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家族的五代史——兼论五代军人集团盛衰的阶段特征

五代时势，一言以蔽之，即军事威权支配政治秩序。掌控军事威权的群体，本文沿用毛汉光《五代之政治延续与政权转移》一文所用概念（《中国中古政治史论》，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称之为“军人集团”。五代史的演进，集中表现为各军人集团的盛衰兴替。在唐末五代宋初的不同阶段，支配政治秩序的各军人集团，其形态、性质、作用有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指示了五代历史的走向、出口，呈现了五代历史的脉络、阶段及特性。

五代八姓纷更，使五代史具有碎片缀合的性质。本文拟以《宋史·太祖本纪》所载赵宋先世及赵匡胤的五代经历为线索，将五代历史划分为藩镇军人集团、侍卫军人集团、青年军人集团支配的三阶段，概括五代“军人集团”盛衰的阶段特征、发展趋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赵宋先世由幽州地方官员到中央禁军将领，再到赵匡胤以殿帅开创宋朝，这一历程连贯性强，节点鲜明，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唐末五代宋初的历史脉络和趋势。并且，《宋史·太祖本纪》是关于赵宋先世的最重要文本，既有研究如王育济、范学辉《宋太祖传》（人民出版社2021年）、顾宏义《宋太祖》（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对赵宋先世的仕履经历、人际关系等有许多考订，但仍有许多细节尚需作更进一步的辨析。

综而言之，本文将从考辨《宋史·太祖本纪》赵宋先世的事迹切入，进而以赵宋先世和赵匡胤的出处、际遇为中心，重新梳理五代历史、赵氏家族的发展脉络，总结五代军人集团盛衰的阶段特征。

一、藩镇的盛衰：赵敬及其父祖的幽州仕履

五代时势变化极速。当赵宋建立时，赵氏家族在幽州的过去已经很渺远了。赵氏的祖籍之地——涿州、幽州，在后唐后晋之际被石敬瑭割让给了契丹。赵匡胤本人生长于洛阳，成功于开封，从未到过幽州城，但祖辈在幽州的奋斗，对于赵氏家族仍有重要的意义。赵氏先辈在幽州的仕宦，奠定了家族允文允武的特质，幽州的失败、家族的中衰则赋予后人复兴家族的使命。这种家族特质、复兴使命，至少传承了赵弘殷、赵匡胤两代人，为赵宋帝业作了第一重奠基。

赵匡胤

（一）《宋史·太祖本纪》赵朓、赵珽记事考辨

赵匡胤成为宋朝的开国皇帝，不仅改变了他和家人、后人的命运，他已故祖先的身份也被改变了。按照王朝惯例，赵匡胤往上的四代祖先被追封为皇帝，他们平凡的履历因此被隆重地记录下来，最终写入《宋史·太祖本纪》，得到了长久的保存。其中，赵匡胤的高祖赵朓、曾祖赵珽、祖父赵敬，三代人均生长于燕蓟，出仕唐末五代初的幽州（卢龙）镇。《宋史·太祖本纪》记载：

高祖朓，是为僖祖，仕唐历永清、文安、幽都令。

朓生珽，是为顺祖，历藩镇从事，累官兼御史中丞。

珽生敬，是为翼祖，历营、蓟、涿三州刺史。敬生弘殷，是为宣祖。周显德中，宣祖贵，赠敬左骁骑卫上将军。

赵朓、赵珽的官位不高，只能称为基层官员。赵敬官至州刺史，已经进入藩镇高级官员的行列。即赵氏本为幽州治下的小家族，至唐末五代的赵敬一辈登上了幽州军人集团的上层舞台。

赵氏家族世代出仕的幽州镇，属于军事支配政治与社会的河朔藩镇。从安史之乱到唐末，河朔藩镇割据的格局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河朔地区因之具有了藩镇社会的典型特征——其一是藩镇军人、官僚的本地化。赵氏家族在幽州的仕宦、发迹，应该放在这一时代与地域背景下理解。

赵朓的仕宦，按《宋史》所述，终于幽州的幽都县令。但《东都事略·太祖本纪》记载“至唐而高祖僖祖皇帝生焉，僖祖仕至文安令”，则以鄚州的文安县令为赵朓的最终任官。这两种记述既然存在差异，当以何者为是？以往学者并未着意于此细节，我们借助其它文献略作辨证。宋初追尊四祖时，统一称呼四祖为“某某府君”，《宋史·礼志·宗庙之制》记载：

判太常寺窦俨奏上皇高祖文安府君曰文献皇帝，庙号僖祖；皇曾祖中丞府君曰惠元皇帝，庙号顺祖；皇祖骁卫府君曰简恭皇帝，庙号翼祖。

窦俨对赵朓三人的称呼分别是文安府君、中丞府君、骁卫府君。赵珽被称作中丞府君，根据的是他“累官兼御史中丞”。赵敬“父以子贵”，在后周显德年间得到了“左骁卫上将军”的赠官，故而被称为骁卫府君。赵珽、赵敬的称呼来自他们最后且最高的官职，赵朓被称为文安府君就表明他仕途的终点、最高点是文安令，《宋史》所载“幽都令”不确。又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幽州治蓟县、幽都县：

