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象 | 时代大潮中的沉浮人生 | 汤朔梅

原创 汤朔梅 上海纪实

胡禹涌这个人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是从发蒙读小学开始的。

我读书的小学，抗战时期叫作“胡油车小学”。与小学相隔仅一条蒋家浜的对岸，是胡姓集聚的几个村落，村落里有一个打油作坊叫“胡油车”。那小学也因之得名。如今，方圆十里八里，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还这么称呼。然而，从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读书起，已更名为“虹光小学”了。这名字也蛮有诗意的。缘由主要是：一九四一年，地下党负责人黄竞之，受浦南特委派遣，在这里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并从这年开始，先后发展了肖斧（肖斧离休前是温州军分区副司令）和我爷爷等十几人为地下党员。解放后，遂更名为“虹光小学”。我的父辈们，当年却在“胡油车小学”就读。

学校就五六间房子，包括披房。四周都是农田。上课时望野眼，常见农人牵着牛，扛着锄犁走过。而其中一个人比较特别，年纪与我爷爷相仿，五十来岁。他的特别，在于不同于一般的农民。他戴着一副白边框眼镜，那镜片像酒瓶底，一圈圈的。眼镜架坏了，就用橡皮胶绑着。春秋季，常穿一件有补丁却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外套，胸前口袋里，还别着一支钢笔。

我们常见他背着手，后面跟着一头牛。也许是牵了牛，也许是上了年纪，总之，他走得慢，眼睛一直盯着脚下的地面。有时还掮着犁耙。

农民一般都大声说话，嚷嚷。有时骂小孩，骂山门。可我从来没听他发过声，一切都是慢吞吞，笃悠悠的。至多朝与他擦肩而过的皮小囡看一眼，那目光也是平和的。

乡下人喜欢给人起绰号，什么“长脚阿胡”、“撅须”、“夜壶”，那都是以生理特征取的。而他被绰号成“眼镜”，因为乡下戴眼镜的少有，区别明显。无论老小背后都称他“眼镜”。就因为这样的特别，有一次我问爷爷，爷爷说，他叫胡禹涌，他读过很多书，学深，懂好几国语言。

那时我有些懂事了，说，那他不应该种地的。爷爷说他成了右派后，就回老家生产队里接受管制。我不知道右派是什么，但我有一个舅公，我奶奶的哥哥，也是右派。他有时来我家，也是这样的装束，只是看起来有些邋遢，也不会干农活。

管制是不能随便外出，还要定时到大队汇报思想。所以很少见“眼镜”上镇。

那时，对“眼镜”胡禹涌还是隔膜的，了解也仅此而已。

2023年冬天，在他去世四十多年后，我忽然想起他。他是当年我们村文化最高的一个人，而且历尽坎坷，值得给他写个小传。于是，采访他的大女儿胡西蒙。胡西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嫁给我们生产队的智信叔。她成了我异姓长辈，我们都叫她“西蒙婶妈”。她也八十岁的人了，重提那段往事，她感慨万千。于是将关于她父亲，她家族的变迁于我道来。

一、动荡的少年时代

胡禹涌一九一四年出生在虹光村五队的胡家宅。胡氏是大姓，一个半生产队的人都姓胡。他祖上是殷实人家，颇有田产，房子都是砖瓦房，不像一般人家草房居多。

那是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土匪、强盗横行，抢窃、绑票的事，时有发生。而比较富裕的人家，更是危险。到了天黑，家家户户都塞向墐户，固扃牖以自保。

胡禹涌有弟兄五个，他排行第二。他文质彬彬，不爱说话，但读书却很好。其他几个兄弟都经营着农田，父母希望他能一步步读上去，将来光宗耀祖。他也以此为志向，所以家里的活也干得少。可家庭遭受变故，父母相继去世。原来的房地产分成五份，哥哥弟弟都成家立业，自立门户，唯独他还在读书。因为父母去世，家道中落，族人及兄长们都关心这个孤儿。胡禹涌的叔叔的亲儿子有眼疾，所以他视侄子胡禹涌如己出，叔叔看胡禹涌是读书的料，就供他读书。

