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姆·托宾：故乡小城恩尼斯科西的历史走到了尽头

编者按：科尔姆·托宾是爱尔兰的小说家、散文家、记者。20世纪90年代初，托宾踏上从西欧到东欧的旅程，参观城镇的游行和庆典活动，感受各地特有的文化气息。他在旅行途中接触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有神甫，也有从政者，有思想开明的人，也有固执己见的人。从波兰到立陶宛，从克罗地亚到爱尔兰，从法国到西班牙，托宾用敏锐的笔触记录下自己作为旁观者的思考。这些思考收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出版的《走到世界尽头》（温峰宁 译）中。本文内容摘选自科尔姆·托宾《走到世界尽头》的开篇《土生子》和终章《历史的终结》。

科尔姆·托宾

我仍记得那个清晨，火车驶进恩尼斯科西站。我母亲和舅母从露德回来了。那大概是一九六〇年或是一九六一年，我不是五岁就是六岁。我记得，那时我跑到火车上，发现遮帘被放了下来。我母亲和舅母在睡觉，她们都累了。她们刚经由陆路到露德旅游回来呢。

“陆路”这个词，和“天主教大教堂”“导游”“横穿法国”这些新词一样，在她们讲起法国之旅之后，也变得不再新奇。那儿竟没有橘子汽水，公交车里也热得够呛，每个人都渴得要死。一瓶橙汁得花不少钱，不过也物有所值。毕竟法国太热了。

印着火炬游行、圣女贝尔纳黛特和露德圣母的明信片陆续寄来。她们还带了一些有提手的大塑料瓶，也有体积小些、形状像露德圣母的蓝色螺纹盖瓶子，里面都装满了露德圣水。这是我对爱尔兰之外的世界最早的印象。我的父母、叔叔阿姨们常去露德，有时还会跨越国境到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蒂安去。我的阿姨就曾去罗马和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我家中后屋里的壁炉架上，放着他们带回来的纪念品——托莱多黄金制成的烟灰缸、套着皮质剑鞘的小装饰剑，还有一尊小圣像。

他们会不断讲起欧洲大陆的奇闻异事。大人们说，露德人用咖啡和卷饼做早餐。法国人不喝茶。我仿佛还能看见自己安静地坐着、看他们讨论的样子。有人会说，可你就想喝杯茶。其他人会点头，同时想起自己经历过的折磨、外国经历以及恐惧之物，说也奇怪，它们就是很令人难忘。接着可能还会沉默一阵，有人会接着说，不过露德的确是独一无二的，想想游行与夜晚的火炬，还有病人被带到大教堂去的情形。大家都会赞同，沉思着，以忧郁却又矜持的姿态点头。他们会说，你觉得你有麻烦，可你总会碰到更惨的人。

在恩尼斯科西的大教堂里，历代主教的名字被写在从祭坛两旁的高墙挂下的画卷上。男孩们聚拢后，神甫会开始赐福，他的声音会回荡在巨大空寂、几近昏暗的教堂里，他会说，死亡将会来临，而审判亦随之而来，现在，好孩子们，扪心自问，找出自己的罪愆。

我们这座新哥特式大教堂位于主干道的尽头，是权力的中心。它是普金的手笔，屹立于我们头上，比城里那座新教教堂宏伟得多，这可是十九世纪爱尔兰天主教会富强之势的象征。但如果我暂时忽略其宏伟威严，专心想想我童年时置身此处的样子——比如耶稣升天日时孩子们的弥撒，或是随便哪个周日的十点钟弥撒，我能记起的只有数小时里都不得安宁的无聊感。

话虽如此，在这里你可以看见所有的人。你会注意到店铺主人在最后时刻骄傲地走上中心通道，也会注意到商人穿上了他们的新衣服。那时我是祭台助手，跟在一位脚穿木套鞋分发圣餐的神甫身后。我因此能近距离地观察到每个人的舌尖动作。有人会用力伸出舌头，好像抽皮带一样；还有人会小心翼翼地吐出舌头，仿佛那是不愿示人的身体私处。有的人舌头很宽，形似鳎鱼和比目鱼，有的人舌头却又窄又厚。人的舌质亦各不相同，比方说舌头表面的小皱褶和细痕，舌头的颜色亦不同，有人是粉色，而有人的粉色嘴唇上还会有棕色和灰色的涡。

