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百军：《最后的生产队》之“队委会”和“挣工分”

三、队委会

在生产队里，除了集体干活外，最多的就是开会了。那个时候搞的运动多，会也就多。

生产队每隔十天或半月就要召集一次会，公布社员每天干活的出勤率，检查社员完成农活的效率和质量，再根据社员的评定，制定出对每个社员的奖励和惩罚措施。生产大队则根据农时季节，每年召开几次全村社员大会。如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会，以及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会议等等。每次开会，社员们都到得特别齐，很少有不去参加的。因为开会和干活一样，一天也是十分工。

队长在田间地头开小会，安排队里的农活（1978）

为了不耽误生产，生产队的队委会一般选在下雨天或是不能干活的天气召开。说是开会，一个生产队还有多少工作要布置？队长三言两语就把当下工作安排好了，剩下的时间就是老少爷们儿在一起唠嗑。

到了冬天，农村打完场和送完公粮后，基本就没有什么农活了。除了收拾一些简单的家务活外，大部分时间就是“猫冬”。上级部门也在这个时候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以小队为单位开展各项学习活动。冬天夜长，家家都吃两顿饭，生产队开会一般都是在晚饭后进行。生产队长沿着前后趟街一喊：开会了，大家就陆陆续续赶到小队部。反正在家闲着也没事儿干，还浪费煤油，不如一起去队里凑热闹。街上狗汪汪叫和着胶皮鞋的踏雪的吱嘎声，成为乡村夜晚最独特的声音。

公社召开生产队长会议(1980)

来开会的人都是一个队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拐弯抹角都能攀上亲戚，大家彼此都很随便。很少有缺席的，有的人家老爷们没有来，妇女就抱孩子来。农村里的人几乎都会抽烟，有抽大烟袋的，有叼喇叭筒的，也有抽些几分钱烟卷的。一个比一个有劲，一个比一个呛嗓子。烟味混着臭脚丫子味弥漫在屋子里，大家似乎谁也不烦这五味俱全的滋味。

开会前，大家闹闹哄哄开着玩笑。各种骚呱不知道从那个人嘴里冒出来，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妇女们也不觉的难为情，有的妇女比男人们的嘴还厉害，什么骚话都敢说。年轻的小姑娘们往往成为会场里的一道风景，她们都提前故意打扮了一番，叽叽喳喳象小鸟一样坐在墙的一角，一边听老少爷们高一声低一声地瞎侃，一边用眼角瞄着自己暗恋的小伙子。小伙子们有了姑娘们在，也就更能显摆，弄出各种各样怪动静来吸引姑娘们的注意。

有些小队长这辈子走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到离家五十里外的县城去开会。人民公社时期，县里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四级干部会，参加会议的人员是县里和公社的干部、生产大队的书记和大队长，以及生产小队的小队长。

秋收结束后，生产大队召开冬季农田基本建设会议（1976 ）

每逢开会，队长们就背上铺盖卷，随着大队干部和同村的几个小队长，步行到县城。四级干部会是全县一年中最重要的会议，除了在会议上学习上级指示精神，还要安排一年的工作任务。参加会议的足有一千多人，也是人数最多的会议。这么多生产队的队长聚集在一起，住宿就是最大的困难。提前几天，县里就把一些单位的会议室和空闲房子腾出来，给他们当宿舍。会务组把这些大房间的地上铺上谷秸和麦穰，上面再铺上苇席。一人一卷铺盖，晚上摊开睡觉，早上再卷起来，挨墙跟放着。开会日程一般是三、四天时间，除了领导作报告，就是分组讨论，最后是发奖和典型发言。

分组讨论时就以每个生产大队为一小组，在宿舍里倚着铺盖卷围在一起。从农村来的生产队长，没有几个识字的，他们平时只会领头干活。像这样围坐在一起，没几句就开始拉家常。若是领导来巡视，就安排个能说会道的，捡好听的说几句就敷衍过去了。

讨论一下午，拉呱也烦了，干坐在那里，实在是乏味。有些胆子大的，就带了扑克牌玩起来。边玩边吆喝地正在兴头上，冷不防县里干部巡视到这里，没收了扑克牌，还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他们吸取了教训，再打扑克的时候，就叫一个人在门口望风，看到有人来，咳嗽一声，里面就赶紧把扑克牌收起来，装着若无其事的讨论。还有些嗜酒如命的主儿，偷偷装了白酒藏在铺盖卷底下，坐累了，就掏出来喝几口解解乏。有些好客的小队长，索性拿出酒瓶来，和其他人轮着喝，就像击鼓传花一样。还有的抓出一把花生米，放在苇席上当酒肴。

