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于《也是园古今杂剧》背后的听涛山房

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稀世珍品《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也是园古今杂剧》）

关于郑振铎在上海如何抢救《也是园古今杂剧》一事颠末，虽有他本人《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一文详加记述，但由于孙伯渊、杨寿祺、陈乃乾、潘博山等人卷入其中，让整件事变得十分复杂，可以说至今依然迷雾重重。近几年来，潘建国《也是园古今杂剧发现及购藏始末新考》（《文学遗产》2019年第一期）、吴真《郑振铎中了潘博山的圈套?——王伯祥日记中的无意史料》（《上海书评》2020年10月22日）就梳理新旧材料，挖掘杨寿祺、陈乃乾、潘博山在整个事件中实际所起作用。不过，同样与《也是园古今杂剧》的流转有着密切关系的重要人物——唐耕余，他的名字却几乎被人忘却，郑振铎第一次见半部《也是园古今杂剧》就在他的书店里。不过，半部《也是园古今杂剧》很快经唐氏之手转归集宝斋孙伯渊，与孙氏手中半部合璧，逼得郑振铎筹措万金，方才将此书拿下。

相较于杨寿祺、孙伯渊、陈乃乾，唯一与《也是园古今杂剧》买卖发生关系而未遭质疑的书商就是唐耕余。即使在唐氏去世后，郑振铎对他也颇有好评。郑氏《劫中得书记》明万历二十一年刊本《文始真经（关尹子）》一条云：

连日细雨绵绵，大有春意。颇思阅肆，因而阻兴。下午四时，借校中汽车，至开明书店一行，随转赴中国书店，遇杨寿祺及平贾数人在彼闲谈。得唐赓虞死耗，为之愕然！唐为经手买得半部清常道人校本《杂剧》者。几成交，而为孙某所得，因此一转手，遂多费不少交涉与金钱。唐在沪设听涛山房，颇可交，不意其竟死于苏州。寿祺谈购李氏书事颇久，此次转售诸籍颇得利。并知有《石仓明诗选》四集为平贾所得，殊可惜！桌上有《文始真经》一册，因其为明代单刊本，购之。《关尹子》初仅《道藏》有之，后收入湖北崇文书局《百子全书》中。此为抱一子注本，颇罕见。

昔年我帮江澄波丈编《吴门贩书丛谈》，记得《苏州古旧书业简史》中提及大华书店：

主人唐耕余，伊斯兰教徒，原是上海中国书店郭石麒的学徒，店设于景德路中段。1938年（按：原文作1928年，笔误）常熟丁祖荫所藏《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在苏州住宅中散出，先后二次被该店所收，售于上海。不久唐即故世，年仅三十余岁。店由其妻继续经营，至解放前夕停业。

大华书店位于景德路255号，可惜《苏州古旧书业简史》并没提到唐耕余去世前几年，曾在上海与人合开过古董店——郑振铎《文始真经（关尹子）》题记中提到的听涛山房。潘建国《也是园古今杂剧发现及购藏始末新考》第一节《陈乃乾来电时间与苏州书贾唐某身份》曾指出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唐耕余的大华书店开设在苏州，何以约上海的陈乃乾前去观书？他从《陈乃乾日记》1938年5月14日“自唐耕余设肆于棋盘街，而中国书店分肆亦在哈同大楼下，相隔仅数武”一句，推断出“原来1938年唐耕余已从苏州转移到上海棋盘街营业”，其实并不准确。彼时，唐氏的大华书店仍在苏州，并未搬到上海，不过另外与人合伙在河南路泗泾路口（处于棋盘街里）开了这家听涛山房。

