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歪果仁口述中国｜生了三个孩子，这位瑞士医生又收养了一女儿

鞠瑞欣／口述

2019-01-15 16:38

来源：澎湃新闻

【口述人简介】

鞠瑞欣（来自瑞士）

1969年出生于瑞士，苏黎世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妇产科医生。曾在瑞士工作七年，在南非工作两年，1997年与丈夫一起首次到访中国。2005年来到中国天津，在一家国际诊所工作，2007年至今在西宁的青海红十字医院从事临床工作。育有三个孩子，并在中国收养了一个女儿。

我在一个拥有许多葡萄园的美丽的瑞士村庄里长大。我家有四个孩子，我是老三。我父亲拥有一家葡萄酒公司并且还制造瑞士知名的起泡葡萄汁。我们家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89年，当时青岛市科学技术协会正在寻找我父亲专业领域的专家，他们请我的父亲去那里教授优质葡萄汁酿酒工艺。1990年夏天，父亲与母亲一起在青岛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并在不同的国有葡萄酒公司讲学。那时候，中国许多工作还依靠人工劳动。街上骑自行车的人很多穿着工作制服。我父母对中国人的热情款待印象深刻，他们甚至被邀请与青岛副市长郑先生共进晚餐。实在是太荣幸了！

1989年，鞠瑞欣的父亲（中）在青岛。

我父母去中国时，我刚开始上苏黎世大学医学院。我对其他国家的文化非常感兴趣，于是加入了一个为国际学生组织活动的学生团体。在大学的自助餐厅，我们有时会遇到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尽管他们在研究领域非常聪明厉害，但却败给了刀叉，也不习惯西方食物的奇怪味道。我们很容易就成了朋友，我也在阿尔卑斯山的年度滑雪营中教许多中国学生如何滑雪。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了很好的职业发展，有些人已经以教授的身份回到了中国。

1997年，我的丈夫乔纳森和我作为年轻医生首次来到中国，一方面是为了去北京、广州和桂林等地旅游，另一方面是为了拜访在中国读研究生的瑞士朋友。所以行程也把我们带到了天津和哈尔滨。我记得我们和我们的东道主在北京的街道上骑车、参观天坛。当我四面环绕着数十个骑手时，我恐慌到不知如何右转，最终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右转成功的。街上几乎没有私家车，大多是自行车和公共汽车，当然还有天津的黄色“面包”出租车。多年来我们一直关注着交通的变化：现在街道上都是私家车，但公共交通也很好，而且在很多城市都有地铁可以避开地面拥堵的交通。多年来，自行车在许多城市几乎消失了，但在过去的几年中，共享单车冒了出来，“绿色自行车道”已经回归了。

在瑞士完成专业领域的培训后，我到了妇产科工作，丈夫在普通外科和创伤科工作，我们在南非度过了两年。南非在很多方面和中国类似：城市发达，但许多乡村地区仍处于发展中状态。我们先是在南非农村地区的一家三级医院工作，在那里我们从经验丰富的顾问那里学到了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制作好药。就像在青海这里一样，我们的许多病人只有在病得很严重时才来到医院。即使在南非农村，我们也有机会与中国医生合作。在南非的第二年，我们在开普敦的一所大学医院工作，在那里我和我的丈夫分别接受了新生儿科和小儿外科手术的培训，以增加我们在原有培训领域之外的经验。在开普敦的最后一个月，我们的龙凤胎降生了！

在瑞士短暂停留后，我们于2005年2月搬到天津，那时双胞胎只有3个月大。我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避开二三十人围观我们的“洋娃娃”。

相比南非郁郁葱葱的大自然，天津是一个没有太多绿色或颜色的城市。然而，在为2008年奥运会做准备时，这个城市实施了一个“美容计划”：树木和花卉种植队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绿化城市，整个城市都得到了“整容”。新的现代建筑物和美丽的新住宅区是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建成的。每天骑自行车到语言学校的路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水滴足球场建设的进展，以确保“咱们的”体育场成功举办第一场国际足球比赛。

我们在天津学习了两年半中文。这是一段令人羞愧的经历，因为在一开始时，我感觉自己完全是文盲。我首先得学会中国小孩水平的中文，当时我在一家国际诊所的妇科门诊工作，每周一次都要用到中文。

我的丈夫也结识了当地的一些医生，其中一位是叶博士，他是天津骨科医院的高级顾问。他表达了自己对物理治疗教学的渴望。在传统的中国思维中，患者需要在手术后休息。然而，在外科手术后，最重要的是尽可能早地动员患者快速恢复功能，否则关节会迅速变硬并缩减活动范围。在叶博士的邀请下，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几位物理治疗师来到这里，举办了一个为期两周的物理治疗研讨会，邀请了天津各大医院的骨科和康复科医生。虽然有些人非常急切地想要学习新的理念，但也有一些人有别的看法，认为不需要学习。

我的丈夫也有机会在天津市肿瘤医院协助做肝脏手术。虽然他觉得自己以前曾在瑞士与优秀的肝脏专家合作过，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这位天津教授拥有大量的中国病例，因此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操作技能，并且他本身就出类拔萃，看他操作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精度高、操作时间短、出血量少。

