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战略稳定观︱拥有多少威慑才算够?

冷战时期的战略稳定，一般是指美苏之间以核力量为主的战略力量关系上的稳定，这是贯穿整个冷战时期的重大战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影响着当今世界的大国关系。

“突然袭击”恐慌

冷战开启，美苏相继获得核武器，并迅速陷入核对抗，世界笼罩在核战阴影之下。

而几乎从核武器出现伊始，战略家们就敏锐地提出了核时代国家面临的基本安全困境问题——面对可能的核突袭该怎么办？托马斯•谢林将此称为“彼此恐惧突袭”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经过半年的推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3年10月出台了“162/2号文件”。文件指出，苏联以核武器攻击美国的能力持续增长，特别是通过突然袭击的方式，作为应对，美国应当发展和维持强有力的军事态势，重点发展进攻性打击力，形成大规模报复性破坏能力。而“当苏联和美国均达到核充足阶段，并拥有足够的投掷手段，每一方都有对另一方造成严重破坏的可能的能力，但却无法阻止一场主要的核报复。这会造成一种僵局，双方都不愿意发动大战” 。

这就是美国最初的战略稳定设想，即通过双方核充足和无法破坏的核报复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某种双方都不愿意发动大战的核僵局。而当时实现这一战略稳定的关键，在于大规模报复能力的建设，实际上就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

但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与“162/2号文件”发生了重大脱节。后者所设想的战略稳定，是美苏经由以大规模报复力量为重点的核力量建设与博弈最终达成某种战略妥协的结果。而大规模报复战略则过于执着于单方面的战略路径。但仅仅强调单方面的大规模报复力量是不够的，威慑的有效性必须得到对手的确认。

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困境在于，苏联轰炸机的实力日益增长，美国战略轰炸机作为当时主要的投掷手段在面对苏联攻防系统时存在日益增加的脆弱性。这些均加剧了美国公众对可能遭遇突然袭击的担忧，1954年苏联“野牛”轰炸机就在美国国内引发了一波恐慌。

为此，艾森豪威尔授权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詹姆斯•基利安领衔的一个专家技术小组（又称“突然袭击委员”对美苏战略格局进行全面评估，并提出题为《迎击突然袭击威胁》的两卷本秘密报告。报告认为，1950年代末是充满危险的不稳定时期，美苏将竞相拥有几百万吨级核武器以及用于核投送的战略轰炸机，作为应对，美国政府应推动新兴技术的发展，以便能够尽可能长时间地处于优势地位，减少遭受突然袭击的威胁。报告强调导弹作为新型投掷技术的重大意义，建议发展洲际弹道导弹，并将之作为国家支持的最优先性目标。

在“基利安报告”的推动以及苏联导弹能力快速发展的刺激下，美国出现了加强新型战略技术发展的强大呼声，包括战略投掷技术和战略防御技术。这导致了著名的“盖瑟委员会”的成立。1957年11月初，盖瑟委员会报告（即“盖瑟报告”）出炉之时，适逢苏联宣布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稍后又有“斯普特尼克号”卫星上天。一时间，美国方面对苏联突然袭击的安全恐慌达到极点。

“盖瑟报告”警告说， 1959年底苏联将拥有重要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力，使美国的战略轰炸机群很容易在非警戒态势下遭受突然袭击。对此，报告超前地建议：尽快实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警戒”概念，发展雷达预警系统，为战略空军司令部基地提供积极的导弹防御；提升美国中程、洲际弹道导弹的初始作战能力，加速发展北极星潜艇中程弹道导弹系统的初始作战能力，增强机动性；在海外大量部署中程弹道导弹，尽快加固洲际弹道导弹基地，建立全国性的防泄露掩护项目，尽早针对洲际弹道导弹建立区域防御；加大应对海军潜射导弹威胁的研发支持，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如果说“基利安报告”表明了在航空时代美国实现战略稳定的具体路径，“盖瑟报告”则更为激进地提出了由航空时代转变到导弹时代后核武器的发展路径。并且，不同于“基利安报告”所设想的最终趋于僵局和稳定的趋势，“盖瑟报告”实际上指出了一条极不稳定的攻防相互强化循环递升的军备竞赛路线：