蓟：州所治。古之燕国都。汉为蓟县，属广阳国。晋置幽州，慕容隽称燕，皆治于此。自晋至隋，幽州刺史皆以蓟为治所。

幽都：管郭下西界，与蓟分理。建中二年，取罗城内废燕州廨署，置幽都县，在府北一里。

在藩镇时代，幽州是藩镇治所，则幽都县作为幽州镇治、州治，地位显著高于鄚州的文安县，幽都县令具有中层文官的地位。《宋史》中赵朓为“幽都令”的书写，可能出自后来史官有意的美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美化现象普遍存在于《宋史》对赵宋先世的叙述之中，对此美化书写的辨析是贯穿本文的核心脉络。

赵珽所历“藩镇从事”是一个包含较广的职官概念，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指出，大抵从随军、要籍、衙推、巡官、推官到掌书记、判官、行军司马、节度副使都可称为从事。《宋史》既没有特别写明，则赵珽担任的应该只是常见的衙推、巡官、推官等基层幕职。从唐末至宋初，基层幕职常兼御史中丞，称为“兼宪衔”，如赵彦卫《云麓漫抄》所言，“衙校各带宪衔，止是吏职”。

按照《宋史》书写，赵朓、赵珽担任的幽都县令、御史中丞，给人以其出任中高层职官的感觉。但实际上，赵朓、赵珽的仕宦要较《宋史》呈现的更为微薄，即便宋人、《宋史》作了美化，仍然透露出赵氏家族仕宦的艰难。要到唐末五代之际，赵敬“事刘仁恭父子”，出任刺史，仕宦显达，才实现了家族门第的提升。

（二）幽州兴衰与赵敬的仕履

赵敬仕宦的成功，是赵敬个人、赵氏家族、唐末时势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赵敬“少年慷慨有大志”（曾巩《隆平集》），娶“平州刺史、幽蓟垦田使者”刘昌（一作刘正）之女（苏舜钦《苏学士集·内园使连州刺史知代州刘公墓志》），以及赵氏家族持续出仕、允文允武的特性，都是其仕宦成功的重要因素，最为关键的则当是刘仁恭、刘守光时代的幽州形势。

按照《隆平集》等文献的记载，赵氏世仕幽州，赖以立家、从政以至显达的职业技能是“儒学”。其中，赵朓“以儒学显”，赵珽“亦儒学世其业”，到赵敬之子赵弘殷这一辈也还“雅好儒素”。学者多据此表彰赵氏的儒学“门风”。但这种书写和认识恐怕受了宋代文治形象的影响，虽不算错，至少是不够精确的。

一方面，赵氏的“儒学”在幽州内部具有普遍性。唐后期的藩镇可谓是在军人集团支配下的“军府—文官”二元结构，军人集团占据藩镇上层，支配藩镇秩序，而以文官、文吏充任州县官僚、藩镇从事，形成文武分途的藩镇模式。由于河朔藩镇的相对独立，导致幽州人士难以在幽州之外立足，只能求仕于内。又由于藩镇军人集团的相对封闭，幽州本地家族的“军旅之路”并不通畅，只能选择以儒学、吏学出仕，成为藩镇模式下受军人集团支配的文吏。赵朓、赵珽的儒学背景及所任官职，正与此相应。

另一方面，赵氏在赵敬一代当由文转武，形成文武合一、允文允武的家族风格。在唐后期，藩镇化或军事支配秩序的政治生态，对幽州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此背景下，有相当数量的家族、士人积极投身军旅，拼搏取富贵。当特定或普遍的契机出现时，幽州人士就能实现由文到武的转换。赵氏家族由儒学转为允文允武，就与刘氏幽州时期的政治变动密切相关。

唐末在黄巢起义的冲击下，一方面旧藩镇衰亡，河北藩镇如魏博、成德等普遍衰落，唯有幽州尚称强藩；另一方面新藩镇崛起，诸藩镇军人集团间互相攻伐、吞并，到五代初年，形成宣武、河东两大集团对抗的格局。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经营的幽州，勉强可以算是梁晋之外的第三方势力，但也屡遭梁晋攻击而逐渐衰落。开平元年（907），因后梁进攻而引发的刘守光政变，是幽州军人集团衰落进程中的重要节点。刘守光囚父杀兄，大肆诛杀异己，引发幽州动荡，如冯道、李承约、王思同等人都奔逃出境，避难河东。幽州因人才损失而加速衰落的同时，军人集团原有的权力结构也被打破，由此带来的权力真空为尚在幽州的人士提供了升迁的机会。赵敬的父祖沉沦下僚，赵敬却得以跃升显宦，当得益于这种政治形势。

