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导条约》与“纯粹的理想主义”

1987年12月8日，美国首都华盛顿，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里根签署《美国和苏联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2019年1月20日，距离美国暂停履行《中导条约》的最后期限，只剩下十几天，世界却依然看不到美俄有任何让步的迹象。

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世界已经太多次见证了特朗普的愤怒，但他关于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导弹的愤怒，则格外让人担忧。去年10月20日，特朗普表示，除非中俄愿意与美国签订新的协议，否则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12月4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如果俄罗斯不恢复遵守《中导条约》，美国将在60天后暂停履行条约义务。 

《中导条约》订立于1987年，全称是《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根据该条约，美苏双方决定不再保留、生产或试验射程500公里至5500公里，作为核武器运载工具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条约签署后三年，美苏共销毁2692枚相应规格导弹，其中苏联1846枚，美国846枚。条约中“作为核运载工具”这一要项，清楚表明了条约的本意在于通过“卸载”中程运输工具，间接削减彼此的核打击力量。

有专家因此指出：“相较于《中导条约》这个说法，‘中程核力量条约’其实更能反映双方的实际意图”。因之，破坏《中导条约》，最终也一定会影响全球核裁军进程。

古巴导弹危机

说《中导条约》，不得不提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这两大历史事件虽时隔25年，但在某种意义上互为因果。

二战结束之初，因在二战中头顶反法西斯“带头大哥”的光环，美国声望日隆，但随着苏联1949年成功试爆原子弹、1957年发射世界首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深感“时不我待”，于是大力扩充核武库，美苏两国军备竞赛升级。

都说一流国家做棋手，二流国家是棋子，三流国家当棋盘。在美苏两大阵营对峙下，二战中各领风骚的欧洲列国只有当棋子的份儿，整个欧洲沦为棋盘，北约、华约泾渭分明。1959年，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了瞄准苏联的中程导弹，赫鲁晓夫惊呼“过分”，但无奈美国受大洋庇护，鞭长莫及。

1961年，美国、古巴交恶，赫鲁晓夫敏锐嗅得战机，决定孤注一掷，于1962年秘密向古巴运送中程导弹，想把美国的后花园打造为苏联中程导弹的海外基地，从而实现战略平衡。没想到，这引起美国的极大反弹，美军顷刻间云集加勒比海，核战争一触即发。最终，苏联鸣金收兵，从古巴撤走导弹。

吃了一记闷棍的苏联并非一无所获：作为双方协议的一部分，美国撤出了其部署于南欧和东亚的陆基中程导弹，仅保留对苏联威胁较低的可投掷核弹的轰炸机和潜射核力量。这一两相让步，反让古巴导弹危机成了“一件很侥幸的事情”，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1913—2004）在《全球通史》中所述：

“如此侥幸，以致它促使了几个限制核武器的协定形成：1963年的《禁止有限核试验条约》、1968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1972年的《美苏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这些协定合到一起在实质上缓解了冷战期间的国际紧张局势。”

“最成功”的军控协议

平衡是一时的，失衡才是永恒。历史进入1970年代，随着美国潜射弹道导弹（不受《中导条约》限制）射程与精度日增，苏联再次感到威胁，从1977年起在本国和东欧部署苏式中程导弹SS-20以做应对。对此，西欧的本能反应是希望美国重新回到西欧，部署对等的中程导弹，如“潘兴II”型导弹与陆基战斧巡航导弹，从而实现“美欧防务相连”，以形成“苏联若进攻美欧任何一者，都无法避免全面核战争危险”的局面。

对此，时任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1918—2015）却态度模糊：他固然想通过“美欧防务相连”确保欧洲安全，但又担心因同意美国重新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招致苏联猜忌，反而将西欧陷入更大的危险之中。

几经权衡，1979年12月，经施密特倡议，北约理事会通过一个名为“双重决定”的决议，敦促美国尽快同苏联举行武器谈判，否则，北约将在西欧部署导弹以制衡苏联。1981年起，美苏双方开启谈判，1983年，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在西欧部署“潘兴II”型和陆基战斧导弹。最终，苏联因国内经济低迷而不得不让步，1987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签署了《中导条约》。随着苏联的最后一枚“开拓者”导弹被运抵华盛顿航天博物馆与美国的“潘兴II”型导弹一起展出，导弹危机划上了逗号。

