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提出的杜诗“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的观点似可商榷

关于杜诗“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的说法，北宋吴可撰写的《藏海诗话》、南宋胡仔纂集的《苕溪渔隐丛话》、清代的《钱注杜诗》等文献都有记载。这一说法的源头，是北宋吕大防在其著作《杜诗年谱》的末尾所写的一段跋语。原文如下：

予苦韩文、杜诗之多误，既雠正之，又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窃叹之意，粲然可观。又得以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元丰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汲郡吕大防记。（见蔡志超《宋代杜甫年谱五种校注》）

吕大防所撰《杜诗年谱》，是历史上第一部杜甫年谱，其文献价值不可低估。然而，吕大防跋语中提出的“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的观点，并不符合杜诗的实际，特予以辨析。

我们先把宋人的这一观点梳理一下。“少而锐”，古人所谓“少”，不单纯指少年，还可以指青年，这里主要是指青年。“锐”，锐气，指诗写得很有气势。“壮而肆”，“壮”指壮年，这里理解为“中年”比较妥当。“肆”，汪洋恣肆的意思。至于“老而严”，解释起来要稍费周折。何谓“严”？按通常的解释，应该是“严谨”的意思。为了避免断章取义，这里把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里说的那段话完整地引录下来：

苕溪渔隐曰：“吕丞相跋杜子美年谱云：‘考其笔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观东坡自南迁以后，诗全类子美夔州以后诗，正所谓‘老而严’者也。子由云：‘东坡谪居儋耳，独喜为诗，精炼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鲁直亦云：‘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观二公之言如此，则余非过论矣。”

所谓“老人衰惫之气”，指有些老年人，精力明显衰退，写出来的东西，不那么讲究了，给人一种衰老疲惫之感。而“衰惫之气”的反面，正是“严谨”。可以认为，南宋人胡仔对“老而严”的“严”字，就是按“严谨”来理解的。问题是如果解释为“严谨”，于理不顺：（一）细忖“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九个字，可以感觉到前后不太协调。因为“锐”和“肆”说的是杜诗的风格，而“严”则是指创作态度。“锐”和“肆”可以并列，“严”却不宜与“锐”和“肆”并列。（二）说“老而严”，言外之意是少壮之时不严，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杜甫在诗歌创作上，无论年老之时，还是少壮之时，都是很严谨的。杜甫诗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由此可见他少壮之时的严谨。试想，不严谨，怎么会有佳句？不严谨，怎么做到“惊人”？一个“耽”字，再加上“死不休”，不正是殚精竭虑、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的真实写照吗？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非“严谨”而何？既然把“老而严”的“严”解释为“严谨”于理不顺，那么能不能从“严”字的其它义项中（比如“猛烈”或者“整肃”），另作选择呢？思之再三，感觉此路不通。还是按“严谨”来解释吧。

要讨论杜甫诗歌各个时期的风格特点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把杜甫的诗歌创作，简单地划分为青年、中年和老年三个时期。我们不妨这样划分：从十五岁到初入长安的前一年，为青年时期（十五岁至三十四岁）；从初入长安到入蜀的当年，为中年时期（三十五岁至四十八岁）；从入蜀的次年直到辞世，为老年时期（四十九岁至五十九岁）。杜甫《壮游》诗云：“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因此，把十五岁作为杜甫青年时期的起点，这与今天“青年”的起点也比较吻合。对“老年”的界定，古今出入较大。这里以四十九岁为杜甫“老年”的起点，是以古人的习惯为参考标准的，同时也兼顾到杜甫实际的人生轨迹及生活地域的变化情况，可以说，这是特意为杜甫“量身定做”的。这样划分也许不够严谨，不过比较实用。

杜甫不同时期诗歌的分布情况，有两个特点：（一）青年、中年和老年三个时期依次对应的时间长度在递减。杜甫青年、中年、老年三个时期依次是二十年、十四年、十一年。（二）杜甫青年、中年和老年三个时期依次对应的作品数量在快速递增。杜甫存世的诗歌，青年时期仅二十五首，中年时期三百六十六首，老年时期猛增到一千零六十七首。

