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坦桑尼亚：在后殖民时代的希望与失望中奔跑

【编者按】

2024年是中国和坦桑尼亚建交60周年，两年前中坦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从以坦赞铁路为代表的基建合作，到《欢迎来到麦乐村》展现的人文交往，60年来，中坦关系一直走在中非合作前列，已成为中非关系和南南合作的典范。然而，大多数中国读者对于坦桑尼亚这个8000公里外的国度，或许只闻其名，未见其貌。

近期，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赴坦桑尼亚实地走访，从最大城市达累斯萨勒姆到东部的鲁菲季区，从农业重地莫罗戈罗到丁香遍地的桑给巴尔岛，与开摩的的青年、逛书店的公务员、政府官员、玉米种植户及往来两国间实地开展农业试验的中国学者充分交流，与读者共同品味这个立体而多元的坦桑尼亚。

在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勒姆的中心街区，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摩托车和三轮人力车来回穿梭，带起坑洼马路上一阵阵尘土。行人在路边，不断有人上前问“要去哪里”，并招呼上车。坐上一辆摩的，像是乘上一条鱼，在车河的缝隙里飞快游动。拐了几条巷子，喧嚣渐离，沿路看到一家书店临时停了下来。

达累斯萨拉姆街头。

嵌着四方玻璃的老式木门几乎掉光了白漆，透过玻璃一眼看到，墙上并排挂着坦桑尼亚首任和现任总统的表框照片。骑摩托的小伙子萨利博科指着书店招牌上“始于1966”字样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店有些年头了，外国人去得多，但他从来没进去过，没有看书的习惯。

书店里，除了柜台后的店员空无一人，靠门的展示书架被坦桑尼亚裔英国作家古尔纳的小说占据，每本书封上都印着“2021诺贝尔奖”的标识。正翻看着小说，有人推门进入，“古尔纳是坦桑尼亚出生的作家，很受欢迎。”这位穿衬衫的中年人自然地攀谈起来。

他实际上只读过古尔纳小说的一些片段，通过碎片信息了解大致内容，但对于书中展现的后殖民时代生存现状，他颇有感慨——“不停回望过去就容易止步不前，我们已经独立60多年，许多殖民国家都发展得很好，我们不应该把贫穷和落后归咎于历史原因，而应该重新审视现在所处的境地。”这似乎在回叩古尔纳2021年的获奖演说——“殖民史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腐败和暴政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殖民遗产的一部分”。

说着，他递来一张名片——他叫埃拉斯托·拉斐尔，在坦桑尼亚财政和规划部信息通信技术和统计部门工作，言谈间透露出对社会发展不足的强烈感受，渴望迎接一场变革。

门外的萨利博科依然坐在摩托上等待。他两年前从专科学院毕业便一直在街头开摩的，因为英语流利经常和外国顾客打交道，也因此比其他同行赚得略多一些。他透过玻璃一直往书店里看，希望能续上下一单生意。此刻，书店那扇老旧的木门如同知识和财富流动的分水岭，门外有成千上万萨利博科这样的青年。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年轻的国家之一，坦桑尼亚青年劳动力快速增长，工业化进程却难同频，这个东非国家奔跑在后殖民的失望与希望中。

坦桑尼亚农村的孩子们。

摩的险途

在空荡的书店转了一圈，埃拉斯托·拉斐尔选了几本有关法律、通信的书，他不确定自己能否完全看懂，但他认识到自己知识储备太少，因而经常光顾书店。“这里英文书居多，很多人只会斯瓦希里语，有阅读门槛。如果生活难以为继，就更别提读书了。”他说道。

萨利博科在门外等了约一个小时，看到终于从书店走出来的两人，便热情地询问要不要再去博物馆或者沙滩看看。被问到为何不去别处招揽乘客时，萨利博科腼腆一笑解释道，跑得多不等于收入高，外国人一般去的地方多而且出手慷慨，是重点客户。