参加县里四级干部会议的生产队长代表（1976）

开会的队长们最盼着就是早点开饭。平常在队里干活，除了地瓜干煎饼就是咸菜，很少沾荤腥。到这里开会，一天三顿饭，不是大白菜熬猪肉，就是萝卜炖排骨，再加上小葱拌豆腐和香菜拌辣椒等五色小菜。菜吃完了再盛上，放开肚皮尽管吃。有喜欢喝酒的，就凑钱去买来五毛钱一斤的散装白酒。一年才有一次这样的好饭菜，要是没有酒，岂不可惜了？

每年正月，县里都要召开四级干部会议（1979 ）生产队利用冬季组织社员学习（1978）

四、挣工分

工分是人民公社时期独特的计工方式，社员干活叫“挣工分”。

那时的社员也是实行按劳计酬的办法，生产小队设有记账员，每天收工前，就把大家集合起来，公布工分。

每天收工前，生产队记账员核实工分（1976年）

当记工员可谓是个苦差事，他不但每天记好出工的人数，还要扣掉迟到和缺勤社员的工分。记工员不但要做事认真，还要经得起别人的质疑与指责，更要受得了委屈经得起骂。有些社员喜欢找茬儿，不想干重活，还想多拿工分，老是觉着记工员给他记少了，骂骂咧咧不算完。虽然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但却责任重大，直接关系到每个社员的切身利益。因为工分就是劳动付出的报酬，是一切实物分配与现金分红的根本依据。拼死拼活干一天，也只就有10分工，要是漏记或搞错了，不就是白干了嘛！所以一个公正公平的记工员，甚至比会计更重要。

青年女社员每天能挣6到7分工（1978年）

那时候，男女老少社员根据体力划分成不同的劳力。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是10分，也叫一个工。妇女则根据农活轻重，分别给予5分和7分不等。那些年老的社员，也是根据农活的分类进行评分。工分是要大家公开评议的，你说我应该算10分，那好，给你一把铁锨，和一个10分工的社员比翻地，你只要和人家干的一样就给你10分。

生产队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劳动计酬（1976）

每天收工时，队长和妇女队长都会接着派第二天的农活，也是根据社员的体力，安排相应的劳动。如果有些活赶时间，也会安排个别不是壮劳力的干重活，那样就给壮劳力的工分。那时能干的人都喜欢干重活，因为能多挣工分。工分是生产队分配口粮的依据，干的多就分的多，到年底每个工还能分到1毛多钱。

有些健康的耄耋老人也照样干活（1977）

在当时农业生产基本全靠人力和畜力的情况下，男人是生产队里的擎天柱。有时干重活的时候，队里就用节余的粮食做顿午饭犒劳大家。到晌午收工时，队长就招呼大家说：今天出工的社员，无论男女队上一律管饭！于是就去了一户提前安排好的社员家，男劳力每人一张烙饼，地瓜稀饭随便喝。女人则没有烙饼，只能喝地瓜稀饭。如果有突击任务的重活时，生产队也会买上一些锅饼，再买上一个猪头或是一挂猪肠子煮上，到地堰上摘些山豆角，炖上一大锅。在农忙时，这种做法是鼓励社员多出工，多干活的犒赏。只是事前是保密的，往往只有队长和会计知道，否则就失去激励的效果了。那些偷懒没去上工的，听到后肠子都悔青了。

一个壮年劳力干一天是十分工，到年终决算能分到一毛多钱（1978年）

那些人口多，劳力少的社员也一样能有饭吃。因为那时按照“人七劳三”的分配政策，这就使得壮劳力多的社员家庭经常牢骚满腹。而那些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和“五保户”，生产队也照样分配给正常口粮。

年龄大一些的社员，干些较轻的农活，每天挣5到6分工（1977年）

以前到了学校放假的时候，我们这些中学生也到地里去干活。生产队利用冬闲时候修水库和整修大寨田，我们也想给家里多挣点工分，就到工地上去推土。他们嫌孩子推得少，就不让我们推车。我们只好和女劳力一起抬土，其实这是个比推车更累的活，那杠子压在肩上开始是酸，后来是痛，最后把肩膀都压肿了。但为了挣那七分工，你就得坚持。像我这样的抬一天土，只挣到七分钱，这就是那时候的劳动的价值。

有些女社员不甘示弱，和男劳力干一样的活（1977）

作者简介

骑着摩托车下乡拍照片的李百军（1976年）

李百军，1955年出生于山东沂蒙山区农村家庭，七十年代大学毕业后在县委从事摄影工作。曾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举办过个人摄影展，也出版发行过《每天》、《老城记忆》和《生产队》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