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为何以及如何重新定义“自由”

美国中部时间8月22日晚上9:30，2024届美国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在雷鸣般的欢呼和掌声中走上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联合中心的演讲台，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压轴戏中宣布正式接受一个月前现任总统拜登宣布退选之后通过线上唱票已经得到确认的总统提名。在演讲中，哈里斯提到了自己作为印度和牙买加移民女儿的成长经历，试图重新塑造共和党对美国政治问题的描述方式，并且重申了美国作为有能力对抗一切威胁的世界霸主地位不会受到挑战，并且再次提到了她参与竞选之后很快定下的宗旨：“我们不会后退！” 

当地时间2024年8月22日，美国芝加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出席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并正式接受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随着政治制度的演变，美国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已经成为一个仪式性的表达平台。当民众越来越对拜登和特朗普这两位出生于1940年代的总统候选人长期主宰美国政治环境感到失望的时候，拜登因为糟糕的总统辩论和党内支持率下滑而宣布退选的决定让选民们获得了新的展望。

在得到拜登的背书之后，哈里斯凭借过去四年所积攒的经验和政绩，以及一个经历过2020年大选业已成熟的竞选团队，迅速组织起了有效力量，以一系列表达流畅的竞选演讲击碎了党内的质疑，并且摆脱了2019年竞选失败和作为拜登副总统时期独立表现机会寥寥的包袱。她崭新的形象和口号赢得了许多对拜登失望的年轻选民的信任，甚至获得了如热门专辑《Brat》的歌手Charli XCX等明星的支持。 

一切似乎进展得和谐而顺利，选举民调看起来也一片大好：根据选举机构538的预测，哈里斯在大选全国性民调中有47.2%的支持率，比特朗普多出3.6%。在这样的基调之中，在碧昂斯的热曲《FREEDOM》和代表美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气球如瀑布般落下的欢腾气氛中，许多民主党人感受到了许久未曾体会到的信心和力量，感受到了由衷的“希望”（Hope）和“喜悦”（Joy）。 

在这样特殊和崭新的背景之中，在“不会后退”的信念之下，这次大会的基调转化为了一个民主党人并不经常提及的词：“自由”（Freedom）。以哈里斯为代表的新民主党将不会像拜登那样总是把重点放在特朗普和共和党人对于民主制度的威胁之上，而是重新展示美国自身应有的信心和实力。正如哈里斯在接受提名的演讲中所说的一样，“我们在这场竞选中的对手每天都在诋毁美国。谈论着一切有多糟糕。我母亲以前还教过另一门课。永远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你是谁”。 

“自由”作为一种一直以来被保守主义者在执政纲领中奉为圭臬的观念，为何会在此时反而被民主党着重提及？ 

民主党的“自由”新定义

在哈里斯成为候选人之前，已经在代表大会之前赢得2024年全部党内初选的拜登打出的牌是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是对美国根本制度的威胁。他当初决定在2020年参选，就是源于对2017年特朗普在夏洛茨维尔新纳粹极右翼游行后的言论感到愤怒，这一立场在特朗普输掉大选后散布大选被盗窃的谎言并号召支持者袭击国会后显得更为关键。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民众更关注当前问题，而非发生在三年多前且始作俑者未受惩罚的事件。如今，右翼团体已重新团结在特朗普周围，不仅否认1月6日为“袭击”，甚至认为暴力理所当然。特朗普撤回了对该事件的最初谴责，并表示将赦免所有因此被判刑者。在舆论态势已变的情况下，拜登再怎么强调这些事件对民主制度的威胁也显得徒劳。

相比之下，哈里斯所强调的“自由”，以及她的副总统候选人、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对特朗普支持者所定性的“怪异”（weird），成为更受欢迎的基调。这些变化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民主党突然认为特朗普的危险行径对于制度本身的威胁有所减少，而是因为共和党再次围绕在特朗普周围、对他和他的理念宣誓效忠之后，在各个方面已经或者计划推出一系列可能威胁美国人基本认知中最关键的“自由”理念的政策。 

这种自由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和每个人的日常境遇更加相关。在共和党自拜登掌权以来所作出的一系列限制个人自由的举措的衬托之下，重新定义和强调“自由”的重要性显得迫在眉睫。例如，由共和党所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占有绝对多数的最高法院在2022年推翻了设立长达五十年之久的罗伊诉韦德案判决，剥夺了联邦政府所保护的堕胎权，使得许多女性的身心健康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

