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中摩洛哥的朝野互动：摩以关系正常化进程将走向何方？

摩洛哥在2020年12月签署了由美国斡旋的《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同时，美国和以色列承认西撒哈拉主权归属摩洛哥，以此作为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条件。[1]此举可以说是摩洛哥重大的外交胜利，摩洛哥是美国指定的“非北约主要盟友”之一，摩洛哥与以色列一直在军事、情报等领域进行着秘密或公开的合作，可以说，美以两国都是摩洛哥在安全领域的重要合作对象，而通过《亚伯拉罕协议》摩洛哥进一步增强了与美以的安全合作。而且，出于美国和以色列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美以对西撒哈拉主权归属的外交承认，也引发了许多其他西方国家与一些亲西方国家的跟随。

图一，2024年7月7日，摩洛哥民众在丹吉尔在声援加沙人民的游行中挥舞巴勒斯坦国旗

与此同时，也存在着批评摩以关系正常化的声音，例如赛义德·哈吉（Said Elhaj）表示，摩洛哥此举是对巴勒斯坦事业的背叛，在巴勒斯坦问题解决之前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违反了阿拉伯世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共识，也伤害了阿拉伯民族的共同情感。哈吉认为摩洛哥只是表面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实际上这种利益也只是摩洛哥不切实际的幻想，并指出摩洛哥人民及其鲜活的力量，以及国家精英阶层的反对能够逆转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进程。 [2]

而在阿拉伯世界中像哈吉这样的批评者不在少数，但在摩洛哥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后，摩洛哥民众对以色列的好感快速上升。阿拉伯晴雨表（Arab Barometer）的调查表明，在2022年摩洛哥有31%的人支持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支持度在阿拉伯国家中的位居第二，第一名是占到39%的苏丹。而在阿拉伯晴雨表2020年的报告中，摩洛哥支持《亚伯拉罕协议》的比例仅为9%，在更早之前的2018年，摩洛哥支持与以色列建立更紧密关系的比例也只有13%。[3] 可以说，尽管没有占到绝对多数，但表明了民众对以色列态度的改善是十分显著的。

图二，数据来源：2022年《阿拉伯晴雨表》关于是否支持阿以关系正常化的民调

但是，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对摩以关系造成了巨大冲击。根据《阿拉伯晴雨表》2024年关于摩洛哥的报告，在冲突爆发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摩洛哥民众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支持率从2022年的31%急剧下降至2024年的13%，并呈现持续走低的趋势。[4]

图三，数据来源：2024年《阿拉伯晴雨表》关于是否支持摩以关系正常化的民调

尽管在巴以冲突爆发后，公众的反对声浪不断增强，但这似乎并未影响摩洛哥政府的相关决策。掌握摩洛哥外交决策的精英们并未如一些观察者所预期的那样逆转正常化进程，反而在实际操作中继续加强与以色列的合作。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尽管摩洛哥被认为是阿拉伯国家中民主化程度较高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但其精英政治的色彩依旧浓厚。在摩洛哥的政治体系中，国王及其核心团队在国家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由少数精英主导的政治结构使得他们能够在面对国际关系和战略合作时采取较为独立的立场，不必完全受到国内民意的左右。[5]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完全忽视民众的声音。在民意汹涌的关键时刻，政府需要与公众进行互动，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合法性。例如，在“阿拉伯之春”期间，摩洛哥政府通过出台新宪法等措施，扩大了公众政治参与的权利，有效的安抚了民众情绪，使得政权成功地度过了危机，同时国王的核心地位和精英政治的本质并未改变，国王仍牢牢把握着最高的权威。与民众的积极参与不同，“阿拉伯之春”中，绝大多数政党和政府人员保持沉默的态度，也反映了摩洛哥朝野之间存在着政治立场的二元分野的现象。[6]而在巴以冲突的背景下，朝野之间在诉求、立场上的分歧再度加剧，又会在摩以关系正常化进程中产生怎样的互动，双方行为的深层动因是什么，会对正常化进程以及摩以关系造成怎样的影响？