有的人虽然很努力，也还是没法一直伸着舌头，只好先缩回去，好像有人要就此攻击他一样。神甫会等着他再次伸出舌头，我也就站在那里看着。

在一本一九四六年出版的、庆祝教堂百年纪念日的书里，有篇冠以《教堂记录的分析》这个平凡标题的文章回顾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建教堂时人们的捐赠。“名字列成表格，有些还会注明行业或专业，还有捐赠者的地址，他捐赠的数额——别无他物……这些条目诞生时，大饥荒正横扫爱尔兰。不少人捐的钱并不多，却帮助建起了大教堂。不久后他们会忆起闪闪发亮的河流淌过绿野之间，还会想到那正对着溪谷的、寂静的教堂墓地，他们的骸骨永远不会安葬此处——这只会让饥饿、死亡和流离失所变得更孤苦。”

文章将旧档案里的名字列了出来，他们的姓氏伴随着我长大：拜恩、博格、克利福德、邓普赛、亨德里克、基欧、罗什、沃尔什、斯塔夫、辛诺特、卡伦。到了一九四六年，历经一个世纪的时移事往，文章的作者还是能数出城中好几个捐赠者的亲戚：“史兰尼街上的客栈老板戴维·拜恩，他的两个姐妹拜恩小姐和肯尼迪太太，前几年死在恩尼斯科西。丹尼斯·拜恩是奥特拉塔德的M.恩尼斯太太的兄弟，他被逐出了巴里奥利。这事让这一带的人深感不悦。住在香农的保罗·博格是集市广场的丹·博格先生的祖父。木匠帕特里克·克利福德在新街有座房屋，现在他儿子住在这儿……布朗伍德的哈里斯夫人的后代依旧住在原来的地方，布朗伍德的莫斯·哈普家的后代也是如此……”

过往并不遥远，而是生动可感的。我常常觉得，捐赠者名单能和一百年后的城镇联系起来令人宽慰，因为比教堂更早诞生的建筑几乎没有留下来，也没有什么档案文献。天主教阶层崛起，纵使饥荒正席卷更低阶层的人，新兴的商人阶层还是打算建造一座教堂，作为其权力的纪念碑，历史这才开始变得清晰可见。在恩尼斯科西，一八四六年以前天主教徒可是几近沉寂的。我知道了，我曾祖辈的男人中，有一位在城里的小岛路上开了家小旅馆，我有副眼镜上还刻了它的名字，另外一位在教堂附近做磨石生意，有一位在城外拥有小农场，还有一位来自三十里开外的农场。他们的不少事情，我可以得知，或者想象，但是他们之前的人，我就无从得知也无从想象了。有了这座教堂，时间才开始变得真实而可以想象。

我的父亲去世后，我更需要去学习、去尝试、去好好表现。我的弥撒书上有一张弥撒通知单，上面有他的照片，印着我母亲精心挑选的祷文。人们给我的建议里，有的是世故的，有的则是非世俗的：有人说你需要拯救灵魂，又有人说你得出人头地。有人说你得找份好工作，同时也有人说你必须侍奉上帝、拯救灵魂——我的父亲去世后，这二者就变成了伴我在镇上长

大的同一个梦魇的固定部分。

我大概十四岁的时候，一位比我年长许多的朋友曾坚称，天主教这种信仰纯属无稽之谈，彻头彻尾都是——不只是仪式，也不只是圣人和圣像，不只是遗迹和礼拜日，还有那些最基本的东西。他深信不疑地说，根本就没有上帝，他言语中没有虚张声势也没有耸人听闻之欲，而像是说一件他早就知道的事情。

我问，那么是谁创造了世界呢？他说，世界本来就存在。那么耶稣基督又是怎么回事？他带着不容置疑而不露声色的权威说道，他只看到了罗马帝国的分裂，他试图将耶稣作为爱邻如己的象征，但人们却不接受。相反，我们还是面对着教士、布道和那些愚蠢的规则。

我依旧会走过教堂的通道进行圣餐仪式，接着双眼盯着地面走回自己的座位。我依旧祈祷，但我的信仰渐渐消退了。在十六岁的假期，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天命的研讨班，一个神学家大谈“信仰的悖论”，即你要笃信宗教必先“相信”，信仰需要盲目的一跃，而后则需要更理性的路径。我开始半信半疑地明白，我从来都不信宗教。我一直都很清楚，我周围的人对安全感、金钱、权力、地位的兴趣要远多于对上帝的爱或对上帝之仁慈的深信。信仰是一种慰藉，如同在漫长的一日工作后听听音乐，它就是个剧院，让人们聚到一起。当时学校里的神甫大都会在美国度夏，关于信仰与道德的争论也被允许。我却跑开了，我开始读卡夫卡和D. H. 劳伦斯，上大学的时候，我也就有了别的东西思考。

