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果仁口述中国｜日本人东丰：我在中国遇到了初恋

东丰（来自日本）

1959年出生，日本新潟人，现居深圳，从事日本设计的部分电器在中国的生产和销售工作。1980年来到中国求学，80年代初期为日中友好协会工作，参与了多次中日领导人的会见。1993年起，加入日本新潟外山工业公司，开展与中国相关业务，频繁往来于中日两国之间，见证了20世纪90年代中日经济往来的历程。

一

那也是个夏天，1980年8月31日，我乘坐日本航空公司的航班从东京出发飞往北京。如今三十八年过去了，但我对这个日子，甚至那一天的天气，依然记忆犹新。当年我怀揣着对中国、对未来无限的憧憬，无比激动的同时内心又忐忑不安，不知前方等待着我的究竟是什么。

一切还得从1978年说起。那年，我在日本高中毕业，由于对日本的大学没有什么兴趣，就琢磨着想找一个有趣的地方学习不同的东西。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在我所住的新潟县有一所中文学校。这所学校是由二战期间的日本侵华老兵开办的。当年他们被中国军队俘虏后，受到了八路军的宽待，心怀感恩，再加上他们原本也都是贫苦家庭出身，当年也是被迫参军的，所以内心深处对日本军方是不认同的。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回到日本。在家乡， 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做了很多有利于中日友好的工作。开办半工半读的中文学校，也是他们对中国人民优待他们的回报。

这所中文学校每年只招收十名学生。平时采取半工半读的授课方式，上午和晚上学习，下午种稻米以及干其他农活，日常生活自给自足。这种办校方式宛如延安抗大，据悉是他们当年从优待他们的八路军那里学来的。

我很幸运地被录取了。

校长是一位叫山口的日本人。山口先生的学习能力非常强，他本人曾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成绩优异。此后山口先生多次参加中日外交活动，曾为多位日本政治家担任首席翻译。在这所学校，我学会了汉语的拼音和基础的日常用语。记得教我汉语拼音的老师是米野晴志，比我只大几岁。不可思议的是，1995年，我去广州参加交易会时，居然在广州白云机场和他重逢。原来米野后来也在从事中日贸易。

由于该学校是老兵们个人捐助的，经费紧张，几番挣扎之后仍不得不关闭。当年的我面临两个选择：去日本的大学继续深造，或去某所中国大学念书。我向中国政府递交了留学申请。

收到我的申请后，中国政府将我分配到黑龙江大学历史系。就这样，我来到了北京，又从北京坐火车来到哈尔滨。

一开始，黑龙江大学安排我住在专家楼。这是专门为外国老师和留学生准备的宿舍楼，里面设施齐全，比当年大多数中国家庭的居住条件要好很多。记得专家楼里住了一对教日语的日本夫妻，一位来自英国的老师，还有几个非洲学生。一个月后，我向校方申请，要求搬去学生宿舍楼，和中国学生一起住。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既然来到了中国，希望自己能够像中国大学生一样学习、生活。经学校相关组织开会研究，最终批准同意我和黑龙江大学1978级英语专业的学生住一起。

我的这些室友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批学员，尽管他们的英语水平还不如我，但个个学习都非常用功。他们中年纪大的已经三十六岁了，而年纪小的才十五岁。大学里还有很多来自社会的工农兵大学生，他们当时都是有工资收入的，尤其是一些部队干部，收入最高的每月有三十元，这让很多学生非常羡慕。

而我作为外国留学生，也享受到了许多优惠待遇。比如我不但拥有优待证，还有很多全国粮票。当时的全国粮票是带油的，带油的这个概念就是粮票本身带有油票的功能。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在中国购物需要各种票证，比如粮票、油票、肉票、蛋票等等。除了全国粮票之外，中国政府还会每个月给我二十八块钱生活津贴。由于我的吃穿住行都是免费的，所以这二十八元人民币就成了我的零花钱。这让我在同学们的心目中俨如大富翁。当时中国物价水平很低，大多数人抽的香烟只需五分钱至一毛五分钱一包。我还记得那些只能在友谊商店买到的香烟价格：中华牌香烟每包七毛一，凤凰牌香烟每包六毛三。至于熊猫牌香烟，市面上根本无法买到，我因为多次参加外事活动，才得以尝味。

