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金羽评《国家与文化领导权》丨改造大世界：上海现代性书写中的繁杂性

《国家与文化领导权：上海大众文化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66）》，肖文明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1年版

一、两种叙事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全市，由此上海逐步开始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改造。围绕着改造，学者们在诸多问题上聚讼不已，如改造前后的上海究竟意味着断裂，还是延续；新中国与上海社会又以何种方式互动，是国家吞噬了社会或是社会重构了国家；等等。在这些争论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叙事，一种可以称为集权主义叙事，它强调的是国家的强力、社会的断裂；另一种可以称为日常生活叙事，它则主张社会的自主性，并试图从日常生活发掘对国家政策的抵制或扭曲。

在集权主义的叙事中，1949年正是上海都市现代性断裂的开始，此前的上海意味着摩登繁华，十里洋场，我们在李欧梵的《上海摩登》或叶文心的《上海繁华》等作品中能看到这样的书写。1949年之后，摩登与繁华不再，新政权以横扫千军之势迅速推进，“砸烂旧社会，建设新上海”，城市新旧更替迅速完成，以至于它被称为上海奇迹（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22页）。上海奇迹突显的是对强力国家的想象，人们普遍相信历经革命洗礼的新政权更多是一个集权色彩浓厚的全能国家，它以解放的强力话语配合国家机器自上而下的渗透，自然能够相对顺利地完成改造任务。事实上，集权主义叙事也是处理新中国早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盛行方案，学者们相信正是新政权整套的行政机器强力渗透到民间社会，从而将繁杂的基层纳入单一的官僚制体系，实现国家对基层的渗透和改造。

与之相对，日常生活叙事强调的是社会的繁杂性，尤其底层有其自身的实践逻辑，它们高度自足并相互独立，呈现为一种蜂窝结构，单一化的国家权力在此遭到一定程度的抵制。上海现代性由此意味着它以日常生活的城市空间去对抗国家想象的空间（Samuel Y. Liang， Mapping Modernity in Shanghai : Space， Gender， and Visual Culture in the Sojourners' City， 1853-98，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1.），例如张济顺曾在《远去的都市》中向我们呈现了诸如上海里弄如何以其自身的不确定性使得国家权力向下的渗透充满变数。除此之外，上海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自晚清以来，上海就形塑了自身发达的公共领域，报刊、舆论、民间社团等等组成了制约政治的舆论力量（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而在长期半殖民地的发展中，它又始终是一个内在的他者，与西方现代都市文明息息相通，个体经由商业、消费等能够相对自主地介入到更为宏大的结构之中，从而获取对抗国家的资源与能力。这是上海现代性书写的过程中尤为复杂的地方，而当新政权要接手并改造这座承载旧日梦想与幻灭的都会时，它也不得不直面如此复杂的局势。

在这两种叙事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相对僵化的国家-社会关系，集权主义叙事主张的乃是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改造的实质是国家自上而下对社会的渗透、控制乃至吞噬，日常生活叙事更多强调的是弱国家、强社会的模式，它看到的是社会自下而上基于自身的逻辑对国家政策的抵制或歪曲。尽管二者阐述方向截然相反，但它们共享了单一且同质化的变化路径，无论是集权主义叙事或日常生活叙事，国家与社会呈现相互对立的状态，改造成为一方加于另一方的过程，而非不同社会势力之间的协商或妥协。换言之，国家或社会都呈现相对同质性的状态，在二元性的概念之间变化（强与弱、接纳与对抗等），而现实本身的繁杂性在这种变化中被化简。例如集权主义叙事要想成立，它必须在上层预设同质性且强力的国家，中层需要预设能够充分向下渗透的科层体系（如警察制度），在底层又需要预设被动接受的民众。但这些预设在现实中并不牢固，基于此历史书写的真实性多少也要打个折扣，在这个背景下，重提一种繁杂性以跳出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显得尤为必要，肖文明博士的新作《国家与文化领导权：上海大众文化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66）》（以下简称《国家与文化领导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其中最重要的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它是破除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核心，并为上海现代性的繁杂书写指出了可能的路径。