这是一个欧洲愿意看到的结果。因为为维护欧洲和平做出了贡献，《中导条约》被誉为冷战时期“最成功的军控协议”，被视作构成欧洲安全体系“必不可少的基石”，“有益于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认为：“就实质而言，冷战可以说在雷克雅未克（1986年）和华盛顿（1987年）两次高峰会议后便告结束。”——《中导条约》关键条款的达成正是在美苏两国领导人的雷克雅未克峰会上，而条约的最终签署是在1987年的华盛顿峰会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导条约》的缔结，与其归功于施密特的倡议、里根的智慧、戈尔巴乔夫的妥协，不如说是主因是，进入1980年代后，冷战的冰山已经出现了根本的裂缝，且日渐消融。恰如邓小平在1985年做出的判断：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

枷锁是用来挣脱的

与欧洲各国的欢欣鼓舞不一样，《中导条约》订立以来，美苏两国内部对该条约的反对声就没停止过。

苏联军方把戈尔巴乔夫戏称为“导弹脱衣舞总统”，认为《中导条约》限制了后来俄罗斯的军力发展，苏联“上了美国的当”，“自废武功”。美国方面则迁怒于中国、印度、伊朗等发展中大国，认为它们正是抓住美苏（俄）按下陆基中程导弹暂停键的契机，大力发展自身的陆基中程导弹技术和核武库，从而使美国在相关热点区域的影响力受到掣肘和限制。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规划高级主管凯莉•马格萨门（Kelly E. Magsamen）表示，中国不受《中导条约》约束早就让华盛顿的决策者“烦恼不已”。特朗普露出退约心思后，《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网站刊文(“Trump Is Right About the INF”)力挺美国“退群”。该文认为，一份禁止核导弹的条约若要值得维持，就必须包括所有核国家。

实际上，美国的算盘，俄罗斯亦早心有戚戚：2007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普京表示《中导条约》已经“不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朝鲜、韩国、印度、伊朗等一批国家已经拥有了这种导弹”。

在实际行动中，美俄“反悔”心态也是一览无余：2007年，为阻止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暗示将退出《中导条约》，重新部署能覆盖西欧的中程导弹；同年，美俄向联合国提议，要把所有拥核国纳入《中导条约》，但未获通过。2014年以来，美国和北约多次指责俄生产和试射的9M729型导弹违反了《中导条约》，俄以“没有证据”予以否认，并倒打一耙说：“美国部署在罗马尼亚的导弹防御体系使用了岸基宙斯盾系统，这些发射装置只要更换软件程序就可用来发射进攻性导弹，而不是反导导弹。”。

此番在美国提出退约后，普京声称：如果美国退约引发新军备竞赛，俄罗斯将会对等报复美国部署在欧洲土地上的新导弹；如果美国把导弹送到欧洲，那么同意这么做的国家便是把本国领土置于可能遭到反击的威胁之下。

特朗普坚决退出《中导条约》固然引发人们对“二次军备竞赛”的担忧，但反对声音似乎不成规模。《纽约时报》已经兴奋地预测：“美国退出后，可能会部署一种可从陆地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而核弹头经过改造后也可装载于战斧导弹上。”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卜大年（Dan Blumenthal）则认为：“退约将为美国在关岛和日本部署更隐蔽的公路机动常规导弹铺平道路，这将加大中国对该地区美国舰船和基地实施常规打击的难度，还可能迫使中国加入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

相比于媒体和智库的激情，技术官僚略显理性。美空军参谋长戴维•戈德芬（David L. Goldfein）早在2017年6月于国会听证时被问及是否需要在东亚部署陆基中程导弹，他干脆地回答：“不用，海基和空基的导弹够了。”前奥巴马政府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邓志强（Abraham Denmark）对美国退约后在全球重新部署中程导弹的阻力感到担忧，他认为，关岛、日本甚至澳大利亚都是美国部署导弹的可能地点，但“很多与同盟关系有关的问题处理起来非常棘手”。

去年12月26日，类似担忧得到了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的呼应。这位有着施密特般智慧的外长显然看穿了美俄均无意重回《中导条约》的心思，直接宣称：假若美国单方面撕毁《中导条约》，德国不会赞同美国在欧洲继续部署中远程导弹。