达累斯萨拉姆街头等待载客的摩的。

除了在街头找寻散客之外，萨利博还在物流平台注册了骑手账户，手机随时接单跑腿送外卖。另外，他还和一家医疗机构签了半年期的临时合同，每周固定时间向实验室送一些采样样本和药物，可以说最大化利用了自己的交通工具。

即便如此，他算了算月收入，情况好的话50万先令（约合人民币1325元）。但是每月要付25万先令的房租，加上油费、修车费、伙食费等支出，一个月的结余不到十万先令。“攒够120万先令，就能找一份正经工作了。” 他信誓旦旦地说，明年就能达成目标。

萨利博科从学校毕业两年多，曾通过不同渠道找工作，荒废了半年时间，不得已才开始跑摩的。“你知道who you know network（人脉关系网）吗，这很重要。”这是他找工作过程中最深刻的体会，如果没有人推荐和介绍，找工作难于登天，大多数时候投递简历后连个面试机会都得不到。虽然他出生在达累斯萨勒姆，但父母只是开一个杂货店，经济和人脉都帮不上忙，要找工作只能花钱找“中介”。

据萨利博科对行情的了解，像他这样的学历要在私营企业获得一份正式工作，要给中介预付120万先令（约合人民币3150元），签约雇佣合同之后再交一半的月收入。他也曾尝试过求职网站，同样需要高额中介费，而且需要提交更多材料。

尽管坦桑尼亚近年经济显著增长，2023年GDP预计增长5.4%，服务业是主要推动力，工业领域仍然非常薄弱，新增就业岗位有限。坦桑尼亚研究与减贫研究所2019年报告显示，每年约有100万年轻人从各种教育机构毕业，而政府和私营企业每年创造的就业数量为25万个，平均每个毕业生需要5.5年才能找到工作。政府敦促年轻人不要依赖政府提供的服务来求职，而是寻求从事自营职业。

萨利博科响应了官方呼吁，做摩的司机是门槛最低的自营职业之一，买辆二手摩托，考一张驾驶执照就可以糊口，至于其他一些必要的检测和材料，他说只要向警察“打点”一下即可。根据坦桑尼亚政府统计数据，2014年坦桑尼亚新增摩托车注册量14.8万辆，目前估计全国共有160万摩托车骑手。

作为东非沿海的特大城市，其人口快速膨胀超过800万，推动出行需求不断增长，由于道路基础设施条件差、公交服务质量低下，摩的服务的需求量攀升。 萨利博科打着了摩托车，行驶在达累斯萨勒姆城区的一条主干道上，半边车道的路面被全部挖开，一路上泥浆和沙土飞溅，交通规则和信号灯对摩托而言形同虚设。

萨利博科驾驶摩的。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在过去十年中，非洲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增加了17%，专家指出摩托车数量的大幅增加是道路死亡人数增多的部分原因。坦桑尼亚首席医疗官艾菲洛·西克瓦勒2022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医院急诊科的交通事故伤者中超七成与摩的或三轮人力车有关，这给医疗保健系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即使不提道路安全、空气污染问题，单从就业而言，大量年轻人从事非发展性工作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公民报》评论所言，让坦桑尼亚加冕非洲摩的之王不是正确的方向，对于一个拥有大量青年人口的国家，摩的这样的工作对劳动力知识或技能的提升几乎没有贡献， 这个社会的人力资本面临缺乏关键技能的重大阻碍。

在非洲大陆，从政治家到社会经济分析师，无不感叹就业岗位短缺，问题在于人力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包括坦桑尼亚在内，采用的大学模式是殖民国家的复制品，具有基本相同的学科配置和治理结构。“从大学和各种院校出来的‘夹生’（half-baked）毕业生找不到合适工作，对国家经济贡献寥寥，工业化发展落后，继而难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 埃拉斯托·拉斐尔认为，必须推动坦桑尼亚的教育体系改革，让年轻人学习到切实的技能，才能改善就业率。