但胡禹涌很懂事，一放学和放了假，就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减轻叔叔的负担，等胡禹涌初中毕业后，在一个家住闵行同学的串掇下，过黄浦江，去闵行读高中。

叔叔家也供不起他读书了，胡禹涌就在家种了两年的田。他一人除了劳动就看书，很孤独。于是，叔叔又咬牙坚持着供他读高中。他天生一个读书人，高中毕业考上了复旦大学商学科。大学期间，也曾辍学打工。断断续续熬到大学毕业。照理在上海这样工商业发达的大都市，找个体面的工作是不成问题的，何况他是学商科的。不料正碰上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激起一片抗战浪潮，大学生更是群情激昂。复旦大学的热血青年，有的选择从军，报效祖国，救民族于危亡。血气方刚的胡禹涌和几个同学，在导师的推荐下，就选择了去报考中央航空学校。

一起投考的同学，大多成了飞行员，并在之后的屡次空战中，血洒长空。胡禹涌高度近视，又是学商科的，便成了一名文职财务人员。在整个抗战期间，他随国民党军队转战印度、缅甸等异国他乡。

胡西蒙回忆说，她记忆最深的就是父亲的绿色铁皮箱，战乱时，只要父亲一提起铁皮箱，她就知道父亲又要出远门了。一去就一年半载。这铁皮箱伴随了父亲一生。

二、妻子牛翠仙

部队驻扎昆明时，经导师和吴晗的妹妹吴浦月介绍，胡禹涌认识了云南大学电讯专科班毕业，在云南电讯局工作的牛翠仙。

牛翠仙出生在昆明的一个大户人家。其父亲是家族长子，年轻时跟祖父跑马帮做玉石生意，经常跑缅甸及东南亚各地。一次，其父亲在回返途中从马上摔了下来，跌断腿骨。那是在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的荒山野地中，正无奈时，遇见一个带着伙计采草药的人。那人把伤者带到他的会泽乡下家中救治。原来那人是当地有名的伤科医生，姓蒋。蒋家人丁兴旺，颇有田产，过着自给自足的山民生活。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腿伤痊愈了。牛翠仙的父亲感恩不尽。那时他年轻，未成婚。于是担心地问：以后会不会落下后遗症？蒋医生的夫人豪爽地说不会，如果有后遗症而腿瘸，我把大女儿蒋玉英嫁给你做媳妇。其实，在住家治疗期间，蒋医生夫妇觉得这小伙子诚实、勤劳，早已喜欢上了他。

等回家后，小伙子将这件事告诉了父母，父母当然同意，那可是恩人呐！于是定下良辰吉日。蒋小姐一直在会泽乡下长大，从未出过远门。就这样，一顶花轿翻山越岭到了牛家拜堂成婚。蒋小姐在家作为长女，勤劳能干，到了婆家，服侍公婆，操持家务，井井有条，得到了小叔子、姑娘、妯娌的尊重。她生育了五子一女，可命运作弄人，五个男孩先后夭折，只活下最小的女孩牛翠仙。

牛家是大户，而且牛翠仙的父亲是长子。当年的传统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后”就是没有儿子承嗣宗祧。于是其父亲又娶了第二房妻子。二房生了几个儿女后，腰板硬了，常和长房不睦，以至于恶语相加。牛翠仙母亲是大户人家出身，明大义，但受不了这样的气。于是租房搬了出去，靠自己给人家做女红维持母女生计，并供牛翠仙上学读书。牛翠仙从小跟着母亲饱受沧桑，受尽旧社会重男轻女之苦。

因为这样，牛翠仙从小懂得世态炎凉。她很懂事，读书异常用功，每次考试在班级前三名，空下来不是看书就是帮母亲干活。她母亲给人家缝补浆洗，以换取低廉的费用。牛翠仙也成了母亲的好帮手。

