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枝裕和：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连载1）

编者按：《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是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得主是枝裕和历时8年，写下的首部自传性随笔集。是枝裕和在书中回顾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涯，讲述每一部经典作品背后的传奇故事、缘起与理念，记录各个创作时期对电影的探索与思考，以及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其中不仅汇集了电影大师的哲思与灵光，更讲述了一位导演脚踏实地，从赊账拍片到斩获世界各大电影节奖项的励志旅程。《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在日本出版后，连续6次紧急加印，得到《朝日新闻》等各大媒体高度评价，更被盛赞道：哪怕再过100年，这本书也一定是创作者的圣经。世界如此精彩，日常就很美丽，生命本身就是奇迹。是枝裕和打动世界的所有理由，都在这本书里。

因拍摄纪录片《当电影映照时代：侯孝贤和杨德昌》，我和侯孝贤导演一直保持着联系。他每次来东京，我们都会见上一面。

这次见面，我向侯导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我即将执导第一部电影，不知您能不能把《恋恋风尘》的配乐人陈明章先生介绍给我？”侯导听后，爽快地将陈明章的联系方式给了我。他还告诉我：“你这个故事很适合送到威尼斯电影节。”因此电影尚未开机的时候，我就决定将《幻之光》送到威尼斯参展。

确定江角小姐为主演之后，一亿日元的资金依然迟迟未能筹集到。这个时候，TV MAN UNION 为纪念公司创立二十五周年，正在内部招募纪念企划项目。当我提出《幻之光》的拍摄计划时，重延浩社长对这个提议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并提供了五千万日元的资金。

然而，剩余的五千万怎么也筹措不到。我甚至将企划书拿到东宝、松竹以及富士电视台，但都被拒之门外。现在或许难以想象，在影院和发行方都未确定的情况下，我就草草地开机了。因为当时我们都深信“只要看到完成的作品，大家肯定会竞相购买”，所以五千万日元先赊着，硬着头皮花了一亿日元拍摄。

影片拍摄完后，我们信心满满地举办了试映会，但出于“由无名新人导演执导”、“无名新人女演员主演”、“讲述关于死亡的灰暗故事”这三重原因，没有一家发行方愿意投资。我这才意识到问题严峻，不免焦虑起来：“情况很糟糕啊，这样下去要是电影被雪藏，剩下的五千万该怎么办呢……”毫无疑问，那时制片人心里肯定比我更加不安。

最终，我们等来了奇迹，三个令人兴奋的好消息接踵而至。

首先，当时参加试映会的TBS 制片人远藤环非常看好江角小姐，提拔她出演在东芝周日剧场播放的电视剧《光辉的邻太郎》。

另外一个好消息是，东京剧场的制片人很喜欢《幻之光》，告诉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影院上映，但CINE AMUSE 涩谷店很快将会开业，运营方之一是Cine Qua Non 电影公司，如果李凤宇社长喜欢你的电影，就能在他们的影院放映，这比在我们的影院放效果好很多。你不妨请他看看。”并将我介绍给了李社长。李社长来到位于调布的东京现象所观看了试映，一结束放映，他就对我说：“影院预计十二月开业，我想将这部电影作为影院的第一部影片放映。”

之后没过多久，又收到《幻之光》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竞赛单元的消息。对电影来说，和煦的风开始吹起来了。

毫无疑问，当时我有点自鸣得意。周围的人知道这个消息后，都喜极而泣。而我的心中却有一股毫无根据的自信，觉得这不过是循着自己的既定路线走，本来就会达到这个高度，甚至认为：“电影一旦公映，以后就能拍自己编剧的电影了。”

三十二岁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纪。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没有经验其实很危险。如果第一部电影有任何闪失，那第二部就毫无可能了。因此即便别人说我“不过是运气好”，也无可奈何。

 左起：贾樟柯、侯孝贤、是枝裕和

 不是每个受害者亲属都要诅咒加害者

电视在报道犯罪案件时，往往套用“令人同情的受害者”与“受人谴责的加害者”两相对立的简单模式。那怎样才能脱离这个模式，让与案件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将犯罪行为当成自己的事情来思考呢？在《距离》中，我决定把加害者亲属作为电影的主人公。

