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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幽析微：张之洞何曾有过斫琴百张？

2024-09-02 22:3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洞庭之野民国女子

笔者偶读《中国音乐》（2020年第4期）刊载的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孙晓辉《张之洞与谭嗣同的斫琴意向与政治隐喻》一文，相当吸引眼球。该文根据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所藏“南皮张氏家藏”的《五知斋琴谱》及琴谱中的张厚璋文童生准考证，继而推导出张之洞曾斫琴百张之论，堪称石破天惊之发现！然而，拜读孙女士全文后，对于其立论的核心依据—《五知斋琴谱》及张厚璋文童准考证，以及围绕其中心论题所做的各项论证，尤其文中所提供的《张之洞之师黄勉之古琴传承一览表》，笔者颇觉疑惑。故不揣鄙陋，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并就教于孙晓辉女士及学界同仁。

关于“南皮张氏家藏”《五知斋琴谱》及张厚璋文童生准考证

《张之洞与谭嗣同的斫琴意向与政治隐喻》（以下简称《孙文》）文中：“笔者参与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特藏古籍整理与鉴定时，发现张之洞手书的‘南皮张氏家藏’的《五知斋琴谱》一套（见图），共八册……鉴于该‘南皮张氏家藏’本琴谱中有张厚璋的文童生准考证，鉴定专家和笔者皆认定这确是张之洞家族使用并珍藏的一本琴谱。”

我们暂且不讨论琴谱版本与年代，鉴于孙女士开篇即断定“南皮张氏家藏”几字为张之洞手书。所以，首先要明确的是“南皮张氏家藏”真的是张之洞手书吗？鉴定专家与孙女士所依据张之洞何时何款所书而进行比对、鉴定的呢？这一点孙女士并未在文中交代，我们也不得而知。关于张之洞书法问题，笔者曾见《张文襄公传家遗墨》，其子张仁侃有记：“先张文襄公好读书，不喜临池，出任封疆后尤鲜作书，故墨迹甚不易见。督鄂时偶书与家人，小幅尚有存者。”关于此论，张之洞幕僚许同莘在《张文襄公年谱•卷九》（民国三十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第197页）中也有记：“（张曾畴）先生居公幕下垂二十年，掌机宜文字，书法得公指授。壬辰癸巳以后，凡屏联匾额署公名者，皆先生代笔。”笔者又曾见民国九年七月张黄楼（张彬）著《张文襄相国张黄楼孝廉叔姪书画合册》，其中有多封张之洞致四姪（张彬）、五姪（张楙）信札。另外，张之洞在京“清流”及督两广时，也有不少手写信札影印件存世，但经与孙女士文中所提供的《五知斋琴谱》“南皮张氏家藏”书体比对，明显不同。所以，对孙女士及鉴定专家断定“南皮张氏家藏”几字为张之洞手书的结论，颇值得商榷。

其次，《孙文》中有“鉴于该‘南皮张氏家藏’本琴谱中有张厚璋的文童生准考证，鉴定专家和笔者皆认定这确是张之洞家族使用并珍藏的一本琴谱。”孙女士的这一结论，首先应基于已确定“南皮张氏家藏”几字为张之洞所书，否则根本不成立！作为独立于《五知斋琴谱》的准考证（见图），仅可作为辅证方向，却不能决定“南皮张氏家藏”琴谱就一定是张之洞家族使用并珍藏，这点，无须赘述。

众所周知，南皮张氏有多个门族。据1966年出土于南皮双庙村明嘉议大夫河南按察使张公（淮）墓志铭及明封孺人张室韩氏墓志铭，可知南皮张氏至少有西门张，东门张，刘文庄张，东光刘大翁张等，以上张姓皆称为南皮张氏。即使张之洞与张之万、张之京兄弟，也并非同门，张之洞为四门张之后，张之万与张之京则为五门张后裔。其实，张之京也曾在湖北任知府，据《憩园词话•卷六》记“尚书名之万，直隶南皮人……历职清要，屡掌文衡。由豫抚升漕督，调抚江苏，后晋闽浙军制。以亲老不能远行，陈情乞养。拙政园为吴中第一名胜……尚书抚苏，假为衙署，引退后仍居之。太守名之京，己亥孝廉，官湖北知府，亦以养亲告归，同居园内。尚书工书画，太守精丝竹，同善收藏，好植花木，而又并爱交游。消夏消寒，时为文酒之燕，同人亦乐就之。”若根据此记载，同属南皮张氏的张之京太守“精丝竹，善收藏”，似乎更应成为“南皮张氏家藏”《五知斋琴谱》的主人。