在大学里我认识的人都不信教。因此，在圣灰星期三，我看到有学生在前额抹灰走过校园，总会颇感震惊。我惊讶地看着他们，很想问他们：难道没有我朋友那样的人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吗？他们怎么还不醒醒？他们怎么还信教？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是属于妇女运动、离婚行动小组和同性恋权利觉醒的时代，我和很多人都认为，爱尔兰正走向世俗化共和国的通途。我参加过国家道德审查会的会议，也只是为了嬉笑和起哄。我并不知道这些额头抹灰的学生会成为八十年代爱尔兰的道德主流。在我的学生时代，所有的改变似乎都是进步的。一九七五年，我移居巴塞罗那，有好几年我都没再想过天主教的问题。我想都没想它。

我的父亲曾写过醋山。从我们房子的窗户看出去，越过山谷便是。“这座地标象征着历史精神，这是一七九八年那残酷而英勇的抗争的纪念碑。”他在一篇论及城镇及其历史的文章中写道。关于那场我们被击败的一七九八年的恩尼斯科西起义，有不少事情——我不敢贸然说是“事实”，我是自孩提时就知道的。英国人扛着步枪，我们却只有长矛；他们将沸腾焦油浇在爱尔兰人的头皮上，待焦油干后将其剥开，而我们这边的爱尔兰农民天主教徒，却高贵而勇敢。我们周围城镇村庄的名字都被写入历史书中，被写入我们在学校习得的歌曲中。这些地点正是战争发生、暴行肆虐的场所。

但有一个地方，我到了二十岁才知道它和一七九八年的事情有关。此地名为斯卡勒布。写下这个地名时，它都会给我带来一种奇怪的共鸣。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这方将一大群新教男女孩童驱入棚中，将他们烧死。我们这场由当地不满与法国大革命观念引发的起义变成了宗教问题。斯卡勒布的名字没出现在歌曲里，我也不记得我父亲谈起过，书写过。在一个天主教孩童对一七九八年之事应有的了解中，与之相关的记忆被抹除了。它成为我们荣耀历史中的复杂问题。

我们的荣耀历史包含重新定居与开垦农场。一五四〇年到一六四〇年之间，三分之二长期居住于此的爱尔兰人以及老英国业主都被迫离开，取而代之的是英国种植园主。诗人兼冒险家罗利和斯宾塞在镇中待过。肥沃的思兰尼谷边的农场由新教徒所有，天主教徒流离失所。两个社群一直被分隔开，天主教徒逐渐变得难以驯服，而新教徒一直忠于英国国王。

有着富裕腹地的恩尼斯科西逐渐变成了市镇。我长大的时候，恩尼斯科西有一个蒸蒸日上的磨坊、一个麦芽厂和一个培根厂。其中三个都为家庭所有。我的两个姑妈就在磨坊办公室里上班。镇上的许多家庭都靠这些工厂谋生。在特定时日你能听到猪在进入工厂时的尖声长叫。在夏日，烟尘与磨坊、麦芽厂附近谷物的气味久久不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些小工厂都扩张了：麦芽厂在铁路桥梁的驼峰上方建起新的“铁肺”，磨坊在谷仓旁建起新的部门。

业主们很有教养。磨坊的业主老布朗先生对人疏远而极端有礼。他身上有种钢铁般的直率。他是英格兰人或苏格兰人，自然就该拥有磨坊。

而麦芽厂的主人有些神秘，他们曾住在城镇中心的城堡里。六十年代培根厂的主人曾在城外俯瞰河流之处建了一所巨大而现代的房屋。大家从没见过有人用上那么多玻璃。

这些人继承了土地，我们继承了我们的居所，而我们的居所位于他们所创造的世界之中。但事情发生了变化。现在四处可见已被废弃的老旧石仓库，因为交通更方便了，储藏谷物以及其他材料已经没那么重要。城中的旧磨坊还有部分残留，标志着技术的改进，在电气化时代水磨轮已经被淘汰。

但这些时代变迁的遗迹并没让我们准备好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切。一开始还只是名字的小变化，新的合伙人和投资者加入了旧名字的行列。没人想太多，这是现代化不可阻挡的步伐。