巴以冲突下摩洛哥的朝野互动

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起的“阿克萨洪水”（Al-Aqsa Flood）行动，对以色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突然袭击，拉开了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序幕。作为回应，以色列对加沙地区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冲突迅速升级，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BBC、纽约时报、半岛电视台等媒体称这次冲突迅速升级为一场全面战争，并将其称之为“加沙战争”。联合国公布了2024年7月17日联合国人道协调厅有关加沙局势的最新数据，从冲突爆发至今，加沙已有3.8万人丧生，190万人流离失所，60%以上的房屋和水卫基础设施被毁，预计215万人面临粮食危机。[7]而加沙的总人口，估计在2百多万至3百万之间，可以说这是一场重大且持续至今的人道主义危机。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声援巴勒斯坦人民、谴责以色列行径的运动此起彼伏，声浪也愈发高涨，作为阿拉伯国家的摩洛哥，也自然不会例外。

受巴以冲突影响，摩洛哥的街头经常发生抗议活动，数千人上街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的持续行动，其中包括对摩洛哥政府与以色列打交道感到不满的抗议者。在首都拉巴特，数千人举着巴勒斯坦旗帜和标语牌游行，呼吁“抵抗直到胜利”、“解放巴勒斯坦”和“停止摩以关系正常化”等。除了抗议之外，商业活动也受到了影响，有人呼吁抵制活跃在摩洛哥市场并在以色列开展业务的法国和美国公司，其中包括家乐福、麦当劳和星巴克等，这些呼吁并未引起太多公众行动，但引起了这些商家的部分担忧。[8]摩洛哥皇家航空于2023年10月19日取消了摩洛哥和以色列之间的直飞航班，大约在同一时间，以色列驻拉巴特联络处宣布撤离，马拉喀什等旅游中心为以色列游客提供服务的商店和餐馆也关闭了。[9] 近期，随着巴以冲突的不断加剧，摩洛哥民众反对关系正常化的呼声也愈发高涨。2024年6月6日，一艘以色列军舰在丹吉尔的港口停靠补给，引发了摩洛哥各地的抗议活动。2024年7月，摩洛哥28名青年与沙拉卡（Sharaka）一同访问以色列，沙拉卡是自2020年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以来的一个致力于促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民间外交的组织。访问没有引起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太多的关注，但却在摩洛哥激起了民众的愤怒情绪。

对于上述的那些抗议和暂缓商业活动的行为，摩洛哥政府是比较克制的，政府很少对此发表意见。而从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在巴以冲突中的发言中，也可以看出摩洛哥官方的立场。一方面国王谴责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侵略，以圣城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要求立即、持久和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进攻，还呼吁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巴勒斯坦领土。另一方面国王也一直强调摩洛哥与犹太人的历史渊源，在以色列的犹太人中，约有100万摩洛哥裔犹太人，试图通过摩洛哥人和犹太人共同的历史和身份来缓解国内民众对以色列抵触情绪。这表明官方没有改变支持推动摩以关系正常化的政策，并尽量在避免社会矛盾激化的前提下，维护与以色列的关系。

尽管摩洛哥官方允许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公众抗议存在，但也很少容忍那些公开批评政府对以色列政策的言论或行为，有不少人因为批评政府政策而被捕，例如摩洛哥人权空间（Moroccan Space for Human Rights）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摩洛哥穆罕默迪耶的阿卜杜勒·拉赫曼·赞卡德(Abdul Rahman Zankad)在2024年3月份被捕，理由是赞卡德曾在Facebook上同时发布有关巴以冲突和批评摩以关系正常化的内容，最终他被法院以侮辱宪法机构和煽动罪判处5年的监禁和5万摩洛哥迪拉姆的罚款。[10]

除了民众之外，新闻媒体和政治反对派这些话语权较强的团体也密切地关注巴以冲突，摩洛哥国内的媒体《摩洛哥世界新闻报》（Morocco World News）在首页开设关于加沙局势的专栏，不间断地批评以色列和声援巴勒斯坦。在伊斯兰主义者和左翼团体中也出现了反对关系正常化的声音，最突出的例子是摩洛哥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与发展党（PJD）谴责了摩洛哥外交大臣纳赛尔·布里塔（Nasser Bourita），称其公开捍卫以色列，并表示 “以色列对我们的巴勒斯坦兄弟进行了犯罪侵略”。对于直指摩以关系和摩洛哥政府的批评，政府进行了反击，指责正义与发展党在摩以关系上的发言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过激行为，声明摩洛哥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是不变的，并强调摩洛哥的外交关系是由国王直接掌控的，言外之意是摩洛哥的外交决策是不容挑战的，以及对反对派的一次严厉警告。[11]