可见，若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以证明“南皮张氏家藏”几个字为张之洞手书，“南皮张氏家藏”《五知斋琴谱》似乎不应该为狭义上的张之洞家族专属，至少不是张之洞专属。

关于张之洞琴学的家传与师承

《孙文》在《张之洞的古琴传承与斫琴意向》章节中说：“ 晚清重臣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父张瑛，少孤贫,力学致仕,曾任安化知县,有治声,后调贵州,任贵筑知县、威宁知县、古州同知，又升任兴义府知府,署贵东道。”短短几句，错误多多。如张之洞号壶公，而非“壹公”；其父为张锳，而非“张瑛”；至于“力学致仕”，则不明其意，想必孙女士欲表达张锳苦学而入仕，而“致仕”却是退休的意思，但事实却是张锳于咸丰六年死于贵东道任上。由此可见，孙女士对于张锳张之洞父子二人的情况并不熟悉。

《孙文》中还说到：“青年张之洞中举后,曾寓居京师外祖父蒋策家(实为继母娘家)。清朝大学士纪晓岚曾经收藏过北宋末年金石家赵明诚请当时斫琴名家为李清照定制的古琴一张。纪晓岚将此琴赠于张之洞外祖父蒋策，后由张之洞收藏，现收藏于扬州马维衡主持的南风古琴艺术馆……其母遗琴二，张之洞为官46载,直到生命尽头,都一直把生母留下的两把古琴带在身边,有诗云:‘梦断怀栳泪暗倾，双琴空用锦囊盛。儿嬉仿佛前生事,哪记抛帘理柱声。’”

关于李清照的琴是否真的由张之洞收藏，并流传至马维衡的南风古琴艺术馆，没有史料记载，暂且不论。“梦断怀栳泪暗倾，双琴空用锦囊盛。”琴诗，实际出自张之洞于同治三年所作《题许海秋起居宗衡母孙太恭人山水画卷，先为盗窃，后又从厂市买得》五首中的一首，张之洞为许海秋题诗记其事，感叹善鼓琴的慈母早逝，空留双琴，无限伤怀。但是，这首诗只能证明朱氏善琴，张之洞怀念母亲的“抛帘理柱声”而已。如按张女士所言，张之洞也善琴，又何来“双琴空用锦囊盛”？张之洞一生赋诗不下千首，与琴有关的诗也有几首，如《题伯牙台》、《汉上琴台》、《文山、叠山二琴拓本》、《琴台》、《卯金子行赠姊夫刘伯洵》、《幽涧泉》等。但察其内容，也仅仅是见物有感，借物喻情，而记载或表达自己鼓琴斫琴的诗文却未见一首。

《孙文》在《张之洞的古琴师承—学琴于黄勉之》章节中说：“张之洞学琴于北京，应在他15岁中举荣登解元至26岁题名探花的这11年期间……咸丰年间,张之洞学琴于北京,拜京城教习古琴的黄勉之(1853-1919)为师。”

黄勉之

以上表述，却有着明显漏洞！张之洞出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黄勉之出生于1853年。张之洞于1852年15岁时考取解元，此时黄勉之尚未出生。待张之洞于1863年26岁考取探花时，黄勉之刚满10岁。若按孙女士描述的“咸丰年间,张之洞学琴于北京,拜京城教习古琴的黄勉之(1853-1919)为师”，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了！咸丰年间为1851年至1861年，即使咸丰最后一年，黄勉之也仅仅8岁！试想，如果天子脚下的京都真有如此操缦神童，且为顺天解元张之洞的老师，想必一定会被当时的各大“媒体”进行追踪报道，绝不会有孙女士后文：“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图书馆藏王晋卿《琴师黄勉之墓志铭》拓片记载:‘琴师黄勉之者，不知何许人也。或曰本姓童氏,初坐法逃金陵某寺为僧，继又与人遘讼，变姓名走匿燕市。而勉之则自言金陵僧有枯木禅师者善弹琴,非其徒不传,于是始削发从之学。学成复还俗，然卒无能道其详者’” 的语焉不详。再者，如果《琴师黄勉之墓志铭》记述为真，则黄勉之学琴于枯木禅师，学成还俗后方入京都。按照其出生年龄推算，入京时其至少20多岁甚至更大，此时已经到了光绪年代。我们这里假设孙晓辉女士前文所述或许有误，但仍可从张之洞此期间的经历及其朋友圈寻得事实真相。

