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根据国家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底我国城市常住人口比重达到63.89%。我国社会经济从“乡土中国”加快转型为“城市中国”。在新时代下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城市规划学科如何定位，似乎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在新时代下，从元视角审视城市的本质有助于城市规划发展的“守本固元”，有助于建立真正的中国城市规划知识体系。

1.城市是人类的巢穴

从生物学意义上说，城市是人类的巢穴，是人在为自己创造生存环境。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威尔逊在《人类存在的意义》一书中，通过对从昆虫到哺乳动物的上千种动物物种的比较学研究发现，人类与其他动物群体在群体式协作这种社会行为的起源上是相似的，人类具有智慧的、最复杂的高级社会行为是从“真社会性”（eusociality）动物中进化而来的。真社会性可以赋予物种巨大的生存优势。真社会性一旦形成，它所具有的高级社会行为就可以帮助生物在生态上占据很大优势。进化成“真社会性”生物之前，必须构筑安全的巢穴，供亲代和子代栖息之用，并形成亲代成员之间互相分工养育子代的生活方式：动物可以从巢穴中外出觅食，在巢穴中养育幼崽直至它们发育成熟。这种原始的组合很容易就会划分出敢于冒险的觅食者和善于规避风险的看护者。最初的筑巢者可能是一只孤单的雌性、一对动物配偶，或者是一个组织松散的群体。

城市究其本质，可认为是为满足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本能需求而建造的人工环境，在创造过程中展现人性，是人性的物化和延伸。“城”，盛民、长业也；“市”，互通有无、交流交往也。城市不仅是容纳劳动力以从事生产之地，而且应是交流思想、科创文创之源，更应该是人类美好生活之所。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的街区格局

2.城市是人类的大设计

作为一种在地球上生存和繁衍的生物，人类会本能地为自己的生物性需求创造巢穴，城市即其中之一。如果说住宅、公共建筑等形式的构筑物是单个巢穴，那么城市就是无数个巢穴的集合体，或称大巢穴，即无数个人所建的构筑物和生活其中的人的聚集体。建筑和城市是由人创建的，必然体现着人的意识、认知及其内在的价值追求，因此城市的本质是人性的物化和延伸，是一个装载着人类社会文化追求的容器。

历史上展现政治权力的城市——首都，通常会被统治者赋予某种理性形式，如中国古代的《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城市建设形制，还有近现代新建的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巴西的巴西利亚和美国的华盛顿等城市。理想城市范式展现着人类对宇宙秩序法则的理解。工业革命后的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体现着资本繁殖机制。无论是来自神的指引、统治阶级的意志还是资本繁殖的需要，城市都是人类的大设计，建构了一种体现人类文明的秩序。

人创造了城市，城市也反过来创造了人。因为城市是人生产生活的环境，人的精神思想是在城市环境中逐渐成型的，城市具有“包涵各种各样文化的能力”去孕育、产生各种新的文明。城市的创建、完善与成熟体现着人类认知的进步和人类大规模社会的有序化，体现着人性的善。一座长时间存在且不断发展的城市，一定是其最初的设计形态和模式能很好地适应人类文明发展及社会需求，如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生活形态的变化等。如果城市出现衰退、破败甚至毁灭，则是人性的恶使然。城市是一座有灵性的艺术品，城市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经济的发展、城市的规模、人口的数量，而是艺术、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塑造。因此，城市是人在时间和空间中创造的构筑物集合，是凝聚着时间和场所的统一体。

芝加哥规划 图片来源：丹尼尔·H.伯纳姆,爱德华·H.本内特.芝加哥规划[M].王红扬,译.译林出版社,2017.

城市是主客体统一的“第三空间”

当今社会对城市本质的认知出现多样化趋势，值得一提的是城市的本质被定义为“第三空间”。从城市社会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到城市地理学家索亚（Edward W. Soja）都认为：古往今来，人始终是空间性的存在，始终在从事空间性的社会建构，从事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与居所的生产。人类自古就是生活在空间的存在，始终是在积极地参与周围无所不在的空间性的社会建构。在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之外，还存在一个被忽略的第三性——人的空间性。

在“人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这一认知下，对城市本质的认知则是：人所创造的城市是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的统一体。这虽然打破了传统唯物主义哲学的“主观—客观”“唯物—唯心”的两元关系，出现了“第三元”，即“主观建造的客观”，但人的空间性被忽略了。

列斐伏尔对人的空间性有其独特的逻辑。人类社会的建构过程是发生在空间中的，空间不仅是物理学意义中的实在与泛在，也是人类构筑物形式的存在，更是社会关系建构社会网络的容器。这个具有物质属性的空间，由于容纳着人类活动而被人赋予精神属性。人类活动在空间中发生，不仅这个活动有意义，而且容纳这个活动的空间也具有意义。空间的精神属性相较于其物质属性对人类而言更有意义，比如住宅这个“家”，生我养我的村庄、城镇这个“故乡”。所以，“第三空间”既不是客体也不是主体，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唯有强调基于人的空间性，认知城市作为“第三空间”，我们才能体认当代城市发展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意义。