二、带回国家的繁杂性

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将上层（国家）与下层（社会）接合（articulation）进一种彼此的交流关系中，构成一种循环和变化的影响网络（斯蒂夫·琼斯，《导读葛兰西》，相明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页），从而避免走向决定论，后者常见于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论断中。文化领导权本质上是将合法性放在了一种动态的生成关系中，对于集权主义叙事来说，这首先意味着国家从至高、单一、同质的状态下降到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成为具体而繁杂的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国家的形象也由同质性状态改变为可塑性状态，它是在繁杂的社会关系中被塑造。

带回国家的繁杂性，让国家成为具体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这是《国家与文化领导权》一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尽管全书标题点出了文化领导权，但实际上对国家繁杂性的分析作者更多依赖的是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国家中心观”、米格尔达（Joel Migdal）的“社会中的国家”以及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三者的贡献分别在于国家中心观将分析重点放在了国家能力上，它回答的是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样一种拟人化的思考方式本质上也是在思考国家的自主性；社会中的国家则是进一步将国家能力放在一种关系中思考，它要处理与诸多社会亚单元（如宗族、部落、不同语言群体等）的关系，这些关系有共赢、合作，也有斗争、冲突，国家并不能够一直占上风，它要在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博弈并艰难地维持秩序，这就打破了国家同质性的假设，展现其内部分化的状态（肖文明：《国家自主性与文化——迈向一种文化视角的国家理论》，《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6期）；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更是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场域正是一系列位置和关系组成的空间，它纳入多元的行动者，后者根据自身在场域中的位置和拥有的资本量采取不同的行动方式，从而让场域始终保持动态的运作。

在援引不同的理论资源后，我们能够看到，作者为国家所带回的繁杂性主要体现在两个面向上：一种是向内解构，以国家能力的区分为核心，强调国家能力不同面向之上的不平衡性，以此打破了集权主义叙事对国家单一同质性的想象；另一种是向外关联，强调用关系主义的思考方式处理国家与其他社会领域之间的互动，国家在此过程中不再是一个绝对的掌控者，而是一个文化行动者。作者尤为重视作为文化行动者的国家，这不单是因为本书关注的是文化事业的改造，更重要的是，相比于政治、经济，文化具有更多的可塑性，它并非国家能够轻易实现宰制的领域，相反，普罗大众反倒能够通过卷入文化生产与文化建构，从而构成对国家力量的对抗。作为文化行动者的国家，它需要在现实中直面大众的回应与感受，而非单纯借助于科层力量就能够实现对文化领域有意识的干预或渗透（《国家与文化领导权》，36页）。

三、国家能力的解构

回到具体的分析上，在国家能力问题上，作者考察了新中国文化治理体系中的科层制发展、财政能力和组织化建设，从中看到了国家触角的有限性。在科层制建设上，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成立了文化部，在地方由文化局负责各项具体职能。上海市文化局自1950年2月23日成立后，就建立了相应的职能部门负责管理文艺演出、干部及从业人员培训、戏剧曲艺的改革等，在几年之内就迅速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科层制架构，并将各项工作付诸实践。在作者看来，文化局模式的典型特征是专职化与集权化：专职化表现在一种横向的制度设计，它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文艺节目的审查、演出场所的管理、从业人员的改造等等都涵盖其中；集权化则表现为一种纵向的控制，即从顶层制度设计到基层都有相对应的治理机构，以便于国家有效地介入基层的文化治理。集权主义叙事正是在这一点上看到了新政权的强力，以此呈现国家成功改造社会的面向。但本书希望我们能够关注到在表面的强力之下，新中国的国家能力还有较弱的一面，国家的触角并非轻易地完成了上下一致的贯通。在本书第二章中，我们看到了新政权在科层制建设过程中面临的诸多窘境，如人员配置不够、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专职化的职位缺乏专业性的管理人员，不同机构协调整合不畅，科层制中的形式主义等，从而造成分工不明、职能不清等问题，这都影响了国家能力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的效果。

