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果茨基革命的心理发展理论（上）：谁的心理学？

【编者按】

在五花八门的心理学知识不断渗入日常生活的当下，苏联心理学家列夫·维果茨基并不为人熟知，却在近三十年来重新受到学界的关注。维果茨基对诸如进化心理学、行为主义、建构主义等在国际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学流派多有批评，认为包括心理学在内的主流社会科学“积极地掩盖着那些劫贫济富，靠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压迫手段维持着的社会秩序的真面目”。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并不是众多心理学流派中的一支，而是唯一真正的心理科学……这句话反过来说依旧成立，一切真正科学的见解都会被吸纳为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一部分。”对当今的激进主义分子来说，维果茨基理论不但为统治阶级对人类心理本质的种种歪曲给出了解药，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阶级社会下的心理，并且探究通过改造社会来改造心理的可能方式。

本文原文载于《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第93期，作者杰瑞米·索耶尔（Jeremy Sawyer）2017年在纽约城市大学（CUNY）获得发展心理学博士学位，目前在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心理系从事博士后研究。译者已获得作者授权翻译本文，限于篇幅，有所删节。编辑过程中为方面阅读，注释从略，因篇幅较长，分为上下两篇刊发，此为上篇。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心理科学竟然避开了以下两个观点：其一，很多心理过程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起源；其二，人类意识的重要表征都受到人类基本活动和实际文化形式的直接塑造。”——维果茨基的同事亚历山大·鲁利亚（Alexander Luria）

人们通常认为，人的心理诞生于孤立的个体。主流心理学流派大都预设一个在历史中呈现静态的孤独个体为研究起点，不论在这些理论中决定心理的因素是基因、刺激-反应条件作用还是像电脑一样运作的信息处理模块。从假设固有的“洞穴人大脑”的进化心理学，到强调主导性的赏罚策略的通俗行为主义，主流心理学理论普遍不看好人性变革的潜力。

幸运的是，还有另外一种可供改革派发展的理论。近三十年来，学界重新燃起了对苏联心理学家列夫·维果茨基（Lev Vygotsky，1896-1934）的作品和生平的兴趣。他理论的某些方面，尤其是“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缩写ZPD），经常出现在心理学、教育学和特殊教育项目的课堂上，尽管这些教育学成果在当前由考试主导的公立学校中只得到了零星应用。维果茨基理论在学校心理学培训项目中显著缺席，即使当它出现在授课内容中，也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的，而且已经完全脱离了它的革命政治起源。对左派来说，将维果茨基的理论和它的革命政治根源重新联结将会是非常有益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维果茨基的理论都遭到封锁和歪曲。维果茨基死后的二十多年间，他的作品被前苏联领袖斯大林封禁，不得发表，其后又因冷战而不为西方世界所知。雪上加霜的是，他的早期英文译者移除了他作品中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部分引用和对列宁的全部引用。因此，要把维果茨基理论确立为对静态的、保守的心理学理论的强力批判，有必要重申他的理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起源。心理学家迈克尔·科尔（Michael Cole）和西尔维娅·斯克里布纳（Sylvia Scribner）把维果茨基的理论恰如其分地总结为“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在心理学领域的重要应用”。

要解释为什么心智的社会起源这一革命性见解在维果茨基的时代遭到回避，而且至今仍不受待见，我们必须首先做一个大胆的论断：最精确而有效的科学诞生于改变世界的实践尝试。在当代资本主义体制下，统治阶级为了更严酷地压榨劳动者和自然资源、制造更致命的武器、攫取更多利润，从未松懈地改造着物质世界。其结果是，服务于实现这些目的的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例如物理学、化学、工程学、航空航天技术和计算机科学，持续不断地加深我们对物质现实的理解，完善着我们改造物质现实的手段。