在列斐伏尔的概念体系中，“第一空间”是自然的存在，即意识之外、自在的、具有物质基础的空间。“第二空间”是观念中的存在，即意识中的空间，是人感知到的或想象的空间；同一个“第一空间”可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产生不同的“第二空间”。“第三空间”是结合自然空间和意识空间所形成的空间，既有自然物质属性，也有意识形态属性，是根据“第二空间”所创造的“第一空间”。“第三空间”既结合又超越前面两者，具有意义属性。根据“第二空间”所创造的“第三空间”，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具有不同的意义。

在我国当前的城市建设和更新过程中，城市空间所具有或被赋予的意义越来越受到认可，这个意义就是文化。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街区要保留其历史格局和历史风貌，比如“唐风”“宋制”“清式”等。甚至一些新建的如以文化旅游为活动内容的街区，试图复制某种古代建筑样式、反映古代文化来满足游客的好奇心。形式是古代的，而活动内容是现代的，其实质是“假古董”。脱离古代生活及建基其上的文化建筑，如此空间所承载的意义绝非原本的古代意义，而需要重新赋予现代意义。

3.城市是社会分工协作效率最高的载体

人类相较于动物界其他生物，之所以会形成由诸多单一性的集体而组成的多样性社会，是因为人与人间的分工协作。人类的分工协作使得这个星球成为“人类星球”。分工协作可以借助他方力量扩大自己获取资源的力量，从而比自己单独行动能更多地获得资源，会带来收益递增。分工协作可以提升资源的生产效率、资源的利用效率，有规模优势的集体会在资源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在现代国家体系中，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达程度与城市化率高度相关。先行发达起来的欧美国家以及成功步入发达经济体的东亚国家，无一不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占据主体地位。一个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大城市打工，实质就是离开原来农村的分工协作体系，加入城市的分工协作体系中。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城市可使分工协作的效率远远高于农村，在城市打工有利可图。正是因为大家一致的趋利或避害动机，使得人们愿意走到一起，部分人开饭馆做饭、部分人开服装厂做衣服、部分人开房地产公司建房子、部分人办学校提供教育，然后大家通过交换劳动成果来满足每个人的多重需要，即参与分工协作个体通过交易来分配劳动成果。城市是大量人口集聚在一起分工协作效率最高的载体。

英国在17—19世纪出现的大规模农村人口转移至城市的现象（即所谓的“城市化”），就是因为工场手工业、机器大生产的生产技术阶段需要城市这样的分工协作效率最高的载体。由于城市的人口密度高、人口异质性高，在有限的城市范围内，彼此间的交互机会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交互机会的增加就会产生“涌现”机制。有“涌现”就会出现创新，有创新就会进一步深化分工的程度，从而出现新的专业领域，如此周而复始。城市不仅是协作效率最高的载体，而且是分工深化的温床。

城市是人类建立大规模高效协作网络的最佳载体，每个城市居民都是网中人，也是织网人。这张网可以是可见的城市景观及空间布局的有形之网，也可以是人与人信息交流的无形之网。这张社会分工协作之网会因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而结点呈现几何级数的增多。联结越复杂，联系效率越高，创新“涌现”机制的作用越大。

在人类生活的环境这个人类主体之外的真实客体中，不仅有本已存在的自然环境，还有我们人类为自身更好的生存繁衍需要而创造的环境。城市和乡村就是这样一个由人类意识而创造出来的真实客体，是“主观建造的客观”，是人们根据生存繁衍需求而生产出来的主客体统一的“第三空间”。

*摘自：刘贤腾，张从果. 城市的本质与规划的要义：新时代的元思考.上海城市规划，2024(3):121-127.有删减

《城市规划通识》 刘贤腾 主编  李荃 责编  2023年12月，复旦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中华大地正在由乡土社会转型为城市社会，可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少社会人士和学者对城市规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城市规划学科的综合性也带来了认知模糊，使人有“不知城市规划为何物”之惑。

本书从城市规划的概念、城市的产生及其本质、西方早期城市建设理念及其实践、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及其实践、中国古代城市及其建设理念、近代中国城市转型发展与规划以及当代中国城市规划体系的建立等层次，层层揭开中外城市规划的面纱。此外，又从现代城市的发展及其战略、城市建设用地及其布局、城市总体布局与规划方案以及城市开发建设与规划管理等方面，介绍我国城市规划的主要内容，使学生融会贯通地全面了解城市规划，是一本供城市规划、建筑学、房地产、城乡建设及相关专业学生以及其他对城市规划有兴趣的人士阅读的通识类图书。

作者简介

刘贤腾，1999年和2003年先后获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士和硕士学位，2009年获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博士学位。先后任职于南京大学、上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西财经大学，其间挂职于蚌埠市规划院、规划局，曾访学于美国华盛顿大学，自诩为一位城市规划学的终身修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