1863年，26岁的张之洞摘得探花后，先在翰林院工作四年，于1867年任浙江乡试副考官，后简放湖北学政，直至1870年10月回京，在京三年后，又于1873年任四川学政。那么，在京这三年有没有可能与黄勉之有交集并学琴呢？因为这三年，是张之洞人生中少有的悠闲时光，身影频频出现在京师名士的交游聚会中，如花之寺赏海棠、天宁寺观芍药、什刹海看荷花、暑有消夏吟咏、冬有消寒小聚……忙得不亦乐乎。仅据李慈铭与王闿运日记统计，仅1871年11月到1872年2月这三个月，消寒集会就有八次之多，如李慈铭记：“诣香涛消寒第三集谈宴，甚畅。”（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消寒第四集虽为谢伯主办，但“仍设饮香涛宅中”（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达柬订二十八日饮天宁寺”（同治十年三月二十四日)，“同坐为湖南王孝廉闿运、黄孝廉锡焘、福建杨中书浚、江西许编修振祎及黄岩王子庄、归安钱振常”（同治十年三月二十八日)， “孝达偕贵州李编修端棻，约直隶、楚、蜀、粤、黔等省公车三十人会饮福兴居”（同治十年四月四日）， “伯寅、香涛柬订十四日极乐寺赏海棠”（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一日）；或秋来登高，“得香涛书，约明日登高慈恩寺毘庐阁”（同治十一年九月八日）。但是，无论李慈铭或王闿运日记中所记消闲聚会如此之多，却未发现张之洞善琴甚至学琴的一丝线索……

晚清名臣张之洞

集会既多，喜好作诗的张之洞自然不乏诗作。如《张文襄公年谱》记：“正月初二日，独游慈仁寺，谒顾亭林先生祠，有诗。三月三日，修禊南洼。五月，和潘伯寅文勤《消夏六咏》。六月，游什刹海观荷花，又至上游泛舟坐渔家秦氏园，各纪以诗……”但诗作内容多以文人唱和赠答，交流情感为主。如《和王壬秋五月一日龙树寺集诗一首》、《和潘伯寅壬申消夏六咏》、《和王壬秋孝廉食瓜诗三首》等；游宴诗如《新春二日独游慈仁寺谒顾祠》、《极乐寺海棠初开置酒会客》、《九日慈仁寺毘庐阁登高谢麐伯何铁生陈六舟朱肯甫董砚樵陈逸山王廉生同游》等；题画诗如《题李莼客慈铭湖山高卧图》、《题董研樵太华冲雪图》、《题潘伯寅侍郎极乐寺看花图卷》等。如此多的雅集诗叙，仍未发现一丝有关学琴弹琴信息，不知孙女士又是从何处探寻到张之洞有此雅好的，于此，笔者百思不得其解。

“张之洞之师黄勉之古琴传承一览表”

《孙文》中，附有一幅不知何人所绘却详尽清晰的“张之洞之师黄勉之古琴传承一览表”（见表1），且对其“同学”作了一番介绍：“黄勉之‘时时自称其法得广陵正宗’,尝‘白署广陵正宗琴社’。在北京办‘金陵琴社’其门徒包括杨宗稷(后创九嶷琴派，传弟子管平湖、杨葆元、彭礼卿等)，以及当时在北京的张之洞、溥侗、叶诗梦(佛音尼布,传弟子高罗佩等)、贾阔峰(传弟子乐瑛)、史荫美、李济、桂百铸等人。此外他也结交一些达官显贵，如张百熙、王树楠、阎锡山、冯恕等。也就是说,杨宗稷、叶诗梦等师从黄勉之学习时,同学中就有张之洞。杨宗稷于1905-1907年拜黄勉之为师学琴三年，习得二十首琴曲……”

根据孙女士所述，且不说有关黄勉之的经历前后矛盾，文中：“杨宗稷、叶诗梦等师从黄勉之学习时,同学中就有张之洞。杨宗稷于1905-1907年拜黄勉之为师学琴三年，习得二十首琴曲”，在这里，或许孙女士记忆又有了模糊！前文说张之洞于咸丰年间跟随黄老师学琴，这里又说1905-1907年，混乱之极！再者，1907年前，除因协办《学堂章程》而短暂回京，张之洞仍在湖北任总督。其1907年回京时，已是70岁老人，孙女士认为他会去学琴吗？即使去学了琴，无论张之洞本人还是表中所列诸多同学，难道都没有留下一点记录痕迹？孙女士文中并无交代，读者自然无从获知。

