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之辈的爱与勇气 | 阿乙对谈邓安庆

2017年，邓安庆在工作了十余年之后，终于下定决心辞职，用一年时间给自己一个去看看世界的机会。从漫天白雪的北海道，到樱花缭乱的京都，从南太平洋上的拉罗汤加岛，到清晨的巴黎与日暮的佛罗伦萨，他背着自己的手提电脑辗转世界各地，陆陆续续写下12万字，构筑成8个灵动的故事。这些动人的文字，近日汇集成短篇集《天边一星子》。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些走远的人，一些消散的故事。在奔波的旅途中，邓安庆抛却忙碌疲累的都市生活，以疏离的视角回望故土之上的亲人、故乡的少年、城市里短暂交集的陌生人……这些人物都是平凡人，可以说是无名之辈，每个人都饱尝生活的苦，但也有自己的爱与勇气。

邓安庆在《天边一星子》的前言中说，这些人都是他内心天空中闪亮的星星。他如何打包收藏那些照亮心灵的回忆？又从中汲取到怎样的力量？作者邓安庆与著名作家阿乙共同做客SKP书店，分享创作与生活，以及在清亮的星光中体悟到的爱与勇气。

从左至右为主持人、邓安庆、阿乙

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过客，都是陪你走过一段的人

Q1 请问“天边一星子”这个书名的来历是什么，也请分享一下创作这些故事的缘由？

邓安庆：去年和前年，我一直在看张新颖写的《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特别喜欢书中沈从文的一句话。他在给爱人张兆和写的一封信中写道：天边一星子，极感动。这句话对我触动特别大，让我有一种很想写的冲动。

我去过一些地方旅游，也工作过不少地方，经历过很多很美妙的晚上。很多朋友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过客，都是陪你走过一段的人，后来他消失在你的生命之中。我想把这些人记录下来，所以有了这本书。

邓安庆是一个非常贴近生活的作者

Q2  请问阿乙老师，这本书里面您最喜欢哪个故事或者哪个片段，请分享一下您的阅读感受？

阿乙：每一篇我都很喜欢，因为我读到了乡愁。我是江西省瑞昌市人，他是湖北省武穴市人，其实是隔江相望的两个县，我们两地用的是同一种语言，他小说里面用到的大量方言也是我们瑞昌人看得很亲切的地方，所以勾起了我的乡愁。

安庆是一个非常贴近生活的作者，但他的方言并没有设置障碍，反而促进读者对人物情绪、对生活现场的理解，哪怕不是湖北人、江西人，也能感受到他的小说的好。

他的作品让我非常吃惊的地方是，他写的是邓垸、他的父母，但让人感觉不到作者的存在。他是一个谦卑的作者。这个谦卑背后是技术支撑的，就像一个隐身的裁判，其实花了很多功夫来不让观众注意到他。

采取最大公约数的方言写作方式

Q3  创作时方言是非常好的素材，但也要做一个平衡，两位老师在创作时怎么平衡方言的比例，来更好地表现小说的风味？

邓安庆：南方各地的方言都不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个劣势，但另外一方面也是优势，它可以成为你独有的工具。我会刻意收集家乡的很多方言，但我有一个考量，我不想写特别偏僻的词，再使用大量注释，我的办法是采取最大公约数的方言，我写武穴的方言，但江西人、湖北人、湖南人、四川人看了都觉得是自己家乡的方言。它体现出方言的韵味，大家又都读得懂。

阿乙：邓安庆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作者，这个概念非常好，叫最大公约数的方言运用 。我很赞同，这也是我摸索到的一个结果。我一开始用了非常激烈的方言写作方式，但摸索了七八年后，发现还是应该以普通话为主，要以一个让大家可以接受的方式去写。

我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是用我们的方言默读的，这个过程非常过瘾，觉得整个生活气息铺面而来，我相信这是作品隐藏的一个阅读快感。

邓安庆的写作是听取了每个人复杂一生中最大的细节

Q4  《分床》一文勾勒出一对传统的夫妻：一位辛勤付出的母亲，一位有点自私的父亲，他们相互抱怨，又相依为命。两位老师如何理解父辈的这种婚姻关系。在您看来，怎样的婚姻关系更加理想？

邓安庆：我觉得夫妻之间很重要的一点是体贴。我发现一个问题，在我父亲的观念里，女人的工作往往是可以忽略的。有时候看到知识分子的专著，里面都说感谢我的妻子在背后默默支持我，我每回看到这句话都挺生气的。我觉得我爸爸妈妈也有一点这种关系。

我为什么要写《分床》呢，因为我爸爸妈妈盖了新房，有多余的房间后，我妈妈立马搬到另外一个房间里住了。并不是他们没有感情了,而是她想有一个自己的房间，门一关，她可以暂时不用理会家里面其他的事情，一个人待一会儿。在农村，女性的精神需求往往是被忽略的，而这一点是我非常在意的一点。 

阿乙：我是一个70后，每次和80后、90后作者交流时都能获得很多新的东西。我跟安庆一起聊天发现，他是一个谦卑的作者。这本书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谦卑，谦卑的生活体验者，他善于倾听他生活时候中最细微的声音。

邓安庆的写作是听取了生活中每个人的意见，或者是每个人复杂一生里最大的细节。在他的作品里，人物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没有骄傲也没有卑微，没有标签。

当年铁葫芦招了一批年轻的编辑，定的标准是要招未来的文学大家，进行了一场很残酷的海选，邓安庆就是当时入选的人之一。后来安庆、沈书枝、孙一圣这些编辑都成为了作者，不能说是大师，也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作者。像邓安庆和沈书枝在写作上面已经非常接近李娟。