尽管目前所见材料都说，听涛山房是嘉兴郭氏的产业，如胡远杰主编《福州路文化街》一书、达微佳《举鼎绝膑  林林满堂——郑振铎先生的买俑经历》（《紫禁城》2018年第11期）以及郭寿臣（1875-1963，名懋仁）、郭墨林（1906-1986）父子传记，无不称听涛山房的店主是郭寿臣，其实并非如此。达微佳《举鼎绝膑  林林满堂——郑振铎先生的买俑经历》并称“郭懋仁与其兄郭书臣合资在沪开办听涛山房古玩店，抗战后听涛山房关闭”，从张熊林日记看，店主有“寿翁”“荩翁”，故“郭书臣”恐是“郭荩臣”之误（“藎”字繁体与“書”相近）。实际上，此店创设之初，嘉兴郭氏是其中一位老板，另一位老板便是苏州唐氏。两家合资，可能相同的宗教信仰也是原因之一。为何说得如此斩钉截铁，殆唐耕余虽死，他的徒弟张熊林日记却可为证。

张熊林日记系几年前从友人处借阅，原来不止一册，现仅见1940年7月1日至1941年7月11日一本。关于作者姓名，友人浦君早已考出，且日记本身也有很多内证，例如1940年10月21日：

正当在写答复忠梅之函时，突然有一位陈涤民者来此找余，请问之下，才知乃父亲托其带来一字条，上写询问河南路一四二号听涛山房，电话一一九五四，张熊林，是否在申，身体如何？

就我所知，目前苏州、上海两地旧书业材料中完全看不到张熊林，无疑他是一个从未被人提起过的小人物。他日记中提到的寿翁，就是郭寿臣，同时多次提及去明德里。按：郭寿臣祖籍浙江嘉兴，祖父郭承勋，父亲郭小庭，清末举家移居上海松江，1928年迁居城内明德里。张熊林日记1940年8月30日曾记：

今晚，寿翁设宴款待郑振铎。因郑买定铜器及瓦器一大票，定今日取货、付款，一切手续均在明德里办理。其他来宾为谁，则不得而知。

除了经营书籍，听涛山房还贩卖青铜器、玉器、瓷器等各种古董，也卖过古琴，高罗佩旧藏的明潞王“中和”琴，就是1938年他途经上海时购自听涛山房。这里所说郑振铎买的一大票青铜器、陶器，非他自购，应是帮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所买，恰好与1940年6月17日郑振铎致蒋复璁函前后呼应：

兹由张凤举、李旦丘二先生介绍，知听涛山房得到商代铜器十余件、陶器三十余件，皆完整，系劫中在安阳出土者。据云甚可靠。我对此完全外行，特嘱其摄影一份，并拓出“文字”。计商器十三件、周器二件、陶器三十四件，后来又得到商器三件。第一批商、周铜器十五件，欲售洋一万三千元（陶器并说价，但甚廉）。第二批商器三件，欲售三千余元。兹将照片附上。此二批古物，最好能由傅孟真兄方面收购。已再三嘱该肆不可拆售，等候我们回音。如可购，乞即覆一电，此间当可先行说价并付定洋或代为垫款。便中恳即转达孟真兄为荷。

尽管，张熊林日记里提到很多当时书林中很多响当当的人物，如陈济川、郭石麒、杨寿祺、孙实君、金诵清、杨金华、江杏溪、孙殿起、孙助廉等，另如学者郑振铎、赵万里、潘景郑、顾廷龙等，均见其中。但反过来，这些名人的日记、文章中基本都没提及张熊林。举一个小的例子，张氏1941年1月4日记到“潘敬郑来电话，询问苏有寄来批校本书籍，据彼称系严瑞峰来信所述也”，严瑞峰是苏州景德路上旧书店存古斋的老板。两天之后，张熊林1月6日记提到潘景郑一行两人来买书：

