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理想的君子

（南宋）.佚名.绢本设色 《孔子见荣启期图》（局部）波士顿美术馆藏

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君子不器”的观点释义，大多可以凝结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主张。这或许起于对“器”的理解，《说文解字》释意为：“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可以引申为“器皿”后延伸至“功能性器物”的人格，那么“君子不器”意义便是孔子反对君子成为功能性的人，而这种对于“功能性器物”的看法延续至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对于人的看法，像钱穆在《论语新解》中写道：“一切智识与学问之背后，必须有一活的人之存在。否则智识仅如登记上帐簿，学问只求训练成机械，毁人以为学，则人道楛而世道之忧无穷矣。”在徐英的《论语会笺》也注云：“器者，拘于一用，譬如耳、目、口、鼻，不能相通。故君子之学，不可拘于一器，必求其才之通，识之达，然后可以用周于天下矣。”

但如果对“君子不器”再稍作延申，把历史与宗教、教育相联系，“不器”则显得与近代以来的世界如此格格不入。如对“不器”观下的非专业，非功能性的知识分子的指摘，“不器”成为被批驳阻碍专业化发展的关键点。马克思·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之中，对于“君子不器”是如此表述的：“他在适应世界的独善其身的过程中始终是终极目标，而不是任何事务性目的的手段”，对此，韦伯指出在这样的观念之下，中国的教育培养体系与伦理特征：“反对专业化，反对近代的专业科层和专业训练，尤其反对为营利而进行的经济训练”，最终导出与基督新教的伦理观念影响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历史走向的观点与结论。

以上对“君子不器”的解释大致有两种倾向，一种承认其对个体整全性意义的追求，或直接简略总结为“不当工具人”的观点；而另外一种则是“靠技术吃饭”，或叫“专业素养”。但从理解“君子不器”的角度，还是应该先从文本出发，先理解“君子”的模样与状态。

一、理想的“君子”

“理想的人”是价值信念对在现实世界里依据自身价值观念、内在品格与志趣形象进行再确认，对于儒家而言，君子就是这样的现实世界中可存在的“理想的人”。如此，孔子才言“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那么君子是怎么样的人？

《论语》中共出现107次“君子”，从开篇《学而》至结尾《尧曰》二十篇均提及，相对而言小人则也有24次，并与君子共举有19次。如果统计提及的品德次数，按杨伯峻先生记仁共109次，礼共74次，而其余品德如信38次、善36次、义24次……如此递减。从这样看来，《论语》所倡的仁、礼之学也可以是关于君子之学。

现在的观念里面君子多指向为品德高尚的人，其品德的形象与小人互为正反，是为“君子—小人”的道德阐述二分。其中对此最流行的解释话语便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北宋的欧阳修在《朋党论》所言：“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成为这两句话最好的注解。

但从古至今，历代对于《论语》的不断研读注释。都发现孔子对于君子的言说并不单指向品德。而是会从德、从位两种角度进行。

二、从位、从德

君子源义为君主的儿子，因为周朝是封建的宗主制，各地的君主则大小宗之别不断下封，君子也就慢慢泛指为有着出身和地位的人，《诗经》中就有言：“彼路斯何? 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小雅·采薇》）。因此，从位的角度看《论语》，有如“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论语·泰伯》）文中的君子就是作为上位者而进行言说，所以当鲁国的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时，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即“草偃风从”，上位者的德行会如同风一般使下位者从行。又如孔子对勇武评价道“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其中“乱”便是乱政的意味，这也是对上位为政者的要求。

除从位外，从德也是孔子在《论语》中君子的重要内涵。如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而已。”（《论语·学而》）。因此，从德也是君子的重要方面。

那么如果把《论语》之中对于君子从德、从位的两点进行分析，君子的核心点，描摹君子的画像，那么有几项问题可以提出。

首先，有德、有位当然算是君子，但有德无位，是否算君子？

阳货，鲁国几代掌握鲁国朝政的大夫——季平子的家臣，而后又把握季氏的家政，而成为鲁国的专权者。从僭越的行为而言，这样的人当然不是孔子所欣赏的君子，由此阳货欲见孔子，而孔子不见，便送礼至孔子处，孔子躲避，没有想到还是碰到阳货，阳货对孔子说：

“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智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论语·阳货》）身怀本领却任凭国家混乱，能叫做仁吗？想做大事却总是不去把握机遇，能叫做明智吗？这一番话让孔子哑口无言，只能说“诺，吾将仕矣”。如果分析孔子哑口无言的缘由，可以发现对于有德者而言，从位是一种必要，不然就不是有德者，因为这是有德者品质之中对德的考验即不“怀其宝而迷其邦”，为邦国的仁义行事。由此，从有德者的要求看待“位”的角度出发，反身言之有德者必然会有位，如果现在未有也是暂时。孔子曾言：“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篇》危邦不进入，乱邦不居住。天下有道的时候就现于世，天下无道的时候就隐其身，可以看到孔子的“柔韧”，那什么时候为无道社会呢？从《论语》的全文来看，孔子认为在春秋礼崩乐坏都不算是退隐的理由。