小学毕业后，牛翠仙以优异的成绩免考直升“昆华女中”。而且在三年里获得一等奖学金。昆华女中创办于1908年，是云南唯一一所具有初高中的女子学校，可见其能考上是多么的不容易。该校当年曾出了四位杰出女性。当年留学日本、抗战爆发后组织留日学生回国抗战、培养了一批民主革命人士的王浩兰；考入昆明航校、后参加新四军、皖南事变后坐牢四年、后从事地下工作的王美兰；投笔从戎、年仅24岁就被匪帮杀害的罗莉英；成为中国第一位驾机单飞、参加抗战、后东渡日本留学、护送聂耳骨灰回国的吴琼英；还有邓小平夫人卓琳；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吴澄；倒在黎明前土匪枪口的席淑筠。

昆华女中毕业后，牛翠仙以优异成绩直升云南大学电讯专业，毕业后进入昆明电讯局工作。经大学时同学、吴晗的妹妹吴浦月和胡禹涌导师的介绍，与胡禹涌认识，并使这对相隔两三千公里的年轻人结为患难夫妇。

女儿成了家，含辛茹苦的牛翠仙的母亲跟随女儿一起生活。可胡禹涌是军人，战事频仍，行踪飘忽，一直随军转战在印度缅甸，聚少离多。

牛翠仙的母亲从此跟着女儿女婿，颠着小脚，颠沛一生。

三、女儿西蒙

一九四四年，胡禹涌、牛翠仙都三十岁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昆明北门街出生。昆明是美国空军志愿者（飞虎队）的大本营，当年的首战，就是在一九四一年的十二月的昆明上空展开的。一次击落日机九架，自己无一损伤，就此获得了“飞虎队”的称号。一九四四年，抗日战争已近尾声，但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还常来袭扰。在没有战斗任务的间歇，飞虎队里的飞行员，也常到胡禹涌昆明家里来玩。一个美国飞行员见胡禹涌生了女儿，就高兴地叫“西蒙，西蒙”。他解释说，自己的妻子就叫西蒙，他非常爱她，已几年不见了。说着，掏出藏在怀里的照片。因为有了这个小西蒙，那美国飞行员也常常来玩。忽然，有一段时间不见这个飞行员来，牛翠仙问丈夫，才知道那个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中牺牲了。

为了纪念他，胡禹涌夫妇俩将女儿的名字定为“西蒙”。而这些，小西蒙是不知道的，等她读书后，觉得这个名字和同学们不一样而问父亲，父亲才告诉她这一段往事。

西蒙出生在抗战时期，虽然是女孩子，可胆子大，也好动，不服输，特别喜欢体育与文学。在她身上有着父母聪明、坚强的因子。

抗战胜利后，父亲胡禹涌像许多经历了战争苦难的人一起，欢呼胜利。正所谓“漫卷诗书喜欲狂”，高兴地翻开相册，拿出自己转战国外时拍摄的照片，那时他一身戎装，既有书卷气，又不失英姿飒爽。站在停机坪的飞机旁。他告诉女儿，那是在孟买，那是在新德里。然而当人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内战却开始了。那时，国民党真腐败。胡禹涌所属部队有小金库，里面有很多金条，钥匙由胡禹涌保管，而他的上司想私吞这笔钱，并要胡禹涌联手。胡禹涌是个很正直、清廉的人，他觉得这不行，发国难财是要遭报应的。可又不能得罪上司，否则没好果子吃。他思量好久，遂将这一笔钱，越过上司，交给了上级。随后，马上说明理由，申请调动到杭州附近的笕桥机场。