从2024年5月至今，抗议从街头蔓延至学术界，在穆罕默德六世理工大学这所以现任国王命名的学校，爆发了一场学生抗议，要求停止与以色列大学的合作。学生们称，以色列一些的大学，例如本·古里安大学的内部安全研究所，与以色列军队或安全部门有着军事合作。类似的抗议也发生在哈桑二世农业与兽医科学研究所以及阿卜杜勒马利克·艾萨阿迪大学等。而各大学领导层的态度与摩洛哥官方高度一致，面对穆罕默德六世理工大学愈演愈烈的学生抗议，原定于7月12日的毕业典礼在活动的前一天被取消。在穆罕默德五世大学，因为学生们计划佩支持亲巴勒斯坦的标志，毕业典礼也被取消了。7月13日，哈桑二世大学高等技术学院院长拒绝向一名学生授予荣誉，只因为她戴着支持巴勒斯坦标志的头巾。[12]

可以说，目前摩以之间在公开的外交关系、官方访问和旅游业方面，都受到了重大影响。但在摩以关系的关键方面，如关系正常化、技术合作与安全合作方面，非但没有受到巴以冲突的影响，反而仍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看出，一是，在以色列撤离驻摩洛哥联络处的情况下，摩洛哥并未撤离驻以色列的联络处。这表明在官方层面上，摩以关系正常化没有扭转的迹象。二是，2024年5月，以色列蓝鸟航空系统公司（BlueBird Aero Systems）的创始人兼总裁罗南·纳迪尔（Ronen Nadir）宣布，摩洛哥将很快将成为继南非、埃及和尼日利亚之后，能够制造军用无人机的非洲国家。纳迪尔表示，已在摩洛哥建立了一家无人驾驶飞机生产厂，并将在不久的将来开始运营，蓝鸟航空系统公司有以色列官方背景，其部分属于以色列国有的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IAI）。[13]同时，摩以在加沙冲突之前所签订的，关于购买以色列间谍卫星、情报合作、军事武器等相关协议也没有受冲突影响，这充分表明摩洛哥与以色列的安全合作仍在进行。

总的来说，巴以冲突并未改变摩洛哥政府的一贯立场，即是在支持两国方案、呼吁停火的同时，继续推进摩以关系正常化进程，不会中止与以色列的合作特别是在安全领域上的合作。在此立场之上，面对民众的愤怒情绪和政治诉求，摩洛哥政府的应对方案是，允许民众针对以色列在巴以冲突的行径进行谴责或抗议游行，但是对停止关系正常化及停止合作的诉求则采取了压制手段。政府在处理摩以关系时体现出了一种平衡的策略，一方面，继续推进与以色列的合作，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通过适当的回应和安抚公众情绪，维持国内的稳定与和谐。

朝野立场分歧的根源：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观念差异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概念，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可以作为理解社会问题的框架，帮助分析不同类型的社会行动和其背后的动机。根据韦伯的定义，价值理性指的是行为和决策基于个人或群体坚持的某种内在价值或信念，这种理性强调目的本身的价值，而不是手段的效用。工具理性也称为目的理性或手段理性，指的是行为和决策基于对手段和结果的计算和评估，以实现特定的外在目标。[14]

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价值理性指的是行为体在决策和行动中注重行为本身所代表的价值的合理性。这种理性关注的是行为是否能够实现国际社会的正义、公平和有序等价值，而不是着眼于行为带来的利害关系。工具理性则指行为体通过计算和权衡功利的方式，利用各种事物、观念和手段来获得某种价值。这种理性更强调行为的合目的性，即行为是否能够有效实现预定目标，而不是追求公正、责任、和平等价值意义。换言之，价值理性关注的是行为的内在价值和道德意义，而工具理性则关注行为的外在效果和实际利益。在巴以冲突中摩洛哥充满着冲突的朝野互动，正是持有价值理性的民众与坚持工具理性的官方在情感、理念、行为上的差异甚至对立的结果。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民众追求朴素的正义，其行为体现了更多的非功利性和道德性。摩洛哥和巴勒斯坦同都以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为主体，摩洛哥民众天然认为其与巴勒斯坦人为民族与宗教共同体，普遍对巴勒斯坦人民怀有深厚的宗教情感和同情心，认为支持巴勒斯坦是对伊斯兰教义和穆斯林兄弟情谊的坚持。对于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民众将其视为对阿拉伯世界的入侵，通过行动表达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和对正义、公平的追求，并要求减少和中断与以色列的联系，哪怕会因此损害摩洛哥的自身利益。这体现的正是价值理性的逻辑，摩洛哥民众认为“解放巴勒斯坦”本身就是价值所在，是具有绝对价值的。