坦桑尼亚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推行高等教育政策自由化，包括1999年颁布的教育和培训政策、国家高等教育政策，这导致致力于培养中等技能劳动力的非大学高等教育机构的转型，它们放弃了三年制的高级文凭课程，转而提供 “专业学位”，学术项目和组织结构向大学靠拢。达累斯萨雷姆大学教育学院的一份报告认为，这种“学术漂移”使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平衡发展受到限制，影响了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

非洲大学协会前秘书长Goolam Mohamedbhai撰文指出，非洲无疑需要更多优秀的专业工程师，但同样需要受过实训且技能多样的技术人员，他们不仅要支持专业工程师，而且要为中小型工业提供服务，以便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生活质量，并更充分地利用当地资源。但是随着技校和职校的减少，人力资源出现短板。

浪潮边的平静

萨利博科在3年制的学院就读商业管理，获得了专业文凭。在他看来，学位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对律师、医生、老师这种专业性强的工作很重要。“对我来说是一张纸而已，多几张也找不到工作”。

他在为求职发愁时，邻国肯尼亚正爆发旷日持久的Z世代抗议，1997年至2012年出生的一代首当其冲地承受了该国经济问题带来的影响——更高的失业率、更低的收入水平和更少的投资，肯尼亚政府提高税收的企图触发了他们积蓄已久的不满。坦桑尼亚同样也存在失业率高企、收入水平低的问题。

坦桑尼亚反对党ACT-Wazalendo警告说，如果政府未能解决青年失业问题，就有爆发反政府抗议的风险。坦媒报道称，该国民众对抗议的态度是绝望又谨慎。8月3日，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向当地糖厂经营者发表讲话，试图平衡商业利益与百姓生计，被广泛视为预防Z世代抗议的言论。她说：“当没有食物时，Z世代就不会保持冷静，他们将走上街头。或者如果一公斤糖卖到9000先令，年轻人也不会平静。”

坦桑尼亚路边售卖的总统海报，戴红色头巾的为现任总统哈桑，另一位是该国首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

萨利博科说，抗议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政局动荡对谁都没好处。他的态度代表了一部分年轻人。

8月12日，坦桑尼亚反对派计划举行集会时，警方以有暴力行动计划为由，逮捕了主要反对党的领导人和数百名支持者，次日释放。总统哈桑作为坦桑历史上首位女总统，2021年上任时曾承诺，将回归“竞争性政治”，并于2023年解除了对反对派集会的六年禁令。分析人士认为，坦桑尼亚避免受到反政府抗议浪潮影响的唯一途径是建立机制，确保公共问责。

萨利博科对社会稳定表现得很笃定，坦桑尼亚的一位资深记者也对澎湃新闻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我们与其他东非国家不同之处在于，为和平而骄傲。”他认为，坦桑尼亚人具有很深的民族认同感，斯瓦希里文化及其语言是其源头和基础。然而不可否认，在坦桑尼亚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各种形式及维度的贫困是和平所面临的最大威胁，

茅屋之困

坦桑尼亚官方统计显示，按照每天1.9美元的国际极端贫困率计算，2011年至2018年间，该国的贫困率一直保持在49%。此后据非洲开发银行估计，有100万人因新冠疫情再度返贫。与城市人口相比，农村人口的贫困程度更高，摆脱贫困循环方面面临的障碍也更多。

在东部鲁菲季区的Ikwiriri镇，泥瓦房不多见，沙土路两边的人家大多住在金属薄板屋顶的单间平房，零星几只羊散养在外面，精瘦得像家犬。

哈迪雅·巴卡里一家的条件明显更差一些。她倚着墙坐在自家屋檐下，茅草屋顶被焦阳晒得发脆，风一吹就飞起一层草屑。背后的黄色泥墙干裂成一块一块的，墙面上的破洞露出里面的石块和细条树枝。从远处看，屋子往一边微微倾斜，两侧用两根粗木棍支撑着。屋里除了一张床，就只剩几个敞口的塑料水桶。