加害者亲属具有非黑非白的二重性——兼具加害者和受害者的性质。他们很难唤起普通人情感上的共鸣，所以被电视媒体排除在外。电视为了简单明了地向观众传达信息，几乎像强迫症一般，认定必须使用大胆鲜明的观点，这也是最令我困惑的地方。所以在《距离》中，我想尝试拍摄能引发观众思考的作品。

现在，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整个社会舆论越发偏向受害者亲属一方，对受害者亲属“我想杀了他们”的言论听之任之，这种被情绪主导的社会风气让我感到很不舒服。

我对一名受害者亲属印象非常深刻，他就是河野义行。

一九九四年六月，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发生约九个月前，奥姆真理教制造了松本沙林毒气事件。河野先生是事件的首位报案人，之后被列为该案的重要证人。而本应查证警方的搜查行为正当与否的媒体却将河野先生当成罪犯，还向外界散播警方内部的信息。在案情水落石出之前，河野先生的住处不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诽谤中伤的信件。

遇到这种事情之后，许多人可能会变得不相信别人，甚至诅咒奥姆真理教，然而河野先生不同。他的妻子是在院子里中毒病倒的，事后他仍然请了一名本是信徒的人来修剪庭院。不仅如此，他们还相约一起去钓鱼、泡温泉。

我记得在某个电视台的节目上，媒体完全无法理解河野先生的行为，问道：“您为什么这么轻易地原谅加害者？”河野先生给出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不是也原谅了你们，所以才出现在这里接受采访吗？”

对河野先生来说，与事件主谋奥姆真理教相比，原谅那些把自己当成凶手的电视台和新闻记者更难。即便如此，只要对方公开道歉，他还是会原谅对方并接受采访。媒体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才会提出这样厚颜无耻的问题。

媒体希望从河野先生那儿听到“想杀死奥姆真理教那帮家伙”之类的话，看到河野先生与曾是信徒的人成了朋友，他们在难以置信的同时也感到无法理解。受害者并非一定要诅咒加害者，人类的情感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多样。

从受害者亲属河野先生身上，我重新体会到了这一点。

是枝裕和与出演《无人知晓》的孩子们在一起

对母亲去世的服丧

《步履不停》剧本的第一稿是在二○○六年秋天完成的，事实上五年前我已经写好了同名剧本的大纲。当时我把故事的背景放在一九六九年，内容中自传色彩更为浓郁。上小学的时候，我们一家住在一栋有点倾斜的老长屋中，家里有一位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爷爷，父亲整日沉迷于赌博，母亲要打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那时正是石田亚由美的《蓝色街灯下的横滨》红遍街头巷尾的时候。平时在家里毫无存在感的父亲，在台风来临之际，用绳索将屋顶固定住不让风吹走，然后在所有的窗户外钉上白铁皮。原先的剧本写的就是这一天发生的故事。

但是，制片人安田先生说：“这个故事你到六十岁再拍也无妨，不用急着拍。”所以先开始了《花之武者》的拍摄。

制作《花之武者》期间，母亲生病住进了医院。我只能利用拍摄和剪辑的间隙去医院看她。在二○○五年电影即将上映的时候，母亲去世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即使不是自传，如果此刻不讲一讲母亲的故事，我就失去了继续往前走的勇气。

《步履不停》剧照

母亲从生病倒下到去世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在日常生活中面对一个逐渐走向死亡的亲人，精神上承受的折磨是非常残酷的。母亲刚住院的时候，我正在拍摄与医疗相关的纪录片，所以认识一些医院方面的人，也懂一点医疗常识，相信母亲可以很快恢复往日的健康—只要她换到更好的医院，好好做康复训练，就可以回到家里继续健康地生活下去。然而事实上，我什么都没来得及为她做。

母亲一直为我的前途担心。《下一站，天国》上映后获得了不错的评价，我的名字开始被观众熟知，可她依然为我的生计担忧。《幻之光》和《下一站，天国》她都看过，但她在《无人知晓》杀青前便病倒了，没能看到。我将《无人知晓》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新闻报道贴在了母亲病房的墙上，但她大概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我本该再为她做点什么。至少应该让她看完《无人知晓》，这样她或许会走得安心点。如果她再晚半年病倒的话……我内心的悔恨酝酿出了《步履不停》的主题——“人生总是有点来不及”。

我将这句话写在笔记本的第一页，开始创作剧本。

（未完待续）

本文摘自《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作者：【日】是枝裕和，褚方叶 译，南海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