“美国和苏联双方都会继续制造大量的裂变材料和远距离弹道导弹，双方都会提升用来侦测和防卫导弹攻击的手段。为了避免被打击，更先进的导弹会被生产出来，由此会在攻防两方之间形成无休止的竞赛。没有哪一方经得起落后于或者赶不上对方的努力。这样的话，技术措施和反措施会永无止境。”

“有限威慑”与“第一次打击稳定”

这在美国国家战略层面造成了极大恐慌，而这种恐慌已经不是由对手造成的，而是一种自我不断加诸的技术超越恐慌。

在自我加诸的核对抗恐慌中，在核力量相对有限的情势下，决策者们面临着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双重困境：如果对手发动突然袭击的话，美国无法确信自身有限的核力量能够生存下来；如果要先发制人，则需要对对手核武器的确切数量、确切位置有完全的情报掌握，还必须确切地知道在突然袭击开始前核武器不会被移走。由于这种目标和信息的高度分散性和保密性，情报机构难以提供完全的情报信息。此外，还存在其他各种复杂的突然袭击的场景。

到底怎样解决这种困境呢？美国战略家们给出了两种路径：一种是NSC162/2号文件内含的实现双方意愿妥协的思想，这在托马斯•谢林的博弈论中也有体现（谢林的一个著名观点是即使是冲突的双方，也可以有共同利益存在，他希望通过一种博弈的方式，达成某种互相有利的妥协）；另一种则是以强硬派和“盖瑟报告”为代表的单方面技术路径。在五六十年代的冷战对抗中，后者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技术路径的层面而言，这就要求大力发展核武库和战略投掷手段，特别具有充分机动性和确保生存的核反击力量，以确保在经受敌方的第一次打击后，仍然具备足够的剩余力量进行有效的战略反击 。而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个基本问题：到底要有多少威慑力量才足够？。

1959年1月，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的杰拉德•史密斯提出“最低限度威慑力量”的概念。当时，空军支持“打击军事力量”战略，强调打击苏联战略基地内的特大当量核武器，但史密斯认为特大当量核武器肯定会受到重点防护，即使击中，其所导致的核爆炸和核泄漏也将会产生灾难性的杀戮。史密斯建议使用较小当量的空中爆炸的武器打击限定的目标清单，即控制中心和政权基础设施。

史密斯支持发展具有机动性和难以发现的军事力量，这得到了海军的支持。同年3月，海军作战部长阿利•伯克提出了“有限威慑”概念，指出自身不受袭击性“只能通过真正的隐蔽性和机动性得以确保”。“有限威慑”的思想实际上形成了美国战略稳定观的一些核心逻辑——少量具备高生存性、能够摧毁有限目标的核武器，对于有效威慑是必要的；或者说，威慑可以更有效地通过少量且能够免于突然袭击威胁的报复性能力来实现，而无需考虑如何建造一支更大规模的军力。

最低限度核威慑思想最终促成了第一次打击稳定的形成。1960年底，美苏双方潜射弹道导弹、陆基远程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三位一体力量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全天候战略警戒机制的开始运行，一种可确保生存的报复力量得以确立。鉴于对手拥有确定的核报复力量，首先发动攻击必然意味着遭到报复，双方领导人都不认为率先发动攻击能够避免出现更糟的后果，因而也都不认为另一方会在一次危机中贸然发动第一次打击。由此，美苏确立了“第一次打击稳定”的初始战略稳定关系。

显然，这种稳定关系是脆弱的。尽管美国战略界偏爱从技术路径上思考应多苏联突然袭击威胁的解决方案，但是这种相互间的核突袭恐惧并不仅仅是单边军事力量或技术发展的问题。事实上，技术和力量层面的发展只会加剧对抗双方的竞争困境，即使在力量发展上达到一种确保安全的第二次打击能力，确保针对对手的摧毁能力，但依靠物质建设和数量优势的路径终归无法缓解政治困境。

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寻求双边妥协的政治性解决仍然具有极大的必要性。但正如上文所说的，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还是出于冷战的战略需要，美国一直奉行实力地位的政策，缺乏与苏联在政治层面就建立战略稳定达成妥协的意愿，直到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具体我们会在下一篇文章中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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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作者刊于《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3期）的论文《美国战略稳定观：基于冷战进程的诠释》。为阅读方便，略去注释。作者葛腾飞系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澎湃”经授权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