然而，福祸相依，动乱、衰弱的幽州为赵敬提供了机会，幽州的覆灭也毁灭了赵敬的仕途。乾化元年（911），刘守光自称皇帝，建立“大燕”政权。次年，晋王李存勖派遣大将周德威率部伐燕，发动灭亡幽州集团的战争。大燕治下的诸州望风而降，《资治通鉴》记载，乾化二年四月，“李嗣源攻瀛州，刺史趙敬降”。此赵敬当即赵匡胤的祖父，瀛洲刺史是他仕途的最后一任，这是可补《宋史·太祖本纪》记载的细节。

乾化三年，晋军攻破幽州，刘守光被俘，幽州军人集团覆灭。大约在灭燕的十年后，李存勖突袭开封，灭亡后梁，建立后唐，整备出一支强大的中央禁军。唐末以来割据华北各地的军人集团或亡或衰，再也无力和中央抗衡。五代权力转移的方式，遂从“藩镇间的攻伐”到“禁军内部的攘夺”，进入新的阶段。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考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中西书局2014年）、闫建飞《走出五代：十世纪藩镇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等论著。

幽州集团覆灭后，李存勖命周德威镇守幽州，周德威以杀戮为控制幽州的手段，“幽州旧将有名者，往往杀之”，投降河东的幽州人士遭到普遍的打击，幽州军人集团被彻底终结。在这种形势中，赵敬或许未遭周德威的杀戮，但仕途终结、地位沦丧是在所难免的。失官去职的赵敬只能携家人逃离危险的故乡。赵敬的妻子刘氏是保州保塞县人，或许是因此之故，赵敬一家避难保州，由此，保塞成为赵宋“皇家之故乡”。这一变动也成为赵氏家族走出幽州，走入中原的转折点。此后，赵敬的子孙承担复兴家族的重任，在中原的风起云涌中巧合登顶，建成文治的宋朝，带领中国走出五代乱世。

幽州军人集团遭遇的两次杀戮和离散，客观上促成了幽州人士在五代政坛的崛起。原因在于，唐末五代藩镇间的连年攻战，摧毁了旧秩序，也将部分藩镇如河东改造成纯粹的军政府。在河东入主中原，后唐建立前后，重建政治秩序需要有统治经验的人群，从幽州进入河东的人士作为旧藩镇的统治群体，为新朝提供了合用的政治经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冯道的仕宦成功，就是这一时代潮流的典范。

当然，更多的幽州人士应该是像赵敬、赵弘殷父子一样，经历了家道中落之后，在新的地域、新的政治体系中安身立命，谋求重振家族。从这个角度说，赵氏家族的五代历程同样具有典型意义。

二、在侍卫亲军浮沉：赵弘殷的从军际遇

在幽州时，赵弘殷作为官宦子弟，受到较好的文化与军事训练，因而史书对他有“少骁勇，善骑射，而雅好儒素”的概括。离开幽州后，赵敬因遭遇的打击一蹶不振，已是青年的赵弘殷必须承负起振兴家族的使命。至保州之后不久，赵弘殷即从军入伍，成为成德军的一员。后进入侍卫亲军，随之浮沉。

（一）赵弘殷成家与从军

在从军之前，赵弘殷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事——结婚。范镇《东斋记事》中有一则“避雪杜家庄”的记载，是关系赵弘殷、杜氏婚姻及赵宋兴起之源的典范叙事：

刘尚书涣尝言：宣祖初自河朔南来，至杜家庄院，雪甚，避于门下久之。看庄院人私窃饭之数日，见其状貌奇伟兼勤谨，乃白主人。主人出见，而亦爱之，遂留于庄院累月。家人商议，欲以为四娘子舍居之婿。四娘子即昭宪皇太后也，其后生两天子，为天下之母。定宗庙大计，其兆盖发于避雪之时。圣人之生，必有其符，信哉！

故事讲述者刘涣的祖父是刘昌（刘正），即赵敬的岳父。赵氏、刘氏的关系在幽州时即已奠定，迁居保州后或许进一步加强，以至于在赵匡胤即位以后仍然延续。这个故事见于《东都事略》《烬余录》等书转引，且故事的核心要素未见反证，因而通常被学界认为可信。

但是，从宋代祖宗故事生成演化的角度看，这个故事也不无可疑之处。我们今天所能见到与赵匡胤相关的开国、为政故事，数量众多，真伪相杂。大致说来，“太祖故事”在宋代的生成，北宋中期的真宗、仁宗、神宗朝是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士大夫注重阐发祖宗故事，宣示祖宗之法，特点有二：一则通常于史有据，二则多有引申、附会。刘涣讲述、范镇记录的“避雪杜家庄”故事即符合这两个特点——既于史有据，与其它文献记载无明显冲突，又套用或强化了落魄青年遭遇豪强赏识、嫁之以女、最终成功的模板，用这种戏剧化的书写凸显“圣人之生，必有其符”，证明赵宋的天命。

