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音乐？

《婚礼进行曲》让我们热爱生活，《葬礼进行曲》让我们珍惜生命；一首《义勇军进行曲》透视出中国人民从东南西北悲壮奋起的宏大历史场面，一部钢琴协奏曲《黄河》使我们听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粗犷的呼吸，看到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宏大气势和“黄河远上白云间”的辉煌远景……

音乐使最深刻的情感和最严谨的思想结合在一起，给人以情感的鼓舞和理性的力量。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式的音乐简史，在《音乐三千年》里，你将亲临贝多芬、李斯特、巴赫等大师的创作现场，你将见证音乐与政治、文化和经济融合共进的恢弘历程，你将领略来自世界各地的20余种音乐风格，你将获得一份世界经典曲目清单，你更将在不知不觉中，真正理解音乐究竟是如何发展成今天这样的。

本文摘录自《音乐三千年》

我听到那训练有素的女高音（我的工作又怎能和她的相匹配？）

管弦乐队带我旋转，让我飞得比天王星还要遥远

它从我身上夺走我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我怀有的热情……

——沃尔特·惠特曼，《自我之歌》第26首

帕莱斯特里纳的艺术及其广泛影响固然进一步坚定了教会对音乐情感功能所持的排斥与严控态度，与此相对抗的潮流却遍地涌动。在这种背景下，歌剧得以诞生。

歌剧艺术所营造的华丽宏大的场面、激动人心的音乐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对特伦托会议钦定的清规戒律来说，不只是一种变革性的叛逆，更是自由情感与自然欲望对平静如水的理想范式的颠覆。这种艺术形式在威尼斯城得以蓬勃发展，狂欢节的狂欢者、上层社会的名流以及反对教权统治的革新者遍布这座城市，歌剧成了他们极力挣脱教会精神枷锁的共同表达。

在17世纪法国社会评论家让·德·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眼中，歌剧的目的在于消遣（这也是奥古斯丁对音乐最为忧虑的方面(28)）。拉布吕耶尔的观点与今天的歌剧乐迷无疑极有共鸣，他认为音乐的目的就在于“使心、眼和耳保持长久的愉悦”，故而歌剧必须是一场感官盛宴。

贝尔纳多·布翁塔伦蒂设计的乌菲齐剧院（Uffizi）观众席与歌剧院舞台，朱里奥·帕里吉为马尔科·达·加利亚诺的歌剧《蒂雷诺和阿尼亚的解放》（La liberazione di Tirreno e d’Arnea，1617）的第一间奏曲设计的布景。

此外，歌剧的诞生还有赖于不同文化力量的冲突与较量，它的出现，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贵族阶层对奢华消遣的强烈需求。其中，假面戏（masques）是一种音乐、舞蹈和表演的综合形式，往往带有精心设计的布景；幕间剧（intermedii）是剧目换场时的音乐和舞蹈表演，通常最能满足这种需求。

这一需求必然与教会当局的宏愿初衷背道而驰，在教会眼中，戏剧表演本身就令人深恶痛绝（虽然在教会圣周游行期间，也常见教众以自我鞭笞的方式表演耶稣受难的流血场景和忏悔者表演的驱邪崇拜仪式）。

1577年，威尼斯共和国爆发的宗教清洗运动（Puritanism）居然将所有歌剧演员统统驱逐出境。不过，这样的法令往往最终不过是一纸空文。教皇庇护四世曾下令将妓女从教皇国驱逐出去，然而商人们抱怨这会导致城市人口减少，结果达成一项调解协议。对歌剧演员的驱逐令最终也是难以为继：上有教廷施压，下有百姓妙计，歌剧转入私人空间，人们在宫廷等场所中继续尽情欢愉。

然而，驱动第一部歌剧诞生的力量并非来自那些只说不练的反叛者或追逐自由的感官娱乐者，一个更具象牙塔意味的组织——“佛罗伦萨卡梅拉塔会社”（Florentine Camerata）中的知识分子成为创作歌剧这一历史重任的承担者。

作为人文主义者，这些知识分子于1573年开始定期在乔瓦尼·德·巴尔迪伯爵（Count Giovanni de’Bardi）宫廷举行雅集，共同探讨古希腊的文化根基。值得一提的是，巴尔迪的儿子彼得罗（Pietro）曾有意将“卡梅拉塔”描述为一种纯粹的自得其乐、“全凭兴之所至、不定期集会的学术小组”；此外，他还公开承认某些品行端正的成员“在某些方面的确存在行为不端或参与赌博”。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认为，古希腊文化业已达到文明的顶峰。入职“革新学院”（Accademia degli Alterati）时，因精通数学、占星术、宇宙学和诗歌而受到称赞的巴尔迪伯爵，对古希腊人如何创作音乐尤为感兴趣。

学院的成员评价道：“巴尔迪追求心体合一，也难怪他对古希腊艺术的美好和令人愉悦的和声深怀热爱。他认为，古希腊人的艺术在品行高贵和道德高尚方面无懈可击，任何拒绝学习和练习这种音乐的人都是粗鲁和无用的。”巴尔迪伯爵的观念成为追随他的志同道合者们的共同信念。

卡梅拉塔会社学者之一文森佐·伽利略（Vincenzo Galilei，科学家伽利略之父），在佛罗伦萨顶尖学者吉罗拉莫·梅伊（Girolamo Mei）的指导下，在巴尔迪伯爵的大力支持下，深入研究希腊音乐。

据说，古希腊人拥有今已失传的可控制音乐的神奇法门，梅伊在论著《古代音乐模式》（De Modis Musicis antiquorum）中，集中陈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最终的结论是，古希腊人以一种独特的表演风格来控制音乐，风格与当前欧洲时兴的风格恰恰相反。

古希腊人的方法基于一种古老的理论，他们认为每一个音阶都以特定的方式与人类的灵魂产生共鸣。因此，古希腊人对音乐创作持有一种格外谨慎的态度，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实现用音乐激发听众的特定反应这一目的。梅伊对此的看法是，“古乐能产生动人的情感效果”，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与当代的音乐家不同。

当代的音乐家似乎只对“听觉的愉悦”感兴趣，那是一种纯粹的享受声音的乐趣。对今人而言，这种乐趣实在有些过于笼统。相比之下，古代的作曲家更重视引导他人去体验特定的“与自己能产生情感共鸣的音乐”。

原标题：《我们为什么需要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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