而对于奉行现实主义的摩洛哥政府而言，如何在巴以冲突中维护其权力与利益不受损害才是根本。政府在与民众的互动中，处处体现着工具理性的原则，即通过对外部环境与自身处境的谨慎判断做出行动，关注结果的意义。政府在处理与以色列的关系时，同样体现了工具理性的特点，注重实际效用和利益，通过务实的外交和合作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为此，摩洛哥政府在维持与以色列合作下的前提下，根据国际与国内的环境与舆论变化，谨慎的推进于以色列的关系，并尽量在摩以关系和民众情感中保持平衡。

总的来说，巴以冲突中摩洛哥的朝野互动，反映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观念差异。政府在处理与以色列的关系时，更多体现了工具理性，注重实际利益和效果，而民众则更多体现了价值理性，强调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和对正义、公平的追求。可以说，这种观念的差异是造成“朝野冲突”的根源所在。它不仅影响了摩洛哥的外交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摩洛哥国内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动态。

朝野的另一个争论：摩以关系正常化是否有利于摩洛哥的国家利益？

在摩以关系正常化的争论之外，摩洛哥朝野之间还有一个争论，即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是否有利于摩洛哥的国家利益。在摩洛哥官方的口径下，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对国家利益有多方面的好处。一是，维持和增强与犹太人的关系纽带。摩洛哥与犹太人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并将其作为与以色列建立关系的文化基础。摩洛哥历史上一直是犹太人重要的聚居地，摩洛哥的犹太人社区在文化和经济上都对摩洛哥做出了贡献。通过与改进摩以关系，可以加强这种关系纽带，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二是，带来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以色列在科技、农业、水资源管理等领域拥有先进的技术，摩洛哥可以从以色列的经验中学习，促进自身经济发展。同时，以色列在安全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摩洛哥可以从以色列获得安全方面的支持，提升自身应对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能力，例如在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围绕西撒哈拉的地缘政治对抗中，以色列提供了无人机、防空系统等军事支持。三是，获得以色列对西撒哈拉问题的支持，以色列在美国政界拥有强大的游说力量，可以通过改善摩以关系间接获得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使西撒哈拉和平进程向着有利于摩洛哥的方向发展。

而反对摩以关系正常化的民众则普遍认为，官方对摩洛哥与犹太人关系纽带的解读，是为了淡化摩洛哥与巴勒斯坦人民之间的联系，掩盖摩洛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此外，民众怀疑经济、安全利益的真实性，认为摩洛哥官方夸大了与以色列建立关系带来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表示摩洛哥可以从其他国家获得类似的经济利益与安全保障。在西撒哈拉问题上，民众表示以色列对西撒哈拉问题的支持是极其有限的，无论以色列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的立场如何转变，都不会对摩洛哥在西撒哈拉的利益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不但如此，反对者认为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还存在许多潜在弊端。首先，摩以关系正常化在摩洛哥国内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反对，尤其是基于宗教和道德立场的批评，这会影响到摩洛哥社会的团结。其次，这种合作可能损害摩洛哥与其他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关系，恶化摩洛哥的外交环境，例如，阿尔及利亚与伊朗经常批评摩以关系正常化，指责这是摩洛哥背叛巴勒斯坦事业的象征。此外，摩以关系正常化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加剧摩洛哥的安全风险，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可能会将摩洛哥视为袭击对象。[15]

图四，摩洛哥民众在首都拉巴特抗议杀害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的行为

无论朝野如何争论，无论摩以关系正常化是否有利于摩洛哥的国家利益，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新一轮巴以冲突在打断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和解潮的同时，也给摩以关系正常化进程蒙上了一层阴影。在冲突初期，许多学者和观察人士认为阿以和解的潮流不会逆转，但随着“加沙战争”中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深和以色列军事行动的逐步升级，反以声浪蔓延全球各地，给阿以关系带来了不确定的未来。