关于赵弘殷成家、从军的时间经过，《宋史·太祖本纪》没有确切的说明，只有这样一句：

宣祖少骁勇，善骑射，事赵王王镕，为镕将五百骑援唐庄宗于河上有功。庄宗爱其勇，留典禁军。

关于赵弘殷何时成婚、从军，如何成为“五百骑”之长，现在我们结合相关文献作一些简要的推论。

乾化三年（913），李存勖俘刘守光，命周德威镇守幽州，赵敬、赵弘殷离开幽州当在此后。赵匡胤之母杜太后是天复二年（902）生人，《宋史·后妃传》记载杜氏“既笄，归于宣祖”，及笄后与赵弘殷成亲。按照十五岁及笄的一般惯例，赵弘殷与杜氏成亲当在916年或稍后。

无论是成家后需要立业，还是复兴家族的需要，赵弘殷都必须出仕。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离开幽州故地的赵弘殷，唯一的选择就是从军。赵弘殷前往成德节度使、赵王王镕麾下从军，自然是在结婚之后。因此，不妨说赵弘殷从军在917年前后。

赵弘殷“将五百骑援唐庄宗于河上”，表明他在成德就已经成为骑兵指挥使了。赵弘殷入援与贞明四年（918）河东、后梁的胡柳陂之战相关。《新五代史·唐庄宗本纪》记载，天祐十五年（918）“八月，（李存勖）大阅于魏，合卢龙、横海、昭义、安国及镇、定之兵十万、马万匹，军于麻家渡”。随后，河东、后梁接连大战，十二月时双方在胡柳陂决战，河东先败后胜，伤亡惨重，需要征调各镇的兵力作为补充。则赵弘殷入援河东的时间，可能在919年或920年。

在917年至920年短短的几年中，新入伍的赵弘殷就成为“五百骑”之长了。乱世升迁较速，本不足为怪，但这一时期的成德除派遣大将王德明、符习等从李存勖征伐外，境内并无战事。赵弘殷是如何在成德无战事的情况下快速升迁的？除了赵弘殷“骁勇善骑射”的个人素养外，还可以作如下推断：

其一，赵弘殷或许不是孤身从军，而是与杜氏之人一起。《宋史·外戚传》记载，杜太后的长兄“审琦仕后唐，为义军指挥使，天成二年卒，年三十五”，赵弘殷则在后唐初年担任飞捷指挥使，两人年龄、名位相近，可能有一起从军于成德、升为指挥使、入援并留在河东的经历。他们从军之时，当有一定数量的杜家丁壮一起，则杜审琦、赵弘殷等人都不必从小卒做起。

其二，幽州军人集团覆灭前后，大量幽州人士转投他镇，主要方向是河东，但成德亦不至于无人。赵弘殷在成德从军，当能得到赵敬故旧的些许关照。

其三，成德境内固然没有战事，但成德有派兵支援河东的义务。赵弘殷、杜审琦可能被编入专门为河东准备的新兵部队，故而在各种机缘的共同作用下快速升迁。

要之，赵弘殷自幽州至保州、成德的数年间，完成了结婚、从军、担任骑兵指挥使等事，随后受命入援李存勖，赵弘殷的人生轨迹又一次发生了改变。

（二）从成德到洛阳、开封：作为侍卫亲军将领的赵弘殷

按照《宋史》记载，赵弘殷入援李存勖时“有功”，“庄宗爱其勇，留典禁军”，似乎是一出英雄立功、君主奖掖的佳话。然而，李存勖截留藩镇入援之兵，编入河东部队，是普遍的制度安排，赵弘殷不具备受唐庄宗赏识的特殊性。《东都事略》记载，赵弘殷被纳入河东后担任飞捷指挥使。五代军制，一指挥有五百人，长官为指挥使；五或十指挥为一军，长官为都指挥使；再往上才是“典禁军”的高级武将、统帅。赵弘殷统领五百骑兵入援，编入河东、论功行赏后仍为指挥使，则《宋史》“有功”“庄宗爱其勇”“典禁军”等形容都是美化的书写。

不过，赵弘殷进入河东集团本身就有重大的意义。龙德元年（921）二月，赵王王镕为大将张文礼所弑，已经加入河东集团的赵弘殷幸运地避开了这场动乱，以及后唐剿灭张文礼的惨烈战争。更重要的是，不久后的923年，河东灭后梁，建立后唐，统一华北。其后河东军人集团转变为侍卫军人集团，侍卫亲军的主要将领如李嗣源、李从珂、石敬瑭、刘知远、郭威，入则掌领禁军，出则分莅大藩，起兵则夺取天下，支配着唐、晋、汉、周四朝历史的演进。因此，赵弘殷进入河东军人集团，参预五代的主流，尽管名位不高且“自同光至开运，逾二十年不迁”（《东都事略·太祖本纪》），但是禁军将领的身份，本就是乱世的护身符。赵弘殷二十多年未获升迁，也从侧面体现出赵弘殷避开了残酷的战斗，从而免于危险，赵氏一家遂于乱世中得享二十多年相对安定的生活。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在此二十多年中，赵弘殷固然没有升迁，但有在飞捷、夹马、护圣诸营转任并参与相关军事活动的经历。由于国史、正史“记大略小”的书写惯例，赵弘殷的这些经历被史书隐没了。