当时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距离很近，学生之间经常会有一些联谊活动。除了校内活动，大学还会组织一些校外活动。比如，参观黑龙江的名胜古迹。当时，大学里还有军训和政治学习的安排，这些通常是不允许外国学生参加的。由于我和中国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逐渐地，我也被允许加入大家的政治学习。至今我仍然记得当时的一些学习内容。比如“五讲四美三热爱”“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电视里面还经常播出一些审判“四人帮”的新闻。

我在中国的大学生活无疑是充实的。在和中国同学同宿舍的两年半里，经历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当时同学们都找我要全国粮票，然后拿去和当地的农民换鸡蛋。有时候，他们也会让我帮忙，拿优待证去友谊商店买少量的高级烟酒回宿舍品尝。偶尔也会有人拿了这些特供商品偷偷卖掉，换来过年回家的火车票钱。20世纪80年代，白酒三毛一斤，啤酒大家用脸盆或是油桶装回来在宿舍里喝，大家聚餐没钱下饭馆，都是在宿舍楼用电炉自己动手做。学校出于安全考虑是不允许在宿舍楼用电炉的，所以经常一开电炉，整个宿舍楼就会跳闸停电，这时候就会有学生高喊：“东丰又在用电炉了！”每当有老师来宿舍查电炉时，大家就声称是我干的，老师通常就会通融一下，不再追究。所以，当年的我，可以说被动地“承包了”整栋宿舍楼的电炉使用权。

我在黑龙江大学就读了两年半，学习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两年半后，学校通知我可以毕业了，这样，我不得不和1978级的英语系学生一起离开了学校。后来，我了解到真实原因是：当时学校财政预算比较紧张，而留学生的费用开销无疑太大了。

为报答母校，后来，我捐了台电视机给黑龙江大学。记得当时买的是一台日立牌电视机，这应该是黑龙江大学的第一台彩电。

大学毕业后，我没有马上返回日本，而是选择在中国旅行，从哈尔滨出发到旅顺，再到大连、沈阳、天津、上海。

80年代初，中国很多城市没有对外国人开放，外国人在中国旅行非常困难。一次，我在沈阳火车站的酒店门口遭遇身份检查，当时警察们的警惕性很高，对外国人还抱有偏见。可能因为我穿了一身破旧的中山装，住在涉外酒店，所以引起了当地公安人员的怀疑。他们不但核对了我的学生证，还一直跟到酒店大堂核实了我的身份才离开。

二

旅行之后我回到日本，马上获得了一份东京日中友好协会的工作。当时的日中友好协会坐落在东京神田，协会的一楼是一家书店，二、三、四、五楼全是办公的。我的月工资当年是123万日元，当时约合人民币1450元，而当时中国职工年平均工资是800多元人民币。我的大学同学常常跟我开玩笑说，我辛苦一个月，他们却得辛苦一年。

我在日中友协的主要工作是规划和安排日本旅客的中国旅游线路，并与日本各大旅行社合作。当时日中两国关系处在蜜月期，加之中国又值改革开放之初，许多日本人都对去中国旅游非常感兴趣。而这份工作，也让我获得了许多终生难忘的经历。

得益于我的工作，我到过许多当年尚未开发的景点，像九寨沟、长白山、张家界。80年代初，这些地方都还是人迹罕至之地，自然景观非常美，还有不少地方甚至是连路都没有的原始森林。那时中国也没什么酒店，大家基本上都是住在政府的招待所，印象最深刻的是从成都去九寨沟，坐吉普车竟然花了整整一个星期，中途只能在原始森林里露营。