在天津待了两年后，我们的第三个孩子提蒙出生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在中国，传统上女人生孩子后一个月内不可以外出。在此期间，也不能洗澡或洗头发，要保温、避风。因此，在剖宫产两天后，我渴望逃离这个环境，回家享受淋浴。尽管是在寒冷的冬天，我还是很快就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在产后一周拜访了朋友，两周后骑自行车去了语言学校。中国的邻居和朋友都摇头，但后来得出结论——西方人肯定有不同的体质。

2007年10月，我们认为我们的普通话水平已经适合在中文环境中工作了。曾在天津语言学校学习的朋友介绍我们到西宁的青海红十字医院工作。我感觉张建青院长非常开明，他组织了外国专家的教学访问，渴望与西方医生交流学习。他也同意聘请两名外国人，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医院里一直以来开展的业务。张院长立即为我们提供了就业、住房等方面的全力支持，医院对我们的行医许可和签证文书等事情也给予了大力帮助，并且给我们公平的工资待遇。

在2005年，我们第一次去青海红十字医院时，医院有大约400张病床。在2007年我们搬到西宁前不久，医院新增了一栋高层建筑，变成了有1200张病床的医院，并且拥有大量的现代化设备，其中一些工作人员仍在学习如何在日常工作中运用它们。随着这样的扩展，培训年轻医生以满足快速增长的患者数量的需求也很紧迫，所以这里似乎有足够多的工作要做。

尽管我们受到了非常友好的欢迎，但我们的同事仍需要时间来确定他们是否可以信任我们的建议和技能。我们非常感谢领导层所给予的支持：医院副院长高博士定期与我们会面，询问我们的观察结果以及需要做出的一些改进。之后，我们与领导层一起讨论我们的建议，如果大家认为我们的建议会带来改进，那么他们就会落实执行。

医学的发展与临床研究、研究成果的国际交流密切相关。在中国，这种交流在曾经的几十年间几乎完全被切断，当中国在四十年前再次开放时，他们不得不弥合缺失知识的巨大差距。语言障碍是额外的挑战，传统的学习方式鼓励年轻医生尊重和信任他们的老师做医疗决策（而不是搜索医学文献），不论他们的老师懂还是不懂。结果，刚来这里我们发现在同一个部门，一些事情完全按照最新标准完成，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一些看似完全过时的做法。这在最近几年中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医学会议召开，年轻医生被派往大城市甚至海外接受培训，国际标准书籍已被翻译成中文，互联网和微信每天都会提供学习模块。所以现在我发现自己有时会被年轻的同事纠正，他们会告诉我刚刚发布的最新指南，与我刚刚作为国际标准提出的指南略有不同。这种精神太棒了！

第一年里，我们的主要关注点很快集中到儿童护理上，尤其是对早产儿和需要手术的儿童的护理。这些领域的经验在青海仍然非常有限。对于新生儿的许多情况，如腹壁缺损伴肠突出、肛门闭锁、膈疝、畸形足等，青海没有医院能进行手术治疗，因此，除非家人准备带孩子到中国东部去，否则他们的孩子将无法接受治疗，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会死亡。许多早产儿也没有得到治疗，因为治疗费用昂贵，而且手术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太大。我们想为这些家庭带来一些改变。以下是过去几年的几个例子。

一天，一个农夫的妻子来到我的诊所。她肚子里的宝宝被诊断出臀部有大肿瘤，这是一种叫作畸胎瘤的良性肿瘤。她已经去过两家医院，医生建议她终止妊娠，那时孩子已6个月大了。“医生，你能帮助我的宝宝吗？”这是她提出的绝望的问题。我很高兴地告诉她我们可以。在怀孕期间需要进行超声波监测，以确保胎儿的心脏能够控制由于大约10厘米的大肿瘤引起的血流增加。宝宝坚持到了妊娠期满。

由于胎儿的大肿瘤，妈妈需要剖宫产。我记得同事问我：“医生，你确定你是对这名病人做了件好事吗，为一个有这些问题的孩子伤了她的子宫，让她为此手术，还要加上孩子的治疗费用？”我回答说：“这是患者要求我做的事情。知道在孩子手术后的几天内她能够带着一个没有其他问题的孩子回家，拯救这个孩子宝贵的生命，我觉得我做得对。”最初几天内，孩子的情况就有所好转了。我的助理目睹了孩子的整个治疗过程，她开始改变了原先的看法。这位母亲和我一直保持着联系，后来给我们看了她女儿在幼儿园跳舞的照片。最近她还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她常带着女儿去检查，女孩也总是想牵着我的手。

另一个令人难忘的案例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回族女人。她在怀孕32周（7个月多）时因胎膜早破而来到医院。在超声检查中，我们发现婴儿腹壁有缺陷，大部分肠突出，即所谓的“腹裂”。我们向孩子的父母解释说，婴儿需要接受手术治疗，但之后会过正常的生活。