当地时间2024年1月23日，美国马纳萨斯，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希尔顿表演艺术中心举行的保护堕胎权竞选集会上发表讲话。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言场合，重新恢复堕胎权利就被民主党人定义为了一种自由——女性为自己的健康和身体主动做出决定而不受政府强制干预的自由。这种自由本身并没有伤害到共和党在传统意义上对“家庭价值观”的支持。就像由于胎儿没有心跳，继续妊娠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生命危险，却因为法律规定而被迫逃离家乡得克萨斯的大会嘉宾凯特·考克斯（Kate Cox）所说的那样，“堕胎禁令与支持家庭无关。让女人受苦甚至死亡和支持生命（共和党用来描述反堕胎常用的词汇）无关”。

再例如，许多共和党所控制的州对学校教育的直接控制，以“刻意打压白人学生”为理由通过州议会立法来禁止书籍的流通，关闭了许多高中和大学的“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教育中心，甚至禁止教育种族历史话题，使得少数族裔学生进一步肯定了自己所遭受的迫害。 诸如“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批判性种族理论”等观念在右翼思潮的舆论推动中从对于美国历史上的种族问题的反思，反而变成了种族主义者对于否认自己偏见的挡箭牌。

这一系列充满种族刻板印象的举措，使得民主党人再一次将“自由”作为抨击这些偏见认知的口径。正如伊利诺伊州州长普里茨克所说，“美国人不希望他们的孩子在历史课上被教导奴隶制是一个就业计划。如果他们是黑人或棕色人种，他们希望在工作中得到晋升，而不是因为自己不是白人而获得成功而被嘲笑为‘多样性、公平和包容’雇员”。对于这些人来说，获得正当教育的自由，免于受到区别对待的自由，远比对于所谓“种族问题”的“再度反思”重要得多。

除了堕胎权和教育之外，枪支问题也成为民主党重新定义“自由”的另一个方式。作为被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保护的一项权利，枪支自由被共和党单方面定义为一种“不受限制”的自由，并且将一切企图限制高杀伤力武器所产生的巨大伤害的努力，都视作对于这一由逝去的生命所铺垫的“自由”的侵犯。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许多失去了家人、朋友和同僚的受害者们则说出，真正的自由应该是“免于受到枪支暴力”的自由。在民主党人看来，这些枪支暴力、受害者的故事不仅能让这一说法显得更加真实，同时也能凸显出这些人所相信的自由是对生命和平安的崇高向往，一种人类理应拥有的本能欲望。

在这次民主党大会上，除了特朗普本人之外，作为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的思想政治纲领《2025计划》，也成为发言者们重新阐述自由时的反面案例。《2025计划》别称《领导任务：保守派的承诺》，是数百位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与其有着密切关系的行业专家协力撰写的一本总结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会做出的所有潜在改革的白皮书。这项九百多页、内容详尽到甚至有些枯燥的计划将会削弱美国政府对于环境保护所能作出的改变，大规模减少移民进入美国的合法途径，在教育和行政管理中着重强调基督教的影响力并号召美国民众“回归传统家庭”，并以对总统职位拥有者本人的忠诚作为对所有执政机构的直接衡量标准。 

当地时间2024年8月13日，法国巴黎，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美国副总统、202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的社交媒体页面，粉丝突破四百万。

在为期四天的大会中，《2025计划》不仅是民主党人攻击的对象，还多次沦为笑柄。宾夕法尼亚州议会众议员马尔科姆·肯雅塔（Malcolm Kenyatta）将这一纲领的强制性和共和党对于其他书籍的限制做出了鲜明的对比，“通常共和党人想要禁书，但现在却又是他们试图把这本书强加给我们”；而著名笑星基南·汤普森（Kenan Thompson）则拿着这本厚书，在观众面前指出为什么它的冗长显得十分荒诞，“你知道当你下载一个应用程序时，那里有数百页你不会看的内容条款和条件，而你只是点击同意，对吧？嗯，这就是特朗普第二次担任总统的条款和条件。如果你投了他的票，你就投了这一切的票”。

这些更可靠、更生动、更具体的例子让人们思考共和党的政策将会如何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相比于遥远、无形并且被选民认为应由政府负责的“民主制度”，对“个人自由”的担忧显然更加真实和迫切。沃尔兹轻松随意地称之为“怪异”，比拜登严肃而忧心忡忡地称其为“对民主的威胁”，要有效得多。民众不需要担心自己所需要担负的责任，只需要利用自己的权利拒绝一群“怪人”就可以了。