这时的西蒙才三四岁，父亲胡禹涌又要离开了。她还不知道父亲要去几千公里外的地方，只知道那地方很远。

那时，她母亲牛翠仙已在云南财税系统工作，她很聪明能干，虽然学的不是财务，可她学得很快，能双手同时打算盘，而且她的英语一点不输丈夫胡禹涌。父亲离开后，母亲去上班，西蒙整天跟着外婆生活，外婆非常喜爱外孙女，她是外婆的希望与生命依托。外婆庇佑着她，不使她饥寒，不让她受点委屈。西蒙跟着外婆，边看她替人家做女红补贴家用，边听她讲故事，唱童谣。外婆还将自己家族的往事讲给西蒙听，那些故事也像童话，深深烙在小西蒙的心灵里。在做女红的间隙，外婆不忘每天念佛，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西蒙好奇心重，胆子也大，她和邻居伙伴，几乎跑遍了北门街的街区、弄堂。一九四八年，弟弟出生了，跟着西蒙的名字，弟弟叫西林。父亲远在千里之外，从此家里多了一个小弟弟，小弟弟的啼哭，家里充满了乐趣。这样，外婆与母亲更忙了。可以这么说，那时虽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可还是有一个温暖的家，西蒙的童年无忧无虑，直至进学堂读书。

昆明解放后，母亲进了中国人民银行大理下关分行。一九五三年，父亲已转业至杭州财税系统，不久，接到通知，去上海税务局财政厅工作，来信叫她们举家往上海。西蒙清楚地记得，那是第一次出远门，并知道是去父亲的家乡上海，心里很好奇，也很高兴。长这么大，她还第一次去父亲在上海的老家。其实，父亲的老家并不在上海市区，而是在一个叫奉贤县新寺镇的乡下。外婆、母亲牵着她和弟弟，在昆明登上了军用大卡车。盘山公路山道弯弯，尘土飞扬，姐弟俩靠着卡车厢后挡板，看一路风景。远山上，山花开满了山岗，牛羊在吃草，农民在耕地。看不完的风景，无比新鲜，这是她们在城里看不到的。大卡车停下来加油歇息，她们就下来採路旁的野梨，山毛桃。累了，就躺在车厢里打盹。几天后到了柳州坐火车，火车不准时，一等就几天。到株洲后换乘去上海的火车，这样一路花时半个多月才到上海。

离开昆明前，父亲信里说好来接，可到了上海站却不见父亲，只见父亲当年的同学董锦垣叔叔。他告诉说，父亲已调往山东省税务局工作。于是只能在上海住下，一个多月后，父亲来上海接他们去济南。自一九四八年离别，父亲已有五年多未见家人了。从此，他们团聚了，在济南安家。母亲进山东省税务局工作，第二年，即一九五四年，小妹珊珊出生。西蒙读书早，进了正光小学念四年级。在全家团聚后，颠沛了一辈子的外婆，一病不起，入住山东省立医院。外婆在弥留之际，一直断断续续背诵着《桃花源记》。西蒙第一次听到她背诵，很是纳罕：外婆不识字，怎么能背诵《桃花源记》？母亲牛翠仙告诉女儿说，那是外婆小时候太外公教的。外婆一个佛教徒，不背诵佛经，而背诵《桃花源记》，那是为什么？等西蒙到了古稀的年龄，才懂得，外婆是希望晚辈过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安定生活，一家人守候在一起，不再颠沛流离。

初中毕业后，西蒙考入山东实验中学，那是全省最好的中学，即便今天，它依然是山东最好的学校。她读书用功，喜欢阅读及体育。由于身体协调性好，老师招她训练体操全能。一九五八年，西蒙获得山东省运动会少年体操全能第二名，并代表山东省，参加了暑期的全国运动会。这是她人生的高光时刻。然而，厄运已悄悄降临。

下排左2 胡西蒙 其余为她中学同学

上排左1 胡西蒙 其余为她中学同学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父母先后被判劳教。那是因为父母曾是旧职人员，人又耿直，对当时的一些做法，提了些意见。于是被列为审查对象。

外婆去世了，父母先后被判刑劳教，西蒙带着两个弟妹一同回到了父亲陌生的老家，奉贤县新寺公社虹光大队第五生产队。那年，西蒙十五岁，弟弟西林十岁，妹妹珊珊才四岁。

那是西蒙第一次回到故乡的土地上，祖父、祖母、叔祖父早在父亲童年、少年、青年时离世。没有直系亲属，只有父亲的堂哥、堂弟们。还好她父亲名下还有一间房子，姐弟妹三人就生活在里面。西蒙十五岁就告别了学生生涯，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她长这么大，还没干过农活，好些庄稼都不认识，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她已懂事，父母不在，一切都得靠自己。除了下地干活，还得煮饭、洗衣服，还得照顾年幼的弟妹。叔叔、伯伯辈的族人很同情这三个孩子，给予他们经济上、生活上的关爱。