我们的药物不能成功地抑制分娩，所以母亲第二天就分娩了。他们对他们的宝宝很好，出生后知道是个男孩更是好得不行。所有的手续都已办妥，孩子准备好接受手术了，但当婴儿的爷爷到达医院时，他不同意孩子的手术。他觉得父母过于情绪化，作为一个有丰富生活经历的一家之长，他觉得这个孩子很虚弱，不应该接受治疗。即使父母真的想帮助他们的孩子，他们也不敢违背爷爷的意愿，他们只好带着男婴回家。他们的家乡离西宁有三个小时的车程。在那里，爷爷的兄弟过来了，当他看着那个粉嫩的踢着腿的早产小男孩时，他说服了这个爷爷。他觉得这个孩子根本不脆弱，并鼓励家人带孩子回去做手术。

回家十二个小时后，全家人都回到了医院，外科医生随时待命，确保孩子快速接受手术，以防再有人改变主意。父母真的很感激他们的儿子可以活下去！

起初，都是由我的丈夫完成大部分的儿科手术，但很快他训练的医生就获得了经验，并且自信地做了越来越多的事情，这显然有利于老师的休息。

2013年，我的丈夫被青海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授予“外国专家荣誉证书”，以表彰他对青海的贡献。我们很乐意为中国付出努力，为中国人民服务。

在产科，我看到医生致力于提高医疗质量，这也令我备感欣慰。

我们每周举行两次继续教育，实施延长的产前诊断，甚至是宫内治疗。举个例子，如果胎儿是Rh阳性血型，其母亲有Rh抗体，这就会导致胎儿宫内溶血，在严重的情况下，婴儿会贫血，甚至会死亡。

在超声检查中，我们可以检测到胎儿贫血，为了挽救宝宝的生命，我们在超声引导下做脐带穿刺并给胎儿输血。第一个这样的孩子在母亲体内30周时血红蛋白为60g/L（正常＞130g/L），5周后（两次宫内输血后），我们的团队非常兴奋地看到，血红蛋白达到了100g/L。

张建青院长继续带领我院成长壮大，令我们印象深刻。在我们建立第二幢医院大楼的短时间内，我们取得了三甲医院的资格。接着，他要求所有员工接受国际患者护理标准JCI（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培训，该标准着重于保障患者的安全。经过全体员工几个月的努力，我们通过了认证。在第一幢高层建筑落成仅仅七年之后又增加了另一幢，这使我们的医院变成了一家拥有2000多张病床的医院。

在张院长退休后，山东的一位技术娴熟的心脏病专家甘立军博士被选为他的接班人，他曾在我院参与过东海岸（East Coast）博士团的专家交流项目。他希望医院开设一个心脏外科部门，特别关注儿童，因为青海省没有为两岁以下儿童提供心脏手术的医院。同事们不愿意迈出第一步，因为他们觉得压力太大，无法设立这样一个高风险的部门。最后，我丈夫的部门同意参与，我的丈夫和他的同事去做培训。

除了我们医院的发展，我们还可以看到城市的发展。当我们2005年第一次来到西宁时，市中心只有少数高层建筑，现在它是一座几乎只有高层建筑的城市。2008年，我们买了公寓。那时，北山还一览无余，而现在，我们只能看到高层建筑背后的山峰。我们刚来时非常贫瘠的山脉，经过植树队多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很绿了。

我们喜欢在中国旅行。我们经常驾驶我们的汽车做短途旅行，乘坐火车和飞机去长途旅行。将西宁连接到高铁网络是令人兴奋的一件事。除了快速前往兰州旅行之外，我们也非常享受2017年1月在新疆的滑雪假期，很高兴能够乘坐高速列车仅用九个多小时就从乌鲁木齐回到西宁。现在连到西安都只有四个多小时的火车车程。

青海的旅游业发展十分迅速。尽管我们很高兴当地居民能够获得这笔旅游业带来的收入，而且游客们可以享受青海的美丽自然，但我们还是有点难过，因为要和广大游客“分享”我们以前几乎私密的美丽景点。现在游客太多了。但幸运的是，青海有很多山脉，所以我们仍然可以在大自然中找到一个独自享受旅行时光的地方。

中国给我们的最大礼物是我们的第四个孩子Sina（鞠乐菡）。看到在西宁的一些美国朋友收养了当地的孩子，我们觉得我们公寓和心里都有足够的空间接待当地孤儿院的孩子进入我们的家庭。但是，由于瑞士没有与中国签订有关收养的协议，因此收养孩子似乎不可能。

我们尝试了许多渠道，希望作为中国的长期居民，获得特别许可领养孩子。两年前，当CCCWA（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同意我们收养孩子时，我们很高兴这扇门向我们开放。Sina在她七岁生日前不久来到我们家。作为一个婴儿被遗弃后，她在这次被收养之前曾在四个不同的家庭中生活过，所以她小小的心灵受过很多伤害。很高兴看到她心灵的伤痛慢慢愈合，以及她的快乐天性得到释放。我们享受她带给我们家的快乐。展翅飞翔吧，小鸟！对我们的三个孩子来说，中国也是家。他们在当地学校一直上到五年级，说一口像当地人一样流利的中文，对中国文化比我们做父母的还了解得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