在成为哈里斯的竞选副手之后，沃尔兹将共和党在2024年大选中一再表示要立法禁止试管婴儿的政策与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在竞选演讲中，他多次提到自己和妻子曾经长期未能拥有一个孩子，而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是体外受孕的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成果，这也就是为什么他选择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命名为“霍普”（Hope），也就是“希望”。 

沃尔兹以自己过去担任高中老师和橄榄球教练时掌握的务实语言，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到，“这是一个没有人要求的议程。这个议程只为最富有的人和国内最极端的声音服务，对我们的邻居却毫无帮助。这是不是很怪异？当然。但这也是很错误的，也是很危险的”。当沃尔兹说到，“家人们，你们是我的整个世界时”，摄像机前他17岁的儿子古斯感动得热泪盈眶，高喊着，“这就是我的父亲”！这一让人动容的画面无疑拉近了这位候选人与美国民众的距离；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西装革履的官僚，而是一个身边随处可见的普通父亲。

最终，哈里斯在接受提名的演讲中对共和党对于基本自由的迫害进行了总结：“在这次选举中，许多基本自由岌岌可危。在我们的学校、社区和礼拜场所免受枪支暴力侵害的自由。公开和自豪爱你爱的人的自由。呼吸干净的空气，喝干净的水，远离加剧气候危机的污染的自由。以及打开其他所有枷锁的自由，也就是投票的自由”。 

在哈里斯看来，特朗普所造成的威胁不应该被轻描淡写，但过于严肃的对待他则将会让他和他所代表的“怪异”想法变得过于正常，仿佛是常规政治程序中的固有内容。为了强调这一点，当提到这位她在11月将会在选票上面对的竞争对手时，她说道，“在很多方面，唐纳德·特朗普，是一个不严肃的人。但是，让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后果，则是极其严重的”。 在哈里斯看来，战胜特朗普不是虚无缥缈的“对民主的捍卫”，而是“摆脱过去的痛苦、愤世嫉俗和分裂的斗争”的宝贵机会。

自此，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对自由进行了重新定义。这种定义回到了“自由”这个概念更基本的愿景，同时承认政府的职责是保障，而不是监视。正如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一百六十多年前的小册子《论自由》中所说的那样，这种被重新定义的自由，是“权利受到保护，免遭政治统治者的暴政之害”。 

未被“自由”照亮的人们

然而，在对于“自由”着重强调的背景之下，哈里斯并没有像一些左翼政治活动家所希望的那样和拜登时期的政治措施直接划清界限。无论是在场内还是场外，这种既想表明自己不是拜登、又不愿意和党内拜登的忠实拥趸决裂的平衡姿态，引起了许多对于拜登担任总统时期所推行的政策强烈不满的人的警惕甚至是愤怒。在他们看来，民主党对于自由的宣扬，并没有照顾到所有应该被关注到的人，尤其是他们对于边境移民问题的强硬和对于加沙由于以色列的袭击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的沉默，让这种自由显得片面。

对于边境问题，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的收缩和全球变暖等造成的多重问题，正在使得选择冒险穿越南部边境进入美国境内的人史无前例地增长，而拜登政府长期以来对此袖手旁观。虽然他终结了特朗普所执行的“零容忍”家庭分离政策和以“公共卫生危机”为由禁止入境的第42条，但并没有像奥巴马政府时期那样推出例如“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DACA）这样大规模赦免无证入境移民并给他们提供合法渠道的法案，相反还签发了行政命令严格限制难民庇护权的申请手续。

除此之外，民主党人还在拜登的鼓励下选择和共和党人合作，计划推出一项进一步限制庇护申请手续并且鼓励总统以“接触人数”达到限额来关闭一切边境申请手续的法案，被视作是美国历史上最严格的移民限制法案之一。虽然这项法案在特朗普的威胁下最终流产，但是哈里斯、沃尔兹等多位民主党重要人物在代表大会上用这一点来攻击共和党拒绝保卫边境，仍然会被视作是民主党在移民问题上的迅速右转。

在202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民主党选择展示移民及其家人的感人故事来强调需要富有同情心的改革和扩大庇护保护；但这一次，随着公众舆论越来越倾向于更严格的移民控制，民主党邀请了边境的执政官员来批评特朗普的行为，体现出他们认识到美国选民正在因为无证移民的增加而开始支持对于移民的限制。这种在边境问题上立场的右倾，直接揭示了“自由”主题在应用上的明显差异，让这些出于无奈才选择离开家园来到美国寻求生路的弱势群体感受到了抛弃。

