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与共识：中国2035年气候目标将走向何方？

山西朔州市的甘泉山风电场。2023年年底，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经是十年前的15倍，专家表示，中国可以在气候目标的设定上更加有雄心。图片来源:CynthiaLee/Alamy

在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气候特使刘振民向对话地球表示，目前中国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简称NDC目标），主要是2035年的气候目标。

按照《巴黎协定》要求，各个国家每五年须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NDC目标，力求将全球温升控制在低于2°C之内，并争取将温升幅度控制在1.5度以内。NDC目标不仅体现了各国的减排承诺，也反映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整体进展。而在2025年2月之前，各国须提交至2035年的国家计划。

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NDC目标的进展和更新备受瞩目。而研究显示，中国NDC目标完成进度良好，有些“功课”甚至超出预期。然而，要实现1.5度温控目标，中国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其“作业”难度。

以十年为尺看过去和未来，中国NDC目标更新应该纳入哪些考量因素？2035气候目标将会如何更新？中外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回顾与前瞻：NDC是否会扩充？

2015年，中国第一次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NDC目标，此后在2021年进行了更新，只是二者改动并不大。

中国的NDC历经十年、两次更新，多位专家表示，下一版NDC目标的骨架设计与元素搭建可以更为大胆。

“2021年更新的NDC目标，其骨架还是基于2013-2014年设计出来的，如今十年过去，中国的新NDC目标应当反映新的变化。”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气候中心总监李硕向对话地球表示。

十年来，中国在许多领域的转型进展超出预期，最显著的莫过于可再生能源井喷式的发展。2023年，中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已经突破15亿千瓦——相当于十年前的15倍。其中，中国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占全球风光发电量的37%。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也尤为亮眼。2023年中国实现销售新能源汽车950万辆，全球占比超过60%。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明高对媒体表示，到2030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会预计会达到1亿辆。

“中国可以考虑纳入更多的行业目标来充实NDC目标，比如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钢铁水泥行业的减排量等等。”李硕表示，新一轮的NDC目标设计中应当纳入前瞻性考量。

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主任、联合创始人胡敏则认为，除了考虑国内的进展与变化，还要考虑国际环境的变化。

“外部条件的变化，主要是全球的排放减排进展跟不上气候变化的严峻程度。”她说：“此外，因为美欧绿色贸易政策的提出，对清洁技术全球合作带来极大影响。”

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增长速度和规模对于实现COP28提出的全球三倍可再生能源目标至关重要。国际能源署近期盘点了150个国家的气候目标，报告显示，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有望在2030年达到约8000吉瓦，而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装机有望达到约3200吉瓦，接近全球装机的一半。

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柳力认为，中国制定支持行业持续增长的NDC目标，既能为全球加快能源转型提供重要助力，也有利于解决国内市场上的发展瓶颈。

“保守的目标将导致国内对清洁技术的需求可能不足，这将导致产能过剩状况急剧恶化、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及中国贸易伙伴对倾销的担忧加剧。”柳力告诉对话地球。

减排路径：“直线”VS“抛物线”？

《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是全球气候行动的“锚”，也是NDC目标内容更新的重要依据。今年5月，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出席了中美“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会议，在官方文件的表述中，中美两国认可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全球盘点决定的号召，将按时提交全经济范围、包含所有温室气体并对标1.5度温控目标的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这意味着中国新的NDC目标设计将对标1.5度温控目标。

中国2021年更新的NDC目标实际上是以2度温控目标为导向设计的，非化石能源占比目标和碳强度下降目标，脱胎于2020年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一项研究的2度情景。

青海海南州共和县的一个太阳能园区。工人正在为一个300兆瓦的光伏项目安装组件。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动能，比如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正在失去动力，清洁和低碳产业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图片来源:ZhangHongxiang/Xinhua/Alamy

若以1.5度为锚，中国的新NDC目标很可能会出现一个以达峰峰值为参照的碳排放下降比例目标。然而，国内外研究机构对于中国在2030年前碳达峰到2060年碳中和的路径存在“直线”与“抛物线”之争。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研究认为，为了与1.5度目标保持一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到2035年应在达峰的基础上减排至少30%，而最具雄心的情景则要求减排幅度达到80%。

“减排30%意味着在2060年之前，从达到排放峰值到实现碳中和将遵循一条直线路径，这是对标1.5度目标且可信的方法。2035年前减排不力就意味着之后到2060年前的时间段减排压力会更大。”柳力说。