现在培根厂不在了，磨坊和麦芽厂缩小了规模，最后也关停了，不是因为利润下降或市场变化，而是被接收了。欧盟这美丽新世界里的大集团进入城中巩固其垄断。小城里的工厂已是历史中的事物，于是它们倒了，不会再开放了。

同时，虽然恩尼斯科西的历史走向终结，道路却改善了，人们对新的高速公路、环状交叉路、桥梁啧啧称奇，它们均由欧盟资金支持建设，旨在让恩尼斯科西为未来做好准备，让集装箱车进入。城镇变成了通往他处公路上的一点。

在新的桥梁上，你仍能看到新教教堂和天主教教堂的尖顶。一七九八年后，来之不易的和平维持到独立战争时期，战争中许多新教徒的房屋被焚毁，而到了内战，新教教堂被爱尔兰共和军占领。在一九二二年成立的爱尔兰共和邦，新教社群在恩尼斯科西仍是强大的。他们在山谷边拥有农场，在城中还有商店，似乎适应了新共和国，所以北爱尔兰的暴力和宗教仇恨对其影响不大。

但在某种程度上，两个社群还是隔绝开来。天主教女人会烫头发，穿高跟鞋；新教女人留着直发，穿平底鞋。而他们的教名和姓也会有所不同。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会一起玩高尔夫球和橄榄球。但是凯尔特人的比赛，比如爱尔兰曲棍球和足球，总的来说还是只有天主教徒参加。周日的早晨做完弥撒回家时，你会看到做完礼拜的新教徒，他们是一个从我们城中古怪地隔绝开来的小而紧密的社区。

我们的教堂建于山顶上一块更大的地上，为巨大的塔形结构。它开放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一定是人们第一次有理由去做这些事情——注意钟表，在同一时间来到一个地方，在漫长的时间里保持肃静，一起站立，一起坐下，让别人经过，等待轮到自己。文明开化由此开 始。

我的父母在这座教堂里结婚；我在此受洗；我看着我父亲的棺木被抬入教堂，看着棺木前的祭台助手扛着着巨大的镀金十字架。教堂的墙是用中世纪的方济各会修道院的碎石所建。“表面的石头，”一位本地历史学家、我父亲的神甫朋友写道，“许多还没人的拳头大，你很难在墙面找到一块大于一平方英尺的空间。不过这些灰蓝到深绿的石头被安放得很漂亮，整座建筑都在向那些建起这座教堂的手艺人致敬。”

一九九四年，教堂显然需要大量修复。人们进行了筹款，并决定在复活节前关闭教堂。弥撒在当地的女修道院和凯尔特运动协会的大礼堂进行。但爱尔兰新教教会也为我们提供了他们的教堂。我从来没走进过恩尼斯科西的新教教堂。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的许多年里，天主教徒严令禁入新教教堂，即使朋友的葬礼也不行。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六日星期六，拥挤的信徒在恩尼斯科西的新教教堂进行晚弥撒。进入教堂时，许多人在拍照，记录牧师口中的这一“历史时刻”。新教教堂比我们的教堂小得多，形状更方正。教堂中有一个漂亮的大理石布道坛，诵经台上还有个鹰头。彩色玻璃上画着身着红衣的耶稣抱住羔羊的情形，而其他的长窗则装了淡绿色玻璃。教堂中只有两三块纪念匾。

在新教教堂里看见熟悉的天主教徒面容，感觉实在奇怪。我们一直站着等到弥撒开始。他们宣告，这次弥撒将不会有布道。自宗教分隔以来，双方各自的不散阴魂一定在好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视线转移到了我左边墙上的牌匾。这是纪念阿切博尔德·汉密尔顿·雅各布的，他是皇家醋山骑警的最后一任队长，在一八三六年十二月去世，年方六十六岁：“作为地方治安官，他是公正的；作为国民，他是忠诚的；作为士兵，他是仁慈而勇敢的。”

一七九八年醋山上的战役，他一定也在场，参与了稍后的屠杀，我孩提时已经听够了屠杀的故事。但我们现在身处在他的教堂，我们被邀请前来。新教的礼拜仪式和弥撒会在早上进行。没人对这块牌匾感兴趣，没人关心宗派的遗产。这块牌匾是过去的纪念物，而我们不会重演过去。恩尼斯科西的历史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