这期间，我亲历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件。其中一件是，胡耀邦总书记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当时我负责做名单和准备一些其他的资料。最忙碌的时候，我甚至三天三夜都没睡。虽然没有加班费，但同事们都干劲十足。今天回忆起这段往事，我仍为之自豪无比。这3000名青年，后来有不少人都致力于日中经贸和日中友好工作，其中有一名叫菊田的女子后来还成了日本国会议员。

而我由于多次陪同日本政治家和民间人士访华，得以见到许多中国领导人，并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两次国宴。邓小平会见日本社会党访华团时，作为日方代表团成员，在人民大会堂的四川厅，我终于见到了自己一直敬仰的伟人邓小平先生。另外，我还曾陪同林弥一郎先生访问中国。今天，可能很多中国人会对林弥一郎这个日本名字感到陌生，他曾参加过侵华战争， 但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最重要的建设者之一，被一些中国军事专家称为“解放军空军之父”。他的故事和事迹或许大家可以通过中国国产电视剧《壮志凌云》了解一些，这部电视剧详细介绍了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的成长历程。当年，林弥一郎先生的中国之行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红地毯铺到机舱门，还用红旗轿车接送。

80年代的中国旅游产业处于最初的开发状态。北京市旅游局提出，让我协助编辑一份北京市的旅游手册。这份旅游手册汇集了北京地区几乎所有著名的旅游景点———明十三陵、故宫、颐和园、国家博物馆等等，我负责编辑和撰写日语版的景点介绍。为完成这项任务，我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也令我至今仍对北京的历史名胜如数家珍。

后来，中国国家旅游局（国家旅游局当时就在北京市旅游局的楼上）也找我制作中国其他景点的日文推介方案。因此，我多次前往桂林、海南岛以及中国的其他一些地区实地考察。大家可能认为这是份美差， 其实，80年代初期完全是不同的场景。当时中国很多地方不但没通铁路，甚至连公路都没有，每到一处都得颠沛辗转，非常辛苦。

接下来，我不得不提及自己一次失败的恋爱经历———我的初恋。尽管我想回避这个话题，但我的人生轨迹正因为此次事件而发生了改变。

那年我二十三岁，刚刚加入日中友好协会。由于当时日中交流频繁，我经常连轴转地带队来中国，拜访中国各级政府单位和民间团体，和她的相遇就这样发生了。当时她负责陪同美国工会代表团，我则陪同日本工会代表团。我俩的第一次相见是在北京王府井，我们相互点头致意，匆匆打了个招呼；没想到第二天，我们又在上海外滩偶遇；第三天，在上海的友谊商店我俩又不期而遇；第四天，我陪日本团成员去杭州西湖边的旅游商品专卖店，看见她正在店里拿着一条真丝围巾犹豫不决，几次三番试戴，还是带点不舍地把丝巾退还给了营业员。等她转身离开，我赶紧把这条丝巾买下来，追到店门外把丝巾塞给她，并趁机留下了自己的联络方式。从此我俩开始了一段跨国恋爱，而这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恋爱。经过近两年时间的沟通和交流，我们产生了结婚的念头。但我俩都明白，这种跨国婚姻是需要中国有关组织审查和批准的。于是，我们提出申请，并提交了我的详细家庭情况汇报，等待组织审批。1984年底的一天，我被告知：全国总工会感谢东丰为中日友好做出的贡献，但经过组织上的研究讨论，决定对你的跨国婚姻不予批准。

这一决定令我万念俱灰。回到日本后，我辞去了自己非常喜爱的日中友好协会的工作。原本朝气蓬勃的我突然间变得颓废，每天六神无主，似乎生活一下子失去了目标。大概过了一个月，以前的同事从中国捎来一封她的亲笔信，我没有拆封就直接把信撕碎扔了。有人说，要有直面痛苦的勇气。我想，要做到这点，要么当事人是无比坚强的勇者，要么就是这痛苦本身并没有那么痛彻心扉。大多数人大概还是会像我这样，只能等待时间这服止痛剂，将昔日的刻骨铭心慢慢变成往事如烟。