哈迪雅·巴卡里坐在屋檐下。

“最担心房子的状况，下雨时屋顶漏雨，可能随时会塌。”50岁的巴卡里对澎湃新闻说起生活中最大的担忧，那一刻贫困被具象化了。她和孩子们以及孙辈24口人住在一起，种地一年仅有20多万先令的微薄收入，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

今年4月，大雨持续冲刷，鲁菲季区附近的坦桑最大河流鲁菲吉河发洪水，超8万人受灾，超过 28000 公顷的农作物受损。雨季过后，鲁菲季河的大量淤泥沉积在两岸形成沼泽，体内有疟原虫的按蚊便在沼泽中滋生繁殖，巴卡里熬过了洪水泛滥的日子之后，她和女儿相继染上了疟疾。

这对巴卡里来说并不陌生，被按蚊叮咬之后，疟原虫进入人体会直接引发疟疾，每年家里都有人感染，她已经记不清得过多次，发烧、头痛、寒战、全身不适，严重的时候甚至有生命危险。中国在2021年已经消除了疟疾，但疟疾仍在非洲肆虐，该地区11个国家的疟疾负担约占全球的70%，其中也包括坦桑尼亚。1990年代以来，坦桑尼亚采取了不同的干预措施，也尝试借助其他国家的经验，减少这种疾病所带来的负担。2018年12月，在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和坦桑尼亚依法卡拉卫生研究所主导实施了“中-坦疟疾防控合作示范项目”，在借鉴中国消除疟疾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本土化的疟疾控制策略。尽管新冠疫情期间部分干预措施的实施受到影响，所有干预地区的人群疟疾患病率均呈现下降趋势。此外，在外部援助的支持下，坦桑尼亚疟疾非重症病例的检测和治疗是免费的，但巴卡里和女儿都没有去镇上的健康中心治病，而是自己在药店买了些药。

根据鲁菲季地区卫生信息系统协调员萨吉德·伊斯梅尔的介绍，在该地区，一个家庭的平均月收入为10万先令，医保费用为1年3万先令，却只有15%的居民有医保。5岁以下儿童、孕妇和60岁以上老人看病完全免费，但如果医保不普及，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风险依旧很高。

巴卡里一家都没有医疗保险，去公立医疗机构看病需交5000先令的挂号费，舍不得掏这笔钱。然而一家人反复患病，不断买药的费用也不是小数目，疾病使这个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哈迪雅·巴卡里一家老小。

依法卡拉卫生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普罗斯珀-查基（Prosper Chaki）指出，医改覆盖率低的原因当中存在意愿问题，不完全是负担不起，大多数人认为一次交30000先令保费太多，更倾向于自己花钱去买药。在坦桑尼亚，人们尚未形成购买医疗保险的意识，也没有为健康投资的概念，如果进行广泛的教育，他们将会意识到医保的重要性。

现代医保意识是一方面，而历史的阴霾或许是硬币的另一面。1961年坦桑尼亚独立之前，曾是德国殖民地，后来成为英国保护地。在这72年期间，西方医疗服务针对的是为殖民政府工作的外国人。独立后坦桑政府扩大了医疗服务，但是面临诸多挑战，一些分析认为鸿沟主要在于疾病负担的数据积累少，医疗卫生人力不足，在医疗卫生领域投入的预算十分有限。

根据坦桑尼亚卫生部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只有约15%的国民拥有某种形式的健康保险。去年底，坦桑尼亚颁布了《全民健康保险法》，要求所有居民必须至少拥有最低限度的健康保险，由国家健康保险基金或其他经批准的供应商提供。然而，《非洲报告》（The Africa Report）今年 5月报道，坦桑尼亚国家健康保险基金因债务、管理不善和腐败等沉重负担而陷入困境，目前已威胁到公共健康保险计划的安危。