摩洛哥作为阿拉伯国家，摩以关系是阿以关系中的重要一环。与以色列对摩以关系正常化的普遍支持不同，摩洛哥朝野在关系正常化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不过在摩洛哥的“君主-精英政治”体制下，由政府以及国王主导的外交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无视公众舆论，这就使得摩以关系正常化的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以及国王的意愿。在“阿拉伯之春”中，面对汹涌的民意，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出于维护王权的目的，为避免国内局势失控采取了预防性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对抗议者的让步和承诺进行政治改革。“阿拉伯之春”的经验说明，摩洛哥“朝廷”最关心的是政权安全，也就是王权安全，只有在王权安全受到威胁时，政府才可能向民众让步。

当下，面对巴以冲突中的民众抗议，摩洛哥政府及王室并没有表露出任何妥协的意愿，这也表明摩洛哥政府与王室认为这些抗议不会或仍未严重到威胁君主制度的程度。当然，除去来自民间的压力外，摩以关系正常化的前景还受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巴以冲突的走向、国际局势的发展以及国际社会的压力等。但就目前而言，摩洛哥仍未出现逆转关系正常化的趋势，摩洛哥依旧谨慎的在摩以关系与民众情绪之间维持着平衡。

（作者：梁志文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参考文献：

[1]     U.S. Embassy Rabat, “Proclamation on Recognizing The Sovereignty Of The Kingdom Of Morocco Over The Western Sahara”, December 10, 2020, https://ma.usembassy.gov/proclamation-on-recognizing-the-sovereignty-of-the-kingdom-of-morocco-over-the-western-sahara.

[2]     赛义德·哈吉，《与以色列实现正常化的错误考量》，Al Jazeera中文网，2020年12月21日，https://chinese.aljazeera.net/opinions/2020/12/21/与以色列实现正常化的错误考量。

[3]     “Arab Barometer reveal findings from major Morocco survey”, Arab Barometer, June 7, 2024, https://www.arabbarometer.org/media-news/arab-barometer-reveal-findings-from-major-morocco-survey/.

[4]     “Arab Barometer VIII Morocco Report 2024”, Arab Barometer, 2024, pp.32-33.

[5]     张玉友，《摩洛哥金字塔式外交决策机制初探》，载《中东研究》，2019年第2期，第194-216页。

[6]     James N. Sater, “Morocco’s “Arab” Spring”, Middle East Institute, October 1, 2011,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moroccos-arab-spring.

[7]     《联合国人道机构警告：加沙战事中出现迄今最大规模的流离失所现象》，联合国新闻，2024年7月18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4/07/1130046。

[8]     Daniel Zisenwine, “Morocco and the Israel-Gaza War: Riding Out the Storm”, Moshe Day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and African Studies, May 16, 2024.

[9]     Simon Speakman Cordall, “Will Morocco stay the course on Israel normalisation?”, Al Jazeera, January 12, 2024,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4/1/12/moroccos-deal-with-israel-feels-the-strain.

[10]  Sam Metz, “A Moroccan activist was sentenced to 5 years for criticizing the country’s ties to Israel”, Associated Press News, April 9, 2024, https://apnews.com/article/morocco-israel-palestinians-zankad-d924b81bb8096f9e593f0efebd30b90d.

[11]  “Morocco treads fine line between courting Israel, Palestinians”, AFP, March 29, 2023, https://www.france24.com/en/live-news/20230329-morocco-treads-fine-line-between-courting-israel-palestinians.

[12]  Alexandre Aublanc, “Moroccan academia mobilizes against normalization with Israel”, Le Monde, July 16, 2024, https://www.lemonde.fr/en/le-monde-africa/article/2024/07/16/moroccan-academia-mobilizes-against-normalization-with-israel_6686547_124.html.

[13]  Alexandre Aublanc, “Morocco to become rare military drone manufacturer, thanks to cooperation with Israel”, Le Monde, May 9, 2024, https://www.lemonde.fr/en/le-monde-africa/article/2024/05/09/morocco-to-become-rare-military-drone-manufacturer-thanks-to-cooperation-with-israel_6670920_124.html.

[14]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Routledge, 2013.

[15]  Yasmina Abouzzohour, “Morocco’s partial normalization with Israel comes with risks and gains”, Brookings, December 14, 2020,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moroccos-partial-normalization-with-israel-comes-with-risks-and-ga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