后唐建立以后，赵弘殷将妻子杜氏接到洛阳，夫妻团聚。在第一个儿子夭折后，天成二年（927）二月十六日，第二个儿子赵匡胤出生于洛阳夹马营。赵匡胤就在洛阳的军营一带，与禁军子弟一起成长。《宋史·太祖本纪》记载：

（赵匡胤）学骑射，辄出人上。尝试恶马，不施衔勒，马逸上城斜道，额触门楣坠地，人以为首必碎，太祖徐起，更追马腾上，一无所伤。

又尝与韩令坤博土室中，雀斗户外，因竞起掩雀，而室随坏。

这里“辄出人上”“人以为首必碎”的诸人，多是禁军子弟。赵匡胤与韩令坤显然是这些人中的风云人物。后来周世宗柴荣重组禁军，重用这批禁军子弟，赵匡胤、韩令坤以及赵匡胤的“义社兄弟”都在其中，以这些人为核心构成的“青年军人集团”迅速取代侍卫亲军的“老将”，主导了后周至宋初的历史。赵匡胤未来的前程，在赵弘殷入援李存勖、加入河东集团时，就已经写好了开篇。因此，赵弘殷入援河东，可谓是赵宋帝业的第二重奠基。

赵匡胤在后晋时娶妻贺氏，她是赵弘殷同僚贺景思之女。《宋史·后妃传》记载“太祖孝惠贺皇后，开封人。右千牛卫率府率景思长女也。性温柔恭顺，动以礼法。景思常为军校，与宣祖同居护圣营。晋开运初，宣祖为太祖聘焉。”可见赵弘殷的禁军生涯，对赵匡胤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婚姻具有全面的影响。

赵弘殷一家先后随军在洛阳、开封居住。中间经历了后唐、后晋、后汉的易代，契丹的占领。至后汉初年，在二十多年的“不迁”与粗安之后，赵弘殷获得了参战立功的机会，已经成年的赵匡胤也面临从军方向的抉择。

三、郭威平叛：赵弘殷立功升迁与赵匡胤从军

后汉乾祐元年（948），赵弘殷参与了讨伐王景崇的平叛之战。《宋史·太祖本纪》记载：

汉乾祐中，讨王景〔崇〕于凤翔，会蜀兵来援，战于陈仓。始合，矢集左目，气弥盛，奋击大败之，以功迁护圣都指挥使。

时值后汉高祖刘知远去世、隐帝刘承祐继位，凤翔王景崇、永兴赵思绾、河中李守贞联合反叛，朝廷遣兵进讨，《资治通鉴》记载，“自河中、永兴、凤翔三镇拒命以来，朝廷继遣诸将讨之”，八月壬午，后汉朝廷命郭威为“为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诸军皆受威节度”。其中赵晖主持对王景崇的征讨，郭威则亲领诸军，合攻李守贞。

《宋史·太祖本纪》的叙述围绕赵弘殷展开。所谓“讨王景崇于凤翔”，似以赵弘殷为主将，然如《东都事略·太祖本纪》所述，赵弘殷只是“与征讨”而已。《资治通鉴》也记载，乾祐元年九月“蜀兵援王景崇军于散关，赵晖遣都监李彦从袭击，破之，蜀兵遁去”，则此战的主将也非赵弘殷。不过，赵弘殷奋勇作战，受伤不退当是事实，因为这一扎实可观的战功，战后赵弘殷遂升迁为护圣都指挥使，打破了二十多年不迁的困境。

关于赵弘殷的负伤，《宋史》“矢集左目”的描述颇显怪异。文献中“矢集”通常与屋、帐、乘舆、人名、身躯、胸、脑等连用，因为这些对象体积较大，故而飞矢可集，或者作“矢集如雨”等形容；“左目”则多连于“箭中”“流矢中”之后。盖人眼极小，飞矢能“中”而不能“集”。《东都事略》作“面中流矢”，于意为长，可从。

对于赵弘殷而言，战后的升迁有一扫阴霾、打开前路的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赵弘殷此次升迁当即对赵匡胤的从军选择产生了影响。此前，已经成年的赵匡胤离家游历于今河南、湖北一带，并寻找合适的从军方向。他考虑了父亲赵弘殷的老上司王彦超。王彦超在“汉初，领岳州防御使兼护圣左厢都校，出为复州防御使”（《宋史·王彦超传》）。《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建隆二年（961）时，赵匡胤与王彦超有这样一段对话：

酒酣，（赵匡胤）顾前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临清王彦超曰：“卿曩在复州，朕往依卿，卿何不纳我？”彦超降阶顿首曰：“当时臣一刺史耳，勺水岂可容神龙乎。使臣纳陛下，陛下安有今日！”上大笑而罢。

可见赵匡胤前往复州，本意是在王彦超麾下谋求军职，却为王彦超所拒。

赵匡胤又往随州，依随州刺史董宗本。董宗本为涿州人，与赵弘殷、赵匡胤份属同乡，其自契丹南奔，“汉祖得之，擢拜随州刺史”，其子董遵诲为随州牙校。《宋史·董遵诲传》载，“太祖微时，客游至汉东，依宗本，而遵诲凭藉父势，太祖每避之……他日论兵战事，遵诲理多屈，拂衣而起。太祖乃辞宗本去。”赵匡胤、董遵诲少年意气，小有冲突，赵匡胤感受到客居的尴尬和憋屈，遂辞去。