在艰难的生活中，姐妹仨盼着父母回来。可父母什么时候回来呢？

四、炼狱二十年

一年后，父母终于回来了，他们不再是每月领薪金的国家公职人员，而是被遣返回家乡的劳动改造分子。父亲随身带着那绿色铁皮箱，它跟随他去缅甸、印度，伴随他穿过炮火连天的战场，而今，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农家种树书。父亲身上还多了一个身份，那就是右派分子，就是“地富反坏右”中间的“右”。但不管怎么样，一家人能团聚了比什么都重要。天伦之乐会冲淡不幸与磨难。

那年，胡禹涌、牛翠仙已四十五岁。西蒙这时想起外婆临终前背诵的《桃花源记》。冥冥中那千古名篇，成了诠释这一家命运谶语，也预示着只有回到乡村老家，才能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淡日子。

家里就一间房子，既要五个人生活，还要放劳动工具，难以安置。屋子后面有一个废弃的厕所，大概十来平方米，胡禹涌夫妇稍事清理，于是就住在里面。这一待就是二十年。

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生活在这里的农民，虽然眼界狭隘，甚至有些自私。但他们一心扑在土地上，耕种粮棉，也造就了他们的淳朴、善良。整个生产队几乎都姓胡，大多是五代以内的宗亲。他们不管右派左派，只要人好，就能融入到一起，并得到善待。这其间，这困顿的一家，得到了相邻友善的关照。说起这一点，如今已年过八十的西蒙心存感激。

胡禹涌虽然一直在外，读书、抗战、政府公职人员一路过来，早已不干农活，但他在读初中、高中时，也是参加生产劳动的，一般的农活都拿的起，只是像罱河泥这样的技术活不会，像挑河泥、挑稻这样的重活干不了。生产队干部一般不为难他，让他干力所能及的活，只是挣的工分少些。牛翠仙从小没干过农活，于是就从头学起来，拔秧、插秧、割稻一样样学，她能两只手同时打算盘都不在话下，何况这是简单劳动。还好她身体好，受得了苦。村里文化人少，而胡禹涌曾复旦毕业，而且精通英文、日文，人们很看重这样的读书人。常常有人请他写信，写材料。吃过晚饭后，这厕所改造成的小屋里，常有村里人来串门、聊天。说是管制，劳动改造，其实村里人也没有另眼看待。西蒙已长大，妇女干的农活都会了。西林、珊珊只读到小学，日子虽然清苦，可还过得平静。正当他们盼着出头的日子时，另一场风暴来临了。

红卫兵、造反派搅得乡村不再宁静。到处是标语、大字报，到处是批斗、游街。胡禹涌作为右派分子，属于五类分子中最末一个。这时再次被人想到，并不时地陪斗。头上戴着画了牛鬼蛇神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将姓名倒过来写，还打了叉叉的牌子。不过他与世无争，人缘也不错，所以每次批斗、游街，总在最后，属于陪斗性质。但每次，他戴的那个高帽子，是纸糊的牛头，有一对弯弯的犄角。好些被批斗的人遭打，还被石磨穿了铅丝挂脖子上，使被斗者抬不起头，弯着腰。那往往是批斗重点对象，或强头倔脑的，或与斗人者有私仇的。而对胡禹涌没有用这样的毒辣手段。他总是一直低着头，像牛一样柔顺。

这时，也没人去他的小屋里串门，也没人敢请他写信了。每次下地干活，大多牵着牛，或者扛着犁耙。他不再看旁边相遇的人，一直盯着脚下，慢悠悠，小心翼翼地走着。我那时读三年级，有些与胡禹涌同村的高年级学生常惹他，叫他自己喊“打倒胡禹涌”，他也不睬。于是有人朝他扔泥巴，说他是“屋檐下的洋葱头，根焦叶烂心不死”。那都是学舌，从造反派那里学来的。