包括抗疟项目在内的许多医疗卫生项目都面临缺乏资金的挑战。过去几十年，包括中国、瑞士、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在坦桑尼亚实施抗疟合作和援助，但是项目一旦停止，当地又面临病例反弹的风险。

正如巴卡里一家住在漏雨又漏风的茅屋，极易遭受疟疾等传染性疾病之苦，继而加重贫困，进入循环往复的恶性循环。当问及“是否应该把减贫的努力置于消除疟疾之上”时，萨吉德·伊斯梅尔坦言，人们通常会去应对结果，而非源头。比如应对疟疾时致力于分发蚊帐，而非阻断滋生蚊虫的水源问题，但后者需要地方政府去改善，比如道路建设时设置适当的排水系统，解决蚊子繁殖问题，从而降低感染的风险，但实际上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鲁菲季区Ikwiriri镇的一条正在修建的马路。

道路排水和水利设施建设都将有助于改善鲁菲季地区的卫生环境，促进当地发展，但是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考虑到建设成本和效率，基础设施的完善过程是艰难的。例如在鲁菲季河上仍在建设的新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大坝，自1960年代开始考虑建设这座大坝直到今天尚未竣工，而且其主要目的是水利发电而非防洪。

今年一场严重的洪水让鲁菲季地区受到重创，这个以农业为支柱的地方面临颗粒无收的局面。据坦桑尼亚媒体报道，政府承诺将为此类灾害做好准备，总统办公室国务部长穆罕默德·姆成格瓦在灾后到访，捐赠4000万先令以支持农民购买下一季的农作物种子。

巴卡里家以种水稻为主要收入来源，一场洪水足以摧毁一个家庭全年的生计。在坦桑尼亚，如此极端贫困的家庭并不是广泛存在，但是多数小农户的确过着“靠天吃饭”的生活，抵御自然灾害能力非常差，而小农户是坦桑尼亚经济支柱产业的主导力量。

土地上的鸿沟

从达累斯萨勒姆一路向西进入莫罗戈罗省，沿途的剑麻一望无际，这种形态张扬的常绿作物提供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天然硬纤维，可用来制作缆绳、汽车内衬、地毯等，19世纪它由德国殖民者将剑麻带入坦桑尼亚，同时引入的还有咖啡、棉花等经济作物。随着种植园的迅速铺开，坦桑尼亚建立起经济作物种植体系，为欧洲工业和消费提供原材料，赚取了大量外汇，迅速取代了以高粱、木薯、鹰嘴豆等殖民前的传统作物，本土农业系统的自然演化被打断。

去往莫罗戈罗省沿途的剑麻。

来自德国、英国的殖民统治促进了农业技术在坦桑尼亚的应用，但事实上直到现在，无论在大陆的莫罗戈罗省还是桑给巴尔的温古贾岛，灌溉设施十分稀缺，大型商业农业模式很难在小农户的家庭生产中得以应用，而小农贡献了坦桑尼亚农业总产值的 75% 以上。

在莫罗戈罗省的瓦辛巴村，小农户种少量水稻、玉米等主粮作物，基本自给自足，还有一些种香蕉、椰子、腰果、芝麻等经济作物，规模也很小。当地没有整齐的沟渠和灌溉，村民也很难负担买化肥和农药的费用。莫罗戈罗地区助力行政秘书罗萨莉亚·鲁韦加西拉指出，小农户的劳动力有限且缺乏机械化，而且他们没有正规渠道销售水果和经济作物，只能自己去市场直接售卖，或者通过商品交易所等机构拍卖。随着每一年收成以及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小农户的收入也是弹性的，这些都限制了他们大规模生产。

瓦辛巴村附近的农田。

伊德里萨·塞勒姆家有几亩地，种了水稻和香蕉，但他作为青壮劳力很少为家里务农，更多时候是去各个农场和种植园做收割工，非丰收季就在商店打工。“种地产量低，给农场做短期雇工收入更多，一切能赚钱的活儿都做，但都不长久。”他说，农村地区没有年轻人只固定做一份工作，多少会干些农活来满足自家需求。