然而在社会和经济关系方面，资产阶级不但很早就放弃了变革的尝试，反而气势汹汹地侵犯历来的社会斗争所取得的成果。在此影响下，主流社会科学——包括心理学——积极地掩盖着那些劫贫济富，靠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压迫手段维持着的社会秩序的真面目。正如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所言，在资产阶级的要求下，自然科学的任务是尽可能精确地理解自然现象，而“社会科学的首要使命则是为历史中生成的社会正名。……资本主义社会的官方社会科学的辩解功能正由此而来，而这也正是这些学问鲜有价值的原因。”

事实上，只有先为它们的研究对象在政治上祛魅，社会科学才有可能发现社会的运作方式。正如心理学家卡尔·拉特纳（Carl Ratner）所说：“如果对现状采取一种政治上漠不关心甚至保守认同的态度，我们将无望达到科学的客观。”这就是为什么对社会关系和人性进行革命性研究的使命落到了工人阶级——这个有政治力量也有意愿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身上。在历来的各种斗争和革命（包括维果茨基亲历的俄国革命）中，工人都表现出了对社会和人性真相的兴趣。马克思经常写到类似“工人阶级有成为普世阶级、代表全人类志向的潜质”的话。在这一努力过程中，工人阶级将会消灭居于资产阶级社会核心的剥削和压迫，而资产阶级社会正依托伪科学的神秘化而存续着。

维果茨基相信，一套真正科学的心理理论将能服务于社会变革，并且有助于揭穿资本主义制造的迷思——在社会诞生之前即存在的孤独个体。维果茨基心理学深化了对人性和心理的社会基础的理解，他指出，人的需要和追求只有在与他人的合作中才能得到满足，“人”的发展只有在人类社会中才是可能的。为了从奴役、压迫和剥削中解放人类，众志成城的社会斗争从来都是必需的。因此维果茨基无情地批判在国际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学流派忽略人类发展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动态基础。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维果茨基和他的同事们立志奉献一生来创立一门奠基于这些因素之上的心理学。为了标示这些起源因素，学界常把维果茨基理论称为社会-历史心理学或文化-历史心理学。

维果茨基意识到，要科学地理解人的心理，必须首先建立有关人类社会的科学理论。他发现革命马克思主义正好能为这种理解和革新社会的进路提供基础，同时他也看到，马克思主义能够将对手理论的零散洞见和实证发现整合起来。一方面，维果茨基心理学是对机械唯物主义理论（反射学、行为主义和内省主义）的无情批判；另一方面，无论在之前还是后世，都鲜有人能像维果茨基那样与如此多的理论流派对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正是因此维果茨基才声称：“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并不是众多心理学流派中的一支，而是唯一真正的心理科学……这句话反过来说依旧成立，一切真正科学的见解都会被吸纳为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一部分。”

对当今的激进主义分子来说，维果茨基理论不但为统治阶级对人类心理本质的种种歪曲给出了解药，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阶级社会下的心理，并且探究通过改造社会来改造心理的可能方式。维果茨基写道，必须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因为“当万千人类从压迫中解放时，人性也会从限制其发展的种种阻碍之下解放”。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即每一个人类个体的充分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理解人类心理的社会-历史基础至关重要。

令人遗憾的是，维果茨基的批判至今仍然有效。许多重要心理学流派依旧充斥着对人性的保守见解，在这些视角下，资本主义显得就像是事物的天然秩序一般。其中，进化心理学这一生物决定论的最新形式尤其令人反感。进化心理学建立在对进化的一种伪科学的理解之上，它宣称人的心灵由一些固定特征和“处理模块”构成，而这些特质早在狩猎-采集社会阶段就进化完成，像化石一般留存在今天的人脑中。这种理论认为人类充斥了由生物特征决定的攻击、竞争、性别不平等以及自私自利的倾向，尽管强有力的证据显示早期觅食社会是合作而平等的。进化心理学对统治阶级相当有价值——它的推广也得到了主流媒体的加持，因为它把战争、种族主义和其他社会问题说成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生物机制决定了人类行为和潜能的观点有着肮脏的历史，美国优生运动和纳粹种族大屠杀都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

