些沙龙还为启蒙思想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天然而安全的场所。百科全书派启蒙思想家们在编写《百科全书》时，曾遇到教会和当权者的非难，面对巨大的压力，德·莱斯比纳丝小姐为百科全书派提供了所需的帮助和支持，为《百科全书》的编纂提供了相对安全的场所。

事实上，法国启蒙运动的发展与沙龙的兴起的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人，都是那一时期沙龙的座上常客。他们常常在沙龙闲谈中谈及自己著作，或是援引他人的观点，与意见不同者争论。在相对自由的话语场域中，既有贵族、官员等掌权者，又有文人、剧作家等平民阶层，但当进入具体话题的讨论时，两个阶层的地位却变得平等了起来。在话语的沟通中，只有智慧的高低、言语的高妙，没有政治权力的威压。文人们可以驰骋自己的智慧，自由地发表观点，在争论之中促进彼此智慧的进步。启蒙的意识便在这种平等的讨论中蓬勃生长了起来。

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与沙龙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革命的许多思想源流，便诞生在小小的客厅中。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论述过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从文学公共领域向政治公共领域的转型。当启蒙思想家们逐渐脱离文学和艺术批评，开始对法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时，文学沙龙的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成为了政治思想和运动的摇篮。

大革命期间，沙龙不仅是思想的交流地，更直接介入了政治斗争中，其中，罗兰夫人的“罗兰夫人第二沙龙”在大革命期间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罗兰夫人第二沙龙”成为大革命期间吉伦特派的集聚地，并在吉伦特派下台后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大革命后，文学沙龙在法国就逐渐式微了。

“太太的客厅”：当沙龙遇上民国

冰心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我们太太的客厅”，描写1930年代的中国文人社交场景，文中写道：“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沙龙’的主人。”这里的“太太”，通常认为是指林徽因。

梁思成与林徽因家的“星期六聚会”，亦称“太太的客厅”，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沙龙。诗人徐志摩、哲学家金岳霖、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和萧乾等，都是“太太的客厅”中的座上常客。他们经常在星期六聚会于梁家，抽烟喝茶，谈天说地，形式上十分接近十七、十八世纪法国的贵族沙龙。这一时期，中国的沙龙实践，与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除了林徽因家的“星期六聚会”，同时期还有朱光潜等人的“读诗会”，主要进行文学批判和文学理论的讨论，参与者有周作人、朱光潜、冰心等人。

这一时期的上海，也有类似沙龙的文学聚会。民国的上海有浓重的摩登气息，沙龙通常在咖啡馆、茶馆、书店等消费场所中进行，比较著名的有曾朴的真美善书店和邵洵美的金屋书店。鲁迅也曾很有热情地组织过一个“文艺漫谈会”，在内山书店同一群日本文学爱好者聚会聊天。

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代的危局使得沙龙这一闲适安逸的文化形式失去了生存的空间，现实的救亡需要压倒了启蒙的诉求，文人们也纷纷做出了个人的选择，或是反抗，或是委顺，沙龙这一形式在中国也就随之逐渐衰落了。

回顾沙龙的历史，就像是走过一条长长的思想走廊，法国的启蒙思潮、中国民国时期的民主科学，都在这小小的客厅中蓬勃生长，公共领域不仅提供了观点和思想自由碰撞的场所，更滋育了一批真正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公民，人类的智慧在话语的沟通与交流中迸发出不可思议的力量。

当下的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冠以“沙龙”之名的文化活动，这是文化市场活跃的迹象。但很多时候，文化沙龙要么变成了宣传新书的工具，要么变成讲座或讲课式的单向灌输，“沙龙”概念里思想交流的核心意义似乎反倒隐退了。如何真正使听众参与进来，在讨论中辨明思想的奥义、增进彼此的智慧，是当下文化沙龙应该继续思考的问题。

【参考书目】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 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

费冬梅：《沙龙：一种新都市文化与文学生产（1917-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方维规：《欧洲沙龙小史》，《中国图书评论》2016年03期。

张媛珺：《18世纪法国沙龙的兴衰》，《黑龙江史志》2009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