一旦现有的政策和计划成为真正的现实，那些穿越边境的移民只有在向边境巡逻官员表现出“不需要提示的明确恐惧”后，才能获得庇护。对于民主党来说，这种价值观的转变是为了赢得选举；但对于那些移民来说，这是民主党为了选举将他们视作可以被牺牲的代价，他们的“自由”不但没有得到尊重，甚至没有得到承认。 

当地时间2024年4月4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白宫西翼外会见在加沙被劫持的以色列人质的家属，并向媒体发表讲话。

另一群没有感受到自己的自由得到承认和尊重的人，是全国代表中那些选择“不承诺候选人”的成员们。从以色列建国开始就在不断发展的巴勒斯坦人道主义危机，随着哈马斯组织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和绑架人质，和以色列对加沙的报复性轰炸，彻底演变成了一场极为严重、不能再被忽略的人道主义灾难。现如今，加沙几乎全境都已经被以色列的轰炸夷为平地，高达总人口的2%，至少4万人，已经因为以色列的轰炸而失去生命；以色列对人道主义物资的封锁和医疗设施的袭击，使得许多传染性疾病和饥荒正在开始在加沙的难民中蔓延。

作为以色列最坚实的盟友，拜登从袭击一开始就对以色列表达了全方位的支持，并且批准了对以色列各种杀伤性武器的运输；而这些武器不仅被以色列国防军用来袭击军事目标，同样也被用来袭击医院、学校、住宅，甚至是难民营。 每一天，加沙的平民在轰炸中失去亲人痛不欲生的形象都随着社交媒体的传播而映入每个人的脑海。拜登政府长期以来对于这些人道主义灾难的默不作声则让他获得了“种族灭绝乔”的绰号，众多同情巴勒斯坦的遭遇的美国民众对民主党计划推举拜登成为候选人感到深切的失望。在密歇根、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等在这次选举中至关重要的州，许多对现状不满的人发起了“不承诺候选人”的投票，拒绝支持拜登作为候选人，以作为对他在加沙问题上对以色列战争罪行纵容的抗议。

在拜登宣布退选之后，由于哈里斯在担任副总统期间在加沙问题上相对的缄默，一些“不承诺”的成员们看到了难得的希望；他们选择再次给民主党一个机会，参与到这次大会中，并希望推举一位巴勒斯坦的声音来发表自己的讲话。 然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拒绝了他们伸出的橄榄枝，公开表示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不会为“不承诺”成员提供发言机会。无论是出于担忧场外的抗议者会进一步扩大混乱的局面，还是害怕他们的演讲将会削弱哈里斯和民主党的竞争力，这一决定不仅深深伤害到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群体，更进一步让这些人看到，他们的遭遇只是民主党“自由”大旗之下另一个可以被遗忘的代价。

当地时间2024年8月15日，美国马里兰州，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处方药价格活动上发表讲话。

在一些政治观察者看来，这不仅是民主党这次大会的重大污点，更让许多民众看到了这样一个现实：与其说民主党想要真诚地关注和解决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不如说他们被迫在需要面对他们所一手创造的现实时选择怯懦的逃避，无法认清自己所需要承担的责任。

在整个大会之中，包括哈里斯在内的多位演讲者都只是避重就轻地提及了加沙的灾难并承诺达成加沙停火协议，却并没有指出这场灾难的缔造者是他们坚定军事上和政治上支持的盟友以色列，也没有提及停火方案已经多次因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阻挠而失败。当失望的“不承诺”成员们为了表达不满而在场外静坐抗议时，许多与会者对他们的行为默不作声甚至冷嘲热讽，一位女子甚至对着这些失去了亲人的人们摆出了一个“哭丧”的鬼脸。

这一切都被那些期待看到改变却再次感受到背叛的人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正如同国会中唯一的巴勒斯坦成员、密歇根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在社交媒体上的感叹一样，“我们不想让他们十年后对我们再说抱歉”。 

碧昂斯这首被哈里斯竞选团队所用作官方代表歌曲的《FREEDOM》中唱到，“自由，自由，你在哪里？因为我也需要自由”，然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强调的所谓“希望”、“喜悦”和“自由”，并没有真正让每一个人感到信服和被接纳。

在政治和社会环境随着极化而变得愈加没有转变空间的当下，美国民众正在用他们不断被消耗的耐心和信心，以自己被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再一次做出一个将会改写历史的重要决定。然而这一次，无论是支持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这一被不同党派所重新定义的“自由”，终究没有能够将自己的阳光普照到每一个需要它的团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