仍被广泛接受和应用的行为主义认为，人类心理发展在历史中呈现静态，它的机制类似于控制大鼠和鸽子行为的刺激-反应机制（尽管复杂度更高）。行为主义者们要么完全否认意识的存在，要么就认为意识现象是科学手段无法探究的。他们花了很大功夫用实验论证，通过有选择地施加强化或惩罚措施，人类的行为是可控的。这套理论已经被广泛应（滥）用于幼儿教育，至今仍受公司老板和绩效工资的狂热支持者追捧。虽然行为主义技术在塑造动物行为方面的有效性得到了证实，但是研究显示，当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被用于控制人的行为时，人们会失去探索和学习的内在动力，创造力受限，普遍感觉受到操纵，因而充满怨气。显而易见，一套基于外部控制的心理学是不会有益于人类解放的，行为主义在斯大林统治下——也就是维果茨基的作品被禁期间——成为官方认可的心理学模型很能说明问题。

即使像由瑞士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开创的建构主义这样相当开明的心理学理论，依然对心智的社会起源强调不足，而把重点放在了生物的成熟过程和个体对环境的探索对形成新的心智活动的作用上。然而维果茨基断言，心理发展是在社会中被共同构建的，人类所开发的丰富的心理工具只可能在文化中由他人（例如成人、老师或者见多识广的同龄人）教授给儿童。他认为，教育应该在儿童的最近发展区（ZPD）内逐步促进他们心智功能的成熟，而且应当在儿童参与的社会合作中完善这些功能。维果茨基把这些“如今正处于萌芽期但即将成熟的功能”比作“待放的蓓蕾”，而不是“发展的‘果实’”。

维果茨基的根本观点是，社会互动依赖人类创造的文化工具，而人的心智通过内化社会互动而动态地发展。发展进程不仅是历史的，也纵贯个体的一生。这一内涵丰富的洞见对如今那些期待一个更美好世界的人来说非常重要。维果茨基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心理学领域的运作，他的作品确认了人的意识起源于物质的、社会性的活动，我们可以通过改造世界改造我们的内心。维果茨基在一篇题为《人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章中写道：

从婴幼儿期开始，人的性格就是在她/他身处其中的社会关系体系的影响下生成的……一旦这整个社会关系体系发生根本性变化，人的整个意识和行为都将不可避免地随之改变。

社会关系的总体

维果茨基的目标是“在学习马克思的整个方法之后再来处理心智问题……换句话说，要书写【他】自己的《资本论》。”尽管马克思并不是个心理学家，但维果茨基却把马克思有关人性的基本看法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他写道：“重述马克思一个很著名的论断（他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六提纲），我们可以说，人类的心理本质表征的正是那些已经内化为个体的功能和结构形式的社会关系集合。”

这种观点暗示了人性是灵活、多面向的，是由社会关系塑造的，因此，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我们既可能贪婪也可能慷慨，既可能种族歧视也可能团结一致。维果茨基甚至把马克思的观点进一步激进化，认为是社会关系创造了我们心理过程的本质——织就了我们“最内在”的思维结构。对维果茨基来说，那些看似个人的心理现象其实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因为它们起源于社会互动，是由社会关系构造的，使用的是在社会中创造的文化工具，例如语言。维果茨基致力于探索社会世界中的“外在”过程是如何被“内化”到个体心理中去的。

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影响下，维果茨基决定在变化和变革过程中而非透过静止的“快照” 研究人类心理。他写道：“我们应该关注高等【心理】形式建立的过程而非发展的产物……因为只有在运动中对象才会如其所是地显现出来。”为了理解人的心理的历史生成，维果茨基分析了人类发展的三个层次：进化层次、社会-历史层次和个体层次。维果茨基通过这些分析发现，人的发展的本质是生物层面上固有的“低等心理功能” 转变为在社会中生成的更灵活、影响力也更大的 “高等心理过程”。

