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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在期待什么？

2024-09-04 12:1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苗炜

“到我这个年纪，发觉自己花了三四十年读小说，也会有点儿茫然，好像在虚构的世界里停留得太久了。阅读如同一场游荡，我想留下点儿记录。”

在苗师傅“文学体验三十讲”系列的第三本——《我终于读完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苗师傅谈同理心与二手情绪，坦承对弗里达、伍尔夫、普拉斯等女性艺术家她身之痛苦的共情；谈命运的无常，回顾本雅明、艾略特、普鲁斯特的坎坷人生；谈如何努力阅读“难读的”名著，如中英对照地读《尤利西斯》，也终于读完了《卡拉马佐夫兄弟》；谈那些“不是让你亲近的”伟大作家；谈空间的诗学，描述家带给我们的庇护感；谈诗性正义，试图厘清面对人道主义灾难时，普通人应该怎么做；还结合原著，解读现代电影经典，如《肖申克的救赎》《冷血》《飞越疯人院》……

“尘世之爱不能永存，所以要扩大自己的感受……我们的爱总会延展出去，画一个很大很大的半径，激发出无限的情感与思绪。文学世界总有东西会漫出我们的现实存在。”

“

前言：

尘世之爱不能永存

”

作者：苗炜

这篇前言，我想说三个意思，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起承转合，索性硬生生地分成三段吧。

想象一下，一八九九年二月三日，这一天是农历的腊月二十三，小年夜，北京城里应该有了过年的气氛，或许有零星的爆竹声响起。在西城的小羊圈胡同，也就是现在的新街口南大街小杨家胡同，有一位四十一岁的产妇生下了她的第八个孩子，取名庆春。这一家是旗人，汉姓是舒，舒庆春就是老舍的本名。六十多年过去。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北京新街口豁口西北边的太平湖公园，现在的北京地铁太平湖车辆段，当时是有两片水面的小公园，老舍走到这里，在水边一直坐到入夜。第二天早上，晨练的市民发现水面上漂浮着一具尸体。这就是老舍的结局。

从一八九九年二月三日傍晚出生，到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夜辞世，老舍活了六十七岁。出生的地点和死亡的地点，相距只有几里地，出租车起步价之内就能到。这两个地方都在北京的西北角。扩大一点儿范围，从阜成门到西四，到西安门大街，到景山、鼓楼、德胜门、西直门，再回到阜成门，这就是北京老城的西北部分，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在这片区域。这片区域也正是清末正红旗和镶黄旗的驻地，老舍的爸爸就是正红旗下的一个士兵。

再想象一下，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黎明时分的圣彼得堡。涅瓦河上的冰开始破裂，春天来了，但这个早上的气温还是在零度以下。沿涅瓦河向南，经过枢密院广场，能看到彼得大帝的铜像，再往前走就是大海街，大海街四十七号是两层楼，佛罗伦萨式的殿宇风格，二楼有一个房间亮着灯，这是个大户人家，姓纳博科夫，几代人都在朝中做官。在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这家人的媳妇叶莲娜产下一名健康的婴儿，取名叫弗拉基米尔。

老舍和纳博科夫，这两人的生日差了几十天。这两人有什么关系吗？一点儿关系也没有。老舍出身贫寒，靠人接济才上了小学。纳博科夫生在富贵人家，家里的图书馆藏书上万册。老舍到二十岁当了小学教师，开始写作。纳博科夫一家遇到了“十月革命”，流亡海外，他去了德国，去了英国，后来去了美国。老舍也在英国待过一段时间，写了《二马》，后来回国，在大学教书，在青岛写出一本小说叫《骆驼祥子》。纳博科夫先写诗，后来写小说，他的作品只在俄罗斯流亡者中有点儿影响。不过他在五十六岁那年写出的《洛丽塔》大获成功。

这两个人的生活轨迹没有交集。这两个人只在我这个读者心中有交集。

我最早接触老舍的小说是听董行佶播讲的《骆驼祥子》，每天守在收音机前，听祥子丢了车，牵回了骆驼，祥子攒钱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龙须沟》，看到了《四世同堂》，在剧场里看到《茶馆》，看老舍写文章说，他闭上眼，北京的一切就能在他脑海中浮现，活生生的人就出现，就在他身边说话。老舍所构建的北京对我来说是一个诗性的世界。

