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号称针对司法腐败的改革，为何引得墨西哥法官群起罢工？

自8月19日起，墨西哥联邦法官和地区法官发起了全国性无限期罢工，以抗议左翼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力推的司法改革计划。反对党、罢工法官集体及其支持者认为，即将卸任交棒的洛佩斯总统试图借机帮助执政党扩权、掌控司法部门，而后者则指责罢工法官腐败、行为不法。

除了洛佩斯与司法部门剑拔弩张的关系，围绕司法改革的其它争议焦点还包括司法反腐的有效性，以及政治斗争是否令司法改革变质的问题。此次司法改革绕不开墨西哥政坛激烈的党派纷争，改革走向仍存在不确定性。司法部门是否失去其应有职能与属性，甚至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才是墨西哥公众真正的关切。

2024年8月25日，墨西哥蒂华纳，司法部门工作人员、法官和地方法官举行无限期罢工示威。视觉中国 图

罢工起源：墨总统力推司法改革

8月19日，墨西哥各地约5.5万名司法工作者在工会的带领下率先发起无限期罢工，随后得到墨全国大区（巡回）法官和地区法官协会的响应，其所代表的1400余名法官在两天后正式加入罢工行列。与此同时他们走上街头公开抗议，并聚集在联邦议会大楼圣拉萨罗立法宫外，向执政党主导的议会施压。

罕见的“司法罢工”旋即给墨国内市场造成震荡：仅半天之内，该国法定货币墨西哥比索贬值超过2%，股市IPC指数下跌0.6%；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更是将墨股市评级调低至“低于平均”水平，强调了风险提升、打击投资水平的可能，无疑将影响国际资本市场对墨西哥的信心。

此次墨司法工作者自发的抗议活动在该系统内一呼百应，竟能迅速形成颇具规模的全国性罢工抗议，直接原因在于数日前国家复兴运动党（Morena）领导的执政联盟向墨联邦议会众议院呈交了司法改革计划。这是墨现任总统洛佩斯在其任内最后一年力推的宪法改革系列计划组成部分，也被视为他留给其接班人、候任总统克劳迪娅·辛鲍姆的政治遗产。

洛佩斯的司法改革计划于今年2月5日提出，彼时距离新一届总统大选只有不到4个月时间。仅从内容来看，它可谓是墨西哥历史上最重大的一次改革。具体来说，洛佩斯对司法系统的改革主要聚焦在以下方面：

就墨最高法院法官的产生而言，到2025年最高法院所有法官都将以全民直选的形式产生，投票日前有60天的竞选造势周期；从最高法院的人员结构来看，司法改革将法官人数从11人减少为9人，任期从15年缩减为12年；除了最高法院，联邦法官和地方法官也将被纳入普选产生的范畴，不再由最高法院指派，影响范围高达数千名法官。

此外，针对负责法官纪律和监察工作的墨联邦司法委员会，司法改革计划将该机构取消，由两个独立的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和司法纪律法庭替代其职能，其中前者由总统任命的5名成员负责司法行政、法官生涯、内部控制的管理工作，后者由普选产生、任期6年的5名成员负责司法工作人员的纪律监察工作，并有权将违纪法官停职、停权。

相比于墨司法部门现状，改革计划的力度可谓前所未有，变化和影响不可谓不显著。一方面，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选任改为全民直选，联邦法官和地区法官也由民选产生，直接改变了长期以来法官群体以专业水平、考试选拔为基础的任用、晋升模式。在新制度下，任何拥有法学学位、一定年限律师从业经验的法律人均有参选资格，只要获得足够选票即可上任，明显降低了法官的专业门槛要求。

另一方面，联邦司法委员会由最高法院院长领导，其他6名成员有3人为大区或地区法官（由最高法院全体会议任命），2人由联邦议会参议院任命，1人由墨总统任命，强调本机构自主自治、客观专业，所有成员坚守中立、独立履职。一旦被改革计划中的两个新部门取代，事实上加强了总统和执政党对司法行政与监察工作的影响。

争议焦点：执政党扩权还是司法反腐？

正是这样的改革内容，在墨社会尤其是司法界引起了巨大争议。对于法官群体来说，他们本是专业化的特定公职人员，其任职年限和发展前景却不再取决于本人的专业履历、业务能力或业绩，而是像政务官一般把命运交给民众的选票。用美国《洛杉矶时报》的话说，法官将面临“失业”的风险，洛佩斯“想要解雇多数法官”，那么后者自然会罢工抗议。

往小了说，司法改革关乎法官个人的切身利益，往大了说它将深刻影响墨司法系统乃至政治生态的整体走向。该国司法界和法学界人士最担心的问题，便是此次司法改革将扩大执政党对墨司法部门的影响，破坏后者的独立和自主运作。墨西哥自治理工学院法学教授胡利奥·里奥斯·菲格罗亚更是认为，司法改革会“终结墨西哥的司法独立与司法自主权”。

洛佩斯政府在任期最后关头力推司法改革，其背景是国家复兴运动党领导的竞选联盟“让我们继续创造历史”刚刚在6月的全国大选中取得更大的压倒性胜利：辛鲍姆独揽近3600万选票，以61.18%的得票率当选总统；墨国家选举委员会于8月23日确认，该联盟赢得议会众议院500个议席中的364席，以及参议院128个议席中的83席——成为众议院超过三分之二议席的“超级多数”，距离参议院“超级多数”仅一步之遥。