赵匡胤在湖北的游历、求仕都不算顺利，这与赵弘殷长期仅为指挥使的尴尬地位不无关系。是以赵弘殷故旧虽多，赵匡胤受到的重视则有限。其后，赵匡胤的游历方向转向了关中，宋人笔记有许多相关记载，如《邵氏闻见录》载“太祖微时，游渭州潘原县，过泾州长武镇”，《画墁录 》载“太祖微时多游关中”，《鸡肋编》载太祖“方潜隐时，自凤翔道过原州”之类。《宋史·太祖本纪》则记载：

汉初，（赵匡胤）漫游无所遇，舍襄阳僧寺，有老僧善术数，顾曰：“吾厚赆汝，北往则有遇矣。”

这个书写将赵匡胤游历方向的调整放在佛教、术数的框架下，作了神化的附会。但考虑到乾祐初年的平叛之战，赵匡胤在关中除了游历之外，也有探视受伤的父亲、找寻新的从军方向等因素。

就在此时，赵弘殷因功升为护圣都指挥使，父子一体，赵匡胤的地位水涨船高，他从军的选择也变得广阔了。笔者推断，父子二人应就赵匡胤的前途有过讨论，对于各方将领、时势发展作了研判，恰逢郭威募兵，他们商讨的最终结论是赵匡胤应追随郭威。从后来的发展看，郭威安排赵匡胤到柴荣麾下，不会与赵弘殷的中层军职、赵匡胤禁军子弟的身份无关。

郭威是此次平叛之战的总指挥，亲自指挥对河中李守贞的围攻。至乾祐二年七月，李守贞自焚，河中平定。这一战持续十七个月，极大强化了郭威的军事威权。《旧五代史·周太祖本纪》记载：

帝在军，居常接宾客，与大将讌语，即褒衣博带，或遇巡城垒，对阵敌，幅巾短后，与众无殊。临矢石，冒锋刃，必以身先，与士伍分甘共苦。稍立功效者，厚其赐与，微有伤痍者，亲为循抚，士无贤不肖，有所陈启，温颜以接，俾尽其情，人之过忤，未尝介意，故君子小人皆思效用。

郭威收揽了人心，确立了他个人的领袖地位、军事威权。

另一方面，持久而惨烈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士兵，出于补充兵员等目的，郭威下令招募士兵。《宋史·太祖本纪》记载：

会周祖以枢密使征李守真，（赵匡胤）应募居帐下。广顺初，补东西班行首，拜滑州副指挥。世宗尹京，转开封府马直军使。

赵匡胤当是在此背景下加入郭威麾下的。

郭威此次的兵员招募无异于一纸“青年动员令”，搅动了中原的风云。想要通过从军出仕改变自己与家族命运的青年，从整个华北地区涌向郭威所在，希望追随这位证明了自己、前程远大的禁军领袖。由此，郭威麾下汇聚了一大批的青年。后来，这批青年与郭威的继承人柴荣结合，形成一个拥护储君、新君柴荣的青年军人集团。正是依靠这个军人集团，柴荣取得高平之战的胜利，进而推行禁军改革，发动南征北伐。

四、禁军再造：高平、淮南之战中的赵弘殷父子

后周成立，赵弘殷继续在侍卫亲军任职。《宋史·太祖本纪》载：“周广顺末，改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转右厢都指挥，领岳州防御使。”顾宏义概括指出：“赵弘殷于后周广顺末年（953）升任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显德元年（954）三月擢任龙捷右厢都指挥使、遥授团练使，后转龙捷左厢都指挥使、领岳州防御使。”（顾宏义：《赵弘殷显德三年行迹考辨》，《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则《宋史·太祖本纪》这句表述实际上不限于“周广顺末”，延及显德初年，其“转右厢都指挥”前当用句号分开才更显准确。

（一）青年军人集团的成立：高平之战与赵匡胤的升迁

赵匡胤是高平之战中崛起的青年将领，他的父亲赵弘殷也在此战中获得了升迁，由“军都指挥使”升为“厢都指挥”，时间是周世宗显德元年三月，背景是高平之战后的赏功和“填空”——填补临阵逃脱诸将被斩杀后的军职空缺。

显德元年正月，柴荣继位，是为周世宗。二月，北汉主刘崇率部与辽军联合南下。柴荣决定亲征抵御，但遭到宰相冯道的激烈反对。《资治通鉴》记载：

冯道固争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尝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审陛下能为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强，破刘崇如山压卵耳！”道曰：“未审陛下能为山否？”帝不悦。

