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纪念萨米尔·阿明：全球化的历史脉络

2018年8月，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在巴黎去世，作为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积极的社会主义实践者，阿明长期关注中国，高度评价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史意义，也与中国学者展开了持续的讨论，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2018年12月，在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戴锦华（北京大学）、刘健芝（岭南大学）、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汪晖（清华大学）的共同提议下，来自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十余位学者在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所组织了讨论活动，表达了对阿明的哀思，也以此为契机，为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可能性，展开新的探索。

张双利（复旦大学）、朱安东（清华大学）围绕着阿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路线的探索进行讨论。张双利深入讨论了阿明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和发展，指出马克思对普遍历史的构想，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期待，一定程度上依然受限于欧洲中心论的19世界史图景。而后来坚持在资本主义中心区域发达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发现核心区域的危机和战争并不必然成为革命被广泛接受的充分条件，发生在西欧诸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因此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出现“修正”——逐步转向议会斗争，最终被资本主义选举民主制度所吸纳。作为出身于第三世界与“边缘区域”的马克思主义者，阿明与欧美左翼学者相比，阿明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和认识到另一社会主义实践路线——“列宁—毛泽东”路线的世界史意义。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漫长过渡阶段，边缘区域先爆发“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与之后借助政党与国家的力量主动推动社会革命，这种同时进行现代国家建构与社会体系建构的双重革命，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地区而言，不仅仅是一种已然发生过的历史先例，也是值得持续总结的宝贵经验。

滕威（华南师范大学）从细致的文本分析出发，讨论了萨米尔·阿明对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批评。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哈特与奈格里的《帝国》三部曲为代表，西方的左翼批判理论迎来新的高潮，对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生产形态进行了新的描述和分析，指出了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中心”的“偏移与流动”的新特征，由此认为帝国主义已经发生变形，使得斗争形势和斗争主体都必须发生变化。阿明对此种理论进行了严肃批评，原因在于，阿明清楚地意识到，哈特与奈格里等人的理论，过度强调全球资本主义的“去中心化”特征而无视其“再中心化”的反向运动。更进一步，被哈特和奈格里等人寄予厚望的新主体——差异的、多元的、自由流动的“诸众”(multitude)实际上只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在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下日益碎片化的表现，缺乏有效的组织资源和介入生产环节的实践能力——也即放弃列宁—毛泽东的先锋队政治路线，此种碎片化、无中心的反抗形式势必无法持续，就如同各种形式的“占领运动”不断趋于失败一般。

阿明与中国：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世界史意义

2018年，时值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很长一段时期内，改革开放往往被视为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然而，2018年以来中国与美国之间一系列围绕着经济贸易问题的冲突事件，打破了此种和平“融入世界市场”的幻象，中美之间的矛盾，也被很多左翼或右翼人士共同视为是“帝国主义霸权争夺”逻辑的延续。今天中国的复杂之处也恰恰在于，如果我们放弃了社会主义原则，滑向帝国主义并非无稽之谈。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需要做的工作，绝不仅仅是为说明中国不是“新兴帝国主义”而进行论证，更艰巨的任务，是探索超越霸权主义逻辑的理论和实践路径，探索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也正是在此处，阿明的思想遗产可以给予我们重要的启发。在国际左翼知名学者中，阿明常常以中国的辩护者、支持者的姿态出现，然而正如汪晖指出的，阿明对中国的支持和辩护，并非出于第三世界的情感联系，而是恰恰出于阿明是社会主义行动者的政治立场。阿明清楚地意识到，通过在生产领域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实践，并在政治路线上经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洗礼的中国，尽管也存在着被全球资本主义不断渗透的现实，但依然相对于其他国家和主体更具备承载二十一世纪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可能性。

温铁军从阿明的依附理论出发，重新梳理了1950到1980年代中国的土地改革历程，探讨了中国如何在依附外部政治经济体系与实践独立自主路线不断来回调整的经验，为如何更有效和更全面地认识前三十年与改革开放历史延续性提供了新的参考。国史和党史研究者老田先生，对中国前三十年的自力更生战略（阿明称之为“脱钩”）转向再依附道路（主动融入“全球化”），由此根本变革了内部的政治经济体系，以塑造低成本积累体制所蕴含的内在困境，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梳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局限进行了认真反思，并认为社会主义者必须像阿明一般，在思考克服社会主义制度内在局限的动态过程中，发展社会主义。邱士杰（厦门大学）细致梳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湾马克思主义者对阿明理论的本土化运用及其引发的争论，呈现了美国和中国大陆双重政治影响下台湾寻求自身定位的复杂处境和意识形态困境。这一分析也使得与会嘉宾再次意识到，上世纪中叶以来，日韩台等地区的经济大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为围堵社会主义阵营而被“接纳”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而获得的机会，这种机会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改变，日韩台等地区的经济停滞和困境也再次证明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代价。刘世鼎（澳门大学）围绕着阿明与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讨论，指出其贡献和不足，并讨论了欧洲中心主义对第三世界主体性的影响，以及如何形塑着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样貌。孙柏（中国人民大学）则进一步围绕着阿明思想中的毛泽东主义内涵进行了分析。周展安（上海大学）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历程中两次去精英化、去依附性的本土群众路线实践和第三世界联合实践出发，发掘和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内在的人民性、民主性、自主性的世界史意义，进而批判了各种因为放弃社会主义传统而导致对中国的理解向内坍塌、丧失普遍性意涵的历史观争论。