科层制之外，财政资源能力是另一项重要的国家能力，新政权之所以无法迅速完成改造，在作者看来，很大程度还是受制于财政资源的不足。例如新政权的一个规划，是通过新建一些纪念馆、歌剧院、话剧院、电影院等打破上海传统文娱场所集中分布的状况，因为文娱场所在中心和非中心区域数量的分化背后是不同阶层之间不平等的体现，社会主义平等的意识形态需要缩小由于文娱场所区域划分带来的阶层不平等问题。新政权这么做，显然是为了实现一项政治任务，即让各种文娱场所担当起教育民众、培养社会主义革命意识等重担，但另一方面，文娱场所的经营运转需要资金，它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援才能完成任务。一边是政治任务，一边是经济压力，这使得文娱场所性质的界定在初期成为一个争议的问题，即它应该是文化企业，或是文化事业。政府在初期的导向是推动文娱场所的企业化经营，要求剧团、戏院等以各种方式来增加收入，从而减少政府的补贴，开源节流。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压力下的文化娱乐场所难免会为了经济任务而偏离了政治标准，例如会调换一些相对不上座的节目，或者提高票价以此来缓解紧张的经济状况，这在客观上延续了文化生活方面的不平等局面。

国家触角的有限性在组织化社会的建设中也有所体现，所谓组织化建设本质上是新中国的分类建设，将社会不同群体进行分类安置，尤其是娼妓、游民、女招待、街头艺人等，他们被视为不稳定的要素，需要被登记、清理以及整顿，以力求社会生活的有序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组织化建设往往是由同业工会承担，后者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中介，促成二者之间的沟通、协商或抗争。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同业公会等法团组织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的单位制，但单位制明显的身份制特征（指向国有化）无法容纳更为复杂多样的社会群体，以文娱领域的剧院为例，剧院的茶堂、摊贩、技置（电工、修理工）等都能够依附于同业公会，但单位制改造则以其整齐有序的目标排除了这批人。或者我们可以说，正是单位制的组织化工作强化了秩序与无序的冲突，那些有能力、符合资质的被纳入单位体制内部，没能力、没资质的则被视为污染物，有损秩序的纯洁，但问题是污染物正是秩序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国家越是想要实现组织化社会期待的整齐有序，它就越会制造更多的污染物，后者在必要的时刻会再次冲进纯洁的秩序之中。

四、多元的行动者

在解构了国家一体化、同质化的形象之后，作者其实是有意让我们去关注多元的行动者，前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解构，后者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解构。换言之，当国家不再以一体化、同质化的方式行动时，它也就无法自上而下制造一体化、同质化的行动者；而在行动者身上，作者以惯习的滞后性形塑了一种个体自下而上的“反抗”实践，尽管这种实践多少呈现出消极、被动的姿态。惯习的滞后性是布迪厄在“场域-惯习”分析过程中提到的概念，他最初是用滞后性描述阿尔及利亚农民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并没有迅速使自己的时间观与劳动观适应新的经济理性价值（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130页）。受惯习滞后性影响，行动者并不都会迅速接受新的实践方式，更多专注于现在，但会依据以前的经验来参与未来。

在大上海的改造过程中，这种滞后效应表现在多个行动者群体之上，首先是艺人群体，并不是所有的艺人都被纳入国家体制，即使纳入国家体制了，很多艺人在思想行动上与新政权的要求也有很大差距，例如并不是所有艺人都情愿去出演革命戏剧、宣传戏剧（如宣传婚姻法、三反五反运动等），与此同时，即便是国营剧团的艺人有些也会为了经济收入而去接私活（即不合体制要求的一些演出），由此艺人群体本身也会出现分化；其次是受众群体，群众未必都会接受新的文艺作品，相当一部分人还维持着旧日的欣赏趣味，在大上海这种趣味也表现在上演的戏剧、电影等节目上，如古典曲艺、香港电影，还有所谓的“靡靡之音”，每逢上演，多是人山人海，群众的文化选择也构成了一种向上的文化权力，它意味着尽管国家一直在向下扩展自己的影响范围，个体的趣味与行动仍然有可能规避国家的影响，并未完全因政治环境变化而变化。国家权力并不能普遍有效地改变人们的文化趣味，这是作者书中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政治经济秩序可以迅速起起落落，但文化却有其相对自主性，正是文化的相对自主性构成了国家触角的限度。事实上，正是文化的相对自主性，使得上海现代性的书写方式不是简单地国家压倒社会或社会压倒国家，文化实践在这里构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它不是简单地反映现实，而是具有自主的形塑能力。这种形塑能力对国家来说，意味着它能够以相对可塑性地方式去变通，从而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对行动者来说，他在此过程中被文化赋予了更多规则和资源，从而有更多的能动性参与到结构中，促使结构发生变动。