所多的日子里，社员们下雨天歇息，他却穿着雨衣，拿着一把锹冒雨挖沟。晚上，还要搓稻草绳，每个月有定量，要上交生产队。运动来之前，还比较宽松，尽管说是管制劳动，但生产队、大队干部多少还了解他，他与世无争，也不难为他。可这段时期就不行了，管得严，外出去新寺上镇，也得写报告请假。同意不同意，要看造反派的心情。

不过上了年纪，与他差不多的人多说，“眼镜”字墨很深，还会说好几国话。言辞间不无惋惜。后生们则说，读书有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回家种田，还要遭批斗。读书真的没什么用。读大学更没出息。农民啊，只要能写自己的名字，只要会打算盘，认得男女厕所就成。这期间，我的好些同学都没读完小学六年级。早早回生产队挣工分了。

那个时候的胡禹涌一定在想，这一辈子看来没有出头的日子了，自己那么多年的书也算白读了。看看自己三个儿女，大女儿西蒙还未出嫁，西林和珊珊未成年就开始干农活。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呢？作为父亲，他心神交瘁。苦难的日子里，他们一家五口相依为命，相信总有一天会出头。

五、新生与涅槃

一九七六年十月，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那个金秋十月，“四人帮”被粉碎，万马齐喑的日子宣告结束。敏感的知识分子嗅出了气候的转变。蛰居在那间厕所改成的小屋内，胡禹涌感到了春天即将来临的气息。

胡禹涌头上的“右派”帽子终于摘去。一九七七年初冬，中断了十年之久的恢复首届高考开始了。听到这个消息，胡禹涌开始还不敢相信，直到找来一张报纸，看到上面的白纸黑字，才颤抖着手，老泪纵横。这一天终于盼到了！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他把全家召集到一起，胡禹涌、牛翠仙喜极而泣。当年被遣返到老家还是四十多岁的壮年，如今却是白发苍苍的六十多岁老人了。整整二十年啊！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呢？

胡禹涌长长嘘了口气，“右派”帽子摘掉后，他可以扬眉吐气地成为人民队伍中的一员，与大家站在一起了。因为已过退休年龄，他不能再工作，而政府对于当年被错划右派者的政策正逐步落实到胡禹涌身上。

恢复高考后，当年，我父亲还是新寺中学的校长，可学校缺乏教英语的老师，我父亲就想到“眼镜”胡禹涌，想请他到校代课。平反文件下来后，我父亲就请他来学校代课。

老先生二话没说，欣然答应了。他觉得自己对于社会还是个有用的人，他的心暖了。他要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一九七九年春天，我在新寺中学代课教师任上，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因为在那里读过书，又代过课，回家时就去新寺中学看望熟人。

那时，胡禹涌老先生教毕业班，并给高考复习的社会青年上英语课。他满头白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戴着一个脚绑着橡皮胶的眼镜。铃声响起，他夹着课本，缓缓朝教室走去。一副老派知识分子的样子。我上前叫他“公公”，他缓缓点点头。虽然他不认识我是谁，但那表情是平和善良的。

坐在原来的办公室里，我与曾经的同事、老师交谈，就说起胡禹涌。大家都说老先生人很好，就是几乎不与人交流，除了看书备课。那也许是二十年养成的习惯，不与人往来。他为自己能发挥专长，发挥余热而高兴，工作任劳任怨，尽心尽力。原外交部长杨洁篪的弟弟，后来成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杨洁勉，那时是新寺中学的英语教师，他说，老先生功底深厚，说的是一口美式英语。是啊，老先生复旦商学科毕业，英语肯定好，至于一口美式口音，那都是在昆明航校，长期跟美国飞行员交流养成的。

老先生那时六十五岁，该不算老。可这些年的煎熬，使他过早地头童齿豁。上英语课，老师讲究咬字准确，可他已掉了好几颗门牙，发音不准。那时，他平反补发的工资还没落实，教师们发现后，知道他经济困难，舍不得装牙齿。于是大家凑钱给他装牙，并说那是送他的，不用还。老先生考虑到那是为了学生，接受了。他从内心感谢那些教师。后来等自己补发了工资，就一一还给大家。