由于高平之战的最终胜利，后人多肯定柴荣的坚持，而视冯道的反对为迂为怯。然而，如果结合五代禁军的风气来考虑，则冯道的反对并非没有道理。

此前，后唐至后周的皇位攘夺，表明禁军是中央统治藩镇的基础，是包括皇帝在内的“侍卫军人集团”的共同权威来源，却不是皇权稳固的基础。禁军对皇帝的效忠并不绝对，将帅们也是禁军的当然领袖。后唐至后周乃至宋初的持续动乱——包括后汉初李守贞等的反叛，宋初李筠、李重进的起兵——都与此有关。依靠禁军政变上台的君主曾尝试改变这种局面，但都未能打破禁军体制的结构，也就无法促成根本的改变。

更糟糕的是，这种局面还导致禁军战斗力的全面衰落。表现在：其一，将帅着力于内部攘夺，致禁军呈分崩离析之态；其二，禁军攻坚能力弱，如后晋时攻打河北的反叛藩镇，后汉时攻打河中李守贞，皆旷日持久，艰难取胜；其三，禁军面对强敌时，多次出现全军崩溃、瓦解。这一“禁军衰落趋势”发展到后周建立、柴荣继位时，已经非常严重。应该说，冯道正是基于对禁军的了解提出他的反对意见——柴荣作为尚未证明自己的青年君主，统领衰弱、怯懦的禁军和契丹、北汉联军作战，将必然遭遇禁军将领的背叛、禁军部队的崩溃。在这个意义上，宰相冯道是在为青年君主提出老成的建议。

事实证明，后周禁军确实崩溃了，《资治通鉴》记载，周汉两军“合战未几，樊爱能、何徽引骑兵先遁，右军溃；步兵千余人解甲呼万岁，降于北汉”。但是，柴荣亲征的自信、高平之战的转机另有可以倚仗的力量，即后来的“青年军人集团”。在柴荣即位前，郭威已经将当初招募的青年军人择优输送到柴荣麾下，使他们达成密切的主从关系。高平之战时，正是赵匡胤等青年军人护卫柴荣，奋勇抗击。《资治通鉴》记载：

帝见军势危，自引亲兵犯矢石督战。太祖皇帝时为宿卫将，谓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属何得不致死！”……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驰犯其锋，士卒死战，无不一当百，北汉兵披靡。

还有内殿直马仁瑀、殿前右番行首马全乂等身先士卒，率部力战，加之北汉骁将张元徽意外身死，北汉军心动摇，后周遂得以反败为胜。这当然是在冯道意料之外的。

高平之战是五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战后，周世宗以杀戮清除一批禁军将领，提拔战争中立功的青年将领，组建殿前司，整改侍卫亲军。由此，老派的侍卫军人集团支配一切的时代结束了，崭新的青年军人集团迅速接管并改造禁军，成为后周政权的支配力量。

当大批青年形成群体甚至集团之后，群体所秉持或被赋予的理想是至关重要的。在很短时间里，周世宗为青年军人集团配齐了地位、财富和权势，此外也赋予了理想——亦即柴荣本人“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理想。因此，相较于陈腐之气已重的侍卫军人集团，新生的青年军人集团尽管仍未完全褪去军阀习气，但要显得更有生气、能力，也更有理想。在柴荣的领导下，这个青年军人集团既主导对外战争，也参与内部改革，包括尝试振兴政府，改造行政组织，等等。后来，在周世宗去世之后，青年军人集团的新领袖——赵匡胤篡夺了后周政权，接着以“杯酒释兵权”的运作，收夺同辈将领的兵权。随之赵匡胤又对藩镇军人、其他旧式军人作了清理改造，最终带领中国走出五代，终结了唐末五代军人集团对政治的支配，开启了新时代。

高平之战中立功最大、智勇最著的赵匡胤，在战后已获升迁，至显德元年五月世宗征北汉结束后的论功行赏中，更是越级升迁。《宋史·太祖本纪》载后周“乘胜攻河东城，焚其门，（赵匡胤）左臂中流矢，世宗止之。还，拜殿前都虞候，领严州刺史”。由小校一跃成为禁军高级将领，这是赵匡胤成为青年军人集团领袖的关键一步。

（二）淮南之役中的赵弘殷、赵匡胤

显德二年（955）、三年（956），赵弘殷参预周世宗亲征淮南之役。《宋史·太祖本纪》记载：

（赵弘殷）从征淮南，前军却，吴人来乘，宣祖邀击，败之。显德三年，督军平扬州，与世宗会寿春。寿春卖饼家饼薄小，世宗怒，执十余辈将诛之，宣祖固谏得释。

这节叙述赵弘殷在显德二年、三年第一次淮南之役中的表现。《资治通鉴》载，显德二年“十一月，乙未朔，帝以李榖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兼知庐、寿等行府事，以忠武节度使王彦超副之，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等十二将以伐唐”，赵弘殷当于此时从征。《资治通鉴》还记载，显德二年十二月，王彦超、先锋都指挥使白延遇两败唐军，赵弘殷显然并非与南唐对战的周军主将。“显德三年，督军平扬州”的主体也不应是赵弘殷，而是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