坦桑尼亚政府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农业占该国 GDP 30%，但从事农业的人口正在逐步下降。虽然农业产出的实际价值显著增长，主要反映了耕地的显著扩张而非土地生产力的提高，莫罗戈罗是坦桑尼亚重要的农业中心，但是也面临缺乏现代技术和农业设备的困境，中国农业大学自 2011 年起开始与该省合作，开展以玉米增产、增收为核心的“小技术、大丰收”项目，并从2021年发起“小豆子、大营养”项目，促进当地的大豆生产与加工。

“一开始他们很难接受，突破了传统知识体系。他们原先没有整齐播种，也不会定期除草。而我们的示范做法是固定行距和株距，并且定期除草。”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学院副院长唐丽霞说，希望当地能接受中国的“精耕细作”，更好地使用土地。但是他们很难全盘接受，因为土地资源并不紧缺，而劳动力有限。

中国农业大学的“小技术大丰收、小豆子大营养”项目

瓦辛巴村的农户反馈，他们愿意学习先进农业技术来帮助增产，但是实践起来需要购买农业装备和肥料，并要投入更多劳动力，很难持续负担后续支出。当澎湃新闻把这个问题抛向莫罗戈罗地区行政秘书穆萨·阿里·穆萨，他回应：“钱不是问题。”

穆萨·阿里·穆萨解释，地区政府推行了很多项目支持农民，比如为年轻人、妇女和残疾人提供0利率的贷款，以帮助他们促进农业生产。但关键问题是他们拿到钱之后怎么花。 “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最难改变的是文化和习惯，但是我相信可以做到。”

政府希望农民更有效地利用农业资金，而政府的农业预算分配同样存在利用效率问题。非洲联盟（CAADP）曾呼吁联盟成员国将国家年度预算的10%用于农业，多国签署了《马普托宣言》，承诺把国家预算用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比例至少提高到10%，但其在整个非洲大陆的落实情况并不一致。

英国学者撰写的《非洲乡村的繁荣？通过坦桑尼亚的纵向研究洞察财富、资产和贫困》一书中指出，坦桑尼亚也签署上述宣言，但调查显示分配给农业部的资金往往只够支付工资和行政费用，在地区一级，农业人员可用于基层工作的资金很少。

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小农户对“现代”农业方法反应迟缓。尽管集约化被很多人视为非洲农业前进的道路，但是在坦桑尼亚，小农户采用农业集约化方式的比例仍然很低，这反映了农民对改变种植模式以及依赖市场等变化仍然忧心忡忡。

坦桑尼亚历任政府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农业规划。2011年，基奎特政府制定了农业和粮食安全投资10年计划，规划了实现农业GDP 年增长率 6%目标所需的投资。2018 年，马古富力政府启动了农业部门发展计划，规划了到 2028 年的农业发展道路。2024年，哈桑政府提出 2050 年农业转型总体规划，旨在领导未来25年发展。

“我们拥有很多愿景和计划，每换一任总统就会出现一个新的路线，但是很少人去关心前一个规划实现了多少，现阶段更需要什么。” 坦桑尼亚财政和规划部信息通信技术和统计主管埃拉斯托·拉斐尔说，政策连续性是一个重要问题，否则一直摆脱不了落后的状态。

莫罗戈罗省的一家小店，孩子们在门口玩耍。

“雨水从何时开始抽打我们？拉斐尔说，人们常常会用这句话来哀叹国家的破碎，这是西非 “伊博族”的一句谚语，意指一个人如果不知道雨水从哪里来袭，就无法知道他在哪里拭干自己。非洲社会文化和政治话语中常常假设，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到 1885 年柏林会议（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欧洲列强决定了非洲的领土划分）， 欧洲的“发现”让“雨水”开始袭击非洲。

“我们应该思考的或许不是雨水，而是找到一把伞。” 拉斐尔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