有一年，我去瑞士蒙特勒，在皇宫酒店的顶层逗留了几个小时，纳博科夫最后十来年就生活在这个酒店里。从顶层望出去，能看见湖水和雪山。他在《说吧，记忆》中有这样一段话：“每当我开始想起我对一个人的爱，我总是习惯性地立刻从我的爱——从我的心、一个人的温柔的核心——开始，到宇宙极其遥远的点之间画一根半径。我必须要让所有的空间和所有的时间都加入到我的感情中，加入到我的尘世之爱中，为的是减弱它的不能永存。”尘世之爱不能永存，所以要扩大自己的感受。这是纳博科夫的写作手法。

再重复一遍，这两个作家没什么关系。但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视为潜在的小说来观察，这两个出生日期只差两个月的作家，却像是一个故事中的两个角色：一个坚守在自己的语言中，用最常见的两三千个汉字写作，另一个掌握多种语言，是伟大的文体家；一个不自觉地要靠近权力，另一个相信文人最好处于流亡之中。他们的交会之处是在我这个读者心里，我生在北京，却对北京有一种古怪的乡愁。这乡愁有一点儿是老舍给的，也有一点儿来自纳博科夫，我们的爱总会延展出去，画一个很大很大的半径，激发出无限的情感与思绪。文学世界总有东西会漫出我们的现实存在。

以上是第一段。

这两三年，我总会看到一首布莱希特的诗，你可能也看到过——

这是人们会说起的一年，

这是人们说起就沉默的一年。

老人看着年轻人死去。

傻瓜看着聪明人死去。

大地不再生产，它吞噬。

天空不下雨，只下铁。

我在二〇二〇年看到有人读这首诗，我在二〇二一年看到有人读这首诗，我在二〇二二年看到有人读这首诗。后来我翻布莱希特的诗集《致后代》，看到他的另一首诗。

总之，他们愈是受苦，他们的受苦似乎就愈自然。谁会去阻止海里的鱼受潮湿？

而受苦人自己也用这种漠不关心对待他们自己，缺乏用善良对待他们自己。

多可怕，人类如此容易忍受现状，不仅忍受陌生人受苦，而且忍受他们自己受苦。

所有那些思考世风如此败坏的人都拒绝呼吁一群人同情另一群人。但是被压迫者对被压迫者的同情是不可或缺的。

那是世界唯一的希望。

这首诗太平实了，然而在某些特殊的时刻，却很有力量。

我还看到许多人感叹过去的美好时代的消逝，他们引述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似乎我们曾经走在一条笔直的通向美好世界的道路上。说实话我对此并不确信，我们在大街上看不到马勒，也不像维也纳人那样喜欢歌剧，我倒是常常想起茨威格的另一本书《良知对抗暴力》，他在书中说——

不管我们如何称呼这样一种始终紧张对立的两极：称呼为宽容与不宽容，或者称呼为自由与管束，人性与狂热，个性与划一，良知与暴力——其实都无所谓。所有这些称呼无非是要表达一种最内心、最个性化的最后抉择：在每个人的心目中是人道宽厚跟更为重要呢还是政治性的事情更重要，是通情达理更为重要呢还是拘泥于刻板的条条框框更重要，是自己的人格更为重要呢还是趋炎附势更重要。

格雷厄姆·格林在他某一本小说的扉页上有一句题词，大意是说，人的心灵有些地方并不存在，痛苦进入这些地方，使之存在。我以前觉得，文学有一个作用是锻炼人们对痛苦的耐受力，现在也相信这一点。但现实中的痛苦还是更厉害。阿兰·德波顿有一句话说：“一切人生都是艰难的；而其中有些得以实现完美，是对痛苦的态度使然。每一次痛苦都是一个本能的信号，说明有些事不对头，而其孕育的结果是好是坏全赖承受者的智慧和力量。”这句话太像“人生鸡汤”了。