孔子在周游列国准备离开蔡国的时候碰到长沮、桀溺这样的隐士，孔子与子路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钱穆在《论语新解》解释为：“隐者之意，天下无道则须隐。孔子意，正因天下无道故不能隐。盖其心之仁，既不忍于忘天下，亦不忍于必谓天下之终于无道。”因此，可以认为，除非天下有道，不然无论什么时候有德者都需要从仕，完成自己的仁义，成为有位者。对于孔子而言，有德者不用于世，是不仁德的体现，当然是否出仕于某人这是可以选择“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但是要积极的寻求出仕。

其次，从有德无位，是否算君子的问题又可以延申出，有位者是否有德？

居上的有位者无德是完全可能的，孔子言：“ 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钱穆注为“谓苟于其本，则无可以观其所行之得失”，那君子会无德吗？孔子暗写“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对于此句解读，历代注疏者多以性论（即君子性足但偶有缺漏，小人性不足则未有），但杨伯峻《论语译注》之中直言：“这个‘君子’‘小人’的含义不大清楚。‘君子’‘小人’若指有德者无德者而言，则第二句可以不说；看来，这里似乎是指在位者和老百姓而言。”

对于孔子“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以上文直言“居上者”与“君子”对峙，又会有孔子为何不把居上者写为君子，变为 “君子不宽……吾何以观之哉！”疑惑？因此，个人认为若以孔子一以贯之的原则而言，可知其君子不仁并非是指向个人品德，或在礼仪上的缺少甚至是在感情上的缺乏，而是会指向其它的方向才导致其不仁，而这一点恰恰可以与孔子评价管仲的言语相吻合。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門，管氏亦树塞門；邦君为䫆君之好，有反䭕，管氏亦有反䭕。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 • 八佾》）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 • 宪问》）

从上文可以知道，孔子对于管仲的礼仪行事看不上“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但是对于管仲却评价其仁，并且再次强调“如其仁！如其仁！”（虽然朱熹等人强调其假仁，但以心观迹的视角并不妥当）可知道，其仁是为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减少战争，活人无数的功业。因此“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之中，“不仁者”个人认为应该当以缺少功业，即“少于治国、平天下”来解，而小人无德、无位自然未有此仁者。因此，对于“有位者是否有德”的问题，可以认为是普通有位者无德是很可能的，而君子有位也可能会少仁，而这个仁与功绩“治国、平天下”相关。

那么君子如何有德、有位也有此仁，不至偏废？除去个人修养的品德部分，孔子曾高度评价的郑国君子子产：“子谓子产有君子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可以见，恭、敬、惠、亦是对自身行为举止谨慎、对国君有敬意，对百姓有利惠，驱使百姓也以道义。《春秋左传》也记有孔子对郑国的执政者子产的行为评价：“仲尼谓子产于是行也，足以为国基矣。诗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子产，君子之求乐者也。且曰:合诸侯，艺贡事，礼也。”(《左传·昭公十三年》)。可以知道，孔子对于君子之德之仁，是有养民的道义，并且会“艺贡事”的礼仪行为，并会以礼行事成为国家安定的基石，因此孔子有所言：“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其文就是对各项礼仪事物的了解，而行事于礼的要求并对邦国有效果（弗畔有两种意味，一是君主依礼不会使君子被迫反叛，二是君子依礼不会叛乱）。

三、结语

综上而言，可以对儒家孔子“理想的人”——君子，有一个大致的理解框架：1.  有德，此德有两种维度，即有品德修养，有学识，并掌握各种的礼仪事项，可以以礼行事，不论是对自己国家的礼仪要求，也合各个诸侯国的外交行事。2.  有位，此位是指出仕，成为养民行道义的官。如果不出仕，只关注于自己，只会损害自己的德那就不是君子；如果个人做不到以礼行事，却可以匡扶天下虽有缺陷那也算是有仁但也算不上君子，相反对于君子有德以礼行事，有位或暂时无位做不到养民而扶天下（如果天下无道，那更应该出仕，但可以有选择地出仕，行事仁义），那也是“不仁者”，是有缺陷的君子。

孔子的“君子”之本在于德，德是一切的基础，回到春秋时期的环境，这或许是对春秋的“封建血统身份”与“上位者垄断礼的知识”的挑战与颠覆。但在春秋惶惶之世，有位也是现实中实现道义的基本要求，因此子贡问孔子“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孔子回答道：“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的回答。

从“理想的人”——君子的要求与状态，低级士族的孔子孜孜不倦周游列国，寻求机会展现自己的抱负，并承诺远大的目标的成效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可是换个角度想想，孔子心中的君子是集品德、身份、学识、机会于一体的人，这何其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