但不管什么声音，都难以阻挡《中导条约》被搁置的命运。实际上，从美俄十余年来围绕《中导条约》打的口水仗不难看出，两国都想退约，都在不断挑战条约，都在为废约积蓄口实，无非是谁先开口、谁彻底迈步的问题。

在这方面，特朗普自然当仁不让。据说，特朗普在1990年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谈到他喜欢的东西：“除了金钱、女人、权力和我自己，就是核武器。”如今，能够阻止特朗普实现他所有人生梦想的障碍已经很有限了，唱反调的“假媒体”、“假智库”不足为虑，至于欧洲是否愿意、世界还是否需要这块限制“中程核力量”的遮羞布，就更不重要了。不挣脱这三十年的枷锁，美国怎么优先？

何处安放“纯粹的理想主义”

2017年12月8日，戈尔巴乔夫说：“《中导条约》是开启核裁军的决定性步骤，撕毁条约会带来严重后果。当前俄美之间围绕条约产生的分歧不仅是技术性的，而且是政治性的，现在是政治应该发挥作用的时候。”

但政治的手脚，显然被束缚住了。

去年11月11日，一战结束100周年纪念活动在巴黎举行，外界原本期待美俄领导人会借此场合讨论《中导条约》，但未能实现。去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二十国集团峰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因俄罗斯扣留乌克兰船只，特朗普临时取消了与普京的会晤计划，而根据俄总统新闻秘书的介绍，普京与特朗普的会晤原本包括战略安全、双边关系、裁军和地区冲突。

在美俄领导人没有直接沟通的情况下，去年12月4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如果俄罗斯不恢复遵守《中导条约》，美国将在60天后暂停履行条约义务。普京迅速回应：俄罗斯反对破坏《中导条约》，但将被迫对美国退出进行反应。当时间来到2019年，蓬佩奥在1月4日再次提醒世人：“目前距我们向俄罗斯提出的最后期限仅剩30天了。很遗憾的是，俄罗斯未做任何努力来遵守条约。”

普京是否回应，已经不重要了，俄罗斯火箭军已经在展示他们的肌肉；欧洲如何回应，也已经不重要了，“黄马甲”们已经让总统马克龙的目光由“欧洲军”重回法国国内，默克尔也几分不甘几分惆怅地发表了党内退位演讲。

更重要的是，去年12月11日，一番先抑后扬后，美国2020年国防预算以封顶的7500亿美元被放行。这一预算，意味着美国的“太空军”计划以及W78核弹头更新计划都将具备执行的条件，五角大楼退役分析师查克•斯皮尼（Chuck Spinney）称，美国决定暂停履行《中导条约》，或意在为加强军工领域而进行新一轮“军费涨潮”铺路。

随着“最后一个成年人”、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去年12月22日愤然离开，前波音副总裁帕特里克•沙纳汉（Patrick Shanahan）今年元旦起接任代理国防部长，特朗普似乎越来越自信，商人团队会让美国军务“再次伟大”。

说起纪念一战100周年，总让人怀想一战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在《大外交》一书里，基辛格曾用“威尔逊主义”、“根植于美国的乌托邦情节”来解释里根的思想渊源。虽然世人并不一致看好里根的能力，但世人皆相信，里根和美国一样有着“独特的道德立场”。霍布斯鲍姆说，里根“以他简单纯粹的理想主义心态，突破层层迷雾，冲出围绕在他身边的各种魔障，如意识形态贩卖专家、神经错乱的狂热分子、妄想升官发财的野心家、亡命之徒、职业战士等，凭自己的单纯相信了戈尔巴乔夫的诚意”。

间谍出身的普京不是戈尔巴乔夫，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也有别于里根。虽然特朗普声称崇拜里根，但除了他也曾经或许“怀着纯粹的理想主义心态”拥抱过金正恩外，很难找出他和里根其他共通之处了，不管是在目前的支持率，还是在当下美国相对经济优势方面。

冷战结束近三十年后的今天，在美国、欧洲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内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在升温，各类“墙”在浇筑，单边主义思潮在盘旋，世界经济在经过十年的高增速后进入滞涨阶段，“纯粹的理想主义”只在没有国家的土地上流浪。

今天，我们不禁发问：和平面前，是否依然“迷雾层层”？战争背后，会否果真“各种魔障”？和平力量和战争力量，谁在消，又是谁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