当然，作品的写作时间越早，散失的可能性越大。杜甫在《进雕赋表》里说：“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杜甫作《进雕赋表》时为四十三岁，即使截止到他中年的下限（四十八岁），他流传下来的诗歌也不足四百首，由此可见杜甫青年、中年两个时期的诗文散失量之大。散失的原因，可能是杜甫没有有意识地保存。然而，如果是无意保存，似乎不应该知道累计写过多少篇。既然说“约千有余篇”，那就说明杜甫是有保存意识的。后来大部分都散失了，可能是客观上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杜甫后来认为早年的诗文价值不大而有意识地淘汰。

即使考虑到杜甫青年、中年时期的诗歌大量亡佚的因素，杜甫老年时期创作量的增长情况仍然是惊人的。从他七岁算起，到他作《进雕赋表》这一年为三十七年。“千有余篇”姑且按一千一百篇算，诗文也姑且算在一起（“诗笔”即诗歌与文章），那么平均每年的“产量”约为三十篇。而杜甫老年时期诗歌的平均“年产量”为九十七首，是前者的三点二三倍。

现在我们再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宋人说杜甫的辞力“少而锐”，杜甫青年时期的一些诗歌，如《望岳》《房兵曹胡马》《画鹰》等，确实很有锐气。但是杜甫中老年时期的诗歌，同样不乏锐气。如中年时期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醉时歌》《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洗兵马》等诗，老年时期的《狂夫》《建都十二韵》《释闷》《有感五首》《寄董卿嘉荣十韵》《诸将五首》等诗，都是锐气不减。他的“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提封》）、“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江汉》）、“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泊岳阳城下》）、“兵革自久远，兴衰看帝王”（《入衡州》）等诗句，或者锋芒毕露，或者壮心不已，都是锐气十足，读之“不亦快哉”！既然杜甫中老年时期的诗歌同样不乏锐气，那么再说“少而锐”，就没有什么针对性了。

“壮而肆”的说法，仍然存在针对性不强的问题。杜甫青年时期的诗作，还不具有汪洋恣肆的特点。其汪洋恣肆的风格，是中年时期才形成的。譬如：杜甫中年时期的《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三川观水涨二十韵》《北征》《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等等，都充分体现了汪洋恣肆的艺术风格。杜甫老年时期的诗歌，继续保持了汪洋恣肆的风格，诸如《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丹青引》《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古柏行》《夔府书怀四十韵》《李潮八分小篆歌》《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等等，都是汪洋恣肆之作。他的《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达一百韵，简直把“汪洋恣肆”发挥到极致了。他临终前最后一首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照样写得汪洋恣肆，并且神完气足，无懈可击。如上所述，杜甫的诗歌，“壮”亦“肆”，“老”亦“肆”，只看到“壮而肆”，就顾此失彼了。

关于“老而严”，上文已经有所质疑，这里再补充一点。杜甫老年时期，在诗的格律方面造诣极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晚节渐于诗律细”。但是，当杜甫对诗的格律深有研究以后，他又开始进行适当地打破格律限制的尝试，创作了十几首拗体七律（也叫“吴体”）。而拗体七律，是一种将格律的要求适当放宽的七律。因此，单就七律而论，把“严”作为杜甫老年时期的诗歌的突出特点，是不太合适的。

如上所述，“锐”“肆”“严”三个特点，可以说基本上贯穿了杜甫的“少”“壮”“老”三个时期，“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的说法，并不能准确地反映杜诗不同时期的风格特征。