由于维果茨基的著作卷帙浩繁、包罗万象，本文将只呈现他理论的核心，并借此回答两个关注上述这些发展层次间的联系和转换的重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类心理和动物心理的区别是什么？”，它涉及进化层次和社会-历史层次之间的转换。第二个问题是“人类社会和个体心智之间有什么关联？”，它强调社会-历史和个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很容易猜到，维果茨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与其他心理学流派有着根本上的不同。那么，让我们首先追溯一下维果茨基的个人发展历程，看看他的理论是在什么背景下诞生的。

生于革命

维果茨基独特的立足于社会的心理学理论与他的政治观点和人生经历密切相关。维果茨基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长大，作为一个生活在“栅栏区” 的犹太人，他幼年很可能目睹了俄国对犹太人的屠杀。后来他又被禁止成为教师——他最渴望的职业。1914年，就读于莫斯科州立大学法学院的维果茨基同时被沙纳夫斯基大学——一所非官方的犹太公共大学——历史与哲学学部录取。这所开明大学招收具有不同国籍、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的学生，这里的教员多是因为反对沙皇统治而被其他大学开除的顶尖科学家，因此沙纳夫斯基大学授予的学位不被俄国政府认可。

1917年，即俄国革命爆发之年，维果茨基以法学学士身份毕业。然而他并没有进入法律行业，而是成为了一名教师——多亏革命政府刚刚废除了沙皇禁止犹太人获得教职的敕令。维果茨基为周遭正在发生的事件感到热血沸腾，开始广泛地阅读教育学和心理学著作，并在多所教师学院和工人学校教授各种科目，包括艺术和文学（他的学位论文题为《艺术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Art”））。完全自学心理学的他在工人学校地下室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并开始进行心理学实验。

1924年，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全苏精神神经病学大会”上，名不见经传的维果茨基在发言中用自己的研究成果震惊了本领域的权威老人们（据传人们事后发现他那一页纸的演讲提纲是空白的，也就是说他的演讲完全是即兴的）。演讲中，他反驳了机械的反射学，宣称人的意识研究理应占据心理学中心位置，但这种研究应当以客观、科学的方式进行。演讲结束后，维果茨基当场就被邀请加入莫斯科实验心理学研究所。

俄国革命开启了众多新的研究领域，为满腔热忱的青年研究者们提供了全新的机遇。维果茨基和他的同事亚历山大·鲁利亚以及阿列克谢·列昂提耶夫（Alexei Leontiev）组成了“维果茨基小组”（Vygotsky Circle），立志于发展一套全新的社会-历史心理学。后来激进电影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也加入了这个不断扩张的小组，维果茨基曾和他讨论可能以什么新方式把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用直观的图像表现出来。

俄国革命以极其显著的方式向维果茨基展示了心理的动态社会基础。俄国的战士、船员、农民和工人们接连扫荡了沙皇统治和资本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也变革了他们自己的意识。无论昼夜，街头总是有很多人在讨论、辩论着。那些不久前仍相信沙皇君权天授的人，现在却在讨论着他们自己将如何推动社会进步。在维果茨基看来，俄国正在向一个消除了社会矛盾和剥削的无阶级社会转变。他曾写道，为了克服剥削、变革人们的心智，必须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

维果茨基和他的同事们——其中不少是女性，比如娜塔莉·莫洛扎娃（Natalie Morozava）、约瑟芬娜·希弗（Josefina Shif）、罗扎·列维娜（Roza Levina）、利迪佳·博科维奇（Lidija Bozhovich）和里佳·斯拉维娜（Lija Slavina）——通力合作，为在后革命时代的苏联建立新社会而奋斗。就在维果茨基开始沿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路（而不是像其他一些心理学家那样仅仅引用马克思）重塑心理学时，他也投身于解决苏联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主要是极低的识字率以及为听力障碍、智力障碍或学习障碍的孩子提供的特殊公共服务几乎完全缺失的问题。维果茨基专门从事扶助苏联最弱势人口的工作，包括罹患智力障碍、视力或听力受损或从未受过正规教育的儿童。他还帮助过很多孤儿和内战中的难民儿童，这其中有很多人四肢不全或身负其他伤病。