这次大选被视为对洛佩斯和执政党过去6年执政的“民意公投”，结果证明他们获得了多数支持。按照既定计划，新一届联邦议会将于9月1日正式开幕，辛鲍姆则在10月1日正式接替洛佩斯就任总统。凭借“超级多数”的优势，执政党的司法改革预计将几无阻碍地得到议会两院通过、顺利生效。

一旦司法改革正式实施，在民意多数支持执政党的情况下，未来无论是普选产生的法官和司法监察工作者，还是总统直接任命的司法行政工作者，都难免由亲执政党人员构成。如此一来，日后墨司法部门能否保持独立专业属性便引发了担忧。特别是在执政党已经主导立法和行政部门的情况下，又借助司法改革扩大对司法部门的影响力，不少人担心墨政坛从此很难有真正的权力制衡，甚至“危及民主制度”。

法律专业出身的美国驻墨西哥大使肯·萨拉查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了法官普选的潜在恶果：全民直选法官意味着用民意和政治压倒专业能力，极有可能选出政治动机强、经验欠缺、业务水平不成熟的法官，反而使得贩毒集团和其它犯罪集团更容易利用司法部门，为其不法利益服务。

洛佩斯当然对此矢口否认。他抨击罢工法官不在乎人民，讽刺他们不工作“反而能确保他们不再放任犯罪分子和有组织犯罪”，并再次重申司法改革的必要性——抵御日益严重的司法腐败问题。不可否认，墨西哥犯罪率高居全球前列，若以谋杀受害人口比例计算，全球最危险的10座城市中墨西哥城市便占据7座，有组织犯罪问题尤为严重，其中原因自然与司法部门的腐败息息相关。

美国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指出，墨司法部门既腐败又失能：由于无处不在的腐败现象，多数犯罪分子没有遭到法律制裁，在事实上享受司法豁免。相反，多数受害者没有经济能力“负担”法律服务，真正得到解决的犯罪案件只占5.2%；司法部门在犯罪查询、警方调查、检方公诉、制度运作方面的缺陷，往往导致罪案处理结果受到裙带关系影响，唯独令精英群体获益。

2023年墨政府调查发现，约半数受访民众对该国司法系统几无信心，更有超过92%的罪案没有得到司法机关上报或调查。面对铁一般的事实，洛佩斯指责法官群体只听命于权贵，向有组织犯罪“卑躬屈膝”，理应整改。然而存在问题是一回事，解决方案是否有效是另一回事，这就涉及到洛佩斯司法改革计划的另一大争议：它能否对症下药、解决司法腐败和失能的问题？

包括菲格罗亚在内的墨法律专家认为，洛佩斯的司法改革没有经过成熟考虑，主观随意性太强，得不到政府宣称自己要达到的效果。墨法律界人士指出，当前墨司法工作的重点在于公共检察工作的改革、司法程序正义的维护，以及普通民众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寻求司法保护的有效途径。然而洛佩斯的改革计划完全没有涉及这些当务之急。

改革前景：政争激烈，有限让步难以生效

在罢工抗议爆发前，国家复兴运动党籍资深议员伊格纳西奥·米耶尔在新闻发布会提出了调整方案，即推迟举行法官选举——先在2025年改选半数法官，剩余半数法官于2027年改选，以“保证法律工作和司法系统的稳定性”。不过这种有限的让步并未平息激烈的反对声音，也没有阻止法官罢工抗议的爆发。

由于左翼政党通过选举在墨立法和行政系统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一个独立且“政治中立”的专业司法部门成为反对派眼中唯一可以制衡左翼执政党的力量。去年最高法院院长更替，诺尔玛·皮尼亚取代了被外界视为“洛佩斯代理人”的阿图罗·萨尔迪瓦，洛佩斯与最高法院的关系旋即走向紧张，后者不止一次以司法手段阻拦洛佩斯的施政计划。

例如2022年9月，执政党主导的议会通过立法，将总数达6万人的墨国民警卫队控制权移交给军方，理由是“防止腐败并确保该部队的专业性”。然而在诺尔玛·皮尼亚履新后不过三个月，最高法院便通过裁决，宣布这一法案违宪，因为国民警卫队是“民用实体”，其行动、计划、方案均应由民事安全部门负责。这一裁决惹恼了左翼政府，却得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支持，后者还指出墨西哥存在“执法军事化”的问题。

此外，玻利维亚的“前车之鉴”也引发了墨司法界和非左翼政治势力的警觉：自2006年上台以来，玻时任总统埃沃·莫拉莱斯便开始对该国政治、经济、司法部门进行激烈改革；到了2011年，玻司法部门完成了法官全民直选的改革，结果便是该国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玻司法部门沦为政治势力的附庸、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导致玻右翼势力更难挑战执政的左派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显然，为了自身的前途命运，墨法官不会“坐以待毙”；为了保持墨司法部门在国家政治生态中的地位，该国司法界人士还会持续抗争；为了不失去与左翼执政党抗衡的最后阵地，墨反对党同样不会无动于衷。只是留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新一届议会开幕在即，充满政争色彩的罢工行动不仅是反对者的最后努力，更有可能随着事态走向变得愈发激烈，给墨政坛和社会带来更大的冲击。

（胡毓堃，国际政治专栏作家、中国翻译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