那么，是不是杜甫不同时期的诗歌，在风格上就没有差别了呢？也不能这样说，差别还是有的。比如，青年时期的诗与中老年时期的诗，由于时代背景反差非常大，风格明显不同。青年时期的诗，优哉游哉，只有一首涉及水患的诗，含有忧虑之意。中老年时期的诗，则充满忧患意识。同属于老年时期的诗，蜀地诗与夔州诗也有区别。蜀地诗虽然也不乏忧患意识，但是相对而言，比较放松，比较明快。夔州诗则经常以回顾与反思为主题，忧患的意味较蜀地诗更为浓厚。蜀地诗里边，住成都草堂时期的诗与滞留梓阆时期的诗又不太一样。前者因生活相对安定，以歌咏田园为基调，比较乐观；后者因时局动荡，再加上客中做客，诗风悲凉。

如果从杜甫诗歌的某些体裁着眼，不同时期的差别也是相当大的。譬如七言律诗，青年时期只有一首，中年时期二十三首。真正大放异彩的是老年时期，共一百二十七首。老年时期的七律，兼具“肆”和“严”两种特色。这里的“肆”，不是指汪洋恣肆，而是指有意识地在一定程度上冲破格律的束缚。其具体表现，就是对拗体七律的尝试。再如杜甫的七言排律，写这种体裁，是以擅写七律为基础的，写起来难度非常大。杜甫现存七排只有八首，其中入蜀以前一首，另外七首均作于老年时期。

杜甫的诗起点很高，他二十五岁的时候，就写出了《望岳》《登兖州城楼》这样的杰作。《登兖州城楼》这首诗，写得苍老浑厚，与他老年时期的诗歌相比，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异。杜诗起点高，大概与他的少作存世不多有一定关系。杜甫现存的时间最早的诗，是他二十四岁时写的《游龙门奉先寺》，这说明他二十四岁之前写的诗歌已经荡然无存。“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壮游》）尽管杜甫二十四岁之前的少作不存，我们也不难想象，他那些亡佚的少作，相对于他当时的同龄人来说，仍然是起点很高。还应看到，杜甫沉郁顿挫的风格，发端于中年的初期，杜甫三十九岁时写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沉郁顿挫的风格已初显端倪。既然杜诗的起点很高，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形成得也比较早，那么单从年龄段上区分杜诗的风格，是比较困难的。

宋人朱弁在《风月堂诗话》里说：“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苏轼与侄书云：“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赵令畴《侯鲭录》卷八）苏轼的意思是，少小时的“绚烂”，是一种表面上的绚烂；中老年时期的“平淡”，则是一种骨子里的“绚烂”。苏轼的这段话，是他的经验之谈。然而苏轼的理论，对于杜甫来说似乎不大适用。在杜甫早期的诗中，《望岳》《房兵曹胡马》《画鹰》的确有“气象峥嵘”的一面，但更多的诗，如《游龙门奉先寺》《赠李白》（“二年客东都”）《陪李北海宴历下亭》等，都写得比较内敛、平实。杜甫老年之作，也未必“平淡”，他的《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组诗，不但不“平淡”，而且还相当“绚烂”。他的《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写道：“……道州手札适复至，纸长要自三过读。盈把那须沧海珠，入怀本倚昆山玉。拨弃潭州百斛酒，芜没潇岸千株菊。使我昼立烦儿孙，令我夜坐费灯烛。……”夸起人来，绝不吝惜绝妙好词。他的《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对二寺之美更是极尽渲染之能事。正如清代赵翼所说:“盖其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者,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瓯北诗话》卷二）

宋人将一位诗人的创作生涯划分为少、壮、老三个阶段，并分别用一个字来概括不同阶段的风格特点，这样的思路还是很有创意的。如果这位诗人不是杜甫，而是另外一个人，那么这个创意或许还可以派上用场。但是一用到杜甫身上，就出现方枘圆凿的问题了。这是因为，杜甫毕竟不同于其他诗人，他的诗地负海涵，气象万千，正如元稹所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矣。”（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王安石也说过类似的话：“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酝藉若贵介公子者。”（《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引）在这种情况下，想对杜诗的风格进行简明扼要的分类，谈何容易。