然而，中国的专家认为碳达峰到碳中和的减排轨迹应该是一条先慢后快的抛物线。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滕飞教授告诉对话地球，在实现达峰的前后一段时间有很多不确定性，碳排放不是达峰了就掉头往下走。

“碳排放下降要克服很多能源系统内的惯性，很大可能是，在达峰后的五年，碳排放下降的绝对幅度不会太大，但之后应该会加速。模型研究显示，平台期是在2035年到2040年，之后开始加速，而不是在2030年出现转折式的下降。”滕飞告诉对话地球。

不确定性：碳达峰年份与GDP增速

中国将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但“达峰”的年份和峰值会对未来的排放趋势产生直接影响。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指出在“十五五”时期，实施以强度控制为主，总量控制为辅的碳排放双控制度，而在达峰后，则实施以总量控制为主、强度控制为辅的碳排放双控制度。

“问题在于中国认为自己什么时候达峰，什么时候做这样的切换。”李硕告诉对话地球：“中国一直觉得达峰时间比研究机构预测的要来得迟，而这样的认知可能导致中国政府的气候力度总是低于研究机构的预期。”

除了碳达峰时间的不确定性，经济增长趋势也是中国在设定气候目标时的重要考量因素。碳强度目标的实现取决于碳排放总量和GDP增速。而碳排放总量目标的实现则取决于GDP增速与碳强度降速（单位GDP的碳排放下降率）。

自从2005年以来，中国的碳强度下降超过51%。滕飞告诉对话地球，中国近几年的碳强度下降相对稳定，大约在3%-4%之间，因此影响中国未来碳排放的最大因素就是GDP的增长率。GDP增长率的不确定性也是中国很难拿出一个绝对总量目标的主要原因。

“发达国家之所以能承诺碳排放总量目标，是因为它们GDP的年增长率就在2%-3%左右，不会有太大波动。”滕飞告诉对话地球：“但是谁也无法预测中国2030年的GDP是否会保持在5%，上升或者下降的可能性都有。”

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是当务之急。国际能源署的研究指出，2019年到2023年期间，对基础设施、制造业产能和房地产的持续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去年，中国的能源强度与2022年相比仅下降了0.5%，碳强度也几乎与上一年持平。

今年上半年的各项数据显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持续疲软，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中国的GDP增长旧有的引擎增长正在失速。

绿色和平东亚分部全球策略顾问姚喆表示，清洁低碳产业，包括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全产业链，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UNFCCC执秘斯蒂尔就鼓励各国将气候行动计划看作是未来投资的蓝图。”她说：“从促进经济的角度，中国也有充分的理由强化气候目标，加速经济与碳排放的脱钩。”

呼之欲出：全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多位专家告诉对话地球，全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很有可能被纳入新的NDC目标中。

一直以来，中国关于碳达峰的表述都明确为二氧化碳达峰，然而，碳中和是指二氧化碳中和，还是所有温室气体中和，并没有官方文件明确说明。已经卸任的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曾经在多个场合表示，中国的2060碳中和目标包含了全部温室气体。

滕飞告诉对话地球：“我个人判断2035年的NDC目标应该是一个全温室气体的，这可能是中国NDC更新一个比较大的目标范围上的改进。”

柳力同样认为覆盖全温室气体的目标非常重要，他补充说：“中国的新NDC目标应该包括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并且明确2060年的碳中和目标涵盖所有温室气体。”

排放因子

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系数，例如每单位化石燃料消耗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购入的每千瓦时电量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等。

作为仅次于二氧化碳的第二大温室气体，甲烷导致全球变暖的潜能（Global Warming Potential，即甲烷气体捕捉大气中热量的能力）是二氧化碳的28-34倍。

滕飞的研究团队认为，中国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已经达峰。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主要看甲烷，而中国的农业和能源领域的甲烷排放呈下降趋势。滕飞认为，尽管中国煤炭的产量近年来有所增加，但大部分煤矿产自甲烷排放较低的露天矿，而非过去排放较高的井工矿，但目前中国的碳排放核算清单没有完全反映排放因子的下降。

“我们研究认为中国的能源甲烷在2013-2014年就已经达峰了，现在比峰值的时候下降了大约20%左右，带动了中国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的下降。”滕飞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全温室气体也会在2030年前就达峰，并且开始下降。最主要的问题是未来下降会有多快，下降到多低，这个对于实现碳中和的影响是更大的。”

作者：林孜，中国项目总监。她于2019年加入对话地球，曾经担任北京办公室运营总监。她长期从事气候变化和环境政策相关工作，参与并主导了多个气候变化、能源、农业、海洋等领域的传播项目。她拥有伦敦大学学院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