即使在内战后的乱局中，维果茨基也努力改善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的实施条件。1924年，维果茨基成为苏联公共教育部新成立的特殊教育司负责人，同时开始筹办全苏第一个异常儿童心理实验室。他是实验室的第一任负责人，为机构的运营鞠躬尽瘁直到逝世。1925年，他因出色的组织工作被“教育与文化人民委员会”主席卢纳察尔斯基（Lunacharsky）任命为苏联代表，参加在英格兰举办的“世界聋哑人教育大会”。会上，维果茨基向他的西方同行们热烈争论道，身体“缺憾”最重要的方面是它们在儿童身上引发的社会后果，而一个更美好的新社会将能大大限制这些后果的影响。维果茨基说道，“残疾本身并不是悲剧，而只是悲剧的温床。” 后来，维果茨基的同事和继任者们在他理论的启发下，基于日常社会活动中的象征交流，开发出了突破性的天生聋哑儿童教学法。

维果茨基在对儿童的临床访谈、评估他们的需求和能力以及确定下一步的治疗和教育方案上的专业权威使他声名鹊起。他的同事皮奥特·加尔佩林（Piotr Galperin）曾谈到“全莫斯科的人都赶来听维果茨基的临床诊断”，因为会场爆满，很多学生常常得站在窗外听讲。维果茨基曾在莫斯科大学、苏联精神分析协会、克鲁普斯卡娅共产主义教育学院、儿童与青少年健康研究院、第二医学院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工业教育研究所等机构任教和开展研究。维果茨基似乎有着不竭的精力，他在以上所有机构都担任负责人并执掌教席。

尽管在多次肺结核发作中饱受痛苦、身体日渐虚弱，维果茨基仍写作了大量作品，还环游全苏讲学、培训教师和心理学家并且帮助建立新的研究实验室。维果茨基在帮助患有语言和思维神经障碍的儿童期间对医学和精神病学产生了兴趣，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开始进行这两方面的研究。除了理论作品（如《工具和符号》和《高等心理功能的发展的历史》），他还有不少应用型成果，例如《麻烦儿童的发展诊断和教育心理临床医疗》、《学龄期的教学问题和认知发展》以及《精神分裂症的思维》。融合理论和实践是维果茨基的特色，他曾写道：“实践提出任务，它是检验理论的最高裁判。”

显然，维果茨基的革命性理论最终让他和势力日涨的斯大林政权产生了龃龉，此时，斯大林已经对教育心理学产生了怀疑，而维果茨基和这一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后，随着斯大林对科学和社会的钳制加强，维果茨基写于1920年代后期、大量引用左翼反对派领袖列昂·托洛茨基的作品遭到审查。虽然很难重构出维果茨基对1930年代苏联确切的政治看法，而且他的很多手稿要么遗失、要么在二战中被毁，我们却有理由相信他对斯大林统治持相当批判的态度。卡尔·拉特纳叙述道：

他（维果茨基）批评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层对底层青年的积极性、认知和教育造成了破坏性影响，也抨击工作场合专制的领导方式严重损害了工作者的动力和创造性。这些社会关怀为他招来了当权者的敌视，使他的作品被禁。

然而令人惊叹的是，在三十八岁英年早逝前，维果茨基已经为一众领域做出了贡献，包括识字率问题、教育心理学、教育学和特殊教育、艺术和创造力的心理学、成年工人教育、跨文化心理学、神经心理学以及精神分裂症的思维障碍治疗。在处理心理学的关键议题如“感知”、“记忆”、“语言”、“思维”和“情绪”之余，维果茨基也不惧探究令很多心理学家感到窘迫的问题，例如传统上认为不能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的“想象”、“意志”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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