譬如，我们常说，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其实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浪漫主义诗人照样写现实主义的作品，现实主义诗人也照样写浪漫主义的作品。浪漫主义也好，现实主义也好，都是后人的理论概括，李白和杜甫写诗的时候不会这样考虑：“我现在要写一首浪漫主义的诗。”或者：“我现在要写一首现实主义的诗。”

我们说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其实是就他们二人的主要创作倾向来说的。事实上，杜甫的浪漫主义的诗篇也是相当多的，其语言之瑰丽，想象之神奇，夸张之惊人，风格之豪放，足以与李白媲美。如《渼陂行》，写得云谲波诡，神出鬼没，光怪陆离，匪夷所思。不熟悉杜诗的人，乍一看这首诗，可能会感到惊讶：这是杜甫的诗吗？杜甫也能写这样的诗？其实，浪漫主义的写法，对于杜甫来说太稀松平常了，杜甫浪漫主义的或兼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篇什举不胜举，诸如《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饮中八仙歌》《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梦李白二首》《凤凰台》《杜鹃行》《桃竹杖引赠章留后》《古柏行》《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寄韩谏议注》《短歌行赠王郎司直》《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幽人》《客从》，等等，皆如此类。

再如，有的论者喜欢给李白贴上神采飞扬之类的“标签”，给杜甫贴上愁眉苦脸之类的“标签”。如著名作家李国文说：“这两位诗人，虽并名为‘李杜’，却有着鲜明的不同。看他们的创作状态：一个天马行空；一个脚踏实地。看他们的精神面貌：一个神采飞扬；一个愁眉苦脸。看他们的写诗主旨：一个提倡浪漫主义；一个主张现实精神。……”（《李国文说唐》）这是很不妥当的。其实李白的愁诗、闷诗并不少。他的《行路难三首》《梁甫吟》《长相思》《梁园吟》《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古朗月行》《远别离》《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诗，就充满了焦虑、愤懑和忧愁的情绪。他的《将进酒》，看似豪气冲天，实际上诗的基调仍然是郁郁不得志。杜甫确实写了大量的愁诗、闷诗，然而他也写过不少“快诗”。例如，与时局向好有关的快诗，有《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洗兵马》《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等；与亲友相聚有关的快诗，有《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从事行赠严二别驾》《奉待严大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喜观即到复题短篇二首》《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等。至于其他方面的快诗，更是不胜枚举。杜甫的诗千汇万状，博大精深，怎么能随便给他贴上一个以偏概全的“标签”呢？

鲁迅先生在论及陶渊明时曾说：“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这段话虽然是针对陶渊明说的，但是其中的道理，同样适用于其他诗人。杜甫的快诗，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我们都应给予应有的重视。我们既要看到杜甫愁眉不展、忧心忡忡的一面，又要看到他兴高采烈、轻松自在的另一面，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怎样才能更科学地概括杜诗的风格呢？时至今日，我们也没有找到理想的答案。人们谈及杜诗的风格，言必称“沉郁顿挫”。其实杜诗风格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岂是“沉郁顿挫”四字可以概括的？不过是聊胜于无罢了。

有人会说，杜甫诗歌最突出的艺术风格就是沉郁顿挫，这难道不是学界的共识吗？不错，是学界的共识。但是，我认为，人们把“沉郁顿挫”定为杜诗最典型的艺术风格，恐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沉郁顿挫”四个字，本来是没有多少深意的，经过学者们刻意地解读和发挥，其内涵才逐渐“丰富”起来。譬如，莫砺锋在其《杜甫评传》中，将“沉郁顿挫”的内涵概括为：诗歌在思想、感情方面深沉苍凉，跌宕起伏；在艺术形式方面波澜老成，曲尽其妙。私意以为，这么丰富的内涵，其实是根据杜诗总结出来的，单就“沉郁顿挫”一词而言，“挖掘”不出来这么多的内涵。

如果非要对杜诗的艺术风格加以概括，或许清代刘熙载《艺概》中的一段话最为精确：“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