10元稿费改变一个少年的人生

Q5  《迷路火光》中塑造了一个热爱文学的叛逆少年张清宇，两位老师在学生时代是怎样的孩子，在青春期是否有类似张清宇这样受挫的经验，如果有的话这些挫折对您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邓安庆：这是文章中张清宇的经历，我本身没有经历过。我读初中时经常把自己幻想中的东西也写下来给语文老师看，他很鼓励我。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早上一爬起来把它写下来，老师说写得很好，就帮我拿去发表，那是1998年，我14岁。半年后我收到一张用稿通知单，有10块钱的稿费，那是我人生中挣的第一笔钱。当时我还是未成年，没有身份证，无法取稿费，老师带我去找了校长，校长知道后当场掏了十块钱给我，第二天早操时，他拿着这张稿费单跟大家说，我们学校出了一个才子。我原本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这件事突然让我觉得，原来我也有价值，我也有别人没有的东西。这给了我很大激励，我就想未来一定要当作。14岁的时候我就有这么一个愿望，今年我34岁，20年间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它证明我还有点生存价值。

阿乙：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的青春，所以我的小说里面也没有青春的内容，很少。我觉得我整个青春都很憋屈，像一座沉闷的火山。我应该属于比较乖，但内心活动很多。我在20岁以前根本没有谈过恋爱。没有谈恋爱不是什么好事情，因为内心总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喜欢的女孩子被别人挖走了，觉得自己很怯懦。连把情书送给对方的勇气都没有，只知道脸红，这种挫败感应该是困扰我终身。不过现在我脸皮已经很厚了，但是到了40岁脸皮厚毫无价值，40岁应该羞愧，要惭愧一些，而在年轻的时候应该脸皮厚一些。

一旦写到我的邓垸，就像鱼回到了水里

Q6 为什么你们都那么喜欢写乡村，乡村对您来说是什么样的存在？

邓安庆：我也写过城市，但是写的不是那么成功，我觉得写小说或者写其他东西一定要有一个游刃有余的状态，要写得从容。我一旦写到我的邓垸，就好像鱼回到了水里，不用刻苦地收集很多材料去搭建这个事件，脑子里面就有无数细节。 从《山中的糖果》到《跳蚤》，我都是写乡村，因为我熟悉他们。写的时候可以毫不着力，闭上眼睛那个人就很鲜活的在脑子里面，在这里面感到自由、感到放松。

阿乙：我们在写自己故乡的时候有一个捷径可走，我们可以闭着眼睛就写。我知道阿来老师，他到了哪个地方就会用照相机拍下那里的植物，就是想避免自己露怯，所以他的作品考据非常强。一个作家首先要把握好自己的地方，要写好你熟悉的文学根据地，你的根据地可能在你的学校，寝室，你的单位，或者你的故乡。在搞文学第一桶金的时候千万不要走得太远，像邓垸世界一样的，写你最熟悉的东西，这样才能发挥长处。

在中国有大量水平比你高的人存在的城市，就是北京

Q7 两位老师在北京生活多年，请问北京这个城市对您的意义是什么？

邓安庆：我和阿乙老师都是考学离开了我们生长的地方，离开乡村，到城市读书，然后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发现乡村已经回不去了。回到家里待两三天，可能跟爸爸妈妈其乐融融，时间长就不耐烦，想赶紧回城市，但是城市其实好像也没有彻底融入进去。对乡村和城市都有距离感，都没有彻底融入进去。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乡村和城市都是有感情的。

我对于北京也是这种感受，有一种柔软的距离的感觉。我很多喜欢北京，因为它很通透。在这里我不需要依赖已经形成的关系网，可以自由轻松地生活。北京有很多人，在老家你可能是一个奇葩，不断有长辈干涉你的空间、感情，但到北京你怎么都是正常的，这就是北京通透和包容的地方。   

阿乙：我在北京生活了14年，什么也没有写北京，但我仍然很感谢北京这个城市，因为只有在北京，我才能把故乡所有的细节激活。这14年，我的肉体已经吸收了很多北京的细节，但是我在这里根本写不出来，作家就像鸟一样，飞离这个地方，飞离这个空间，他才能俯视原来的地方。子曰无友不如己者，就是说要跟比自己水平高的人交朋友才能不停进步，在中国有大量水平比你高的人存在的城市，就是北京。北京不是唯一的，北上广都可以。我认为人要往大城市跑，是对的。

写作最难征服的就是自己的亲人

Q8  书中在《戏子老师》和《鬼城诗人》中刻画了两个人物，在追求自己所爱时都遇到不被周围人认可的境遇。两位老师在追求文学道路时，是否也遇到类似的挣扎？最后是什么东西支撑您一直写作？

邓安庆：我一路上没有经历过父母的不理解，他们对我特别的温柔。他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我平平安安的，好好活着，其他一切要求都没有。一路下来家人都很理解我，支持我，是我非常感动的。

阿乙：写作最难征服的就是自己的亲人。这不是他们的问题，我想是我的问题，我一开始认为写作和阅读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事情，没有之一。后来我想到自古以来到现在，写作和阅读其实是人们在劳动之余、生存之余的休憩，是对劳动生活的一个补充。如果我能作为劳动人民的一个消遣、一个精神生活的补充，就很满足了。但这不能强求。我家里人大概一半的亲戚亲属看我的作品，因为好奇；我现在越来越能理解，越来越感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