三

我另外在日本找了份工作，后来在日本成了家。1985年至1993年，整整七年，我没有来过中国。

七年里，为了不荒废自己的中文，我经常去新潟县长冈市一家台湾人开的酒吧，在那与中国人一起喝酒聊天。

1993年，我加入了新潟外山工业公司。一别七年，我终于再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从那时起，我又开始重新在中日两地来回奔波。

有件事比较有趣，或许我应该提及一下。由于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人名就应该是四个字，以至于我的日本姓名“东丰”给我带来不少困扰。每次我出差入住酒店，酒店前台接待人员总会再三问我，名字后面另外两个字是什么。而更令我尴尬的事情发生在广交会。由于我能说流利的中文，在交易会上，我经常会被中国参展人员从他们的摊位上轰出去，因为他们认定我是中国人，是被同行派来探听情报的。而我出具的名片，东丰这个名字更令他们坚信，我是冒牌日本人。

我还在中国经历了“非典”时期。2003年，我如往年一样参加广交会。刚走到展馆门口， 我就被日本ＮＨＫ（日本放送协会）电视台的人拦住采访，那档节目起名为《勇敢的经济战士》。接下来，中国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也对我进行了采访。我告诉他们自己从1月份至4月份都待在广州，并且每天都出门工作，并没有感到不安全。

我是实话实说。时光飞逝，转眼间到了2017年，目前我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在东京股票市场二部上市的企业。这次我的出差目的地是杭州，到阿里巴巴总部开会，希望通过中国购物网站来销售公司的各种家用小电器。

阿里巴巴集团公司的总部位于杭州城西，据说其主建筑体的设计由日本设计大师隈研吾担纲。这个西溪园区目前总共容纳了３万多人，其中1.5万人是阿里巴巴自己的员工，另外一万多人是阿里巴巴的辅助人员，以及跟阿里巴巴业务相关联企业的工作人员。这个庞大的园区让我感到震撼。在日本，根本找不出规模如此大的科技公司。据介绍，这里聚集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优秀科技人员，置身其间，让人感觉仿佛来到了一个“小联合国”。

而在此之前，我对杭州的印象基本上还停留在90年代。那时，我作为日本经贸代表经常会来江浙一带出差。当时杭州附近到处是稀稀拉拉的低矮厂房和一望无际的农田。1994年，我去浙江省金华市一个专做户外家具的乡镇企业考察，我被告知工厂距杭州大约三小时车程。结果，从杭州到金华，足足用了七个半小时！其间，汽车七拐八拐之后，我们在山间竟然迷路了。当时天已黑，大家都饥肠辘辘，偏巧司机又把车错开进了山里面。那一刻，我甚至开始怀疑是否真的存在这么一个工厂。

现在，杭州到金华的高速公路穿越了这片山区，两地距离缩短到两个小时的车程。当然，不仅仅新增了这条公路，如今，华东地区高速公路网和高铁网四通八达，我每次出差，目的地通常都在离机场或高铁站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内。许多公路两旁都是优美的绿化带以及各种现代化风格的厂房和办公楼，我感觉华东地区所有的高速公路都比较宽阔，路面的质量也非常好。

当年的我，作为客商代表在山区里迷路兜兜转转时，根本难以想象，二十多年后，自己会角色调转，成为日本厂商代表，来中国推销日本品牌。不仅如此，中国市场已经成为我们公司最大的海外市场，销量甚至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超过日本本土市场。现在，我们公司不但在中国生产，还把中国生产的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公司品牌也渐渐地成了国际品牌，“无印良品”店里绝大多数小电器都是我们生产的。

1980年到2018年，整整三十八年，我几乎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完整的过程。太多的感受和感慨，若非亲身经历，恐怕难以感同身受。每当我的中日友人问及时，我都会回答： 那是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伍文维、杨坚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