下雨竟日，直至晚始止。忠梅来信，拆视之，系书单乙纸，上列约廿种，均普通货。下午，潘敬郑协同顾君来到，看校本书，取去《淮南子》等三种。

核之《顾廷龙日记》，顾君自然是顾廷龙，盖1941年1月6日确有到听涛山房看书的记录：

冒雨偕景郑赴听涛山房，阅存古斋寄来批本数种，选《韩非》、《淮南子》、《吕氏春秋》，颇有按语，惜校者不可详耳。又见宋砚一，有铭，篆书，末署“嘉定☐年，弥大”，想为史氏物也，为景郑得。

两相对读，确乎合若符节。不过，张熊林没记潘景郑买宋砚一事。据张氏日记，1月14日严瑞峰与潘景郑三种书账，共计八十元。丝毫不意外的是，顾廷龙在日记中根本没提及接待他们的店伙计张熊林。又如，张氏记1940年7月20日午后，杨金华偕同赵万里来听涛山房看群碧楼旧藏白文《诗经》，“只草草看后，并无别话”，张氏一再追问之下，只推说进价贵了，恐不好脱手，显然对此书不看好。六天后，7月26日张熊林到中国书店找郭石麒，“此时赵万里亦来中国书店，见石麒后，即询问谓此去大功告成否？余不知系何事而出此语。后询杨金华，始知江北有一部明天顺刻本《史记》”，刘波兄编《赵万里先生年谱长编》失载，可据此补入。关于郑振铎的几条记载，亦可充作年谱的补充材料。

回到唐耕余与听涛山房，有两个问题可从张熊林日记中找到一些线索。首先是唐耕余去世时间及其家庭情况。张熊林1940年8月25日记有“回忆去年先师去世不久，余即提议回苏服务，不料师母竟有如此不识情形而向余痛斥一顿”云云，同年12月8日，在苏州期间，张氏提及：

今日上午，铁铮三兄弟同往虎丘祭彼先父之墓。余因未曾往看过一次于先师去世后，特趁此机会随往一看，亦使一尽余心。

结合郑振铎《文始真经（关尹子）》题记提到初春得唐氏死耗，故推测唐耕余可能是1938年底、1939年初在苏州去世，葬于虎丘。张氏口中的“铁铮三兄弟”，应是唐耕余的三个儿子。1940年9月15日记又说：

长泰带来师母要采办日用品抄单一纸，今日由余按单办妥。所买者均系富贵西药及英国制代乳粉，值此生活指数外汇奇紧的今日，而非得要用洋货，固不知另一方面赚钱的不易，只知向我等以其“四个孤子、一个寡妇”等语，促使对柜上赤胆忠心。

可见，唐耕余共有四个儿子，长子似是1940年除夕分红名单中与郭墨林并列为老板的“培山”。张熊林日记屡次提及师母决定店里事务，可证江澄波丈《苏州古旧书业简史》中说“不久唐即故世，年仅三十余岁，店由其妻继续经营”之言非虚，上海的听涛山房由其子唐培山到沪参与经营。其次，关于唐、郭两家合资创办听涛山房的办时间，张熊林这册日记的最后一天说得很明白：

呜呼！听涛开设四年于兹矣。店东兄弟数人在此四年之内，可称融融洽洽。可是，在去岁岁末，即有裂痕发现。时至今日，不可收拾，如山洪之汹涌，以致完全破裂，老兄弟竟然形成两派。……当时寿翁与明德曾发生舌战一场，即告平复。其后，明德将此情形告知，荩翁顿时大怒。墨林受处，被打耳光十余下。寿翁由此退出听涛，所有货物悉数取去，墨林辞经理职。

据此可知，听涛山房是1937年开设的，唐、郭两家合伙，郭家本身又是郭寿臣兄弟俩共同出资，郭墨林任经理。但郭家两房、两代人因故闹翻，虽经达育仁从中数度调停，也无济于事，最终郭寿臣、郭墨林父子带着钱货于1941年7月愤然退出经营，与听涛山房正式脱离关系。改由唐培山接任经理，郭正德副之，至此听涛山房仍是唐、郭两家合伙，只是郭家仅存一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