直到有一天，胡禹涌老先生突然发现自己肚子肿胀，再也不能上课时，才到医院检查，其实是得了肝硬化至肝腹水。不到半年就去世了。那是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才六十八岁。两年多以后，他妻子牛翠仙也去世，享年七十岁。

儿女们为父母不长寿而悲痛，也为最后看到了平反，能过上几年安稳的日子而安慰。假如没有二十年的折磨呢？他们肯定不会走得那么早。假如没有这么二十年学非所用，他们一定会为社会做出更多事情。然而，这没有“假如”，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一个人的命运也同样不能假设。有谁能超脱自己所处的时代呢？

六、胡禹涌的后人们

一九八六年一月，经过胡禹涌儿女胡西蒙、胡西林、胡珊珊的多次去信上访申诉，山东省财政厅发《请准予胡禹涌同志子女“农转非”函》文至奉贤县公安局。这时，已离开胡禹涌去世四年了。三个儿女都已成家，有自己的孩子了。自此，他们三个及其儿女成了非农业户。

对于父亲及一家的遭遇，大女儿胡西蒙说，那是国家的一次灾难，个人与之相比是渺小的，也无法抗争。父亲受到委屈与不公正的对待，最后得到平反，享受了一段安稳的日子，这证明共产党是个伟大的政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自己是解放前出生的，新旧社会对比明显。新社会好，人们能安居乐业，不再担惊受怕。如今，日子也越来越好了。

胡西蒙也已八十多岁。她和吴智信的三个女儿，都大学毕业，从事着公务员、教师、医生的职业。二女儿、小女儿是中共党员，担任着不同的领导职务。三个外孙，分别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都是研究生学历。

下排从左至右 胡西蒙 吴智信 吴智道

上排从左至右 严志良 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本科；严涵 浙江大学研究生在读；吴敏 中央党校本科；吴烨 上海中医药大学本科；吴若昕 佛罗里达大学硕士；傅鸿生 王江 黑龙江商学院本科；王鑫汇 复旦大学硕士；吴蓉 黑龙江商学院本科

胡西林是胡禹涌唯一的儿子，当时父亲从军，他出生在昆明。在山东济南读小学，回原籍后，只读到五年级，就受父亲右派牵连，终止学业返乡务农。直到一九八六年落实政策农转非后，大队安排进入福新化工厂，担任车间主任和技术副厂长，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后调至奉贤化肥厂直至退休。他和妻子张杏娣育有一女，外孙女现就读小学。

小女儿胡珊珊，出生在济南，父亲胡禹涌错划右派被遣返原籍务农时，她才四岁。她一直在父亲的祖籍新寺镇虹光四队度过少年、青年时代。出嫁后与丈夫许国才创业近二十载，育有一子，硕士学历，孙子也就读于小学。

从左至右 胡珊珊 胡西林 吴智信 胡西蒙

虽说往事如烟，但对于他们三个子女来说，父辈一代的遭遇，并不如烟。只是人总要往前看，如果一味纠结于往事，怎么能面对未来呢？然而这一些，都在他身后的第四代身上得到体现：努力向前行，融入新的时代，像先人一样，为国担当，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汤朔梅，笔名：朔梅，上海市奉贤区人。1957年3月出生。1982年7月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上世纪80年代起，在《萌芽》《上海文学》《诗刊》《上海诗人》《上海作家》《朔方》《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发表诗歌、散文。作品收入《当代大学生抒情诗选》《2010文学中国》《村庄，我们的爱与疼痛》。出版有诗集《湿地上的太阳》，散文集《青桑叶，紫桑葚》《一棵会走动的树》《朔梅散文选》等。小说《草鞋，蒲鞋》获“世说心语”第八届原创文学大赛一等奖；散文《相呼之情》获第11届“上海文学奖”。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奉贤区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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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万象 | 时代大潮中的沉浮人生 | 汤朔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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