薛翠（西南大学）从阿明的依附理论出发，对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遭遇的经济困境进行了分析，指出以美国为代表的核心国家逐步实现了金融政策协调，形成资本流动性的相互支持，从而可以降低核心国家内部危机的风险，将危机转嫁给新兴国家，标志性事件是2013年美、欧、英、日等主要经济体央行达成的长期货币互换协议。叶敬忠（中国农业大学）结合阿明的依附理论对全球农业、食品工业存在的支配性结构进行了分析，并反思中国的农业与农村发展策略。严海蓉（香港理工大学）则以中国在赞比亚、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三国的投资为例，讨论了中国在基础建设、制造业和采矿业的资本积累形态，分析了中国对外投资与西方投资的数量、收益比较，指出没有迹象表明中国资本在获取帝国主义租，反驳了中国正在推行“新帝国主义”和“债务陷阱”的言论。魏然（中国社科院比较文学所）指出，在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出现了左翼政府执政的事实，但却无法再短期内完成发展模式的转型，只能通过福利体系向民众转移部分资源贸易收益，无法抵御外部输入的经济危机，因此遭遇各种形式左翼执政危机。今天，要真正克服这些危机，避免在“左”和“右”之间来回剧烈摆荡，应该重新发掘阿明的第三世界理论。正像阿明指出的，后发国家、边缘国家真正的发展，不是功利主义、追求国富、亲资本式的“赶超”，而是要“别有作为”，即在与中心国家脱钩的基础上，实现区域内的平等交往与交换——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经济民主。

阿明与未来：认真思考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对阿明最好的纪念

截至201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已经持续了十年，我们身处于一个持续的资本主义危机中。然而，我们也已经无法浪漫化地期待此种资本主义危机，会以一种最终危机的形态整体爆发，从而使得全球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加速到来，相反，斗争的形势可能更为严峻和复杂。

正像阿明所指出的，今天，复杂的全球分工体系使得劳动者的分布越来越多元化、碎片化。马克思列宁时代常见的“大工厂集中劳动”式的劳动结构，正在被流动化、碎片化的雇佣形式所取代，与此同时，新技术革命浪潮中的两大趋势——工业自动化和信息智能化，将进一步加剧全球就业结构的深度调整，这使得劳资结构在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严重失衡状态，全球性的阶级分化和贫富分化也愈发严重；今天，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新的权力形式正在与传统霸权国家的主权形式相结合，不断塑造出新的中心与边缘结构，国家这种政治形态并没有丧失影响力，但却面临被少数精英群体垄断的风险。2008年以来，我们见证过各种形式的左翼抗争运动和“占领运动”， 但也看着它们一次次走向失败，无法对全球资本主义产生有效制约。更为复杂的是，广大被压迫和被损害者，反而很容易被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加以分化和瓦解，甚至引发劳动者的进一步分裂——被地缘、族裔、宗教等等要素所肢解，彼此对立、争斗不休。正如路爱国（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所）指出的，今天的理论思考者也依然需要面对如何改变世界的问题，左翼理论不能放弃对生产形态的讨论。与此同时，也正像老田和张双利所提出的，今天的社会主义者也必须思考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存在的真实问题，如社会主义的积累机制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依然存在的基于管理权分工而出现的干部异化和阶级再生产难题、先锋队政治路线的条件及其演化，社会主义需要为自身确立的原则不断进行探索和调整。

因此，正如同汪晖所总结的，对于今天的行动者和思考者而言，需要建立起对现代世界基本问题的判断，对基本矛盾的把握。我们不仅仅需要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努力理解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心路历程，也需要从当下生产力巨变的时代背景出发，从现实的历史条件出发，作出合理与科学的选择；我们不仅仅要重新发掘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历程中的政治经验，探索如何激活新条件下的先锋队政治与群众路线相互交融的政治过程，也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探索改善劳动结构的可能方向，探索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发展之路。今天的社会主义者，需要像阿明一般，培养战略思维，超越浪漫主义的想象和充满怨恨的情绪宣泄，坚持斗争，反对精英集团的机会主义，也不放弃任何充实社会主义支持力量的机会。认真思考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探索现实的社会主义，才是对萨米尔·阿明最好的纪念，这或许可以成为本次阿明纪念会议全体参与者的共同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