所谓的“张之洞斫琴”说

经过以上分析，读者已经是非判明，或许不再需要与孙女士探讨其他话题了，但为尊重计，仍需对此章节商榷一下。

《孙文》中记：“张之洞不仅弹琴，且以斫琴名于当世。张之洞斫琴百张，现存精品有清光绪年间制‘山水清音’。……琴腹款识乃龙池内两旁刻行书21字:‘光绪庚寅律中黄钟之宫无竞居士选材命工依法制’。琴背铭文轸池下刻大字篆书琴名‘山水清音’,其下刻行书‘第二’。龙池之下刻篆文‘广雅堂’长方大印。龙池之下刻铭文:‘无竞居士者南皮张之洞别号也相传造琴百张流布人间此其一也甲午仲春王生香识’。

由《孙文》可知，“第二”琴制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王生香因“相传张之洞造琴百张流布人间”，又有无竞居士及广雅堂印，即认定该琴为张之洞“选材命工依法制”云云。笔者断定，孙晓辉女士及王生香一定对张之洞1890年前后的经历一概不知！二位是否以为张之洞此时正闲的无事可做，从而“斫琴百张”以度时光？事实是，1889年8月8日，张之洞因奏办修建卢汉铁路调补湖广总督，并于12月17日抵达武昌，次日便开始视事。经过几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备与调研，1890年5月，张之洞设立铁政局，开始汉阳铁厂建设，同时，湖北织布局于武昌文昌门外动工。又马不停蹄进行大冶铁矿、王三石煤矿及马鞍山煤矿。随后，又陆续建成纺纱局、剿丝局、制麻局。为所创实业培养人才，又先后创建两湖书院、自强学堂、铁路学堂等教育机构。此时的张之洞，日日都在“荆天棘地”中，连自己最喜爱的诗文都无暇顾及，何来悠哉“选材并斫琴百张”？真可笑耳！若真有“斫琴百张”之雅事，其幕僚如辜鸿铭、梁鼎芬、樊增祥、纪讵维等诸多人遗世资料及信札中，一定会有关于此“大雅之事”的蛛丝马迹，可是，对于此事的记录踪影皆无。与张之洞常有书信往来的朋友如王懿荣、黄体芳、陈宝琛、张佩纶等，也只字未提“斫琴百张”之雅事！更为蹊跷的是，张之洞在此期间多封写给其在京侄子张彬、张楙的家信中，其中虽有嘱咐张彬“殊可不必总劝十二妹读书，学琴为要”，却从未提到过“斫琴”一事，更遑论“百张”？那我们是否可推断，对清末乱世中的张之洞来说，“斫琴百张”这一难度极高却前所未有的极盛雅事，只有孙晓辉女士与王生香知晓？可惜，孙女士在文中也未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仅仅是自说自话而已。

余论

本人对于孙晓辉女士之文的质疑，主要参考了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如《张文襄公全集》《张文襄公诗集》、《张之洞诗稿详注》、《张之洞致张佩纶信札》、《张之洞致黄再同信札》、《张之洞致王懿荣信札》、《张之洞致潘祖荫信札》、《张文襄相国张黄楼孝廉书画合册》、《涧于日记》、《李慈铭日记》、《陈宝琛致张佩纶信札》、《李鸿藻日记》等，此部分资料均为张之洞本人及亲密友朋的诗文、信札等，应该具有足够的可参考性。孙女士既然能够推证出张之洞学琴、善琴、斫琴这一对于张之洞研究领域“惊世”之发现，必定有足够充分的独家资料与证据，为进一步推动张之洞研究，造福社会，是否请孙女士公开此部分资料，也可使张之洞再增加一个“操缦音乐家”之名号，善莫大焉！

毕竟，在历史人物或学术研究中，证伪与证实应当具有同等意义，既然提出了论点，就应该公开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这一点，想必作为武汉音乐学院的资深教授比在下更明白。作为代表中国音乐类一流刊物代表的《中国音乐》杂志，能刊发孙晓辉女士这类文章，想必也一定进行了严谨审核。可是，我们读到的却是前后矛盾、语焉不详、时间错乱的一篇“杂文”，于此，也请《中国音乐》对此文再次审核，并予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