在作者看来，正是经由文化相对自主性的中介效应，国家与社会才得以进入一种相互塑造的关系中。它让我们看到，国家在形塑社会的同时，也同时被社会所塑造，国家很多时候不能完全重塑社会，其原因既包括国家能力的不足、国家目标的相互冲突等，也来自于我们生活世界的韧性与民风民情的延续性。由此，作者强调说，一种文化领导权的观念，要求我们实践中既要重视国家建设，更要充分注意生活世界的逻辑，真正将现实的复杂性带入国家与社会的分析中。这种复杂性的重要启示在于，我们应该警惕国家理性同质化、一体化、零和式的计划，而是要用生活世界的逻辑对国家理性进行调和，在普遍与特殊之间寻找一种平衡的状态。

五、批判与结语

回顾本书，我们看到，作者一开始的期待是试图从大上海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掘文化领导权的可能，并且以文化领导权为核心去超越集权主义叙事（强国家-弱社会）与日常生活叙事（弱国家-强社会）的二元叙事，建构一种“国家-文化领导权-社会”这样一个更具动态性的分析框架。在后两种“国家-社会”关系中，我们能够看到，它们预设了较强的实体观，即国家与社会都被想象成一种具有边界和独立性的实体，二者处于此消彼长的关系中（肖瑛：《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文化领导权实际上是想要打破这种实体观，在一种关系主义的视角中重新思考国家与社会，它提供了一个关系性的中介空间，国家在这里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无论是科层架构还是财政资源）直接深入社会，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改造；社会也并非绝对被动地承受国家自上而下的控制，它有其自身实践逻辑，并能够以此实现向上的发声与反应。在这样一个互动三角的框架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它们都是有其自身的优势与不足的行动者，在现实的复杂性中构成了一个行动者网络。

不过，这样一个动态的网络并没有真正运转起来，作者也提到，文化领导权的本意是想要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达成一种协商，但在现实中这种协商却走向了零和博弈。作者为国家带回的复杂性更多是一个新政权建立初期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在这种情形下，所谓国家的复杂性更多是国家的权宜之计，它并非国家能力的缺陷，反倒从反面证明了国家能力的灵活，这种灵活在日渐制度化、理性化的实践中再次成为国家强力的重要来源。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本文看来，恰恰是作者并没有完全打破国家的边界（尽管有意这么去做），尽管加入了文化领导权为中介，但国家与社会仍然存在各自为中心的趋势。如果要真正破除国家的边界，我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关注国家的科层建设、财政资源、组织化能力，更应该将国家下放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具体实践中，既然国家被视为了文化行动者，那它更应该与具体的行动者产生真切的互动。在国家层面，书中呈现更多的还是它作为系统的一面：在对大世界的接管与改造中，国家的行动逻辑还是在系统层面，只不过这个系统以分化的形式呈现更多的复杂性，如既要考虑经济效益，又要兼顾政治宣传。换言之，被带回的国家复杂性仍然是一种系统的复杂性，而缺少生活世界的复杂性。

这就构成了问题的另一个面向，社会面向的复杂性、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尽管被呈现了，但它似乎并没有形成向上积极表达的实践，文化领导权并没有为生活世界的行动者提供相应的规则与资源，被呈现的行动姿态更多是一种弱者的武器、变通、非正式运作的策略等等。作者也在文中提到，这样的局面实属无奈，因为人民的文化惯习的转变本来就是缓慢，要想从一种缓慢被动的姿态转变为积极行动的姿态势必需要更漫长的时间。但现实并没有预留足够的时间，文化领导权就从协商走向了零和博弈，最终走向了失败。这样一个失败局面，同样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让我们继续去思考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到底应该如何协调，文化领导权究竟以何种方式存在，行动者的力量又在何处，在系统与生活世界不断分化、复杂化的现实中，一种平衡的状态究竟如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