所谓赵弘殷“与世宗会寿春。寿春卖饼家饼薄小，世宗怒，执十余辈将诛之，宣祖固谏得释”一事，亦颇为可疑。赵弘殷的地位既不足以与周世宗相“会”，也不会有“固谏”的机会。《宋史·太祖本纪》记载，显德“三年春，（赵匡胤）从征淮南”，《东都事略》又有赵弘殷“与太祖会于寿春”的表述，则与赵弘殷会寿春的是赵匡胤，固谏世宗的当是赵匡胤。

赵匡胤率部攻克滁州后，《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宣祖率兵夜半至城下，传呼开门，太祖曰：‘父子固亲，启闭，王事也。’诘旦，乃得入”，这段文字的政治表演成分较重，自不必说。值得一提的是，赵弘殷在滁州期间对赵匡胤、赵普关系的缔结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宋史·赵普传》记载，“世宗用兵淮上，太祖拔滁州，宰相范质奏普为军事判官”，这本是一次寻常的任职，但“宣祖卧疾滁州，普朝夕奉药饵，宣祖由是待以宗分”，这一份私谊的结成，遂使赵普在赵弘殷、赵匡胤集团中的角色由外而内了。

《宋史·太祖本纪》对赵匡胤参与淮南之役的描写，塑造了赵匡胤战无不胜的英勇形象，给人以淮南之役非常顺利的错觉。实际上，第一次淮南之役可谓是历尽艰辛，艰难取胜。（参见龙沛《重归一统：宋初的战与和》，九州出版社2021年。）但是，战争胜利的意义是巨大的，在高平之战后的征淮南之役标志着后周政权完全稳固——不仅解除了南唐的潜在威胁，也表明柴荣的禁军改革已经生效。此后，后周再征淮南、北伐，都可以从容开展。

在此次征讨淮南之战中，赵匡胤的武勇、仁德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战后，赵匡胤“拜殿前都指挥使，寻拜定国军节度使”（《宋史·太祖本纪》）。由此，“柴荣——张永德、李重进——赵匡胤”这样的禁军领袖梯队就正式确立了。

（三）赵弘殷去世

显德三年七月二十六日，赵弘殷在返回开封途中去世。《宋史·太祖本纪》记载：

（赵弘殷）累官检校司徒、天水县男，与太祖分典禁兵，一时荣之。卒，赠武清军节度使、太尉。

所谓“分典禁兵”云云，可能来自赵弘殷“马军副都指挥使”的职任。《资治通鉴》记载，显德三年二月，赵匡胤“克滁州。后数日，宣祖皇帝为马军副都指挥使”，颇有“父以子贵”的意味。但顾宏义《赵弘殷显德三年行迹考辨》认为，这并非侍卫亲军的马军副都指挥使，而是淮南行营的“前军马军副都指挥使”，则“分典禁军”的说法其实是误读和美化。

赵弘殷被追赠为“武清军节度使”，符合当时刺史、防御使去世赠节度使的政治惯例。但其“太尉”的赠官则有尚需辨析之处，一则《东都事略·太祖本纪》仅记“赠武清军节度使”而无太尉。再者当时的政治惯例是生封节度使，卒赠太尉，如《旧五代史》列传记载，史敬镕历华州、安州、邓州节度使，卒赠太尉；安审通为沧州节度使，卒赠太尉；刘训历襄州、建雄、延平节度使，卒赠太尉。卒赠节度使的赵弘殷显然未达到“赠太尉”的标准。因此，《宋史·礼志》和《东都事略·太祖本纪》述及宋初追封四祖的称谓，赵弘殷都作“武清府君”。“太尉”的赠官若非史官美化，则是父以子贵的二次追赠。

综而言之，赵弘殷的一生或许谈不上显赫，但他的禁军军职、防御使职任都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他父亲赵敬的高度。在他晚年，儿子赵匡胤更是已经成长起来，成为后周的顶级武将。赵弘殷既复兴了家族，又见证、参与了下一代的成长。赵弘殷去世后，赵匡胤继续沿着武将立功升迁的路径发展。至显德六年柴荣去世前，赵匡胤获得了柴荣的委托，成为殿前司的统帅、禁军的最高级将领，显德七年遂代周建宋。至此，赵氏家族的五代史结束，进入到“赵宋”的时代。

五、结语

赵氏家族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呈现了五代乱世之中，个人命运与时代趋势间的复杂纠葛：个人与家族既受时势的拨弄，身不由己，但关键时刻的个人选择与特定时势相结合，也能对时代产生巨大的影响。

《宋史·太祖本纪》对赵宋先世的书写，宗旨是在实录的基础上加以美化，从而强化赵宋王朝成立的合法性。然而，浅层的美化对于合法性建构的意义较为有限，与时代背景脱钩的书写反而遮蔽了赵氏家族在唐末五代的发展历程。

通过对《宋史》美化书写的破除，我们重新认识了五代军人集团合作、攘夺的基本脉络和阶段特性。其中，借由“青年军人集团”的概念和内容，不仅可以更新我们对后周历史面貌的认识，对于赵匡胤轻取天下的幸运，我们也可以在个人、家族与时势的互动中，增多一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