文辞有强烈的欺骗性，有时候我们需要一点儿鸡汤，是为了缓解痛苦。这两三年，我们感知到的痛苦比较多，我也不知道文学是否让我们对痛苦有了更强的耐受力。

以上是第二段。

二〇二〇年的春节，我写下《文学体验三十讲》的第一篇，是谈《纽约兄弟》的草稿，顺手贴出来，有一位读者留言说，她读完《纽约兄弟》之后正好去纽约，她去了中央公园，盯着西面那一排房子和树，用自己近视的右眼体会小说开头那种即将失明的感觉。看到这条留言，我很高兴。詹姆斯·伍德说，有些评论不是分析性的，而是一种充满激情的重新表述，评论家实际上期望的是“视野一致”，“努力让你如我一般看待文本”。我的这些稿子是“聊天”，但也期望某种程度上的“视野一致”。

我写《文学体验三十讲》，有一个副标题是“陪你度过这时代的晚上”，当时就有做音频课的打算，所以写得也比较口语化。到第二本，题目变成“苗师傅文学人生课”，俗世牧师那个味儿更重了。

这几年，心理按摩有很大的市场，我在一本畅销书上看到一个比喻，说生鸡蛋，摔在地上就碎了，蛋黄蛋清一起飞溅，煮熟的鸡蛋摔在地上不会碎，成熟的东西有弹性。这句话把不太成熟的心智比喻为生鸡蛋，把成熟的心智比喻为熟鸡蛋。如果我对自己的文学品位还有一点儿自信，那就是告诫自己，千万别写出这样句子来，千万别做人生导师。这倒不是因为我的这些文章对他人的生活全无益处，而是我从根儿上认定，如果我们只关注自己的情绪和心理稳定，不对公共事务发言，也不在更广的人文精神的领域去思考，我们的情绪就总是糟糕，心智也总是不成熟的。这第三本书，我花了很大篇幅去讨论这个问题。

二〇二一年是陀爷两百周年诞辰纪念，我想起看了好多次都没能看下去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我用了一年的时间读了这本书，还做了许多延伸阅读。从个人趣味上来说，我不喜欢陀爷。我想把我那种“不喜欢”说清楚。二〇二二年是《尤利西斯》出版一百周年，我想看一遍英文版。大多数时候，我们通过译本来读外国小说，但语言的束缚比我们想象的要紧密得多。这两次阅读都不容易，我把阅读中的感受记录下来，当然有分享的愿望，读书的乐趣和心得应该分享，读书的困惑也值得分享。

我还有一个自私的打算，我是怕有一天我忘了。要是我不把我读过的这些书记下来，不把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就会有点儿茫然。在午后，打开一本书，阳光变得柔和，像撒下一层金粉，将你笼罩在其中，等回过神来，已经到了傍晚，这时你会有点儿茫然。到秋天，树叶落了，树冠上孤零零挂着几个柿子，你抬头看，发觉这一年又快过去了，你会有点儿茫然。到我这个年纪，发觉自己花了三四十年读小说，也会有点儿茫然，好像在虚构的世界里停留得太久了。阅读如同一场游荡，我想留下点儿记录。

我记得有一本很薄的小说，《彼得·卡门青》，黑塞的作品，其中有一段，主人公早上去爬山，摘了一朵花，要送给女友。我读那本小说的时候，大概十六岁，后来没再读过，情节未必记得准确了，但当时阅读的心绪激荡，似乎还能记起来。那是一九八〇年代，喜欢外国文艺，是一种风气。萨特啊加缪啊都是非常时髦的名字，我懵懵懂懂地看，知道了几个奇怪的词语——恶心，荒诞，他人即地狱。

我们有几个要好的同学，总聚在一起看录像。某天晚上，我们看了《铁皮鼓》，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法兰克福有一个“德国电影博物馆”，博物馆里有很多拉洋片的机器，展厅中央有一个柜子，其中的展品是电影《铁皮鼓》的道具，奥斯卡敲的那个红白相间的铁皮鼓。我看到那张鼓的时候，感觉它在我心里敲敲打打，从未停息。

最开始的三十讲，我写得挺快，跟人开玩笑说，干脆写到一百篇吧。那时并不觉得有那么多话要说，但感觉记忆丰沛，有很多题目会让我去读去写。二〇二二年秋天的时候，真的写完了九十篇。还差十篇就到一百了，我想暂时停在这里吧。

以上是第三段。

好了，就先说到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